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長沙浩劫

“兩大方案一把火；三顆人頭萬古冤。”

不爭氣的就在一個星期以前，長沙發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主意，如果日軍進攻，採取”焦土戰術”，燒光長沙再撤退。根據計劃，將士兵編成了3人一組的無數”放火隊”，如見市內起火，一起對重要目標動手。11月12日那天，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放火隊”以為是信號到了，紛紛縱火，事先既無疏導措施，軍警之間的聯繫又不夠；大火燒到天亮，長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後蔣委員長由設在南嶽的統帥部，到長沙慰問居民，目擊心傷，忍不住墮淚；想設一個茶會招待留在長沙的外僑，哪知道連茶葉都買不到。

當然，這件案子是非嚴辦不可的。長沙警備司令，”復興社”的中堅分子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判處死刑。張治中卻不知是何神通，竟得無事。於是出現了抗戰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張治中”三字的諧聯：“治積何存？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是：“張皇失措”。

長沙大火案，在當時對民心士氣的打擊，確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內心中，因此而有一個問號，這樣愚蠢不負責任的將領帶兵，能打勝仗嗎？尤其是為此案而特組的高等軍法審判庭，”三堂會審”以後，對罪魁禍首的張治中，僅不過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職留任，責成善後”的行政處分，令人誤以為原來軍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觀念，興起無限的悲憤與失望。

當然，延安趁此機會作了振振有詞的抨擊。而汪精衛亦資以為口實，大作文章，字裏行間起有這樣一種意味：“你們看，照這樣的情形，還能打；還不該談和嗎？”這種語氣，自然是能打動人心的；問題是，即使沒有長沙大火案，汪精衛在陳璧君的全力主張之下，脫離重慶另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權”，亦已成為定局。

成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為11月30日——重光堂會談以後，雙方人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報司的科長，擔任正式通譯的周隆庠經香港飛往重慶；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則徑返東京，帶去3個書面文件；一個口頭協議。

3個文件以《日華協議紀錄》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締結”日華防共協定”；承認”滿洲國”；以及承認在”經濟提攜”方面，日本有優先權等等，都包括在內。唯一可使”新中央政權”自炫為成就的”日本於兩年以內撤兵”這一條，軍部一看就把它塗掉了。

口頭協議是由紙上作業化為具體行動的步驟，首先是日汪雙方認可《日華協議紀錄》；然後，汪精衛於12月5日前後發表離開重慶，到達昆明，此時日本政府應該發表一個聲明，汪精衛緊接着通電響應，與國民政府斷絕關係，並要求國民支持他的”和平運動”。此外還帶回去一個樂觀的估計，在中國的黨政要人中，極可能還有幾個人，追隨汪精衛的行動；包括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內。

這些文件與協議，經過軍部及內閣五相會議研究以後，作成一個《日支關係調整方針》的文件，提經11月30日所召開的御前會議裁定，立即就進入行動階段了。

在汪精衛這方面，12月2日由高宗武通知東京，汪精衛已承認《上海協定》——《日華協議紀錄》；預定12月10日到達昆明，隨即取道河內，轉飛香港。過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義顯接頭，說汪精衛可能由昆明直飛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會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護”。現任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不太熟識；希望能在12月10日以前，調派熟悉中國情況，並為汪精衛所相熟的，外務省調查部長田尻愛義，接替中村豐一。

當時繼宇垣一成為外相的是，曾任駐華公使而升格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對這個西義顯轉過來的要求，相當興奮，親自安排將在休養中的田尻愛義自河原溫泉召回東京，由陸軍派專機飛往廣州；換乘炮艦於12月10日到達香港履新。但是，汪精衛卻還留在重慶。

原來汪精衛從重慶脫走，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在蔣委員長不在重慶的時候；當時根據”南嶽軍事會議”的決定，開始部署第二時期的抗日戰爭。蔣委員長認為日軍利於速戰速決，現在經過中國18個月的堅忍不屈，敵人”驅兵深入”，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上駟亦成下駟。加以日軍進入長江上游地區，進入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掛形”與”險刑”之地，正是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後一方面要誘敵深入，相機殲滅；一方面更要在敵後展開大規模的游擊活動。因此，他在南嶽軍事會議結束后，即由衡陽轉桂林，指揮設置行營。策劃華南的抗日戰爭，預計總要12月10日以後，才能回到重慶；哪知蔣委員長由於桂林的工作順利，12月7日飛回重慶。這一下，自然是將汪精衛鎮懾住了。

接到汪精衛延期脫出重慶的報告，近衛大感狼狽。因為這件事已經上奏昭和；同時為了配合汪精衛的行動，而又要掩飾預先勾結的痕迹，近衛預定發表的第三次聲明，不經由記者招待會，而用在”大阪公會堂”發表演說的方式去透露。由於汪精衛的臨事中變，對於昭和無法交代；”大阪公會堂”的演說亦無法發表，豈不得已只好裝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時托宮內省大臣松平恆雄，向日皇作了解釋。

這只是應付了眼前的窘境，對於汪精衛究竟能不能如雙方約定那樣，順利展開行動？近衛深恐受騙；有田的信心亦大為動搖。這件事，在日本高層政治圈內，知道的人並不算少；如果鬧出一場笑話，不僅顏面有關，而且極可能爆發倒閣的風潮；所以近衛在那幾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慶，蔣委員長召集黨政兩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則日本決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決心。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中，汪精衛不敢公然談和，不過他的詞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見仁見智可作多樣解釋；他說：“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意思是，如果我國肯結束戰爭，困難即可解除；同時由於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難，因而可以爭取到比較有利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看，亦可說只要我國能設法支持戰爭，則日本的困難即無法解除，終必拖垮敵人而後已。由於這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兩句話，更使得日本外務省的”專家”，大起警惕，認為汪精衛可能是跟蔣委員長在”唱雙簧”，愚弄日本，行一條緩兵之計。

到了12月14日，近衛接到通知，汪精衛決定在18日那天，脫出重慶；據說，這一次一定不會變卦了。

決定12月18日這個日子，是不難理解的，第一、蔣委員長定在這一天飛到西安去主持軍事會議；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機關休假，聯繫一定不夠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脫逃。所以汪精衛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務必於18日趕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衛親自打電話給交通部次長彭學沛，要他預留幾個最近飛往昆明客機的座位，彭學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屬於汪系，自然唯唯稱是；立刻通知歐亞公司照辦，而且將機票送到了汪公館。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豈不好，蔣委員長決定延期兩天飛西安。

這個意外的變化，為汪精衛帶來了極大的難題；他跟陳璧君、曾仲鳴關起門來反覆商量，終於決定冒險也得走！因為事機非常緊迫了，如果他打電話給彭學沛預留機位一事；或者陳公博如約徑飛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動，在在可使密謀敗露。再一次失信於東京，整個計劃也就完蛋了。

於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要作演講為藉口，在班機起飛之前3分鐘，到達機場，除了汪精衛，只有陳璧君與曾仲鳴；行李亦很簡單。汽車直接開到機艙門口，昂然登機——當時為防敵機襲擊，政府所預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連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機場的保密人員，一看是汪精衛，自然也不敢阻止。就這樣輕易地飛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飛機，便知不妙。原來當陳璧君決定接受日本的意願以後，便隻身飛往昆明去活動；由於昆明與法屬安南接界，所以雲南的法國留學生很多。而雲南的主政者，不論是誰，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毫無例外地，傾向法國。這樣，龍雲以次的雲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線上接近曾久居法國的汪精衛，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動的結果，十分順利；汪精衛兩次的行期，都曾預先通知龍雲。只要他一到昆明，龍雲立即發表”反蔣擁汪”的通電；而且估計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亦極可能響應。但就在第一次沒有走成，到第二次終於走成的10天之間，龍雲經過仔細算計，認為追隨汪精衛行動，是件”前程有限，後患無窮”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興亞院”於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顯示了日本軍閥以殖民地看待淪陷區；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舉。

龍雲的變卦，當然不必預先告知汪精衛；同時，汪精衛的自重慶脫出的時機，以蔣委員長何時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兩天，在龍雲看，汪精衛就絕不敢悄然潛行，所以根本未到機場去迎接。

這一來使得陳璧君大為緊張！以汪精衛的地位以達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沒有地方要員去接機；再遲鈍的人也會在心裏浮起一個問號，這是怎麼回事？

幸而雲南省政府經常派得有交際人員，在機場送往迎來；一見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禮，一面打電話報告龍雲；一面派一輛汽車將汪精衛一行3人，接到賓館。剛剛坐定，龍雲派了代表來了。

代表是龍雲同父異母的弟弟盧漢。首先為龍雲致歉，說是因為抱病，未能到機場迎接；然後代達了龍雲的意思；汪精衛最好趕緊回重慶！

汪精衛夫婦一愣；然後表示，希望跟龍雲見一次面。盧漢以醫生叮囑，必須絕對靜養作為託詞，婉言謝絕了汪精衛的要求。同時暗示，對於汪精衛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難負責。

這一來，汪精衛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最使人擔心的是，陳公博竟然未到。不過，汪精衛夫婦深知龍雲還不致於出賣他們；只是昆明為當時唯一的”國門”，中央情報人員在昆明的很多，時間稍久，紙包不住火，等軍統或者中統的人一登門拜訪，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衛作了一個決定，儘快離開昆明；目的地當然是河內。好在用曾仲鳴的名義，有6筆款子存在法國銀行；到得河內，即或一時跟日本方面接不上頭，潛隱個一年半載，生活亦不成問題。

於是12月19晚上，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車；當然，這是獲得龍雲暗中協助的。第二天，蔣委員長專機飛西安；陳公博先因氣候不好，未能成行，這天也趕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後挽留汪精衛的機會。

也就是這一天，重慶才漸漸傳出消息，說汪精衛夫婦已秘密離開重慶，行蹤不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色，但連最接近汪精衛的甘乃光都莫測高深，推測是為了共產黨問題，跟蔣委員長發生意見上的衝突。

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當然知道汪精衛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後動向如何，他亦莫名片妙。

再下一天，12月21日，美專校街17號汪公館常客中，關係尤其密切的少數人，終於獲得了比較確實的消息；汪精衛的侄子汪彥慈，分別用電話把他們約了去，說汪精衛是在昆明；汪公館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將接踵而去。至於汪精衛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樣。此外重慶行營秘書羅君強，更特彆強調這一點，他說：“蔣先生最近要寫一起有關國民黨根本理論的文章，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請汪先生執筆。汪先生不肯，這就是兩人意見參商的一例。”事實上這是羅君強造謠放煙幕；他當然知道汪精衛的出走，並非由於反共。

平時第三次近衛聲明，已配合汪精衛的行蹤，在12月22日發表，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聲明與汪精衛有什麼關係。到了12月24日，報紙終於發佈了消息，說汪精衛旅行昆明，舊疾複發，已赴河內就醫，一時不能回渝。這一下，整個重慶便都在談論汪精衛了。

彼此傳聞印證，有幾件小事可以確定汪精衛的出走，是早有預謀的，一件是12月初，汪公館就將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漢口，再跟到重慶的女傭遣散了；一件是汪精衛的若干政治路線不同，但常有來往的熟人，在這一個多月中，曾經在個別不同的時機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衛親筆簽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尋味：12月12，重慶行營舉行紀念周，由林主席親自主持，才到重慶只有4天的蔣委員長發表演講，異常誠懇動人，以致當場有人痛哭失聲。及至快散會時，汪精衛亦趕來聽講，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嗶嘰中山裝；汪精衛只着西裝或長袍，從未穿過中山裝，所以他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也許這就是他的目的。

當然，蔣委員長已知道汪精衛在幹什麼。他在12月21於陝西武功旅次，接到龍雲報告汪精衛行蹤的密電，隨即折返重慶，決定給汪精衛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所以不說破真相；不過在12月25西安事變脫險紀念日，蔣委員長設宴招待中央委員，即席作了一篇極精彩的演說。

蔣委員長說：宋明亡國，亡的不過是朝代，並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漢族人主中華，最後為漢族所同化。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戰勝敵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兩朝的軍事和經濟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餘，但到頭來還是亡國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少數當國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脅，以致雖有兵而不能用，雖有抵抗的潛力而不能發揮。這些歷史上的教訓，在此時此地，尤當記取。

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我們的精神如果能夠不受敵人威脅，就一定可以發揮潛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長期抗戰，求得最後勝利。

顯然的，這番話是針對汪精衛而發。在座的人，對”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這句話，感受特別深切；因為屈服於日本，並不是改朝換代，在歷史上只是一時的興廢。日本是真正的異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亡於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會漢化；那就真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了。

此外聽到蔣委員長這番演講的人，也都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他只是指出汪精衛的思想錯誤，替他可惜而並無責備之意；當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輿論卻不似蔣委員長那樣寬宏，批評一天比一天嚴厲，《新華日報》尤其尖銳，共產黨的同路人也大為憤怒，有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人民陣線”開會聲討，有人報告，說汪精衛已到了上海，日本軍隊以108響禮炮歡迎。這自是馬路傳聞，但離事情實質卻是不遠。

除夕下午，路透社從香港來的消息，震動了重慶，那就是汪精衛發表了所謂”艷電”！這一來，真面目盡露，原來第三次近衛聲明，是為汪精衛而發；事先早有勾結，鐵案如山，許多政要，內心雖早存疑，但總往寬處去想，汪精衛一生負氣，本心無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賊”；汪系中人，無不痛心疾首。了解汪精衛家庭情形，以及民國以來，汪精衛何以不斷反覆的見人就說：“有了東窗定計的王氏，才會有秦檜。”對汪精衛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觀。

民國28年元旦，中央黨部團拜以後，隨即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和他的”艷電”。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這”國人皆曰可殺”而且國民黨中常會已正式決議：汪精衛”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以及政府正考慮下令通緝時，有個人膽子很大，公然支持汪精衛的主張。這個人就是羅君強。

他說：“照現在的情形，抗戰下去，中國必然愈戰愈弱，共產黨乘機得勢，日漸強大；為了防止共產黨為患，非早日與日本講和不可。”又說：“共產黨現在借汪問題，拚命宣傳肅清動搖分子，和民國十五六年宣傳肅清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一樣，目的都在分化國民黨、削弱國民黨。這一點大家應該注意到。”

他的話當然也有一部分人響應；共產黨確是對此事件反應激烈，首先是郭沫若發起討汪肅奸會；繼而有金滿城大呼肅清汪派”餘孽”。不過，蔣委員長早就採取了防範的措施，透過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處分汪精衛實在出於不得已，”平時與汪精衛接近的朋友，儘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可猜疑。”因為如此，彭學沛兩次請辭交通部次長——由於他有幫助汪精衛脫出重慶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覺何應該勸汪精衛勿為己甚，其中有一個汪精衛的廣東同鄉，寫了一封信，請在香港的林柏生，轉交汪精衛，提出7點疑問，其中至少有5點觸及核心，可說是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艷電主和乃響應近衛廿二日之演說，是近衛演說之後，始有談和的可能，而近衛演講之前，先生已先行離渝；離渝與主和，是否兩事？

第二、”如確認和談有益國家，以先生之地位與責任言，應向中常會或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提出，即使勢有不許，亦可於離開國境之後，用函電向中央建議，何以艷電逕行在港發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對清黨，清黨與特別委員會，均以維護黨紀為理由，以後先生對黨事主張，亦多如此，致有黨紀先生，之雅號，何以此次發表艷電，對於黨紀竟毫未顧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廣州、武漢方相繼淪陷，此時突然發表艷電，影響士氣與民心甚大，結果，予敵以更大之徵服機會，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戰不能無備，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無具體計劃？”

這些疑問，事實上已含着深刻的分析；由”第一”點看，汪精衛與近衛早已通了款曲，”第三次聲明”與”艷電”，不過是桴鼓相應的雙簧；而”離渝”與”主和”，顯然亦是”一事”。

由”第五”點看，汪精衛不會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計劃的；而且，他不能在事先提出；一提出來，追根究底，未經黨國同意，擅自跟日本軍部及內閣接觸，豈能逃得了”私通敵國”的罪名？

哪知就在黨國元老吳稚暉親自起草，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文發表的第三天——民國28年1月4日，突然由東京發出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電訊，說近衛內閣垮台了。

近衛的垮台，是受陸軍凌逼的結果。當”二二六事件”以後，恢復”軍相現役制度”，陸軍的勢力急劇膨脹，駐德陸軍武官大島浩少將，與納粹的外交主持人李賓特羅甫，起開兩國外交當局，私下談判，達成了日德兩國簽訂防共協定的結論；由軍部向廣田內閣提出，在1936年12月25日正式簽訂，這樣重大的國際新聞，在中國並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因為那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報紙讀者，正傾其絕大部分興趣於蔣委員長自西安脫險的新聞之故。

七七事變以後不久，日本派東鄉茂德出使德國，外相廣田弘毅表示，中日停戰問題，雖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及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之中，但成功的希望不大；因而交付他兩個任務：一是全力敦促德國撤回駐華軍事顧問，並停止對華軍火供應，二是儘快承認”滿洲國”。第二年2月，李賓特羅甫接任德國外長；正當陶德曼的調停失敗以後，由於東鄉的活動，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並撤回駐華軍事顧問，對華禁售軍火。東鄉茂德的任務，全部達成。

但日本軍部並不認為這是東鄉的成功，歸功於大島與李賓特羅甫的秘密接觸，而且決定繼續直接干預對德外交。5月間開始強化防共協定的談判，所謂”強化”即進一步結成軍事同盟，並擴大締約國的範圍，邀請意大利參加。

民國27年7月12日，日本與蘇俄在中國東北、朝鮮、蘇俄接壤交叉地點的張鼓峰，發生武裝衝突；關東軍出動一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但遭到俄軍強有力的反擊。受了這個”張鼓峰事件”的刺激；近衛內閣的”五相會議”在7月15日決定：日德兩國可以締結對蘇軍事同盟；與意大利另訂以英國為對象的密約。但德國希望日德意三國共同締結盟約，在外交及軍事方面，攻守採取一致的態度。假想敵的範圍，由蘇俄擴大到對英法及美國，為內閣及元老所堅決反對；因此，德國仍舊透過大島向日本陸海相秘密接觸。結果是導致了東鄉與軍部的公開衝突。

結果是軍部斗垮了東鄉，調任駐蘇大使；東鄉的遺缺，即由大島浩接替。日德意三國同盟的談判，自是加緊進行；但海軍方面亦反對此同盟以英法美為對象，尤以海軍省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態度最堅定。

哪知陸軍方面堅持如故，使得近衛深感苦惱；他一直有個想法，唯有恢復政黨政治，才能抑制陸軍干政。不過政黨都已名存實亡；所以近衛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以國民輿論為後盾，對抗軍部的勢力。國民輿論的形成與表現，當然需要有個國民組織；進而以此組織為政治背景，成立政府，抑制軍部勢力，解決”中日事變”——這個想法，由於同時受到兩種刺激，突然變成強烈的衝動；促使他下了辭職的決心。

這兩個刺激，一是陸軍在日德意三國同盟的主張上，悍然不顧一切的反對意見，驕橫跋扈，幾於不可理喻。

再一個刺激，就是與中國謀和的問題，板垣的處處掣肘，已使他受夠了氣；但仍願聽任陸軍的擺佈是因為他自覺在”第三次聲明”中，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與當年跟蔣作賓所談成的結論沒有什麼兩樣。在中國失去了那麼一大片土地以後，仍舊按當年的結論來談和，是相當”寬大”的條件；預期着蔣委員長會接受。至少，除了汪精衛之外，中國還有好些軍政要人會起而響應。

哪知汪精衛的”艷電”發表以後，立即被開除了黨籍；而且已經談妥會跟汪精衛一起行動的龍雲，亦竟變了卦。近衛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滅，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詰責，更覺難堪。

為什麼第三次聲明發表以後，重慶的反應大出意料？當他檢討這個問題時；有人告訴他：這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不相信日本軍部；認為”近衛聲明”只是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之故。近衛再從頭一項一項去研究，終於恍然大悟，中國的看法沒有錯；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受了陸軍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聲明，作為瓦解中國民心士氣的工具。”近衛聲明”真的變成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了。

就在這雙重刺激之下，近衛決心辭職，一方面是隱然表示對陸軍的抗議；一方面準備去研究如何造成”國民組織”，作為他第二次組閣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