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本章由柳比歇夫親自定名為《論因子總量》，兼論由此得出的結論
實際上，一切經過稍有出入。或者說，我列舉的事實都是絕對確鑿的，但除了這些事實還有其它的事實。它們破壞了畫面，有損於結構的嚴整，有沒有必要去考慮它們呢？文學和藝術不得不挑選事實，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畫家畫人的肖像，或畫正面或畫側面。人的一半總是隱藏在畫面的後邊。
書頁也是一種平面。我力爭做到的，並不是立體，而只是立體感。互相矛盾的事實有損於形象的完美。它們會把鑄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顏料脫離了畫，在畫布上亂晃蕩。
我要是不認識柳比歇夫，一切都會好辦些……
兒子的死，他傷心了好多年。他那個時朝所有的信札，連篇累牘都在回憶他的兒子，喪子之痛溢於言表，那是一種男子漢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緊緊抓住汽艇的線索，一鬆手，一失去速度，他就會沉到水底。有些時候。他是如此地煩惱苦悶，以致只能機械地記日記，機械地做昆蟲標本，機械地填寫標籤。科學失去了意義。他捱受着寂寞孤獨的煎熬，沒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見解；他知道他將證明是對的，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很多時間，需要抓零零一個人跋涉，橫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夠了。
他能夠叫時間服從他，但不能左右環境。他無非是個凡人，激情、愛、挫折都能叫他分心，連幸福也會影響他的專心致志。
第二次結婚給他帶來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寧靜安謐。婚後不久，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兼老師：
“……純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樂，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連我的學術興趣也陡然低落了。親愛的朋友，別責怪我；過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寬宥，這次仍請您原諒吧。這並不是對科學的背叛，而是一個軟弱的人度過了嚴峻的生活，如今來到了草木繁茂的綠洲，流連忘返……”
坦白，即使是對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總不能每天做懺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僅僅是在他的日記中做記錄，然後算出他較弱到什麼程度，算出他為幸福付出的代價。在自己的面前做到這樣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來自何處？他從哪兒汲取力量在一條孤獨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種在風雨飄搖之中屹立不動的精神是怎麼形成的？這歷來都很奇怪——堂吉訶德們、聖徒們、苦行僧們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人沒有明顯的或者不明顯的動機突然變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鬥爭的艱苦的道路？有客觀情況的作用，有環境的影響，可是也有並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礎，有某種註定了的東西，即古時候稱之為命運的那個東西。
我摘引一段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給伊凡·伊凡諾維奇·施馬爾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簡短地回顧過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現在
（論因子總量）
“……我出於老年人的嘮叨，想向您說明我從我祖先父母遺傳來的因子總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當時受過相當‘專門’的教育；他們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農奴，但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喪失蓬勃的朝氣，買賣做得很順手（看樣子，他們是交田租的農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說，我的染色體中有樂觀因子，更確切地說，是樂天因子（這詞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樂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於霍亂。我的祖父阿歷克賽·謝爾蓋耶維奇在八九歲上，幾天內接連死了母親、父親和兩個姑母，都是得霍亂死的。但樂天因子的作用太強了，親人落葬時他竟哭不出來；為了裝樣子，擠出幾摘眼淚，只好用洋蔥。後來，他不管說起什麼往事，甚至是那些傷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這個人心狠，也不是對人們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這個人最好了，無非是樂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個樂天派，從來不垂頭喪氣，不管環境多惡劣，他所有的熟人對他的樂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這個後代當然是退化得相當多了。但就連我，在別人眼裏，也是個樂觀的人。
“我身上另一種因子，多半是從母系遺傳來的，可以叫做爭論因子或饒舌因子：愛多嘴多舌，愛抬杠。我母親娘家姓鮑爾土什金。明攝着，我的祖先得到這個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極愛抬杠；他每次坐火車，總要特地找那些愛爭論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稱他的心。
“我從先人那裏無疑還繼承了流浪因子（這個詞出自希臘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險因子，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我的父母都是諾夫哥羅德省諾夫哥羅德縣的人。大家知道，諾夫哥羅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漢……
“……為了證實這個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年輕時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學，但又被騙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前夕志願從軍，參加了契爾尼亞夫斯克支隊；（3）我的祖父阿歷克賽·謝爾蓋耶維奇，酷愛出門漫遊。因為當時還沒有旅遊事業，所以他總是漫遊聖地，曾先後兩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還是我的妻子（她的母親，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點也不留戀我們的故鄉列寧格勒。我們和大多數染色體中沒有流浪因子的列寧格勒人不同，並不想在那裏定居。
“應當說，我的祖先身上還有反教條因子。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個伏爾泰主義者；他閱讀過達爾文和鮑克耳的著作，是個頗富於自由思想的人……我永誌不忘的父親，也不是個教條主義者。他是個虔誠的正教徒，但決沒有宗教的狂熱和偏見。按照薩爾蒂闊夫-謝德林的說法，他的信教不是因為怕鬼，而是因為愛上帝。他的上帝和高爾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樣，是善和愛的神。每逢過節，他照例上教堂做禮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儀式的美。但一碰到機會，例如在國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經華沙，他又必定要到猶太教堂去聽唱聖詩。
“我的父親沒有上過多少學，在村子裏讀的書，過去所謂的‘讀私塾’；職業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們家一定是個古板的舊式家庭。沒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親爭論政治問題，爭得熱火朝天（父親的政治觀點很溫和，因為他不希望發生革命），然而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閉上嘴，我大你小！’他在爭論中總是把我當作平輩。
“我可以說，我大概從父系方面還繼承了撈因子。我的高祖父阿爾捷米·彼得羅維奇（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當初姓札格魯賓；這個姓純粹是個富農的姓。我上面說過，他雖然是個農奴，卻做着買賣。可是，在我們一族，撈一把的興趣，表現方式各各不同。我父親，表現在物質上（他是實業家，積極性肯定不亞於美國人）；在精神上無疑也有所表現：他從小努力自學，對學問十分熱中，至死不變。他是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去世的，終年八十六歲。我在物質上撈一把的興趣低落了。我的父親當初因此很傷心。有少數幾個人很賞識我的辦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有時候嘆着氣說：‘唉，要是薩沙能幫我忙就好了，我們能把半個諾夫哥羅德省都買過來。’我選擇了科學事業，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這些個唉聲嘆氣中流露出來。他非但沒有阻撓我的事業，還千方百計幫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為我作出的選擇遺憾了。精神上撈一把的興趣，我是全部繼承過來了，我努力獲取各種各樣的、越來越廣泛的知識，始終樂而不倦。
“最後，我的因子總量中肯定還有好心腸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最早姓這個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謝爾蓋·阿爾捷米耶維奇。他跟人打招呼，老愛說‘好心腸的老兄’，由此產生了我們的姓。我的父親心地特別善良，總是把別人看得很好，比他們本來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鐵證如山，無可懷疑了。他才會相信人家議論那些人的壞話。
“這便是我的譜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質得之於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誌不忘的父親，看來也有許多得之於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我從小，他就特別喜歡我，雖然總的說來他是不特別寵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評價。說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標準。說不定，這是他這個人身上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每當科學與精神品質發生衝突，我首先關心的最精神品質。不僅僅是我這樣。似乎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門捷列耶夭、尼爾斯·鮑爾的精神面貌，比他們的學術成就的細節更為重要。就算這種比較是虛擬假設的吧——我為了強調我的想法，不怕作出任何虛擬假設。一個科學家，他在學術上聲譽越高，他的精神品質水平也越叫人感興趣。
伊戈爾·庫爾恰托夫和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學術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但人們總是傾心於庫爾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勛，而對奧本海默災難深重的悲劇卻是沉思默想，思緒萬千。人的精華中，最值得稱道、最牢固的，是精神價值。一年年過去，學生們沒有一點遺憾，若無其事地換了導師、師傅、老師，換了頭頭，換了心愛的畫家和作家。但是，誰要是有福氣遇見一個純潔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給他的這樣一個人，——誰要是遇見了這樣一個人，就沒有什麼可換了。因為人不可能長進得超過善良或真誠。”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時出現自我評價。他評論自己，都是為了比較。這些自我評價，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師友的精神面貌。
醫學科學院通訊院士巴維爾·格利戈里耶維奇·斯維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個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學家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貝克列米舍夫仿生平。為這件事，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雄奇曾寫信給斯維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個特點，那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特點；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鎮靜……因為我在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學習他的這個優點。我這人很刻薄，我的批評常常刺傷了別人，甚至是我親近的人。誠然，這並沒有損害了真正的友誼，並且被批評的人常常變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淚。
“……弗·尼·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好象很糟糕），休息時喜歡看古羅馬作家的作品，雖然我記得他也看希羅多德的東西，不過好象不是看的原文。這是他作為休息乾的事，同他的學術工作沒有關係……我記得我同他談過但丁。他是個最熱忱的但丁派（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他認為世人對但丁賞識不夠。我承認但丁的詩篇確實很美，但並沒有感覺到他的世界觀的崇高。相反，但丁有許多地方叫我十分氣憤。拿他的地獄篇來說，其中素負盛名的開場白（全憑記憶；是否準確，沒有把握）：
Permesivanellacittadolente，
Permeslvanell’eternodolore，
PermesivatralaPerdutagente．
Giustiziamosseilintoabtofattore，
Fecemiladivinapotestate，
Lasommasapenzaeilprimaamore．
Dinanziamenonfurcosecreate，
Senoneterne；edioeternoduro.
Lasciateognisperanzavoich’entrate…或在另一處：
Chiepiuscelleranto’chicolui
Chiagiustiziadivincompassionporta……
“……這兩行的意思是：誰要是憐憫被上帝判了罪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惡棍，還有誰比這種人更壞呢。這兩行的上文是這樣的：但丁在地獄裏遇見了他的一個政敵，他請求但丁想個什麼法予減輕他的苦楚。但丁答應了，但事到臨頭他又改變了主意，食言了，並且幸災樂禍地嘲笑他敵人的痛苦……這還不如那種冷酷無情的多米尼克主義，對朋友和親人鐵面無情，這還要惡劣得多……他的全本《神曲》絕不是神的，完完全全是塵世凡俗的……這兩行以及其它許多地方，從宗教的眼光，首先是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是不可理解的。而在弗·尼·的心目中，但丁不僅僅是個傑出的詩人（這我不否認），並且還是個有先見之明的智者，他的‘慧眼’看到了凡夫俗子的肉眼看不到的東西。這樣的分歧，在我與許多我這樣的人之間顯然也是存在着的。那些人不僅把莎士比亞看成是傑出的戲劇家，不僅把普希金看成是傑出的詩人，並且還把他們看成是人類思想的領袖，這是我決不能苟同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弟子在古希臘悲劇中已經達到的道德高度，在但丁的作品裏可是完全消失了。就這樣，在但丁的問題上，我同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的看法沒有取得一致。
“……弗·尼·把他的興趣作了那樣的分類，我以為是種樂觀的做法。除此而外，他對蚊子的研究使他得到很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因為這項研究對人民有直接的好處。至於說到有許多計劃沒有完成，那麼我認為，任何一個涉獵面很廣的人，計劃都是太多了，不可能都完成。
“……如果我的刻薄再加上偏執，便會招致許多冤家對頭。我的優點是在論戰中從來不抱着個人的目的。至於弗·尼·，他善於把同樣嚴厲的批評表達得非常婉轉。我的性情自然比弗·尼·快活，愛胡鬧，愛裝傻。我小時候從不打架，也不愛打架；總的看，外表很文靜。但鬥智我是喜歡的。而且在鬥智中我象拳擊運動員一樣：我有權打人家，同時感覺不到人家打我。這辦法沒有一點壞處，我沒有結冤家；我在許多國家住過，同各種各樣的人都處得很好。
“……有一點我比弗·尼·強，他也是承認了的，用他的話說，我身上有很大的空想的勇氣，具有巴扎洛夫那種真正的虛無主義，也就是說，不承認有什麼東西可以不受理智的批判……佛.尼·有一套他認為絕對正確的條條，所以他要比我偏執。不過，他的偏執從來不流露出來。我們包經忘了偏執的真正的涵義；結果，任何一種批評（批評也就是捍衛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見解的權利），我們都把它看成是企圖把自己的見解‘強加’於人，也就是說，把批評看成了偏執。但是，我們唯一能夠使用的力量，是理智的力量，而理智的力量不是暴力……克魯泡特金有句話說得很出色，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人比機關好。’這句話，他是針對沙皇保衛機關的人說的。我可以補充一句：人比信仰好。
“出於許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從一九二五年開始搜集昆蟲（主要是地蚤）；就在這個時間前後，我開始在彼爾姆大學教農業害蟲方面的課。
“美國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過差，到過烏克蘭，到過高加索。我穿衣服，向來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關於這個問題，布利斯對我說：‘您的衣着舉止不拘小節，獨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遺憾的是，我沒有勇氣學您的樣。’這樣的恭維話，出自一位地道聰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們成千上萬次的白眼……照我看，一個學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準，過得去就行。因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當作真正的樂趣，何必要同這些人比賽競爭呢？（2）穿樸素的衣服，行動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癲狂’，並不壞：小市民會對你有些譏諷嘲笑，這是一種有益的心理上的鍛煉，能讓你培養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們可以看出，我在這裏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經過選擇的，能說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說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養。
他們能夠爭論但丁的短長，讀他的原著，背誦他的原文。他們能夠憑記憶援引替特.李維、賽納卡、柏拉圖的話。是因為受過古典教育嗎？可是他們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羅斯文學更不在話下。
他的信會讓人誤認為他是個搞文學研究的，並且還是個專家。柳比歇夫的文檔中保存着他寫的幾篇論文，論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論羅曼·羅蘭的《革命的戲劇》。
說不定文學是他的嗜好？沒那回事！它是一種自然的需要，是一種無所企求的愛。他並沒有企圖參加搞文學研究。這是另外一種什麼東西——這種稟賦如今是被遺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賞藝術；凡是讀過的、看到的、聽見的，他都必定要去設法領悟。他彷彿是要把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實他的人生觀。不管是但丁還是列斯柯夫，他對他們的作品領悟得越充分，從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證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瑪利.斯圖亞特》和《奧爾良姑娘》。引着引着，結果整場整場的戲都引上了；覺察提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於有機會複述他心愛的獨白而自得其樂。總的情況也是如此……
這些人的文化修養，廣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當時，科學家兼是思想家。科學家善於使本學科與整個文化之間保持和諧一致。科學與思想攜手並進。如今，這種友好合作關係被破壞了。現代的科學家認為必須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識地感覺到專業化的危險，想求助於他慣用的辦法——知道，以此來恢復均勢。他以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視”着新東西，讀書，看電影，聽音樂。從表面上看，他彷彿是惟妙惟肖地複製了一切必要的動作和行為。然而並沒有心領神會。藝術的精神方面，他並沒有感受到。沒有領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曉”，但是這一切幾乎不成其為文化修養。
“我們的任務可是研究具體的東西，”我的那位技術專家說。
他陶醉於他的電子學的威力，陶醉於他的超微型電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電子管能給人類提供更大的單位功率。
“對一般性的問題不一定要去思考，這不屬於我們的職責，而且誰用得着呢……不過，”他愁眉苦臉了，“把這一切問題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兒有時間呢？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搞的。當然，如果有條件的話，如果能坐在書齋里……”
柳比歇夫也好，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書齋里討生活的學者，他們誰也沒有特別優越的生活條件，誰也不是與世隔絕，不聞不問戰前和戰爭年代的憂慮、風雨和苦難。現實生活並沒有放過他們，他們同樣遭受過不幸，吃過苦頭。然而。你看他們的信。便可以明白，他們生活的內容並不是苦難，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的時候，不得不兼課，兼任其它單位的顧問。需要幫助妻子，需要養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來想着除了應用昆蟲學以外，還要研究分類昆蟲學和一般生物學問題……但沒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去跑商店，去排隊買煤油和其它東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難。我數學搞得相當多；乘電車，坐火車，都在鑽研；甚至在開會的時候演算習題。有一段時間，人家對我側目而視，但到後來他們發現，我演算習題並沒有耽誤聽別人的發言；這，我是通過我在會議中間的插話證明了的。所以他們也就眼開眼閉了。出門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學書，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學問題上，我記得我寫過一篇（唯一的一篇）相當長的論文，約有一百張練習薄紙，分析康德的《純理性批判》。這部手稿在基輔丟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側影同樣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樣的條件下能擠出時間來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書還不夠；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這樣那樣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選擇他合意的東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東西。
一般人的意見也罷，公認的權威也罷，對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來，某種思想是否有權威，並不取決於擁護這種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認為他是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所說的那種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說：
“虛無主義者是這樣一種人，他不膜拜任何一個權威，他不信仰任何一個原則，不管這個原則多麼受到人們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論，只需要再補充一點：他的虛無主義是創造者的虛無主義。在他，重要的並不是推翻什麼，而是代替；不是駁倒什麼，而是信服……
他的頭腦深處，有什麼東西在那裏翻騰。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見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卻在那裏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經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真理，他卻在那裏探求懷疑。
他身上有一種向自己提出問題的需求；這些問題，人們是早就放棄了的：自然界的實質、進化的實質、合理性等等——這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貴，在於他努力作出回答，不怕有錯誤。他喜歡把學校教學大綱中載入的定型了的答案撤到一邊。
他這個人雖然極其特別，但不是獨一無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林尼克、伊戈爾·葉夫根尼耶維奇·塔姆、巴維爾·格利戈里耶維奇.斯維特洛夫、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恩格爾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們的來往書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賞心悅目。看了這些信，禁不住又羨慕又難過——隨着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紀初和十月革命時代的俄羅斯文化即將成為明日黃花、過眼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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