她曾教過我

——為幻念中國戲劇導師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後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開來，台北在一片燈霧裏，她已經不在這個城市裏了。

記憶似乎也是從雨夜開始的，那時她辦了一個編劇班，我去聽課；那時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學們漸漸都不來了，喧嘩着雨聲和車聲的羅斯福路經常顯得異樣的凄涼，我忽然發現我不能逃課了，我不能使她一個人丟給空空的教室。我必須按時去上課。

我常記得她提着百寶雜陳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樓，坐下來常是一陣咳嗽，冷天對她的氣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過氣，可是在下一陣咳嗽出現之前，她還是爭取時間多講幾句書。

不知道為什麼，想起她的時候總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來的樣子——彷彿己走了幾千年，從老式的師道里走出來，從湮遠的古劇場裏走出來，又彷彿已走幾萬里地，並且涉過最荒涼的大漠，去教一個最懵懂的學生。

也許是巧合，有一次我問文化學院戲劇系的學生對她有什麼印象，他們也說常記得站在樓上教室里，看她緩緩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徑的樣子。她生平不喜歡照相，但她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是鮮活的。

那一年她為了紀念父母，設了一個“李聖質先生夫人劇本獎”，她把首獎頒給了我的第一個劇本《畫》，她又勉勵我們務必演出。在認識她以前，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投入舞台劇的工作——我不相信我會那麼傻，可是，畢竟我也傻了，一個人只有在被另一個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後，才能可能成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寫舞台劇，我也許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見了一個老師”。我不是一個有計劃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歡那個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書之餘，在家務和孩子之餘，在許多繁雜的事務之餘，每年要完成一部戲是一件壓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讓她失望。

在《畫》之後，我們推出了《無比的愛》、《第五牆》、《武陵人》、《自烹》（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將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導演黃以功，舞台設計聶光炎，也都是她的學生。

我還記得，去年八月，我寫完《和氏壁》，半夜裏叫了一部車到新店去叩她的門，當時我來不及謄錄，就把原稿給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電話就來了，她鼓勵我，稱讚我，又囑咐我好好籌演，聽到她的電話，我感動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趕着看的。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內疚，是她太溫厚的愛把我寵壞了吧，為什麼我興沖沖地去半夜叩門的時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齡和她的身體呢？她那時候已經在病着吧？還是她活得太樂觀太積極，使我們都忘了她的年齡和身體呢？

我曾應幼獅文藝之邀為她寫一篇生平介紹和年表，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仔細觀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裏倒是常有點心），穿得也馬虎，住宅和傢具也只取簡單實用，連計程車都不太坐。我記得我把寫好的稿子給她看過，她只說：“寫得太好了——我哪裏有這麼好？”接着她又說：“看了你的文章別人會誤會我很孤單，其實我最愛熱鬧，親戚朋友大家都來了我才喜歡呢！”

那是真的，她的獨身生活過得平靜、熱鬧而又溫暖，她喜歡一切愉悅的東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見獨身的女人那樣愛小孩的，當然小孩也愛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們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時候只是小孩，不是學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員。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見她所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是女學生，其實已是孩子讀大學的華髮媽媽了，那還是她在大學畢業和進入研究所之間的一年，在廣東培道中學所教的學生，算來已接近半世紀了。（李老師早年嘗用英文寫過一個劇本《半世紀》，內容系寫一傳教干終身奉獻的故事，其實現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個奉獻了半世紀的傳教士）我們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時候，那太太掏出她兒子從台中寫來的信，信上記掛着李老師，那大男孩說：“除了爸媽，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這樣一個被別人懷念，被別人愛的人。

作為她的學生，有時不免想知道她的愛情，對於一個愛美、愛生命的人而言，很難想像她從來沒有戀愛過，當然，誰也不好意思直截地問她，我因寫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問她：“你平生有沒有什麼人影響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親，他那樣為真理不退不讓的態度給了我極大的影響，我的筆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聖質則是家譜上的排名）就是為了紀念他”。除了長輩，我也指平輩，平輩之中有沒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給了你終生的影響的。”她思索了一下說：“有的，我有一個男同學，功課很好，不認識他以前我只喜歡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寫作也只覺得單憑才氣就可以，可是他勸導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憑才氣是不行的——我至今還在用功，可以說是受他的影響。”

作為一個女孩子、我很難相信一個女孩既折服於一個男孩而不愛他的，但我不知道那個書念得極好的男孩現今在哪裏，他們有沒有相愛過？我甚至不也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們之間也許什麼都沒有開始，什麼都沒有發生——當然，我倒是寧可相信有一段美麗的故事被歲月遺落了。

據她在培道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倒也不是特別抱什麼獨身主義，只是沒有碰到一個跟她一樣好的人。”我覺得那說法是可信的，要找一個跟她一樣有學養、有氣度、有原則、有熱度的人，質之今世，是太困難了。多半的人總是有學問的人不肯辦事，肯辦事的沒有學問，李老師的孤單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劇運的事上也是孤單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導演舞台劇的江偉先生到台灣來拜見她，我帶他去看她，她很高興，送了他一套簽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來台的時候，她還請他吃了一頓飯。也許因為自己是台山人，跟華僑社會比較熟，所以只要聽說海外演戲，她就非常快樂、非常興奮，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領，就是在最無可圖為的時候，仍然興緻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還記得那一次吃飯，她問我要上哪一家，我因為知道她一向儉省，（她因為儉省慣了，倒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在儉省了，所以你從來不會覺得她是一個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議她去雲南人和園吃“過橋面”，她難得胃口極好，一再鼓勵我們再叫些東西，她說了一句很慈愛的話：“放心叫吧，你們再吃，也不會把我吃窮，不吃，也不會讓我富起來。”而今，時方一年，話猶在耳，老師卻永遠不再吃一口人間的煙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從國外回來，趕完了劇本，想去看她，曾問黃以功她能吃些什麼，“她什麼也不吃了，這三個月，我就送過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麼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後的一個戲《瑤池由夢》，漢武帝曾那樣描寫死亡：

你到如今還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動着、走着、談着、說著、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鑒賞五色，聆聽五音，而她，卻墊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裏，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靈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師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極端的痛苦中，我們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說是應該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個相信永生的人從基本上來說是愛生命的，愛生命的人就不免為死別而凄愴。

如果我們能愛什麼人，如果我們要對誰說一句感恩的話，如果我們要送禮物給誰，就趁早吧！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表達了。

其實，我在八月初回國的時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還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卻拼着命去趕一個新劇本《第三害》，趕完以後又漏夜謄抄，可是我還是跑輸了，等我在回國二十天後把抄好的劇本帶到病房的時候，她已進入病危期，她的兩眼睜不開，她的聲音必須伏在胸前才能聽到，她再也不能張開眼睛看我的劇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彈給誰聽呢？但是我不會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師雖瞳了，眾生中總有一位足以為我之師為我之友的，我雖不知那人在何處，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劇的藝術總有一天會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籌演老師的《瑤池仙夢》的時候，心中己有幾分憂愁，聶光炎曾說：“好好乾吧，老人家就七十歲了，以後的精力如何就難說了，我們也許是最後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語成讖，她果真在演《瑤池仙夢》三個月以後開刀，在七個月治。《瑤池仙夢》後來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獎，其導演黃以功則得到最佳導演獎，我不知對一位終生不渝其志的戲劇家來說這種榮譽能增加她什麼，但多少也表現社會給她的一點尊重。

有一次，她開玩笑的對我說：

“我們廣東有句話：‘你要受氣，就演戲。’”

我不知她一生為了戲劇受了多少氣，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輩子氣，她仍是和樂的，安詳的。甚至開刀以後，眼看是不治了，她卻在計劃什麼時候出院，什麼時候出國去為她的兩個學生黃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讀的學校，尋找一筆深造的獎學金，她的遺志沒有達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後或者有機會深造，或者因恩師的謝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們的人，但無論如何，他們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遺產，就是她的誠懇和關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個月，几上總有一本《聖經》，床前總有一個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師鄰村的族人，從抗戰後一直跟從李老師到今，她是一個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潔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裝而面帶笑容的老式婦女，老師病篤的時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錢，她黯然地說：“談什麼錢呢？我已經服侍她一輩子了，我要錢做什麼用呢？她已經到最後幾天了，就是不給錢，我也會伺候的。”我對她有一種真誠的敬意。

亞歷山大大帝曾自謂：“我兩手空空而來，兩手空空而去。”但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她卻可以把這句話改為：“我兩手空空而來，但卻帶着兩握盈盈的愛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間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給了別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後我願將我的新劇《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為一束素菊，獻於我所愛的老師靈前，曾有人讚美過我，曾有人底毀過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愛心教導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後台看我們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從穹蒼俯身看我們這一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