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談談某些學者的一種特性
列寧格勒大學保存着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門捷列耶夫的故居。故居紀念館是有點特殊的。參觀這種紀念館，也應同參觀普通的紀念館有所區別，不能只是走上一圈，應該沉思一番。紀念館感覺不到歲月的流逝。在這種紀念館裏，一切都未加變動。我喜歡這種紀念館，因為它們保存了舊日的真實圖景。這裏一切照舊，不是複製品，而是遺物。大學的庭園、前廳的喧囂聲、窗下的灌木、拱頂和傢具——一切景物依然如舊。
紀念館中存放的似乎都是些陳舊和沒有生命的東西，實際上，紀念館重新賦予這些古老的東西以生命，保存了它們的生命。對一個紀念館來說，死亡並不是終點，而是存在的開端。普希金、契訶夫、涅克拉索夫的故居都具有難以解釋的感召力，似乎主人們的精神繼續活在這些屋子裏。每一個人在自己內心都有一所紀念館；每一個人都有保存自己良心和感受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回憶錄，都有自己珍愛的地方，更確切地說，是這些地方的形象，因為這些地方本身說不定早就無影無蹤，或者完全改樣了。
我認為城市博物館不僅應當保存偉大人物的故居，而且應當保存一般人的寓所。我希望能把艱難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公共寓所，包括寓所中的公用廚房，一起保存下來。廚房裏塞滿了一張張小桌子，小桌子上擺着煤油爐子，煤油爐子旁邊放着通煤油爐子火眼的細針和夾着細針的洋鐵條。我希望打掃公共場所的值日表仍舊掛在那裏，一捆捆媽好的劈柴仍舊堆在前廓、過道和房間裏，堆在爐子波紋狀的鐵支架後面……
我們曾經這樣生活來着。我們的父母也曾經這樣生活來着。
……門捷列耶夫書房裏的一切，都同主人生前一模一樣：書桌、書架、書櫥、沙發和長長的目錄卡片抽屜。正是這些目錄卡片抽屜最引起我的興趣。目錄卡片是門捷列耶夫親手填寫的。他收藏的雜誌上的文章、書籍和小冊子的名稱都登記得整整齊齊，每一張卡片上都標了書號。目錄卡片還有索引。編目的分門別類和整個體系，都是門捷列耶夫設計，並由他親自動手的。他的藏書共計有一萬六千種。從形形色色的雜誌中，門捷列耶夫把需要的文章另行分類，裝訂成冊。要這樣分類，必須有一個原則，有一個分門別類的體系。大家都知道，書籍，特別是雜誌上的文章的單行本。如果不編入系統的圖書目錄，往往就會湮沒在浩瀚的藏書之中。
在那個年代，科技書籍已不容易尋覓了。門捷列耶夫讀寫一了成千上萬張目錄卡片，一疊疊裝訂好，用不同顏色的墨水標上記號——我認為，他做這項工程浩大的工作是出自他的需要，出自工作的需要。在需要的情況下，人什麼都能學得會。沒鞋穿，就能用樹皮編成鞋。不管門捷列耶夫願意不願意，他不得不擠出時間來做這項例行公事。
後來，人們又給我看了另外一些抽屜。他做的這些卡片目錄還附有另一種小卡片和記錄本，上面記載着這一套卡片目錄的索引。在這些抽屜的卡片上，門捷列耶夫登記了他收藏的石印的、手繪的和複製的圖片。這些卡片似乎沒有直接的用途，然而他還是填寫了幾千個名稱；照例都是系統地加以分門別類的。
我看了門捷列耶夫粘貼每次旅行帶回來的照片的紀念冊。實際上，這是些帶有彙報性質的紀念冊。紀念他美國之行的部本冊子裏，粘貼了宴會的請帖、某單、一些紙制紀念章和明信片。門捷列耶夫自己洗印照片煙已粘貼，並註上說明。他也收藏書信。他把全部的信件按某種體系裝訂起來；他又按另一種體系記事、作日誌和記載日用賬目。日復一日地記，每一筆花銷都記，哪怕是幾個戈比也記。我如果只看見這些賬本的複製品的話，即使是門捷列耶夫檔案庫公佈的。我也會斷言，這不是胡鬧、便是吝嗇和怪癖——簡言之，這不過是一位偉大人物的一個弱點罷了。
但擺在我面前的是實物；這些實物有着魔術般的特性——從中可以追溯和了解某些東西……
紙張、筆跡、墨水繼續散發出書寫人手上的熱氣，透露出他的情緒。我感覺到，當筆尖滑過紙張時，他毫無不耐煩和索然無味的心情，他專心致志地，甚至還帶着點欣喜的心情在寫。
我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象是果戈理筆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象他一樣在抄抄寫寫中找到樂趣……在科研工作中，我非常願意做做純事務性的工作。”
顯而易見，門捷列耶夫也把這類事務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從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門別類的愛好可以體現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門捷列耶夫的這些卡片目錄和賬本，也完全不是什麼弱點。見他所碰到的東西，他都想加以分門別類，把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程度確定下來。事務性的，甚至技術性的工作，通常被人們誤認為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徑和毫無價值的浪費時間，實際上卻有助於創造性的工作。很多科學家認為事務性的工作並不是分散精力，而是有利於創造的一項條件。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獨自一人坐在門捷列耶夫的書房裏沉思着一件事：當然，電子計算機犯人們從事務性工作中解放了出來，然而與此同時，電子計算機又剝奪了人們從事事務性工作的機會。看來，這項工作還是需要的，將來人們會爭先恐後地去搶着做這項工作；我們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後，才能發現這一點……
在我周圍都是些老式傢具——笨重、堅固、製作得非常耐用，就是用上幾代人也用不壞。物件是有記憶力的。至少那些不用機器製造，而由工匠用雙手做出來的、歷盡人間滄桑的古老傢具是有記憶力的。在童年時代，本能尚未衰退，我清楚地感覺到物件的這種生命力。
記得童年時代對於傢具，透過它們表面上的漆和色彩，感覺到在木紋深處隱藏着一棵活生生的、似乎有肌肉的樹。門捷列耶夫在這裏，在這些書和物件中消磨的大量時光，似乎使我有所領悟。
對分類工作的熱忱，好比是他智慧的光學儀器，通過這個儀器，他能洞察世界。他天賦才能中的這一特性幫助他發現了周期律，找到了大自然中的元素表。他的發現的實質，符合他的全部天性、他的習慣和他的愛好。
對一位科學家來說，整理和組織材料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即使這一工作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例如做做複製品的卡片目錄，但從事這一工作時，感到很愉快。這種快感，實際上就是意義本身。
這種為科學家和分類學家所獨具的想法，在柳比歇夫身上也可以找到。每個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有一種特性，那就是要把混亂的東西歸納成體系，發現其內在的聯繫，總結其規律性。但對柳比歇夫來說，分類則是他主要的學術研究。分類同太陽系，同元素表，同平衡系統，同植物分類，同血液循環系統都有關係：無處不存在着體系，到處他都能發現體系。
搞分類學是他的使命；分類學能引伸出哲學、歷史；分類學是他的武器。
他想成為林耐那樣的人……
他想發現蘊藏在大自然中的那些未被發現的，日益深奧的體系……
他在自己一九一八年的札記中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的體系，甚至建立了令人發笑的體系——他的傻勁有時是有用的，有時是有害的，有時是進步的，不一而足。他寫到大學章程的缺點，就立刻要求建立一個體系，規定章程的體系。
他用各種各樣的體系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他有保管資料的體系、通信的體系、保存照片的體系等等。
無數的日期、姓名、事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應用起來簡直得心應手，這是因為他把這些材料都按一種巧妙的體系分別銘刻在頭腦之中。至少可以這麼認為，當需要的時候，即使不能“記憶如泉涌”，他也能象從書架上抽出一本需要的手冊一樣，在腦中找到這些材料。
他是首先在生物分類學中應用鑒別分析的人中的一個。他用數學來加強分類學——我想說，他視分類學為至寶。生物學體系，或者說生物學中的體系，能引起他純美學上的歡樂；同時，分類學不可企及的複雜性和大自然的完美性又使他感到畏怯和悲哀。
同一類昆蟲的構造中有着驚人的多樣性，這既不會妨礙他，又不會使地撒手不幹，只能引起他的驚詫。這種驚詫往往引導科學家們去發現。他幻想弄清生物真正的類目，可也懂得這一任務是一眼望不到邊的。
“看來，多數人認為，很多部類——例如飛禽類、哺乳類、高等植物——的分類，基本上是結束了。但這方面可以回想一下偉大的卡·馮·伯爾的話：‘科學的永恆性就在堅持不懈的尋求之中，科學就其容量而言，是永不枯竭的，就其目標而言，是永遠不可企及的。’……”
我過去同很多人一樣，對於昆蟲分類學抱着一種極其輕視的態度。它不能稱之為科學，至多是一種嗜癖而且。一個成年男子犯得上去捕捉蝴蝶和形形色色的蟲子嗎？這能算一件工作嗎？什麼樣的蟲子用大頭針別在什麼樣的蟲子旁邊……古怪透頂，除非是儒勒·凡爾納的主人公們才會因此而增添幾分光彩。
再說，今天分類學已成為一門使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的複雜學科。分類學日益廣泛地使用分類理論、數理邏輯和形形色色的數學分析。
昆蟲學、小甲蟲、分類學……用大頭針釘住的張着翅膀的蝴蝶標本、蝴蝶、撲蝶網——這些玩意兒都可以說是輕佻的象徵。可就有一些科學家，他們成年累月地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紋。乍看起來，哪兒也找不到象這樣脫離生活的、毫無用處的、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抽象科學了……然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的朋友，列寧格勒的科學家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施萬維奇對照這些花紋，思考圖案的比例、色彩的配合，從中獲得了大量對形態學和進化論問題有用的材料。花紋對他來說，已變成文字。完全可以閱讀這些花紋。大自然就是這樣來安排的：在最不起眼的瓢蟲身上，蘊藏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就是這些花紋，也不僅僅是花紋而已，它們是普遍美的一部分，這種美至今還是一個謎。我們用什麼來解釋貝殼、魚類的美，花朵的芳香和優雅的形態？這種完美和驚人的色調又是為了誰？……大自然究竟怎麼把從審美觀點來說簡直毫無瑕疵的花紋畫到了蝴蝶的翅膀上？……
在我們的時代，決心獻身於一種旁人看來極不嚴肅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需要勇氣和熱愛。當然，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總是熱愛自己那一門科學的。特別是當科學研究的對象本身是很美的時候。不過，除了星星、蝴蝶、雲彩、礦物而外，還有美的東西，不過這種美，除了專家，誰也看不見。這大部分是抽象的東西，如數學、力學、光學。
有些人完全能從不尋常的角度來觀察自己研究的對象。例如，知名的細胞學家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亞歷山大羅夫曾興高采烈地向我描述細胞的舉止行動；他告訴我，細胞無疑是有靈魂的。柳比歇夫當然深信，最高尚的科學是昆蟲學。昆蟲學使人保留童年時代的優秀品質：天真、純樸和容易對事物表示詫異。首先，他根據親身體驗感到了這一點。實際上，也正是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儀錶端莊的人，突然無機身旁的行人，跨過水窪去追一個甲殼蟲，一個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嬰兒般的純潔和不顧一切的品質。他說，人們把昆蟲學家們看成是傻瓜，這有時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昆蟲學家們就可以毫無危險地闖入最富“掠奪性”的地點，反正人們會把他們當作無害的怪物加以嘲笑的。
他們實際上也確實是怪物。他們之中有些人真是愛上了自己的昆蟲。卡爾·林德曼說，他愛三種生物；步行蟲、女人和蜥蜴。他捉住蜥蜴后，吻一吻它們的頭，又放走了。柳比歇夫打趣道：“看來，他對女人大致也是如此。”
在奧赫金公墓的施萬維奇的墓碑上，雕刻着他心愛的蝴蝶翅膀上的花紋。
查爾斯·達爾文也是作為一個昆蟲學家開始自己的事業的。他回憶道：
“……在劍橋大學時，對哪一項工作，我都沒有象收集小甲蟲那樣熱心，哪一項工作也沒有象收集小甲蟲那樣使我滿心喜悅……任何一個詩人在讀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長詩時所感到的喜悅，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顛昆蟲畫冊》上‘查爾斯·達爾文先生收集’這幾個具有魔力的字時所感到的那種狂喜……”
柳比歇夫對昆蟲學的偏愛竟使他喪失了他固有的寬容大度、公正不阿，甚至幽默感。他不能寬恕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因為普希金就蝗蟲問題向伏倫卓夫寫了那份言語惡毒的報告。他進行了論證，說普希金改變自己對伏倫卓夫的態度，就是由於那次有關蝗蟲問題的“嘲弄性”的出差所引起的委屈情緒。在那以後，伏倫卓夫在普希金眼裏就成為“一半無知和一半無恥”的人了。
蝗蟲飛呀飛，
飛來就停下，
停在那裏吃莊稼，
吃飽肚子又飛光。
“我很清楚，”亞·亞·柳比歇夫寫道，“普希金的報告，用語是很惡毒的。我並未看出那次出差有什麼嘲弄的意味。據我所知，普希金是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官員。當時並無昆蟲學專家，因此派遣一位有聰明才智的人去，是完全合適的。何況他在那兒也並沒有遭遇任何危險，還可以在那裏體驗一下當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對敖德薩淑女們，包括伏倫卓夫夫人在內。獻夠了殷勤之後，正可以在那裏稍事休息。無疑，向淑女們獻殷勤所費的時間和精力肯定比調查蟲害要多得多。”
柳比歇夫深信，由於自己從事的是一項無比美好的事業，因此才有他如此良好的健康狀況和旺盛的工作能力。對昆蟲進行研究也是他生活方法的一個內容，既增添了體力勞動，同時也增添了這項事務性工作的興味。
儘管為了昆蟲學、分類學、土甲蟲要同新達爾文主義者花費不少唇舌，但這項工作是遠遠避開個人焦灼不安的緊急科研任務的避難所，是可愛的學院式的避難所，是最不得罪人的工作……還有什麼工作能比這項工作更使人安寧和不受騷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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