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禍溯從頭

日本軍部亟謀拔出泥淖的回顧。

近衛當然不主張”事變”擴大；記起丁紹仞辭行時所作的約定，認為除卻他跟蔣主席促膝深談以外，別無防止擴大之法。於是先向宮崎及秋山聯絡；再徵得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決定派宮崎到南京聯絡。哪知在神戶上船之前，宮崎為憲兵所扣押。同時秋山亦在東京被捕，罪名是有間諜嫌疑。幾經交涉，軍部同意釋放，但並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變”已擴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軍部欺騙了他們的首相，有意扼殺近衛謀與蔣委員長直接深談的可能性。

到得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起抗戰，明白昭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唯有與敵人周旋到底時，近衛內閣卻還拿不出確定的方針，因為內閣受軍部的影響；而軍部在擔當中國戰場主要責任的陸軍方面，卻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尖銳對立。是故近衛雖在閣議中聲明了不擴大的方針，而事實上”蘆溝橋事變”已無法作為”地方事件”就地解決。即使陸軍一致不同意擴大，要收束局勢亦起棘手；更何況意見紛起，無法下達明確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國的陸軍將領，任意胡為，以致瀕於無法收拾的惡劣態勢。

陸軍的擴大派，大致在陸軍省；由杉山陸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鮮總督南次郎及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亦為擴大派的巨頭。

至於不擴大派，則為參謀本部掌實權的人物，以多田參謀次長為首。最不可思議的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侵華急先鋒，屬於統制派石原莞爾及板垣征四郎，竟為不擴大派的健將。石原平時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協助次長多田駿與陸相杉山元展開激烈的爭論；到得”事變”第二年的6月，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陸相，即為多田與石原的策劃。

何以石原與板垣不主張擴大？那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比在東京的陸軍將領，了解得多，深知蔣委員長的地位及威望，與”九一八”時代已大不相同；號召力在整個中國大陸，無遠弗屆，無微不達。

同時，他們在關東軍服務多年，深知日本真正的心腹大敵是俄國。中日兩敗俱傷，得利的漁翁在莫斯科，所以極力主張不擴大，保存國力，對付蘇俄。但多田、石原、板垣雖居陸軍的要津，卻非統制派的領袖；論資望足以與杉山、梅津、小磯以及松井石根之流相片的荒木貞夫、宇垣一成，因為不是現役，無法擔任陸相或參謀總長；儘管近衛邀宇垣擔任外相，荒木擔任文相，但以無法約束現役的陸軍將校之故，所以不擴大派的主張，到頭來終於犧牲在以統制派為主的擴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擴大派的板垣，從入閣以後，暗中受了統制派的遊說，言行一變，破壞了石原構想為主的”宇垣工作”——一條雙管齊下的結束中日戰爭的路線。

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半年以後，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向昭和保證的，可以3個月以內結束戰爭；而且投入中國戰場的總兵力，已超過預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軍部所擬定的戰略指導原則是，全部陸軍50個師團，以15個動用於中國戰場；其餘35個師團，用來防俄；而至1938年初，日軍在南京方面有14個師團，華北10個師團，山西一個師團，恰為總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勢顯示，尚須增兵。石原與板垣在中國的陰謀活動，一向撿便宜慣了的，認為這樣打仗法，即令戰勝，亦將大喪元氣；所以必須改弦易轍；由力戰改為智取。板垣之入閣，象徵著謀略戰的開始。

影佐禎昭之脫穎而出，即在此時；他擔任陸軍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主管的就是謀略工作。

在石原莞爾的指導之下，開始挽救由第一次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停戰失敗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個行動是利用”滿鐵”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與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的同學關係，試探和平。當時軍事委員會對敵情報工作的原則是，不放棄任何可以探索敵人真相的機會，所以董道寧被允許可以秘密赴日。

1938年2月，董道寧到了南京，與影佐見面，影佐表示，當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時，他曾強烈反對，且一度想懇求參謀長多田，直接向日皇陳述，中止發佈此一聲明，這話不知真偽，但董道寧在日本逗留兩周回國時，影佐托他帶了兩封親筆信給行政院副院長張群，軍政部長何應欽，這卻是一個足以為他自己帶來殺身之禍的不平凡的舉動。

於是4月初，高宗武與西義顯在香港會談，提出了中國方面的和平條件。當然，這是以謀略對謀略，虛與委蛇，藉此一則多了解敵人的意向；二則為緩兵之計，但日本方面卻很認真；石原打算由這條路線，逐步進行，修正近衛自己所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錯誤，發佈了那個國際慣例所僅見的聲明。

那知，4月6日台兒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兩個師團被擊潰，傷亡三萬人之多。東京軍部大受刺激，封閉了西義顯的這條路線。

於是接下來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衛內閣逐漸改組，杉山”退陣”、板垣登場，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為”宇垣工作”的開始。

當時日軍已打到徐州，下一個目標是開封與鄭州，奪得平漢，隴海兩路交叉點的中原要衝，循平漢線長驅南下，直達武漢三鎮，打一個大勝仗以後，談和更為有利。那知國軍已準備了一個根據中國最古老的戰略而設計的陷阱，等在那裏了。

6月上旬，日軍攻陷開封；它的機械化部隊正計劃一鼓作氣，直下武漢時，開封、鄭州間的花園口決堤，黃河橫決，滾滾南下，淹沒了河南省東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區，浸水地區約一公尺，農民還可以步行往來；中國政府當然也有必要的賑濟行動。而日軍的災情慘重，百倍於當地的中國百姓；他們的車輛、大炮、坦克，皆盡陷於泥沼，動彈不得，不但阻遏了日軍對武漢的攻勢，而且逼迫日軍修改作戰計劃，並改組華中的戰鬥序列。

這對剛剛開始的”宇垣工作”，雖說是兜頭一盆冷水：但也有好處，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勢”，在6月17日，他就任外相后所舉行的第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中，公開修正了第一次近衛聲明，說”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新考慮日本的態度。”在此以前，中國政府已獲得情報，宇垣就任外相有4個條件：加強內閣統一；對華外交一元化；迅速決定和平方針；不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近衛完全接受。因此，本乎謀略戰的原則，中國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發了一個賀電，宇垣複電道謝，並建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到日本商談謀和的可能性？及至6月17日的公開聲明，無異進一步表明求和的誠意；於是，10天以後，孔祥熙的代表喬輔之首先在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豐一會談，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當然喬輔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條件；喬輔之問：“日本是不是會要求蔣委員長下野？”

中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急電外務省請示。宇垣親自擬了複電，明確指示：“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談一開始就不必希望有結果。

宇垣的答覆是：“最後並不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但目前日本朝野反蔣的空氣很濃厚，所以不能不在一開始作一個姿態。”

事實上是很清楚的，蔣委員長已成為中國唯一的領袖，不論和戰，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爾所策劃的謀略戰以暫時”倒蔣”為整個謀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戰，對內對外的重重陰謀：

第一、如果蔣委員長”下野”，中國再無第二個人能領導抗戰；那時中國戰場將形成一片混亂，日軍在華中、華北、華南、河東——山西各個戰場，發動全面攻勢；或許杉山元所作”3個月內結束戰爭”的狂妄大言竟得實現。這也就是統制派甘於退讓，容一個長於設計，一個重在實行的石原與板垣這一對搭檔，來試一試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達成使中國訂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約”；但打一個大勝仗，不會成問題，”和片”亦一定可以實現。

第三、軍部雖知數十萬陸軍陷入中國戰場這個大泥淖的危險；但下級軍官至士兵，以及民間為數眾多的狂熱右派分子，對戰略上的嚴重危機，不會了解，只看到”皇軍”節節進展，會反對談和。鑒於日俄戰後，訂立《朴資茅斯條約》引平民間大暴動的往事，就必須在”反蔣的感情”上，使大家有所發泄，才能接受與中國談和這一決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決非偶然，而是出於精心的設計；因為宇垣以”倒蔣”出名，但其他中國政府的要人，則頗多為宇垣的舊識。是故，打出宇垣這張牌，在一般的感覺上，便有”日支終必和平；但蔣介石不會再成為中國領袖”的印象。

石原的謀略最深刻之處，便在不獨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時要使中國的政府，亦能產生這樣的誤解——汪精衛、周佛海便是有此誤解，怦怦心動，鑽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於石原謀略的具體手段，是建立一個”內閣中的內閣”，由首相及陸、海、外務、大藏四大臣，組織”五相會議”，作為”最高國策研討機關”，6月10日成立，在一個半月中開了4次會議，制訂了”今後支那事件指導方針”；”因應時間的對支謀略”；”支那政權內面指導大綱”3個文件。

“指導方針”是”集中國力於1938年內達成戰爭目的”。如何”達成”，就要看”對支謀略”了。

“謀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國”中央政府崩壞，蔣介石下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項；尤其重要的3項是：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釀成”新中央政權”的機運；利用並操縱”反蔣實力派”，在敵中樹立”反蔣、反共、反戰政府”；促使中國法幣制度崩潰，取得中國在外財產，從財政上去徹底擊敗中國。

至於第三個文件，所謂”支那政權”是指日本炮製的”新中央政權”而言；既有”內面指導”，則此”新中央政權”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過宇垣雖建議請孔祥熙赴日本會談，但以孔祥熙對國家的紀錄，及與蔣委員長的親密關係，絕不可能期望他能為”新中央政權”的領導者；而且亦難望與孔祥熙的談判中，獲致如何有利於日本的和平條件。因此，雖然喬輔之與中村豐一第二次在香港會談，大致已達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長期談判的結論；但板垣一變初衷，認為這樣的談判，並無好處，便趁近衛請假休養的機會，利用”帷幄上奏權”，謁見昭和后，接見外國記者，發表”倒蔣”的聲明，接着進一步表明了強硬的態度，明白反對宇垣的外交方針。石原的謀略，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這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親密搭檔，亦就此分道揚鑣了。

促使板垣態度變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衛。他早就在唱”低調”了；當”宇垣工作”剛開始時，想去說明蔣委員長，放棄”抗戰到底”的決心——那天蔣委員長因為重感冒，必須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見汪精衛。

慰問了病況以後，汪精衛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長於詞令見稱，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冷場的局面，當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難於措詞的話在考慮。蔣委員長雖在發高燒，卻是神智湛明；見此光景，便從床頭柜上拿起一杯白開水，喝一大口，舒口氣說：“如果我們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條件，將來喝口水都不會有自由。”

汪精衛默默不答；敷衍了一會，告辭離去；他已知道蔣委員長的決心是決不可動搖的，與日本談和的話，不必再提。但日本方面積極”引誘”的手段，終不免使他”春心蕩漾”了。

就在板垣發表強硬聲明，亦就是”蘆溝橋事變”將屆周年的前兩天，近衛銷假視事；同時昭和分別召見了板垣、宇垣、近衛及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決定了扶植汪精衛的路線。平時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橫濱；由於扶植汪精衛的路線已經確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禎昭的引見，與近衛及板垣會談。他要求近衛親筆寫一封”日本政府願以汪精衛為和平運動中心”的保證函；這是國際交涉慣例絕不容許的事，結果改由陸相板垣出了這樣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這條路線，還是表面的；另外有條秘密路線，由石原親自領導，出面執行的則是參謀本部情報課的中國班長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閣前的4月間，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觸，那是典型的特務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談，赤裸裸地提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計劃。但梅思平知道汪精衛多少還有點”頭巾氣”，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觸的結果，報知汪精衛的只是比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陳璧君一個人知道。

當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這條路線能夠成功，也就是一反近衛的第一次聲明，以蔣委員長為對手，談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鑒於蔣委員長的意志堅決；另一方面發覺高宗武並不如梅思平那樣純粹以擁汪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衛為過渡，影響蔣委員長，改變政策，願意談和，所以起初雖是擅自行動，未經政府許可，秘密赴日，但回國以後，整理出《東渡日記》、《在東會談紀錄》、《個人觀感》3個文件，函呈駐節漢口的蔣委員長，並特別陳明：“倘有可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越之罪於萬一。”在日本軍部看來，高宗武便是相當危險的人物，因為跟汪精衛的秘密交涉，蔣委員長都會知道；從此對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時也決定了加緊利用秘密路線的原則。

由於對這條秘密路線，深具用心，因而以統制派為主的對華事變擴大派，採取了兩項重大行動：對外是加速進行對武漢的攻擊，由東久邇穩彥中將的第二軍，及岡村寧次的第一軍，配合海軍第三艦隊，分兩路進攻，水路十一軍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擊登陸；陸路由第二軍自大別山北側，直指漢口。

對內，則是展開倒宇垣運動；主要的手段是要來設置”對支院”，統一處理所有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換句話說，是陸軍要從外務省中奪取對中國部分的職權。

這是個老問題。外交職權之被分割，是一件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廣田弘毅，就因為這個問題之不能解決而掛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閣時，所提的4項條件，第二項”對華外交一元化”，亦即為針對此問題而發。現在陸軍舊事重提，而且態度堅決，明明是反對”宇垣工作”的強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讓步，提出”對支院”的職權只限於日軍佔領地區，但陸軍堅持如故，近衛亦有屈服在軍部壓力之下的明顯趨向。這一來，宇垣就不能不辭職；平時為9月29日。

兩天以後，日本閣議通過設立”對支院”；後來改名”興亞院”，直屬於首相，兼任總裁，而實權操諸”總務長官”，直接受軍部的指揮。第一任總務長官是統制派的要角，指揮金山衛登陸的柳嶺平助中將。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陸軍決意貫徹今井——梅思平——陳璧君之間的那條”秘密路線”；三星期以後，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告訴汪精衛說：“日本希望汪先生脫離重慶，別組新政府，談判和平條件。”於是汪精衛召集周佛海、陳公博密議；由於武漢恰好在此時淪陷，所以議而不決。但最後是由陳璧君作了決定，接受日本的意向。於是對華陰謀的”秘密”、”公開”兩條路線合流了。11月初，近衛發表第二次聲明，”倘國民政府放棄抗日政策，參加東亞新秩序，日本並不拒絕”。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作為汪精衛得以發起”和平運動”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衛表示”應該根據日本政府的聲明，和日方開始和平談判”。

事實上秘密會談已經開始，代表秘密路線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開路線的是影佐和高宗武。會談的地點是上海虹口公園附近，後來成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11月1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