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冬夜》，很可能是《台北人》裏最受注意和歡迎的一篇，因為據我所知，好幾種中國現代小說選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譯的，都把白先勇這篇小說編選在內。《冬夜》之能受普遍歡迎，我想有三個原因。一、此篇採用比較明顯的呈示法表現小說主題。像《台北人》其他每篇一樣，《冬夜》裏也有許多隱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當程度之內，我們不難了解小說旨意。二、此篇題材關涉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他們面臨的困境，而《台北人》這一類嚴肅作品的讀者，大概也都是知識分子，如此，由於讀者能領會小說人物之心境處境，並切身體認小說里提到的或呈示出來的有關中國文化的種種問題，就容易和作者發生共鳴，三、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因為《冬夜》確實是一篇以熟練技巧寫成的感人故事。讀後令人低回沉思，喟嘆人生幾何。

《冬夜》的情節動作，和《台北人》大多數故事一樣，發生在短短數小時內。而情節也主要靠小說人物的對白來推展。主角是一個在台灣某大學教英國浪漫時期文學的老教授余欽磊，另一重要角色，則是被譽為國際歷史權威的旅美學人吳柱國教授。民國初年，他們兩人在北京大學，同是領頭髮動五四運動的健將，後來，余欽磊隨政府來台，一直在大學教書，吳柱國則留居美國，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名人，現剛返台北做數日之停留。《冬夜》小說情節，即敘述吳柱國在一個下着冷雨的冬夜，從社交應酬與學術演講的繁忙中抽出幾小時，來到溫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訪老友，兩人談今話舊併發抒內心感觸的情形。小說始終客觀描寫，敘述余教授之期待老友；情節主幹由兩人之對話構成；吳柱國離去后，高潮即下降，作者恢復客觀描寫，敘述余教授之所為所思，小說很快也就結束。

從這兩位老教授的回憶對話，我們得知五四運動的時候，和他們兩人交往甚密而抱持同樣理想的北大同學，還有賈宜生、邵子奇、陸沖、陳雄等人。其中陳雄後來變成日本大漢好，早遭槍斃，陸沖沒離開大陸，“百花齊放”時，被北大學生清算，說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為孔教作悵，逼他寫悔過書，他不屈而跳樓自殺。邵子奇和賈宜生，則也隨政府來台，邵子奇改變初衷，當起官來，頗有社會地位，卻和老朋友疏離了關係。賈宜生和余欽磊一樣，同在大學教書，由於妻子病在醫院，生活窮困不堪，半年前摔過一跤，摔破血管，一個月前去兼夜課時，不慎滑入陰溝里亡故。

這幾個人的遭遇，都是余、吳二人談話中說出的，小說里真正出場的角色，除了二老教授，就只一個配角——余欽磊二十歲的次子俊彥。然而，小說里還有兩個沒和讀者直接見面的人，值得注意。那就是余教授的前妻雅馨，和他在台灣續娶的太太。雅馨是五四時代女師大的校花，當年和余欽磊，是“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十分羅曼蒂克地結成姻緣，生下兩個小兒，不幸就去世。余教授現在的太太，總是到隔壁蕭家打麻將，和余欽磊毫無心靈上的溝通。

關於吳柱國在美國的家庭生活，我們只知他妻子已逝，沒有兒女，一人獨居。

作者雖然沒有明說，我們卻可從二友對話內容推斷，吳柱國這次是二十年來頭一次回台。而且，余吳二人雖然心裏一直保存舊時的友誼，平常他們也極少通信聯絡，雙方許多事情都彼此不知道。如今久別重逢，談話過程中，他們才又開始重新認識對方——被年歲和現實環境逼迫得改變了的對方。這篇小說的情節高潮，就是建立在二老友彼此的逐漸醒悟。

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作者必大量運用對比手法，來襯現五四時代的余吳二人，和今日的他們，之間的大差距。作者同時也把過去那個時代的精神，和今日時代觀念，作為明顯對照，來強調今非昔比的主題。現在我們就先討論小說人物的今昔對比。

從小說開頭的客觀描述部分，我們看到余教授“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蹣跚”。那是因為五年前他曾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傷。小說里作者一再提到余教授“那隻撞傷過的右腿”、“那條僵痛的右腿”、“僵硬”、“麻痛”、“一拐一拐”、“遲緩”、“蹣跚、蹭蹬”等等。可是，從二友的往事追敘中，我們得知“五四”時候，北大青年疊羅漢爬進曹汝霖家裏去，頭一個爬進去的就是余欽磊，“把鞋子擠掉了，打着一雙赤足，滿院子亂跑，一邊放火”。今日之跛足拐腳，和昔日之疊羅漢赤足亂跑相比，是何等強烈的對照！余教授聽着老友追敘這些往事，臉上一紅，“綻開了一個近似童稚的笑容來”。這一瞬間，他的心情彷彿又回到青春年代，“不由主的將一雙腳合攏在一起，搓了兩下”。這時他“沒有穿拖鞋”——正如五四時代之赤足。可是包在“打了兩個黑布補釘”的絨線襪里的僵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靈活的赤足相比？

吳柱國初見俊彥，驚嘆道：“俊彥，要是我來你家，先看到你，一定還以為你父親返老還童了呢！欽磊，你在北大的時候，就是俊彥這個樣子！”由此可知，余欽磊當年和俊彥現在一樣，“眉目異常英爽”，長着“一頭墨濃的頭髮”。現在呢？他有一張“皺紋滿布的臉”，而作者更是一再的提到他那“十分光禿的頭”，“十分光禿的腦袋”。

這些只是余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對比。更令人感觸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態度上的今昔比照。

從他參加五四運動之事實，愛好浪漫時期文學的事實，以及當初和雅馨戀愛的情形，我們都可推斷，余欽磊以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浪漫主義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視現實的桎梏。可是現在，由於年歲的逼迫和現實環境的壓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損殆盡，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樣，他還在大學裏教英國浪漫文學，教拜倫的詩。可是現在他教書，顯然已無熱情，只是維持現實生活，余太大有一次替他曬書，“把他夾在一本牛津版的拜倫詩集中，一疊筆記弄丟了——那些筆記，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候，記下來的心得”。這疊筆記的丟失，即影射他年輕時代的浪漫精神之喪失。

而使他失去那疊筆記的人，當然不是別人，是代表“現世”的余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終被現實所逼失。余教授的前後二妻，確是一個強烈的對比：雅馨象徵理想、精神和愛情，即“過去”；後妻象徵現實。物質和肉體，即“現在”。雅馨早歿，而“肥胖碩大”的余太太健康活在人間，取代了雅馨的身分，這也是暗示現實終於取代了理想。

客觀說來，余太太除了愛打麻將的毛病，其實也是一個不壞的妻子，會想到替丈夫曬書，會提醒他貼膏藥治腿，會想到“贏個百把塊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然而她對丈夫的關切，只限於肉體方面，和健康問題。她完全不關懷也不了解余教授心靈上的需要或希求。如此，為了講究衛生而曬書，卻丟了載滿心得的筆記；不忘替丈夫烘暖於善堂的膏藥，卻不耐煩聽他提起吳柱國；心想打牌贏錢買雞給丈夫吃，卻一口否決接吳柱國來家裏吃一餐便飯。

說到此，我聯想起一點，頗有些趣味，卻從來沒有提過，就此順便說一下。在白先勇的小說里，雞肉，特別是燉出來的肥雞肉，常被用來當做女性肉體的象徵，《一把青》裏，心靈枯亡而肉體發達的朱青，端出一盆“熱氣騰騰的一隻大肥母雞”。劉騷包立刻笑鬧道：“小顧，快點多吃些，你們大姐燉雞來補你了”；姓王的也“吃豆腐”說道：“小顧來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雞湯都燉得下了蜜糖似的。”《歲除》裏，賴鳴升追敘在成都當騎兵連長時，如何被他營長的姨太太肉體引誘。她打牌打出一張白板，笑吟吟道：“給你一塊肥肉吃！”後來她回房，傳他進去，“早燉了紅棗雞湯在房裏頭等住了”。《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裏，金大班和一群在洋機關做事的浮滑少年廝纏胡鬧。小蔡嬉笑道：“我們小馬說他還沒吃着你燉的雞呢。”金大班應聲戲答：“我還沒宰你這頭小童子雞，哪裏來的雞燉給他吃？”就是在《遊園驚夢》那麼一篇雅緻作品裏，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暗示。程參謀向錢夫人敬酒，一連喝下三杯，臉上頓現酒暈，“額頭髮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幾顆汗珠子來”。這臉神描寫，和當年鄭彥青與她肉體交歡時的臉神描寫，頗為相近，所以作者雖未點明，我們卻可想像，錢夫人這時，至少在潛意識裏，閃過一絲對於過去那次性交的記憶。而就在同一個時候，“程參謀替錢夫人拈了一隻貴妃雞的肉翅，自己也挾了一個雞頭來過酒”。

如此，余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贏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就不單表示她關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裏明白余教授需要她肉體所能給予他的性慾滿足。儘管余教授滿心懷念雅馨，那“隨風飄去”的“凌波仙子”，他的肉體卻必須活下去，在現實中活下去。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飯睡覺與照顧肉體生命的忙碌中，靈性的光輝逐漸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漸消亡。不錯——“現在”總戰勝“過去”，“現實”總戰勝，“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總是贏的”。人，若要長保靈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擺脫肉體，像雅馨那樣早日“隨風飄去”。雅馨就是因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為“靈”的永恆象徵，她彷彿毫無肉性，所以，當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她做的是“掛爐鴨”，而不是燉雞之類。

余教授的理想被現實擊敗的一大證據，便是他停止翻譯《拜倫詩集》。從二友談話中，我們得知余欽磊早年立志譯完拜倫詩集，吳柱國原以為他早已譯畢，問起在台灣是否暢銷，才知並未譯完，“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譯作，教書也不再熱心，不似吳柱國想像那樣“守住崗位”。卻一心設法爭取外國贈送的研究獎金出國。他想出國，完全是被現實生活需要所逼，因為他送大兒子留學，借過一大筆債，無法還清，便打算出國積留些錢，償清債務。五年前，他好不容易爭得哈佛大學一個福特獎金，卻在赴美的前幾天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斷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療。他明明知道生活窮困異常的賈宜生，也申請了這項獎金，如果自己宣佈放棄，賈宜生可能就會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棄，在醫院一躺五個月，哈佛就取消了這項獎金，余教授對賈宜生的深厚友誼，是不容置疑的，這從他談及他時的感傷語氣，為他到處奔走籌治喪費與撫恤金的事實，替他整理校對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來。可是，顯然，當友情與自身現實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衝突時，被犧牲的總是友情。現實，終是勝利的一方。

吳柱國告辭，余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當吳柱國要踏入計程車，兩人握別的時候，余教授突然聲音微顫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當然，當然，”余教授咳了一下，乾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倫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哦——”吳柱國遲疑了一下，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以上這幾句對白，是小說最後的一個高潮，呈示並強調出現實的全面勝利，理想的全然敗潰。余教授要去美國，要停止教拜倫，即意味了在現實生活逼迫下，終於完全擱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學，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輝燦爛的浪漫精神之熄滅。如果吳柱國還對余教授抱着一絲幻想，臨別時的這幾句話，把他最後這絲幻想也奪走了。

可是有一點，我們卻也不能忽略。余欽磊被現實所逼，打算出國，只要去“一兩年”，並沒有要移民到美國永居的意思。這表示他還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國，自己的“崗位”。所以，我們不宜說他“放棄”了理想，“屈服”於現實；只能說他“擱下”了理想，“接受”了現實。可嘆的是，他可能沒想到，現實的壓力並不是暫時的，而是愈積愈重。他也許以為“暫時”擱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擱，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來愈渺茫了。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吳柱國和他的處境。

吳柱國是《冬夜》小說的第二主角，作者對他的處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從作者對他那麼一點的客觀描繪里，特別從吳柱國本人的談話內容和語氣里，我們同樣活生生的看到他，並感染到他內心深處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欽磊相似——都是現實戰勝理想的無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說開頭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寫吳柱國這次回國抵達松山機場時之外貌與風度：

……那天吳柱國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髮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煙斗，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隨着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這樣的描繪，製造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時間和吳柱國，並非“逆行”，而是“順行”。使人覺得歲月並沒有能改變他。可是實際上如何？

他的改變，不如余教授的改變那樣明顯。一大原因即他並非首要主角，作者沒把他年輕時候的面貌長相，呈現介紹給讀者，因而在外形上，我們無法比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禿頭與濃髮等之今昔對比）。作者對吳柱國的興趣，和要表現的重點，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態度上，由於現實情勢的逼迫而造成的轉變。

吳柱國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國留學的。他本擬次年返國，卻因大陸易幟而留居美國，轉眼二十年，這些年內，他在美國大學教中國歷史，寫過幾本關於唐代政治歷史的書，成為國際有名的東方歷史權威。

客觀說來，這樣的成就，確實是很不錯的了。他應該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國際間宣揚了一點中國文化！在松山機場上他表現的那種“學者風範”，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談話過程中，我們窺知這位“從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學者，內心卻迫壓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虛的感覺。

從小說對白，我們得知五四運動時，北大青年打入趙家樓，下監獄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吳柱國。他又扛大旗領隊遊行，跟警察打架，足見當年他是一個熱血奔騰，志氣高昂，不肯妥協的愛國青年。他的愛國情操，深植於他心中，儘管久居國外，久未接觸祖國土地，在他那國際學者的形貌下，卻一直珍留着中國靈魂。抵達余教授家的時候，他脫下大衣，“裏面卻穿着一件中國絲棉短襖”，就是作者的一個暗示。

他留在美國教書，成為權威教授。從表面上看來，也就是從他實際活動表現評論起來，他都十分成功地適應了新環境。可是他心底深處，卻埋藏着一份不肯說出口的隱痛。所以，他在國外大學教課，“大多止於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當年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五四是他的光榮，五四精神沒人能比他更了解。但當哈佛大學一個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在東方歷史學會宣讀論文，用純理性觀點把五四運動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卻一句辯駁話也不說，默默離開了會場。最深痛的悲哀是說不出口的。要說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當笑話來講。在美國任教二十年，吳柱國只一次向學生提到五四運動，那是因為看到美國學生鬧學潮而引起的話題，“也不過是逗着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

吳柱國內心的空虛無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靈魂壓得麻痹了。於是他任由自己像個機械人似的活在現實世界，習慣地向外國學生吹噓李唐王朝的強盛，並為免被解聘，為升級，“隔兩年，我便擠出一本〔書〕來，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會寫了的”。二十年的講課吹噓。幾十萬字的學術著作。“都是空話啊”！

這一苦悶鬱結，他深鎖內心一隅，不向人發抒，自己平時大概也無暇去想。為了在現實中生存下去，他忙碌於自認為空虛無用的工作，“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可是現在，坐在台北溫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舊日友情和往事回憶的溫暖中，這一鬱結突然逐漸舒松爭開。我們注意到，二友談話過程中，吳柱國彷彿被一股力量驅使，非向余教授“認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層層剝開不可。

如此，在此短暫的時間內，吳柱國揭露了自己都不願面對的“自我”。而這個揭開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吳柱國，和他平日呈現於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裝的解脫，來暗示“面具”的解脫。我們記得吳柱國抵達松山機場時，穿黑呢大衣，戴銀絲邊眼鏡，手持煙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脫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說起五四運動被美國學生無情地“重新估價”之經驗，他“把煙斗擱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除了衣服飾物的裝戴和解脫，吳柱國的整個神態儀錶，給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間，也成一個強烈對比。在飛機場時他梳理得“雪亮”的一頭銀白頭髮，進入余教授家“都讓他揩得蓬鬆零亂起來”。那份“恂恂儒雅”“從容不迫”的風度也消失不見，話說急時，他會迫促地“掙開余教授的手”，聲音會變得“激動”“痛苦”，並“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

衣飾和儀錶的改變與對比，當然都是影射吳柱國在現實世界裏所表現的生活態度，和他隱諱在內心的精神狀態，之間的大差距。五四時代，他滿腔熱血，敢做敢當，表裏如一。為達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協。可是如今，由於現實情勢的逼迫，現實生活的壓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來，把“精神”榨擠一角，而和現世取得了妥協，從他的談話內容與口氣，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他現今這種妥協的生活態度。回台後，他忙於參加應酬，就是一個例子。以前他最“直”，現在變得甚“圓”；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但大概因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還是要赴約敷衍交際一下（余教授則保留住某種憨直，還是“方”型人物，“不會講虛套”，因而和邵子奇斷絕了來往）。告別的時候，吳柱國說次日一早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作者用“政治”大學，而不用台大或師大，似亦存心傳達某種暗示。

不錯——儘管吳柱國內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時間畢竟也改變了他，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他。和余欽磊的遭遇一樣，“現在”總征服“過去”，“現實”總征服“理想”。在飛機場上他從容不迫應對記者的訪問——他必須撐住現在的臉面。余欽磊到底是屬於過去的人，他怎麼能不顧現在而奔向過去？所以，在歡迎的人群中看到余欽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邊說一句：“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在余教授的舊情溫暖中，他的內心鬱結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辭時，他又已經回到了現實，說他後日便要飛西德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機場送行，當然也是關懷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顯然也因為他知道，在記者和政府要人擁圍中，他將無暇顧及這箇舊日的老友。

吳柱國對五四運動時代老朋友所懷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國人的問題，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余教授談到針灸治療時也說“中國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卻“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於是他覺得對不起五四時代的理想，五四時代的朋友。他說起陸沖在大陸跳樓自殺的事，感慨唏噓，即為一證。在這次相聚談話之前，他一直以為余欽磊和賈宜生二人堅持着過去的精神，不顧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崗位”。他說：

“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內愧。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國內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著，聲音都微微顫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現實擊倒，卻以為老朋友還抱持理想，他的慚愧心情可想而知。談話過程中，余欽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賈宜生的窮困處境，吳柱國的回應和嘆息總是“含糊”、“曖昧”的，這也暗示他內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論多麼令他難受，到底抵禦不住現實的逼求。當他最後得悉余欽磊因債務償還不清而打算出國，“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說又沒說的，是什麼？作者並沒說明。但我們可以想像推測，在這一片刻，他差一點說出要替余教授還債，使他能繼續“守住崗位”。但他及時把話吞了下去，因為，他怎能不顧現實？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日子。沒錢怎麼過得去？

如此，恰似余欽磊為自身現實需要而顧不得賈宜生，沒有出讓獎金，吳柱國在“情、理”正面衝突下，同樣選擇了“理”，犧牲了“情”。

以上，我們已詳細看到，時間和現實環境如何無情地改變了小說里的兩個主角。現在讓我們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時代和今日時代做為對比，以強調引發“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觸。

概括言之，作者視野中的五四時代，是浪漫的，單純的，熱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時代，是理性的，機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慾滿足的。作者當然自己不說，也沒讓小說人物說出這樣的話，卻藉由余，吳二人所敘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現出來。

哈佛大學畢業生對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就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從未到過中國，從未親身體會過五四經驗的美國小夥子，單單憑着書本上記載的客觀歷史事實，分析歸納，振振有詞下結論道：

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將在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這些青年，昧於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於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弒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負着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極權懷抱，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隱士。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認為，這隻能算是一個流產了的“文藝復興”。

他這個結論，若憑純理性觀點來說，或許每一句都是對的。惟一的嚴重錯誤，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問題，認為天下萬事只要用科學頭腦做理性分析，就能達獲真理，究得真情。這其實也怪不得他，因為現今這個時代，就是這樣，精神已經泯沒，一切以物質為重。論文題目《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估價”二字，就有諷刺性的暗示含義。彷彿世上一切都能估計標價來售購似的！

物質壓倒精神的現象，不限於美國社會，在台灣也一樣。浪漫時代早成過去。余欽磊也說：“就是把拜倫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現代人的“浪漫”觀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卻只涉及肉體和色慾。難怪余教授的學生，得知拜倫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試回答“拜倫的浪漫精神”，在卷子上也只寫得出一大堆拜倫情婦的名字。

當年發動“五四”那批學生，多是關心中國文化的知識青年，余、吳等人所學，就都是文史和哲學思想方面的課程。可是現在，念文科的只剩些女學生，余教授班上，“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有了”。“現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吳柱國說得好，“這也是大勢所趨”。余教授自己的兩個男孩，大兒子已“出國學工程”，二兒子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個樣子，可是毫無父親當年的“精神”，一心只想得到加州大學物理系獎學金，並對美國的財富之多滿懷驚羨與仰慕。確實，我們過去的精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質和機器取代。余欽磊的右腿，被“機器腳踏車”撞斷，也是一個暗喻（作者用“機器”腳踏車，不用“摩托車”，可見其用心）。

這，就是我們今日“自由世界”的時代現象。

這個時代，真正是中國知識人士的冬夜了。

吳柱國敘述的關於陸沖結局這幾句話，就寫作技巧方面來說，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對比”和“平行”兩種技巧的並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烈反諷效果。

我們注意到，清算陸沖事件，和五四運動，表面上頗有一些相似之處。首先，發動領導的人，都是北大學生。第二，都是一種使用暴力的學潮運動。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陸沖被指責“為孔教作悵”，都是反孔反傳統的運動。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實情又多麼不同！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愛國而使用暴力，為正義而使用暴力。他們痛打的，是賣國求榮的駐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為了掙脫傳統桎梏，求得精神解放。反之，現在的北大學生，清算陸沖，是一種獸性的集團暴力，而清算的對象，非但不是賣國罪人，還是一個最關心中國文化的弘毅之士。他們反孔反傳統，是在根本否認精神文化的價值，哪裏是基於浪漫觀念？

如此，今昔北大學生這兩個學生運動，看來平行相似，其實對比對立。吳柱國敘述的現今美國鬧學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處，例如都放火燒建築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鬧與無目的之性質，和五四運動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較，也是十分明顯的對照。

作者這種以“平行法”（parallelism）達企對比反諷的技巧，在《冬夜》裏還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余教授和拜倫，同樣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現實逼迫下喪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倫相提並論？吳柱國“五四”時和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今日和余教授談話，“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今昔同樣，眼鏡離了眼睛，可是過去打掉眼鏡，暴露出來的是耿直進取的面目，今日拿開眼鏡，揭曉的是尷尬頹廢的面目。賈宜生今昔都破過血管，以前是“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現在是“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陳雄當年“穿了喪服，舉着‘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遊行”，後來居然自己變成日本大漢好而遭槍斃，當然也是絕大反諷，彷彿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弔喪似的。

我曾多次提過，白先勇取用小說人名，常賦予暗示含義。余欽磊、吳柱國、賈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諷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闊。“余”，即我，所以這個名字，可解為“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完全適合年輕時代的余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無實”了。吳柱國最愛國，他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國命運，使中國強盛起來。可是他做到了嗎？柱起中國了嗎？沒有，所以他姓吳（無）。賈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慘，那裏是“宜生”？所以，當然，他姓賈（假）。

人名之巧妙選用，並不限於上面幾個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國浪漫詩人翻譯為“拜倫”，作者把“倫”改為“侖”，就不單是音譯，也有了意義。“拜侖”，比如崇拜昆崙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這當然就是這位詩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之真諦。此外，“陸沖”可解為“與大陸犯沖”，“陳雄”可解為“過去的英雄”，“俊彥”則亦顯然有反諷的意思。

《冬夜》情節里，另一反諷，即兩個主角最後無形中的身分對換。余欽磊在台灣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出國，吳柱國在美國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回來，而兩人的動機，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和理想無關。余教授是因為要積錢還債，吳柱國是因為“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關於這篇小說的反諷，還有一點，我覺得應該說一下。我們討論過這麼多篇《台北人》小說，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個十分尊重中國傳統和痴戀中國文化的人，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五四運動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讓余、吳二人追敘五四運動，特別只強調浪漫精神和愛國情操，卻對打倒孔家店、提倡“賽先生”等方面，以反諷口氣略提而過。談到陸沖被清算的事，

“只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啼噓道，“當年陸沖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談到現在男孩子都出國學理工，

“從前我們不是拚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余教授說著跟吳柱國兩人都無奈的笑了起來。

如此而已。此外，余教授的腿傷，西醫西藥完全無效，針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動，中國膏藥一貼，也就能減輕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五四提倡“賽先生”，主張全盤西化，中醫中藥被列為落伍象徵之一。魯迅就為文痛低過中醫。可是中國人的病（身體的病或象徵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如此，余欽磊的腳傷，對他本人，和對五四運動，都是一種諷刺。

顯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運動的光榮，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闊胸懷，和耿直愛國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討論了《冬夜》裏的對比和反諷，並得知此篇小說之反諷意味及效果，多靠對比與平行技巧而產生。然而此篇之反諷，異於《永遠的尹雪艷》之反諷，一點“刺”都沒有，一點也不“冷”。是低回的，緩和的，諒解的，帶着無限惆悵的。“無可奈何”四字，可以說是作者寫作此篇時對人生的基本感觸，和要表達的意思。余、吳二友談話間，三番四次“無奈的笑了起來”；笑的時候，吳柱國或搖搖頭，或低下頭，而余欽磊則搖一搖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禿的惱袋”。這種溫和壓抑的描寫筆觸，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說氣氛的一個例子。

小說從頭至尾，籠罩在一層無止無盡的惆悵氣氛里。綿綿下絕的冷雨，便是一個極好的象徵。在台北這個下着綿綿冷雨的冬夜，一對相別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棟殘破卻溫暖的大學宿舍短時相聚。他們二人，在年歲和現實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擱下了年輕時代的理想，但他們心懷慰藉，以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為對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義的工作，過着有意義的生活。可是，在談話過程中，這最後的慰藉，最後的幻想，也一點一點被剝開，被奪走，於是他們不得不面對彼此赤裸裸的真況，和尷尬處境。

兩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懣，卻是無限的惆悵和壓抑的感傷。大概，他們終於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現實總是贏的，一切無可奈何。

今日這個時代，是現實的，冷酷的。精神理想已經枯萎，肉體物質決定一切。被迫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還有救嗎？人類還有救嗎？

《冬夜》的作者，雖然滿懷低回的感傷，對此問題顯然尚未絕望。是的，人類還能得救。還有機會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點點人間相互的關懷諒解，和對過去理想的記憶。

就只一點點的“情”——奢望是無用的。然而人類只要不“絕”情，留下一點兒，給人一點兒，那麼，縱使在現實逼迫下所能給出的是那樣微少，那樣無濟於事，卻也對靈魂進行了贖救。

這，就是《冬夜》小說的最終主題。而此主題含義，作者細心織入小說之敘述語言，十分和諧地化溶在全文惆悵無盡感傷綿綿的迷漫氣氛里。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即此篇小說中“冷”與“暖”的溫差對比，和其他有關溫度的意象使用。讓我們看看小說頭一段：

台北的冬夜，經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時分，一陣乍寒，雨，又漸漸瀝瀝開始落下來了。溫州銜那些巷子裏，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積水來。余欽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張望時，腳下套着一雙木屐。他撐着一把油紙傘，紙傘破了一個大洞，雨點漏下來，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禿的頭上，冷得他不由的縮起脖子打了一個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襲又厚又重的舊棉袍，竟也敵不住台北冬夜那陣陰濕砭骨的寒意了。

這裏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個寒噤”、“陰濕貶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強調屋外巷子裏氣溫之寒冷，影射今日現實世界之冷酷無情，而余教授身上罩着“又厚又重的舊棉袍”，暗示他是一個背負着過去之記憶，不忘舊情的人，可是這件“舊”棉袍，竟也“敵不住……陰濕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雖然懷念過去，保留記憶，卻“敵不住”現實環境的冷酷逼迫。他“撐”傘御雨，含義亦相似。那把傘破了一個大洞，所以也擋不住冷雨，使他在現實的冷酷中打了個“寒噤”。如此，就這麼幾行看來別無他意的描寫文字，已經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個故事。

和寒冷的台北街巷（現實世界）對立的，是余教授“棲住”的這棟溫州街大學宿舍。首先，“溫州”二字，就有暗示性和預示性。吳柱國這次回國，探訪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覺悟和失望，但，由於從現實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這麼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得以和舊友再度分享過去光榮的記憶，得以揭下平時不願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會得到諒解，他心靈上的得償，總還是多於損失吧！

吳柱國有幸，艱難履步於此寒冷世界，得暫時駐足在一小片“溫州”。

小說里的“冷”“暖”意象對比，隨着情節動作的進展，十分一致地持續下去。細細審察作者之用字，我們不禁又一次拍案驚嘆，白先勇怎能這樣高妙地在看來只是流暢寫實的文字裏，賦予此般深刻的雙關暗示含義。白先勇的象徵和意象，運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鑿痕，許多讀者根本就沒發現到它們的存在。絕大多數的人認為，白先勇既然寫得出這樣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沒花費心思，也沒必要花費心思，去探索有關單字效果變化的可能性問題。這是一般讀者對白先勇小說寫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誤解。然而，正如莊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見技巧的技巧。民國以來，另有幾個小說作家，十分擅長於意象文字之使用。張愛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張愛玲的意象或象徵，固然確實生動有力，花樣百出，卻常過於華麗炫耀，匠痕顯露，而且多半時候只是訴諸讀者的感官（視覺、聽覺、味覺等），和使文字豐潤多彩，不見得總是和小說主題有必然的關聯，這是我的看法。

話轉回來，讓我們繼續看一看《冬夜》裏，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對比，與小說最終主題十分一致地，貫徹運用到小說的結尾。

吳柱國濕淋淋冷冰冰地抵達余教授家，脫下大衣，揩乾頭臉，就把寒冷差不多都關在門外了。即刻，“余教授將自己使用的那隻保暖杯拿出來泡了一杯龍井擱在吳柱國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給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溫暖給予朋友同享。吳柱國輟了一口，“茶水的熱氣，把他的眼鏡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鏡”，眼鏡被茶水熱氣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舊情溫暖，開始溶解他的冷麵具；他“除下眼鏡”當然也就是預示他即將解除面具。

談過一時話，余教授見吳柱國“那杯茶已經涼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隻暖水壺來，替吳柱國斟上滾水”。他不顧自己行動多麼不便，一拐一拐的，卻不肯讓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壺”斟上“滾水”，保持溫暖。可是，一旦對談的話題從溫暖的過去移轉到冷酷的現在，隨着心情的轉變，室內溫度彷彿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於是“吳柱國兩隻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卻輕輕的在敲着他那隻僵痛的右腿”。當吳柱國痛苦喊道“都是空話啊”，而對自己的“學術著作”發出“冷”笑，余教授發現茶又“涼”了，立刻起身要換一杯熱的來。吳柱國卻“一把執住他的手”，先把話說完，把自己的底細揭發乾凈，才放他去，彷彿在迫令老友面對冷茶——冷的現實。而余欽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流侵襲，覺得右腿“愈來愈僵硬，一陣陣的麻痛，從骨節里滲出來”。

小說近尾，余教授的兒子從外頭回到家裏的時候，“寒氣不住的從門隙窗縫裏鑽了進來”。余教授，明顯的，十分疼愛俊彥，可是俊彥到底象徵“現世”，所以他之進屋，就比如“現世”之侵入，帶進了寒氣。作者安排讓余太太出外打牌，讓俊彥遲歸，使兩個老友單相獨會談話，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現世”寒氣之侵襲，“溫州”也就溫不起來了。

然而，“溫州”之駐足，是短暫的，還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現實的世界。余教授送吳柱國走出巷口：

……余教授將他那把破紙傘遮住了吳柱國的頭頂，一隻手攬在他的肩上，兩個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裏一片漆黑，雨點無邊無盡的飄灑着，余教授和吳柱國兩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裏的積水，一步一步，遲緩，蹣珊，蹭蹬着。

雨點從紙傘的破洞漏了下來，打在余教授和吳柱國的臉上，兩個人都冷得縮起了脖子來。

不錯。今日現實人生，確是一條冷得令人縮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這漫長艱難的旅途當中，如果有那麼一小段程路，有一個能諒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總會有那麼一點區別的吧？這個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傘遮在你頭上，和你共用；雖然冷雨照樣從破洞漏下，無甚用處，總也會有那麼一點差異，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溫暖吧？

吳柱國乘計程車離去，余教授獨自踅回到家，“他的長袍下擺都已經潮濕了，冷冰冰的貼在他的腿脛上，他右腿的關節，開始劇痛起來”。於是他“把暖在爐灶上那帖於善堂的膏藥，取下來，熱烘烘的便貼到了膝蓋上去”。他發現窗戶讓風吹開了，“趕忙蹭過去，將那扇窗拴上”，后又發覺“書桌上早飄進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書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書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這些描寫都暗示，余欽磊雖己在現實生活逼迫下擱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卻還珍惜保存着一份對過去的溫暖記憶，而這份記憶，他留心衛護着，儘可能不叫它受到現世或現實勢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乾書）。小說末尾，余欽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憶，十分動人，這也是余教授要衛護的溫暖記憶。回憶的動作彷彿真的暫時凈化贖救了他的靈魂。

他這棟溫州街宿舍，確實已“殘破不堪”。沙發“襤摟”，“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來”；榻榻米積年潮濕，“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裏“七橫八豎，堆滿了一本本舊洋裝書，有的脫了線，有的發了毛，許多本卻脫落得身首異處”。他已不大再去念這些書了，平時卻以“租來的”（不是購為己有的）武俠小說自遣。可是這一堆舊書，他卻頑固地，鏗吝地，死守着，而當太太（現世）干預，遺失了一疊筆記，這位早和現實取得妥協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會“着實發過一次脾氣”，逼得“家裏的人”（現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廳里那些堆積如山的書了”。

不錯。對於余欽磊教授，這棟溫州街舊宿舍，是寒冷的現實世界裏惟一的暖巢。他“棲住”在這個暖巢里。他還能感覺溫暖，因為，他知道，儘管理想已經失去，青春已經逝去，這個巢里——也就是他心裏——至少還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