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國葬》是《台北人》的最後一篇，也是較短的一篇，全文大約六千字。這個短篇小說，固然也具有獨立性，自成一個優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體結構中所佔的地位和意義，卻更值得我們注意。如果《永遠的尹雪艷》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國葬》，更顯而無疑的，是這本小說的結語（epilogue）。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國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寫一個力衰體弱的老者秦義方，在一個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殯儀館內他舊日長官李浩然陸軍一級上將的靈堂，當時之所見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禮之後，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輛十輪軍卡車，跟着靈樞啟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說始終客觀敘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時，予以客觀描寫，固定下來。可是在秦義方向李將軍的遺像跪拜過後，作者隨着秦義方的內心感觸，很自然地鑽入他的內部意識，於是開始藉由這個老副官的主觀觀點，回敘往事，抒發感慨之情，揭露李將軍的為人。這之間，作者又時而夾入靈堂里動靜的客觀描述（在秦義方觀察所及範圍內），主要卻是為了繼續刺激引發秦義方的回憶。小說近尾，啟靈時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觀敘述秦義方如何不容易地獲准搭上一輛侍衛卡車去送靈。小說即以他在卡車上興起的一個光榮往事回憶為終結。

從秦義方的內心自白或嘮叨，我們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壺跟着李將軍，從廣州打到山海關，之後幾十年間，忠誠服侍他，陪他渡過各種大風大險。可是數年前，由於年紀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將軍終於叫他退休，到天氣暖和的台南養病。他滿心不願意，一則因為跟了李將軍一輩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為榮，不願喪失這個身份；二則因為他十分敬愛李將軍，覺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氣，知道如何照顧他，極不放心把這個責任交付給別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經開了口，他覺得沒臉在公館裏賴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榮民醫院裏養病。從他在靈堂里興起的一堆內心牢騷，我們得知他把李將軍的心臟病突發死亡，完全歸罪於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顧他的年輕侍從，“這些小野種”，“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這次要是他秦義方還在公館裏，他就不會出事了”。小說里，處處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輕一代取替的現象。例如公祭典禮中，“一式大禮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將官，都是“新升起來的將官”，秦義方“一位都不認識了”。

秦義方這個人，有優點也有缺點。作者對他，雖然明顯的滿懷溫暖的同情，卻保持客觀寫實，不隱飾他的缺點，沒把他理想化。他詛咒年輕的侍從，就是一例。他怨恨這些年輕侍從，一方面因為他覺得他們沒好好的照顧李將軍，另方面必也因為他們奪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個頗有虛榮心的人，人家稱他“李浩然將軍的副官”，他就覺得“光彩得了不得”，後來長官叫他退休養病，他的首一反應，是覺得不“體面”。我們甚至還可說，他頗有點“勢利眼”：不論是抗日勝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將軍的靈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許多的“高級將領”，“將級軍官”。對於那些享有高貴地位的將軍——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滿懷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對於他衷心敬愛的，服侍了一輩子的長官，秦義方也不是沒有怨言。他內心咕嗜，李將軍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攆出門去”。雖然，事實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養。

然而，就是在他咕嚕埋怨的時候，我們從他的抱怨口氣，感覺出來的，還是他對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愛”。除了忠誠的敬愛，他對李將軍還懷有一種近乎母性的衛護心理。夫人過世後幾年內，冬天夜裏，他常起來替李將軍蓋被，就是一個例子。在靈堂里，他看到久居美國的李少爺，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以前少爺從軍校裝病退下來，跑到美國去的時候，李將軍氣得一臉鐵青，喝道：“你以後不必再來見我的面！”過了這許多年，現在又見到已經長成中年人的少爺，秦義方“那張皺成了一團的老臉上，突然綻開了一抹笑容來”。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訴他：父子到底還是父子。他想告訴他：長官晚年，心境並不太好。他很想告訴他：夫人不在了，長官一個人在台灣，也是很寂寞的”。這是作者何等溫暖憐愛的筆觸！亦十足呈示出秦義方對主人的愛護和衛護心理。但當然，秦義方沒能和李少爺達成心靈上的溝通。他只說了“長官——他——”幾個字，便縮回手，因為，“中年男人抬起頭來，瞅了他一眼，臉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識的模樣”。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爺心靈溝通，他卻在類似的一言半語之中，和小說的另一角色——劉行奇——達成了心靈上的默契。秦義方因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葉副司令兩位久已隱居不出面的老將，而回想到李將軍從前曾舉起三隻手指，十分得意他說過：“我有三員猛將……章健、葉輝、劉行奇。”（小說里提到，章、葉二人被稱為“鋼軍司令”，劉行奇被稱為“鐵軍司令”。筆者據聞：北伐時期，廣東、廣西軍英勇善戰，有鋼軍鐵軍之譽。）秦義方正回想到此。卻見一位滿面悲容的老和尚——這是作者文字轉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靈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義方見和尚後頸上一塊巴掌大的紅疤，記起北伐打孫傳芳龍潭那一仗，劉行奇後頸受過炮傷，這才認出是他，趕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緊接的秦義方內心之往事回憶中，我們得知劉行奇跟隨李浩然將軍三十年，從家鄉開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當，盡打勝仗，深得李將軍的寵愛。可是在大陸最後撤退的時候，劉行奇和他的兵團被困在廣東，沒能和李將軍等會合一同撤離，卻全軍覆沒，給俘虜了一年，吃盡苦頭，才隻身從廣東逃到台灣。來台灣后，他即被革除軍籍，曾到李公館參拜長官，慚愧慟哭，稱自己“敗軍之將，罪該萬死”。李將軍則“紅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劉行奇的肩膀”，深嘆道：“這也是大勢所趨，不能深怪你一個人。”

老和尚認出秦義方，“臉上又漸漸轉為悲戚起來”。說道：“秦義方——唉，你們長官——”便哽咽落淚，不能卒言。過後他又說了一次：“你們長官，他對我——咳——”還是說不下去，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地離去。雖然他連一個完整句子都沒說出口，他和秦義方兩人，由於對李將軍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無言的片刻卻達企了心靈的匯通。

作者讓秦義方追憶劉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為了指示他所以變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為了揭露李浩然將軍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從秦義方早先的內心嘮叨，我們已知他的長官有“拗脾氣”，性格十分倔強，七十多歲還不肯服老，身體不舒服絕對不肯承認。他當了一輩子軍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轟轟烈烈的建立了偉大功業。可是在台灣，“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這樣的敘述，已經呈示出李將軍晚年，對於年歲的壓迫是多麼的不肯屈降，對於現實局勢使他無法施展雄才的事實，又是多麼的心懷悵憾。可是我們必須等到秦義方追憶劉行奇往事的時候，才能確實測探得知李將軍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愛國愛民的心之廣大。當劉行奇一臉枯黑，毛髮盡摧，逃到台灣來見長官，李將軍和他，兩人相對黯然，半天，李將軍才幽幽說道：

“我以為退到廣東，我們最後還可以背水一戰，章健、葉輝、跟你——這幾個兵團都是我們的子弟兵，跟了我這些年，回到廣東，保衛家鄉，大家死拼一下，或許還能挽回頹勢，沒料到終於一敗塗地——”長官的聲音都哽住了，“十幾萬的廣東子弟，盡喪敵手，說來——咳——真是教人痛心。”說著兩行眼淚竟滾了下來。

對於一生倔強好勝、深愛家鄉的李將軍，眼看自己手下幾個兵團一敗塗地，使十幾萬的同鄉子弟盡喪敵手，該是何等難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對着喪失了整個兵團。慚愧得泣不成聲的劉行奇，李將軍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卻紅着眼，拍着他肩膀，說道：“行奇，辛苦你了——”秦義方追憶大陸最後撤退時，李將軍和章司令、葉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島龍門港八桂號兵艦上苦等三天，等劉行奇和他的兵團從廣東撤退出來。“天天三個人都並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開船令，長官猶自擎着望遠鏡，頻頻往廣州灣那邊瞭望。三天他連眼睛也沒合過一下，一臉憔悴，驟然間好像蒼老了十年”。就這樣寥寥數句，作者極端生動有力地表達出李將軍對劉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誼，以及對自己同鄉子弟兵的極端關心和愛護。

已經去世的李浩然，當然沒能和讀者直接見面。我們對他的認識，一部分是來自作者對靈堂動靜的客觀描述，例如從公祭典禮的隆重場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一生功業之大概，得知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大將軍。但，我們認識他之為一個人，卻是經由秦義方的意識媒介。而秦義方這個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繪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在小說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為一個中間人，把李浩然將軍推介給讀者，讓我們一同悼念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這就使我們聯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兩篇——《思舊賦》和《梁父吟》。事實上，《國葬》的小說形式，和這兩篇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說里的人物，隱隱問也彷彿有某種的相關。

我們記得，《思舊賦》裏那個沒落的貴族之家，也姓李。家長和李浩然同樣，是“李長官”，以前也有過“轟轟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幾年去世。那麼，李浩然將軍，是否就是《思舊賦》的李長官？

似有此可能。但論起性格，卻又不像。《思舊賦》的李長官，身體虛弱得“脫了形”，任由羅伯娘服侍吃藥睡下。看見女兒墮落，他便鬧着要出家當和尚。完全沒有李浩然將軍那種倔強不肯屈服的氣勢。李浩然如果身體不舒服，“你白問他一聲……他馬上就黑臉”。少爺逃離軍校跑去美國，他生氣的方式，當然不是鬧着要出家，卻是寧可一輩子不見兒子的面。此外，在李將軍靈堂里披麻戴孝，頻頻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的中年男人，顯然也不是《思舊賦》裏那個變成了白痴的李少爺。

《梁父吟》裏的翁朴園，致身革命，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背景年齡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經先去世。他有一個兒子在美國教書，亦可符合今日在靈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爺。特別是朴公那個蒼老的侍者賴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背卻佝僂得成了一把彎弓”，頗符合《國葬》中秦副官的模樣：“身上穿了一套舊的藏青嗶嘰中山裝……腰彎成了一把弓”。兩人都同樣勉強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勢。那麼，今日接受國葬的李將軍，是否就是朴公？悲悼着長官的秦義方，是否就是賴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朴公和李將軍，性格還是不很像。兩人雖然同具正直的氣質和貫徹始終的精神，但朴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齡、功業、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運，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將軍相符的，卻有一個人，那就是朴公追悼的結拜義弟——王孟養。

王孟養，我們記得，和朴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具有超人的才略機智，官位升得最高，當了“總司令”，建功立業，叱吒風雲。我在分析《梁父吟》這篇小說的時候，曾經詳論其中的中國歷史文學典故之運用，談到作者存心把王孟養影射為諸葛亮。在《國葬》裏，我們發現，作者同樣也把李將軍暗喻為諸葛亮。

李將軍靈堂內，章健的輓聯之“漢賊不兩立”一句，語出諸葛亮《后出師表》。葉輝輓聯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風”，諸葛亮即死於五丈原。這些顯然都在影射李浩然為諸葛亮，興復漢室而功虧一賞。

《梁父吟》小說里，王孟養的國葬儀式，可比李將軍的國葬儀式，十分“風光”，“人到得那麼齊全”。可是王孟養晚年，顯然由於現實情勢的拘囿，和“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才智……沒能展盡”，相當不得意的樣子。《國葬》的李將軍，命運似亦相同。作者沒有一句明白的話，可是文中隱藏着絕對不錯的暗示。葉輝的輓聯，下聯後半是：

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

這裏，作者顯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為西漢時代防禦匈奴的正直名將李廣。李廣一生汗馬功勞，但運氣不好，晚年征戰無功，屢遭貶黜，最後被迫自殺。李廣被劾落職，家居賦閑，曾經夜獵（李浩然也“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閑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將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態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別和《梁父吟》，確實好像是有關係的。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徵意義與悲悼氣氛。

討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娘，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徵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討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將軍，和他所象徵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娘、朴公，秦義方諸人，其實只是故事的敘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弔。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將軍，既然或象徵我們文化，或象徵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彷彿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將軍一角之象徵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從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跡於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於“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隨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那一天。

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也是很有含義的。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殯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號令：“敬禮！”聽到這聲號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謁陵時的情形。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將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將軍致敬。可是當年李將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着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臟：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將軍，卻因心臟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裏，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於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保持一份記憶。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台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是“靈”車。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紮成的“高大”牌樓。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號：“敬禮！”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於“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台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里，達到了最高潮。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到“靈”的存在。首先，小說主角李將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而“殯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台”、，“遺像”、“致祭”、“黑布鞋”、“白髮如雪”、“白須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里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別。掛滿於靈堂四壁的輓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台的正中，懸着一幅“李浩然將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掛勳章的遺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氳的升了起來了”。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將軍的靈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氣里，統攝着整個靈堂，統攝着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將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台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將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嚇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裏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掛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李將軍的靈魂託夢向秦副官告別，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於靈堂，以及隨後的突然飄逝。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掛着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只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裏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於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眾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我們記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艷，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白先勇開始寫作《台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艷，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着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隨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彷彿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里，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艷》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永遠的尹雪艷》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將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正如章健輓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於尹雪艷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由於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將老死，貴族之家終將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將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將失色。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只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於《台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