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意與深情

我和俞大綱老師的認識是頗為戲劇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聽他演講，活動是李曼瑰老師辦的，地點在中國話劇欣賞委員會，地方小，到會的人也少，大家聽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對我而言，那是個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連自我介紹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師那套破舊的椅子上繼續向他請教。

俞老師是一個談起話來就沒有時間觀念的人，我們愈談愈晚，後來他忽然問了一句：

“你在什麼學校？”

“東吳——”

“東吳有一個人，”他很起勁地說，“你去找她談談，她叫張曉風。”

我一下愣住了，原來俞老師竟知道我而器重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也會留心當代文學，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興奮得要轟然一聲燒起來，可惜我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張曉風。

然後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認為深得中國文學中的陰柔之美，我其實對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於啟齒，由於年輕和浮淺，我把許多好東西寫得糟極了，但被俞老師在這種情形下無心地盛讚一番，仍使我竊喜不己。接着又談了一些話，他忽然說：

“白先勇你認識嗎？”

“認識。”那時候他剛好約我在他的晨鐘出版社出書。

“他的《遊園驚夢》裏有一點小錯，”他很認真的說，“吹腔，不等於崑曲，下回告訴他改過來。”

我真的驚訝於他的細膩。

後來，我就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理直氣壯的穿過怡太旅行社業務部而直趨他的辦公室里聊起天來。

“辦公室”設在館前街，天曉得俞老師用什麼時間辦“正務”，總之那間屬於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國劇委員地的兔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誌的顧問室……總之，印象是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逕自先行離去，前前後後，川流不息，彷彿開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也許是緣於我的自入，我自己雖也多次從這類當面的和電話聊天中得到許多好處，但我卻不贊成俞老師如此無日無夜的來者不拒。我固執的認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賴的，即使是嫡傳弟子，複述自己言論的時候也難免有失實之處，這話不好直說，我只能間接催老師。

“老師，您的平劇劇本應該抽點時間整理出來發表。”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我每次一想到發表，就覺得到處都是缺點，幾乎想整個重新寫過——可是，心裏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麼多功夫，不如乾脆寫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寫一個新的！”

“可是，想想舊的還沒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這真是可怕的循環。我常想，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於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麼，大概執着筆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師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幾分生氣，世間有些胡亂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則對晚輩而言近乎“殘忍”，對“造孽”的人歷史還有辦法，不多久，他們的油墨污染便成陳跡，但不勤事寫作的人連歷史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樣的看法，她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着滿肚子學問死的——可惜了。”

老師在世時，我和他雖每有會意深契之處，但也有不少時候，老師堅持他的看法，我則堅持我的。如果老師今日復生，我第一件急於和他辯駁的事便是堅持他至少要寫二部書，一部是關於戲劇理論，另一部則應該至少包括十個平劇劇本，他不應該只做我們這一代的老師，他應該做以後很多代年輕人的老師……

可是老師已不在了，深夜裏我打電話和誰爭論去呢？

對於我的戲劇演出，老師的意見也甚多，不論是“燈光”、“表演”、“舞台設計”、“舞蹈”他都“有意見”，事實上俞老師是個連對自己都“有意見”的人，他的可愛正在他的“有意見”。他的意見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十分感動於每次演戲他必然來看的關切，而且還讓怡太旅行社為我們的演出特別贊助一個廣告。

老師說對說錯表情都極強烈，認為正確時，他會一疊聲地說：“對——對——對——對——……”

每一個對字都說得清晰、緩慢、悠長，而且幾乎等節拍，認為不正確時，他會嘿嘿而笑，搖頭，說：“完全不對，完全不對……”

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完全不贊同比較文學，記得我第一次試着和他談談一位學者所寫的關於元雜劇的悲劇觀，他立刻拒絕了，並且說：

“曉風，你要知道，中國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點相同的都沒有！”

“好，”我不服氣，“就算比出來的結果是‘一無可比’，也是一種比較研究啊！”

可是老師不為所動，他仍堅持中國的戲就是中國的戲，沒有比較的必要，也沒有比較的可能。

“舉例而言，”好多次以後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悲劇里在最嚴肅最正經的時候，卻常常冒出一段科渾——而且，常常還是黃色的，這不是十分相似的嗎？”

“那是因為觀眾都是新興的小市民的緣故。”

奇怪，老師肯承認它們相似，但他仍反對比較文學。後來，我發覺俞老師和其他年輕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頭來各人還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師生，也仍然是師生。

有一陣，報上猛罵一個人，簡直像打落水狗，我打電話請教他的意見，其實說“請教”是太嚴肅了些，俞老師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輩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潑的天），他絕口不提那人的“人”，卻盛讚那人的文章，說：

“自有白話文以來，能把舊的詩詞套用得那麼好，能把固有的東西用得那麼高明，此人當數第一！”

“是‘才子之筆’對嗎？”

“對，對，對。”

他又讚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貼切。放下電話，我感到什麼很溫暖的東西，我並不贊成老師說他是白話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歡他那種論事從寬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個罵那人的人。

“我告訴你，”他忽然說，“大凡罵人的人，自己已經就受了影響了，罵人的人就是受影響最深的人。”

我幾乎被這種怪論嚇了一跳，一時之間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這種看法，但細細推想，也不是毫無道理。俞老師凡事願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闊天空竟成為很自然的事了。

最後一次見老師是在國軍文藝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傳》，休息的時候才看到老師和師母原來也來了。

師母穿一件棗紅色的曳地長裙，襯着銀髮發亮，師母一向清麗絕俗，那晚看起來比平常更為出塵。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老師臉色不好。

“救風塵寫了沒？”我趁機上前去催問老師。

老師曾告訴我他極喜歡元雜劇《救風塵》，很想將之改編為平劇。其實這話說了也有好幾年了。”

“大家都說《救風塵》是喜劇，”他曾感嘆地說，“實在是悲劇啊！”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提醒俞老師一次“救風塵”的事，我自己極喜歡那個戲。

“唉——難啊——”

俞老師的臉色真的很不好。

“從前有位趙先生給我打譜——打譜太重要了，後來趙先生死了，現在要寫，難啊，平劇——”

我心裏不禁悲傷起來，作詞的人失去了譜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詞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恆的啊！

“這戲寫得好，”他把話題拉回《白蛇傳》，“是田漢寫的。後來的《海瑞罷官》也是他寫的——就是給批鬥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來了！”老師又說。

“明天下半本比較好啊！”

“這戲看了太多遍了。”老師說話中透露出顯然的疲倦。

我不再說什麼。

後來，就在報上看到老師的死。老師患先天性心臟肥大症多年，原來也就是隨時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計程車上突然失去記憶，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看，老師的心臟病突發倒是我們所可能預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傷的是留下來的，師母，和一切承受過他關切和期望的年輕人，我們有多長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師生前喜歡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說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卻又很微妙地是一個藝術家必要的一種矛盾。

老師死後我忽然覺得老師自己也是一個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執着於一個綿邈溫馨的中國，他的孤意是一個中國讀書人對傳統的悲痛的擁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納接受每一股昂揚衝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瀾壯闊，浩瀚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