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東京末日
東京皇宮被炸；日皇準備求和。
守望最殷切的日本昭和天皇；由於民國34年元旦午前零時的大轟炸，直接而強烈地刺激他作出求和的決心。
第一次白晝大轟炸，始於小磯內閣登場后第四個月的11月24日；從塞班島起飛的88架”空中堡壘”——B29，摧毀了設在東京郊外的中島飛機工廠，轉而轟炸市區各官署及港灣中的船舶。由於是在白天，以及兩周以前，一架美軍照相偵察機，在東京上空，悠然來去，搜集了足夠的目標情報，所以這一次的空中攻擊，幾乎使整個日本政府的機能癱瘓。12月一個月內，東京被轟炸了15次，全毀的房屋800戶；每戶平均5個人；5個人中平均有1個死或重傷，另外4個人無家可歸。
度過了噩夢樣的一年——1944；美國空軍用700枚燒夷彈，作為給東京人的新年賀禮。100架B29，於除夕告終，新年開始的子夜零時，抵達東京上空；燒夷彈將上野一帶的天空，染成紅色，好久好久都不曾消失。
消失的是元旦清晨，宮城瞻拜的熙熙攘攘的景色；這是昭和自有知識來的第一次。但是最使他感受到刺激的是，新年第一天便有人喪家；新年第一天便只有啜泣，絕無笑臉。
經過5天的沉思，在接到美軍運輸輪船團駛向菲律賓仁牙因灣，及美國機動部隊開始攻擊法屬越南的報告以後，昭和召見了內大臣木戶幸一侯爵。
“關於目前戰局的進展，有無徵詢重臣意見的必要？”
木戶對於戰局的信心，早就動搖了。但他一向以軍部的護法自居；而所謂”重臣”在傳統上主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職責是，在內閣總辭以後，推薦繼任首相的人選。天皇直接向重臣徵詢戰局意見，是嚴重地侵犯了陸海軍首腦的”帷幄上奏權”。他直覺地認為有加以保護的必要。
“應先與陸海軍統帥部長懇談，再徵詢有關係的閣僚，如果認為有決定最高方針之必要；再召集重臣及閣僚，舉行御前會議。”
天皇默然。他就是要打破正常的程序；而木戶偏以正常程序作答，所以連話都懶得再說了。
一個星期以後，昭和得報，內閣舉行非常會議，討論結束戰爭的途徑；結果由於陸軍的反對，反作成了加速擬訂”本土決戰”計劃的決定。因此，昭和的舊事重提，而木戶近乎麻木不仁地照舊回答。
這昭和兩番想召見重臣而阻於木戶一事，終於泄漏，頗引起重臣的反感，已有3年未面謁天皇的近衛公爵，更為憤怒。
在他跟平沼男爵、若槻男爵、岡田大將每月舉行一次的”四重臣會議”中，公然指摘木戶竟敢扼殺重臣向天皇奏陳國事意見的機會，是無法無天。
木戶聽到這話，內心當然很不安；於是在2月1日那天，奏請天皇個別召見重臣。避免採取全體重臣同時謁見，改以普通問安的方式秘密進行，是怕刺激軍部，引起嚴重的反應之故。
排出名單來，曾任首相的重臣，總共7個人；除了每月聚會一次的四重臣以外，另有廣田弘毅、阿部信行、東條英機等3人。阿部正繼小磯國昭為朝鮮總督；此外6人自2月7日至26日，逐次召見完畢。
6個人的意見分為三派，最多的一派意見，不脫鄉愿的論調，不分是非，只說應加強當面戰爭的指導，否則或將戰敗。不過多表示應在適當時機結束戰爭——這個說法等於支持軍部的立場；軍部一直有個一廂情願的想法；集結一切力量，好好打個勝仗，以便爭取談和較好的條件。
只有東條與近衛的主張，截然不同；成為尖銳的對立。東條認為戰爭勝負是五十對五十，雖難樂觀，亦決無悲觀的必要；尤其是進入”本土決戰”后，”發揮本土的特質，將國土之萬物萬象，均予以戰力化。當敵軍來攻之際，發揮一億國民的特攻精神，決心不使敵軍一兵一卒得能生還。”
這些形同夢囈的陳奏，昭和可說無動於衷；因為就在前一天的2月25日，東京在美機輪番攻擊之下，有一萬家人家被燒毀；三萬五千人被焚。這個殘酷悲慘的事實，使得再富於想像力的人，也無法說得出”國土之萬物萬象”如何得能予以”戰力化”？
10天以前的2月15日，大雪粉飛；130架B29，聯翩到東京上空來賞雪，在神田區投下6000枚燒夷彈；許多人都知道，皇宮亦被炸中，受災的是女官室、近衛兵宿舍、倉庫；卻不知道文庫亦為燒夷彈直接命中——所謂”文庫”，實際上是一座御用的雙層防壕；從上年11月24日，B29白晝飛臨東京之日期，昭和夫婦就遷居於文庫了。
在被炸的前一天，近衛即在文庫謁見天皇。他率直奏稱：“現已面臨最惡劣的態勢，有儘速結束戰爭之必要。”照他的分析，現在結束戰爭，對於”國體之護持”，亦即維持天皇制度，尚有可能。否則，即令不亡於美國，內部亦有發生”共產革命”的可能。
最危險的一個跡象是，陸軍少壯派軍人倡導”國體與共產主義並存論”；認為一方面實行共產主義專政，一方面又可保全天皇制度。這是絕對荒謬的理論。”國體”與共產主義決不能並存，換句話說，實行共產主義，即將改變”國體”；如果要維持”國”必須消滅共產主義。
儘管為了禮節及緩和語氣，近衛以”國體”作為”天皇”的代名詞；而昭和已深感刺激，當即問道：“照你看，結束戰爭的障礙是什麼？”
“就是主張國體與共產主義並存論的陸軍少壯軍人；非實行消滅此輩黨徒的方策，不足以出現新的機運。”
“具體的方策如何？”
近衛想了一下答說：“以起用宇垣、香月、真畸、小畑及石原等人為最理想。如不得已，亦可起用阿南惟幾，山下奉文兩大將。”
聽近衛指名提出這些陸軍中的”名人”，昭和深為注意，但也有一時想不通的地方。首先提到宇垣，或是可以理解的；宇垣是日本軍人中真正傑出的人物，超然於”皇道”、”統制”兩派以外，他的同僚及後輩對他既敬且恨，他做過四任陸相，第二任正當加藤內閣；那時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加上關東大地震，因而不得不照歐戰結束以後，華府軍縮會議的決定，實施裁軍，前後3次，以第三次的規模較大，亦最成功，即由宇垣所主持。
第三次裁兵始於大正14年5月，宇垣一舉撤消了4個師團的番號，裁減官兵六萬名，馬一萬三千匹、大炮300門。但另外創設了一般學校實施軍訓的制度，並以裁兵所節省的軍費，從事軍備科學化的計劃。因此，兵員雖減，戰力反而提高；但許多將校解甲歸田，或者派到文學校去當軍訓軍官，委委屈屈地大嘆髀肉復生；自然恨死了宇垣。
但真正引起陸軍兩派一致反感的是，宇垣支持政黨政治，因而被垢罵之為”國賊宇垣”。在蘆溝橋事變以後，近衛第二次內閣垮台，每次組閣的人選，都提到宇垣；但每次都以軍部的反對，始終被投閑置散。
如今復用宇垣，是否可能呢？昭和問說：“宇垣比較超然，他能組閣，確可以發揮裁抑少壯軍人的作用；但陸海軍是否會同意呢？”
“此全在聖斷。軍部既無力完成戰爭目標，則在收拾殘局的大責任下，宇垣確為理想的人選。”近衛又說：“陛下聖明，說宇垣超然，正是最要緊的條件。”
由於近衛的提醒，昭和對他提出這張名單，充分理解了。原來日本向來有”長州陸軍；薩摩海軍”之說。從明治維新以來，長州藩閥系統的由山縣有明、經桂多郎、寺內正毅，以至田中義一，陸軍要職，全為長州閥所把持；其後因人材不濟，於是聯絡大分閥的南次郎、金谷范三，成為陸軍中的”主流派”。
與長州閥對立的便是薩摩閥，以荒木貞夫為中心，結合佐賀閥的真崎甚三郎、武藤信義；土佐閥的小畑敏四郎等。佐賀系的領袖，本是曾任朝鮮總督的宇都宮太郎，曾組織”佐賀左肩黨”，對抗長州閥；此黨重要人物除真崎甚三郎、武藤信義以外，還有秦真次、荒木貞夫、福田雅太郎、山岡重厚、山下奉文等。荒木雖是薩摩人，但為宇都的得意弟子，所以亦加入”佐賀左肩黨”，且受宇都遺命為主要領導人。
不過”佐賀左肩黨”，雖為反長州閥的中堅勢力，但以地位關係，名義上的領袖，另外有人，當田中義一領導長州閥時，他的對手是來自九州的上原勇作元帥。清浦奎吾在大正13年1月組閣時，首先請求上原推薦陸相人選；上原所推薦的，就是”左肩黨”的福田雅太郎。
那知田中手段巧妙，引進籍隸岡山的宇垣一成代替福田雅太郎；同時他參加了政黨，以政友會總裁的身分，曾一度掌握政權，在表面上仍舊維持了政黨政治的型態。
及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朝野對於佐尉級的少壯軍人，跋扈橫行，對內陰謀暗殺要人，涉嫌叛亂，對外擅自製造出可以引起兩國戰爭的糾紛；而領導軍部的”昭和軍閥”，既不如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大正軍閥”之握有實權；更不如大山嶺，兒玉源太郎等”明治軍閥”的具有絕對統治力，無不憂心忡忡，認為有”肅軍”的必要。因此，”九一八事變”以後，繼若槻禮次郎組閣的犬養毅，尋求上原元帥的支持，預備將躁進不法的陸軍青年將校，整肅換掉30個左右。
那知內閣書記官長、政友會的政客森恪，自田中時代便勾結少壯軍人，挾以自重；所以犬養的企圖，很快地便為軍部少壯派所知，於是昭和7年——1932年5月15日白晝，一名現役海軍中尉，穿着制服，帶領4名海軍軍官，與5名陸軍軍官候補生，闖入首相官邸，不由分說，槍殺了現任內閣總理犬養毅，這就是震驚三島的”五一五事件”。
在”九一八事變”時，若槻內閣的”陸軍三長官”，南次郎任陸相；金谷范三任參謀總長，都出身於跟長州閥攜手的大分閥；而訓練總監卻是為反長州閥的荒木貞夫；若規垮台，由於南次郎及金谷范三，未能約束關東軍的”三羽鳥”——高參板垣征四郎大佐；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及特務機關人員，土肥原的助手而任張學良顧問的花谷正之故，使得荒木貞夫有機會轉任陸相。
荒木之能握有絕大權力，是因為齋藤賓的內閣總理，實際上是由荒木所促成。當時重臣領袖為西園寺公爵，首相的產生，首先由西園寺推薦，已成不成文法；當犬養被刺，薩、佐、土系的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憲兵司令秦真次、陸軍省次官小畑敏四郎，及另一次官長州，大分系的小磯國昭，要求荒木向西園寺表達絕對反對政黨內閣的意願。但當西園寺與海軍宿將東鄉元帥，商議首相繼任人選時，東鄉認為”國本社”領袖平沼騏一郎最適宜；不然，曾任朝鮮總督的資深海軍大將齋藤賓亦可，只有薩摩出身的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不妥；因為大正二年山本繼桂太郎組閣時，修改了軍部大臣任用的範圍，不限於現役，預備役的將官亦可起用。這一來限制了軍部的勢力，所以在十幾年後，由山本再次組閣，必遭陸軍強烈反對，釀成風潮，自是不妥。
西園寺當然想維持政黨內閣，難得東鄉提出平沼，再好不過。當即上奏，提出平沼與齋藤、請求選擇；昭和卻只提出7點”希望”作為抉擇的標準。其中6點，為”崇高之人格”、”擁護憲法”、”外交應以國際和平為基礎”等，兩人都能符合要求；只有第四點，也是消極資格上最重要的一點：“接近法西斯者絕對不可。”而平沼的”國本社”，標榜”國粹主義”，其實就是法西斯；因而”大命”降於齋藤賓——如果不是荒木有那種強烈的表示，齋藤賓不可能成為首相候選人，亦就不可能成為首相。即由於這間接拜荒木之賜的一個觀念作祟，使得朝野一致期望於齋藤的”振肅陸海軍軍紀”，竟成定話；荒木成為明治維新以來最有權力的一個陸軍大臣，他曾向近衛文磨表示：任何人皆可組閣；只要符合軍部的要求。
就荒木本人來說，既然連”國之大老”的西園寺公爵都必須尊重他的意見，足見權力基礎已經穩固，因此大刀闊斧地整理人事，也就是排除異已，除了小磯國昭以外，陸軍重要職位，都為”佐賀左肩黨”及薩、佐、土系的將校所盤踞；真崎甚三郎轉任教育總監，而參謀總長則必然傾向於”皇道派”的閑院宮親王。
“皇道派”為軍方及社會所加諸於”左肩黨”的”美稱”。此派思想源流，出於武士道以及尊王攘夷，自無疑問；而做法上最為人所詬病的是流血五步的暗殺行動。於是有相對的”統制派”興起。
軍人集會，本為法所不許，但明治時代的敕令中，規定軍人為了國防講習而集會，是可以允許的。即由於這個法律上的漏洞，以”佐賀左肩黨”為嚆矢，接續而起的有”櫻社”，成立於”九一八”之前一年，發僕人是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大佐；中國班班長根本博大佐；以及中國課中國班班長長勇中佐等人。成員包括參謀本部、陸軍省、教育總監部、憲兵隊、陸大、士官及駐東京各聯隊中堅幹部96人，為陸軍少壯派的一次大結合；在民間極右翼理論起初以為只是發動一次溫和的兵諫，未加反對；後來發覺是倒閣自立，形同叛亂，立即展開有效的制止手段，由次官小磯國昭執行。這就是有名的”三月事件”。
櫻社既不得志於國內，乃有”國外先行論”，導致了半年以後的”九一八事變”。但橋本及長勇卻未死心，認為將官優柔寡斷，要干還得自己來，聯合陸軍下級軍官的”天劍黨”、海軍的”王師會”，以及民間右翼過激分子，於”九一八”之前一個月，在東京青年館集會，決定暗殺西園寺公爵、內大臣牧野伸顯、首相若槻禮次郎等十幾個要人，及至”九一八事變”一起，橋木及長勇，眼見”國外先行論”已著先鞭，大感刺激。長勇尤為熱中；他本已奉派為日本駐華武官，居然由北京潛回日本，與橋本策定了”起義”——所謂”蹶起”的計劃，預備發動近衛師團步兵十中隊；機關槍兩中隊；飛機17架，由長勇指揮突襲出席議閣的全體閣僚；另佔領警視廳，包圍陸軍省及參謀本部，強迫長官；並要求東鄉元帥上奏，由革命將校組織內閣、擁立的首相，即是教育總監荒木貞夫；橋本自任內務大臣，以長勇為東京憲兵司令；內閣要職財相及外相，由大川周明及一向與櫻社接近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擔任，預定發動的日期為10月24日。
結果由於堅決反對此一計劃的根本博、田中清、影佐禎昭的告密，於10月6日深夜由陸相南次郎及次官杉山元下令”拘束”橋本等12人。處分是等於”禁閉”的所謂”謹慎”；首謀橋本”謹慎20日”；其次是長勇，潛行回國，參加叛亂，參謀總長金谷主張處以極刑，而最後只是”謹慎10日”——實際上是給了10天到20天的第一等供給的特別假期；被”謹慎”在東京近郊的料亭中，有最好酒饌及最有名的藝妓相伴，帳單由陸軍省無限制照付。
這就是號稱”昭和維新”而胎死腹中的”十月事件”。這樣一件可以動搖國內的大事，結局形同兒戲；尤其是對涉嫌作亂的現役軍人，出以如此異乎尋常的姑息處置，使得日本朝野在驚詫之餘，不免有大惑不解之感。
可想而知的，”參陸”首長必有難言的苦衷；第一、關東軍”三羽鳥”魯莽地發動”九一八事變”，備受”輔弼無方”的批評，如果組織軍事法庭，公開審判此案，輿論更將展開嚴厲的攻擊。
其次，”十月事件”的背景極其複雜，倘或認真追究，各方面都會引起問題，如”王師會”為海軍少壯軍人預備”改造國家”的組織，主持人藤井齊在此事件中，亦為要角，一牽連開來，可能會造成海陸軍之間的裂痕。
第三、也是最嚴重的，如不能息事寧人，立刻就會使薩、佐、土系與長州、大分系的衝突表面化。在”十月事件”中，荒木貞夫的態度頗為曖昧，可想而知的，縱非幕後主使人，亦必定同情，對橋本、長勇應持保護的態度。長州閥的勢力，其時已漸式微；而南次郎與金谷范之出身大分閥，自知力薄，況在各方備致責難聲中，一定鬥不過荒木貞夫，那就只有委屈求全了。
從”十月事件”以後，”皇道派”正式形成；半年之後，乃有”五一五事件”，荒木入閣，大排異己，結束了長州閥主宰陸軍60年的局面。
不久，為了對抗”皇道派”，出現了一個”無名會”的組織，發僕人一共10個，都是大佐、中佐，為首的是永田鐵山，其次是東條英機；影佐禎昭亦在其內。
“無名會”的本質與皇道派一樣，都主張擴張軍人勢力，改造國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贊成用流血造反的辦法；主張集結軍人全體，加以有效的組織，”在一絲不亂的統制下進行”，因而很快地為人稱作”統制派”。
“統制派”的發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論上較皇道派的動輒主張不分青紅皂白的暗殺，來得易於為人接受；一方面再以因緣時會，在統制派出現不久，作為皇道派第一首領的荒木貞夫，因病辭職，給了統制派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
繼荒木而任陸相的是”九一八”時任朝鮮總督的林銑十郎；他是”國外先行論”的巨頭，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曾擅自越境出兵援關東軍。可想而知的，他與皇道派處於對立的地位，但以真崎的跋扈，對陸軍人事，多所干預；因此，林銑就任之初，僅能勉強將永田鐵山一人調任為軍務局長。
到了這年——昭和9年——民國23年8月，陸軍定期調任，林銑在參謀總長閑院宮及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的支持之下，開始發動”肅軍”，首當其衝的是陸軍次官柳川平助及憲兵司令秦真次；下一年的定期調動，更進一步勸告真崎辭去教育總監。於是，統制派與皇道派的衝突，趨於表面化，先有真崎辭職不足1月時，”小櫻會”分子相澤三郎中佐，闖入永田鐵山的辦公室，以軍刀斬之於座椅下；接着有昭和11年——1936年震驚日本全國的”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夜間，大雪紛飛；第一師團的3名大尉，集結下級軍官21人，指揮士官近百，兵士千餘，分數路襲擊官署，殺了內大臣齋藤賓、藏相高橋足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此外列入黑名單的總理大臣岡田啟介、及元老西園寺、牧野伸顯等人，幸免於難。首相官邸、警視廳皆被佔據；皇宮及重要官署所在地的曲町區，斷絕交通，一時引起了極大的恐慌；連天皇的安危，都成了問題。
到了清晨5時，事態明朗化了，首謀之大尉香田清貞、村中孝次、磯部淺一與川島陸相會面，在朗誦《蹶起意趣書》后，提出要求，主要內容為3項：一是即刻逮捕南次郎、宇垣一成、小磯國昭、建川美治等將領，並免除根本博、武藤章等人的官職；二是任命荒木為關東軍司令官；三是”陸相即以本事件導致昭和維新的實現”——暗示將擁護真崎組織軍政府。後來又追加要求3項，希望由真崎大將、山下奉文少將出面”洽商收拾之策”。皇道派的真面目，至此暴露無遺。
真相一露，這些盲目衝動的下級軍官的命運也就決定了。情勢是非常明白的，千把軍人要想造反，無異以卵擊石；除非他們有昭和天皇為人質，還可以談一談條件，否則，任何荒謬的要求，都等於夢囈。
官方逐漸加強的壓力，可從報上對他們的稱呼的變化看得出來，”蹶起部隊”，一變為”佔據部隊”；再變為”騷擾部隊”；最後稱之為”叛亂部隊”。平時為2月28日，陸軍用”天皇命令”著官兵歸隊；”叛亂部隊”並無反應，到了第二天清晨，東京警備司令番椎中將廣播，將採取鎮壓，但願意給他們一個最後機會，同時用飛機散傳單及無線電喊話的方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2時，叛軍終於放下武器，負責領導的軍官，至陸相官邸，自首就縛。
4天之後，奉敕為特別組織的軍事法庭，判處村中，磯部等15人死刑，一審終結，旋即執行。真崎甚三郎雖未牽涉在內，但皇道派是整個完蛋了。
為皇道派”殉葬”的是岡田啟介內閣。皇道派反對政黨內閣，所以此派一垮，雖未完全恢復政黨政治，但文人已可組閣；先屬意於近衛，以健康不勝，懇辭不就；因而”大命”降於岡田內閣的外相廣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雖垮，而統制派之干預內閣，較之皇道派變本而加厲。寺內壽一大將為軍部推薦為陸相后，立即偕統制派主幹，軍務局軍事課長武藤章到組閣本部，宣讀一項文件，表達軍部的希望是：“肅軍自屬急務，惟望政治家亦應自肅自戒以協力。”接着，由寺內提示條件，在廣田預定的閣僚中，有5個人遭到反對，包括牧野伸顯的女婿吉田茂；以及有日本”飛機大王”之稱的中島知久平等。
因為平時統制派已決定與納粹德國相勾結，隱隱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線，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島則與美國工業家有密切關係之故。
廣田屈服在軍部的壓力之下，兩大政黨”政友會”、”民政黨”，各限二人入閣，而且不佔大藏、外務、內務等重要職位。
此外，又修訂了內閣官制，陸相、海相仍限於在現役將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內閣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後，內閣的命脈便掌握在軍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選，可用拒絕推薦海陸相的手段作為抵制，組閣者即無法就預備役中去物色人選；同樣地，如果要倒閣，授意海相或陸相辭職，然後拒絕推薦繼任人選，亦可逼垮內閣。
對於皇道派來說，除非放棄本身的主張投向統制派，就永遠不能再期望擔任陸相及其他重要軍職。因為陸相既非現役將官莫屬，即非內閣中”現役之長官”推薦不可，這樣統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陸相的位置，永不許皇道派染指。
為統制派的理論逐漸形成；日本陸軍傾向與納粹合作的跡象，日漸明顯之際，東京有好些比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壇巨頭，惄然心憂，其中之一就是近衛文麿。
身材頎長，風度翩翩，可與英國外相艾登媲美的近衛，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號的貴族。”五一五事件”以後，他一直在鎌倉新建的別墅中養病，平時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亦因高血壓，在附近的長谷修養；蔣作賓的秘書丁紹仞，跟近衛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同學，以此淵源，常相過從，每個月至少有一次，留宿於鎌倉山中近衛的別墅，促膝長談，對於統制派的漸漸得勢，同感憂慮。
因為皇道派為荒木大將，小畑中將都在帝俄時代當過駐俄武官，目擊蘇聯革命的經過，對於共產主義的活動，格外關心，視積極警戒日本赤化為最大的任務，所以對內標榜”防止赤化、維護國體”以振興日本主義及武士道精神為思想中心，對外則全力防蘇，凡進兵中國，以及海軍的南進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對。而統制派則恰好相反，一意主張對外擴張，有所謂”中國派”以侵華為目標；有”南方派”提倡向東南亞發展。對於蘇聯希望彼此妥協；所持的是消極的態度。
於是，有一天蔣作賓正式提議，日本應與蔣委員長攜手，徹底解決中日問題。他說：
“日本軍閥一向利用中國軍閥，相互牽制；自以為以華制華，阻撓中國統一是最聰明的辦法；其實大錯特錯。
“事實證明，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經走上統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對中國問題，應以國民黨為中心來考慮；向來日本專門打擊國民黨的政策，是根本錯誤。倘或繼續不變，中國的容忍有其限度；超過此一限度的後果，嚴重異常。”
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嚴重到中日兩國同歸於盡；其實是日本自取滅亡——但說得太率直，會引起對方的反感，於事無補，所以用”同歸於盡”的說法。
蔣作賓的分析是：一到中國無法容忍時，將不惜一切，起而抗戰。日本軍閥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國，是對中國毫無認識的夢想。中國的戰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軍不來則已；一來先拖住了再說。因為日本勞師遠征，利於速決，如果以”空間換取時間”，曠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會幫助中國，因此擴大而為世界大戰，中日兩國”同歸於盡”，亞洲將為英美所支配。
蔣作賓的這番分析與建議，自然是事先獲得政府許可的，由於理論的本身說服力很強，近衛表示衷心贊同。蔣作賓又跟一向支持中國革命的頭山滿、秋山定輔談過，大致亦表示贊成。因此，一項《中日和平草案》，漸次成形；蔣作賓在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天，專程回國，在重慶謁見正在指揮西南”剿匪”軍事的蔣委員長；所謂為了整個亞洲和平着想，與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軍閥的橫行，中國政府決作一次最大的讓步；對於東北問題，暫置不問。
於是丁紹仞攜着包括4點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謀求中日長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東京卻驅車訪晤正在輕井避暑的近衛。南定的步驟是，由中國大使館將此案提出於日本政府；近衛從旁協助，克底於成。
當時的外相是廣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務省同僚，亦都贊成這個方案；但幾天以後近衛去催問結果時，廣田告訴他，軍部反對此案；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偽組織。這是怎麼樣也辦不到的事。近衛大為失望，丁紹仞亦復如此；不過他並未死心，向近衛辭行時，作了約定，如果日本方面願意根據此一方案重開談判時，可派聯絡人員到中國。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已經徵得同意的聯絡人，一老一少，年長的是秋山定輔；年輕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夢”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呂崎龍介。
及至1937年近衛組閣，不及一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事先不但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一無所聞，就是陸軍省對整個情況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國的陸軍將領，不但早已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必然之理；甚至以為軍部的命令亦可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