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海外日本妓女與近代日本

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經四年了。對於以擺脫城市喧囂、遊山玩水為目的的旅行來說，總會在心頭留幾枚風景，即便事過一年也令人懷念。但我的天草下島之旅卻與之不同，三個多星期的生活隨着歲月的流逝留給我的是愈加強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負擔。我知道，我關於海外日本妓女的報告是非寫不可的。然而，四年來我卻什麼也沒寫下。

在這期間我曾發表過其它文章，只是對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這除了擔心文章發表會給阿崎婆等人帶來麻煩，還有我自身的問題。我反省自己：這顆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無聲控訴給緊緊地抓住了嗎？除了經濟的和家庭條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問題，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後的今天，我決心動手寫天草之行的長篇報告文學。最後所剩下的問題是探討為什麼這麼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區？我將海外日本妓女作為日本底層女性的典型，認為追尋它出現與存在的來龍去脈，可以進一步明了日本底層女性產生的社會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謂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貧困，是像阿崎婆這樣的天草農民的赤貧問題。除此之外，別無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時代，她和一家人“每天從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點紅薯”艱難度日。她的母親再婚後兄妹三人的日子就過得更難了。寒冬臘月，裝紅薯的桶里空無一物，僅靠一點點麥皮芋汁維持生命。住房從大到小，小的房子裏邊蹋蹋咪也沒有，只好拾點枯枝敗葉來燒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滿腦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為天。食，是人類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顯然，不但阿崎兄妹們在飢餓線上掙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艱難，甚至連村岡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貧窮。那麼，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貧困只是由於天草自然條件的惡劣嗎？還有什麼重要原由嗎？

眾所周知，作為島的天草，從總面積來看是足以獨立經營的巨島。但島內山連山，雖然並非高峰，卻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開墾梯田，故有“在天邊耕種”的說法。天草的土壤受對岸島原的雲仙岳火山爆發后降灰的影響，自古貧瘠，因而生產力極低。

既然土地條件不好，那就應該利用四周的海洋資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於潮汐的關係，魚群極少南下，漁業難以發展。

確實，誰也無法否認，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是天草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無視天草的社會條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條件，人類社會的各種條件實際起相當大的作用。

我對天草古時候的情況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沒有直接關係，在此略去不講。不得不說明的是，據記載，德川時代的天草曾經因收成好而稅率極高。

據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譜》、山口修著《天草》等書記載，慶長八年德川家康成為征夷大將軍時，曾將天草兩島作為關原合戰戰功獎，賞給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澤志摩廣高。當時全島農業收成高達三萬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計有五千石，實際農業耕地有四萬二千石。眾所周知，德川時代的租稅是以米麥等現物為納貢品。稅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計算，天草的普通農民每年要交年貢一萬八千萬石。

如果土地的生產率高，耕種面積廣的話，這樣的納稅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條件極差，農民納完稅後維持再生產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糧極少。據傳教士說，天草的農民現實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寬永十四年因貧困，島原、天草的群雄暴亂迭起。

島原、天草之亂后的代官鈴木三郎重城就任時最大的業績就是力圖修正稅率，向幕府要求將一萬二千石的征糧數減半。重城最後的手段是遞交請求書的同時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誠。因為天領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體現者，重城的提訴和切腹是由於他作為代官認為，不適當的高租稅是天草農民貧窮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稅過重，天草還存在一個嚴重問題，即人口激增。

據當時傳教士的記載和幕府內部文書的記錄，征伐島原、天草之亂虐殺者無數，以致使當時的人口減半，特別是島原半島村村人煙稀少，處處可見飛鳥行走。於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領及九州話藩施行強制性移民政策，持續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時代中期以後，外國人島者增多，江戶、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離島相當困難，於是天草人口劇增，據統計，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間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當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勞動力的增加，生產力上升，反之則人口增加只能導致島民的貧苦。明治維新使社會產生大變革，天草島的農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來，但最終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將租稅形式由納貢的現物改為納金而已，稅率並不曾減低。

當然，天草的農民們已經改變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壓得喘不過氣的狀況。但如果說明治改變了什麼，只有一點，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壓，出島與歸島自由了。

與生產力極度低下的德川時代相比，隨意出島與歸島確實獲得了一大自由。但社會結構沒有改變，農民依然貧困，自然爭取出島，以求自家的脫貧。

天草農民的男性到九州出賣勞動力，女性幹什麼呢？有給人家當保姆帶小孩的，有從事非技術勞動的。但多數天草女性因家庭極貧，需要多額金錢，只好出賣肉體。

適逢明治時代的日本，作為對長期鎖國的政策之反動，出現向海外打工的現象。實際情況確實是到海外賺錢勝於內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離中國大陸、東南亞距離近，不像本州人那樣對海外抱有隔絕感，所以賣身的天草女性擁向中國大陸、西班牙及東南亞。所謂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島出身的海外賣春婦誕生了。

這些海外賣春婦的產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條件外，更多的是由於德川封建時代及近代日本社會的問題。這不但是天草的問題也是農村的女性問題。進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體女性、近代日本社會中女性存在的問題。

舉例來看，如東北地區產生的製造業紡織業女工。東北地區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蓋期，生產力低下，租稅高，自古蔓延棄兒的惡習。現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當時殘留下的痕迹。進入明治時代，製造業紡織業興盛，需要大量女工，隨之出現女工勸誘人。工場和女子學校、茶道、花道場所的條件相反，“工場像地獄，主人像鬼，周圍汽車亂轉”，在那裏生活“比籠中鳥比下監獄還要苦”。

又如北陸地區農民的貧困原因，除了積雪等惡劣的自然條件，還加上在大地主間隙擴張起來的布教，即凈土真宗的信仰。於是，這一帶的過剩人口的出路大致為：男性到富士賣葯，以越后的杜氏、湯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膚雪白出美女，成為有名的越后藝妓。

天草的海外賣春婦的出現及製造業紡織業女工、越后藝妓等近代日本底層女性的出現，不但由於自然條件惡劣，更出自社會原因，國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於未然。社會、國家本來是因為人類經濟性精神性的生產行為方式的需要，個體需要生活保障才產生的。救濟受苦人本是它的職責。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國家都沒有解決底層女性及農民窮困的根本問題。相反，近代日本國家為了自己的強大，甚至侵略諸國，徹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鎖國政策維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產業革命終結后，資本主義體制確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國家是為了對抗西歐列強政治、經濟、軍事的壓迫。始終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於明治十八年寫的《脫亞論》中指出，日本應脫出亞洲的一員，早日進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為此，主張像西洋人那樣對待支那、朝鮮，道出了近代日本國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澤委婉地說“西洋人對待亞洲如何”，此話直接加以表現就是西歐列強對亞洲非洲採取高壓的殖民政策，日本也應以西洋人同樣的態度去支配亞洲各國。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針對資本的積累不足，國家經濟力不強，在國際上發言無力，提出“富國強兵”的口號。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國家徹底地利用了底層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在《村岡伊平治自傳》中寫道，經自己手誘拐的妓女“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國家不知是為誰的國家。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作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

這是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對自己不道德行為的合理化說明，是對福澤諭吉日本國家殖民政策的具體說明。也就是說，近代日本國家向中國大陸、東南亞島嶼推行政治軍事政策。經濟進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為他們賺取外幣富國強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發展史》寫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錢金額約百萬元，其中，六十三萬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岡日日新聞》於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訪記事《女人國》，曰：“從島原的小濱署管內四個村子渡航來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送金達一萬二千多元。全島原的三十個村子合計則突破三十萬元。”在貨幣價值高的明治、大正期，這筆外幣對富國強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這樣看來、海外妓女對近代日本國家對抗西歐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策略來說，還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結束，日本資本主義基本確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漁翁得利，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強大起來了，於是政府發出關於海外賣春婦的禁止令。

但這個海外賣春婦的禁止令在我們眼前呈現的是一種苛酷的政策。日本國家於大正期決定廢娼，因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爆發了東南亞華僑抵制日貨的運動，廢娼令暫未執行。中國人抵制日貨的運動發展，使日本國家外匯獲得瀕於危機。於是，日本國家暗中獎勵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們擺脫出危機。

就這樣，日本國家度過了南洋華僑抵制日貨的風浪，作為第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在東南亞獲得穩定地位。從此下決心推行廢娼令，但對廢娼后的新生政策並沒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國家將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長崎后遣散走，對於她們回故鄉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顧。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無以謀生只好自殺。這是日本國家給她們的禮物——海外廢娼令的實質。如此看來，海外妓女是日本國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犧牲品。我們從女性解放的立場出發，傾聽日本底層女性的呻吟，對她們寄予真摯的同情，必然對不考慮民眾、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國家質疑。

而今距日本國家推行海外廢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已有數十個年頭，海外妓女們都已七、八十歲，瀕於死亡，老殘的燈一盞跟着一盞地熄滅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島原的山海間的她們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實也抹不掉。

我們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侵略中國、東南亞諸國的日本軍隊帶着“慰安婦”——日本、朝鮮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后，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進駐日本時，向它獻媚的賣春婦如雨後春筍。我們還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簽訂對日和約的日本作為獨立國之後，沖繩卻還是美軍基地，而在基地周圍依然活動着許多“特殊女性”。

日本軍隊慰安婦的服務對象同樣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賣肉體這一點，與所有妓女一樣。現在的特殊女性不再遠渡海外，但對象是美國的白人和黑人。像這樣的現代妓女，沒有人生理想。她們因戀愛失敗自暴自棄，理由往往是被強暴失去處女之身而對人生絕望了。也許還有別的什麼理由，但從根底上看，很少是個人因素而大半是社會原因。社會原因的後面潛藏着貧困問題。讀讀目前為止出版的幾本妓女手記集——大河內昌子編《吉原（妓館區）》、五島勉編《日本的貞操》等，對此問題便會有所了解。

那麼，她們的貧困原因是什麼所造成的？是因為她們及其家族的怠惰嗎？不，主要是因為現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數壟斷資本家而鄙薄農民的政策所致。解決現代的妓女問題，必須解決民眾不得不賣身的貧困問題，必須改組無視民眾疾苦的政府。進一步而言，必須變革現行的國家社會體制，建設真正體現民眾意志的社會。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貧困，現代妓女——活動在沖繩及日本各地美軍基地附近的妓女們就會消失，日本的民眾及女性全體才可能獲得解放。《女性主義》一書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體系原理指出：“包括賣春問題的女性問題現已成為人們頭疼的、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了。”因此，並非將女性問題與社會對立起來，而是力圖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後已經四年歲月的流逝，這四年間想寫卻為什麼沒寫呢？執筆到此，閉目沉思，我的腦海中又浮現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圖景。高聳出平坦的民家屋頂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鏡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壇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農婦……

我在本書開篇時提及，那位老農婦的長久的深深祈禱的真意是：消滅人間的原罪，將人們救出貧困。海外妓女和老農婦是同一棵樹上的兩桿枝條。什麼時候才能把她們從赤貧中解救出來，讓她們享受常人的幸福呢？為了這一天的實現，我寫“天草”，談“妓女”，進一步探討“女性解放”問題的時候，眼前不能不出現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禱的老農婦的身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