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切都得付出代價

三十年代，柳比歇夫在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當時設在列寧格勒卡緬諾耶島的葉拉庚宮。

柳比歇夫那時正在研究害蟲的經濟價值。當柳比歇夫從數學的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時，得出了一個頗使大家震驚的結論——他認為害蟲的害處被人們大大誇大了。實際上，害蟲的危害性要比當時公認的低得多。他到波爾塔瓦地區去，在受草地螟蛾蟲害的地方進行調查。大田看起來很不正常：看不見甜菜，到處長着濱藜。撥開濱藜叢，柳比歇夫發現了受濱藜影響的甜菜，嫩芽完全無恙。他開始明白，螟蛾與此事毫無關係。農在領導人分辯說，螟蛾來過，肯定是它們把甜菜吃光了，後來在田裏噴了殺蟲藥，才挽救了作物。柳比歇夫無法反駁，因為螟蛾已經無影無蹤了。到了第二天，他偶然看到一塊種着甜菜的宅邊自留地。眼前美好的情景使他大為驚詫：作物長勢茁壯，沒有一點受害的跡象。這下一切都弄明白了。事情經過非常簡單：主人精心管理了自己宅邊的自留地。最後，農莊主席和農藝師不得不承認，農莊在員不肯到大田去出工，任憑甜菜自生自滅，螟蛾確實與此事毫無關係。

北烏克蘭的調查使柳比歇夫明白，在其它地區，螟蛾實際上也不曾帶來危害。北高加索一有蟲害的苗頭，柳比歇夫就趕到那兒去，並仔細觀察區領導人所提到的那些田地。可是哪兒也沒有發現蟲害留下的嚴重後果。說得溫和一點的話，就是情況被誇大了，蟲害問題是值得懷疑的。

他發現蟲害的苗頭便跟蹤追擊。在羅斯托夫，有人向他報告說，在某國營農場，向日葵被吃光了。趕到那兒，他才弄明白，原來向日葵壓根就沒有種。他曾到齊莫夫尼基去研究黃鼠的危害性；到阿塞拜疆去研究玉米鏽病的危害性；到格奧爾基耶夫斯卡亞去調查蘋果樹的苗圃。

他還去過阿爾馬維爾、克拉斯諾達爾、塔洛伐亞、阿斯特拉罕、布瓊諾夫斯克、克里米亞州——他去過的地方。遍及整個南俄。

一般認為害蟲，特別是穀物的害蟲，帶來的損失不少於百分之十。柳比歇夫不同意這個數字。他根據四齣調查的結果，同時也研究了美國的材料，把這個數字降到百分之二，並把這一點寫進了報告書。然後，他證明大家援引的瑞典麥稈蠅，也並非總是降低小麥和大麥的收成的。柳比歇夫整整用了三年的時間，反覆檢驗自己觀察所得，最後就將報告書付印。他從而作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就是防治農業害虫部門的工作被誇大了，如果照老樣子辦下去，這個部門本身，似乎也純屬多餘的了。

請問，需不需要這麼一個機構，同柳比歇夫有什麼關係？這不是他該操心的事。好吧，就算他得出了他那個關於害蟲的結論，他向上作了報告，寫出了書面材料，也就盡夠了，一個科學家該盡的職責已經盡到了……難道他不明白，這一個部門的存在和這些麥稈蠅、螟蛾、鋸蜂等等所有這些昆蟲被視為一股危險的力量，是同大量形形色色的人有着利害關係的——一些集體農在因此就可以為所欲為，還有不少人也可以……

可能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長時間奔波於大小農村之際，已飽看了那些玩忽職責的當家人如何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作了鬥爭的準備。他掌握了新的分差統計法，同時還把農業昆蟲學的作用進一步作了核實。現在他就用數字來頭頭是道地證明——能使人人深信不疑——我國對昆蟲在經濟上的危害性的統計是如何缺乏水平。

“缺乏水平”——他選用這個詞是確切的，然而最好還是另選一個詞，因為這個詞是用在那些獲得了崇高稱號和獎賞的人們身上的。過去一直認為害蟲在受害地區的分佈幾乎是均等的，由此得出結論，應該整修大量穀物耕作面積。在那些年代，無論從勞動力來講，還是從化學藥品來講，這項任務是力不勝任的。柳比歇夫證明，穀物害蟲分佈極不均衡，滅蟲鬥爭可以在不大的面積上進行，從而可以節約千百萬盧布。

但防治害虫部門的領導人對節約不感興趣。應當為自己受到侮辱予以回擊——他們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刺激，這是重於一切的。

一九三七年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召開了一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會議討論了柳比歇夫的著作，時間長達五個小時。遺憾的是，與通常一樣，與其說是討論問題，倒不如說是討論柳比歇夫這個人。大家指責他有計劃地，近乎有意識地縮小害蟲的危害性，目的是要搞垮害蟲防治工作……此外，他本來就是一個生機論者。在那些年代，類似的名詞所起來很嚇人。“害蟲”這個詞是一語歌關。是破壞分子的辯護士、幫凶……使他們暴跳如雷的是柳比歇夫並不想悔過。當然，他在結束髮言時承認，近年來，他的某些觀點有所改變，但是要講清楚，他改變觀點決不是奉命行事的。他需要的是證據。看來，只有證據才能對他起到作用。

學術委員會宣佈柳比歇夫的學術觀點是錯誤的，並且建議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取消他博士的學位。決議一致通過，但這並未使柳比歇夫着急；他認為，在學術方面，舉手通過不說明任何問題；科學又不是國會，而且多數往往並不正確。

不能說他絲毫沒有考慮現實的情況。在學術委員會作出了這樣的決議后，他完全可能象他自己曾說過的那樣，“去吃不花錢的伙食”。

但他還是不能改變自己的做法。他驀地發覺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動，不能從科學的利益、從自己的目標出發去行動。犧牲自己總要有所為——但是他被捕，他被當作破壞分子、走狗……又能給誰帶來好處呢……顯而易見，這麼做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和執拗地堅持自己的做法。

一反他那備受讚揚的純理性。

歷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一個人忽然會感到有一種不受邏輯和理智支配的限度，感到有一種不可理解也不可解釋的執着，出自良知或什麼別的東西。“我堅持這麼做，而且非這麼做不可。”

……當事情在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中懸而未決的當口，奇妙的命運把一切重新作了安排：研究所所長被捕，而在他各種各樣的罪狀中有一條就是解僱工作人員。這樣，柳比歇夫在政治上總算得到了平反、而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還經伊凡·伊凡諾維奇·施馬爾高森院士的請求）給柳比歇夫保留了博士的學位。類似的事件在十年後，即在一九四八年著名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例會之後，又在他身上重演了一次。

不管有多怪，他闡述自己觀點的坦率態度竟然還屢次幫他擺脫困境。他酷似當時一些戲劇和電影中經常被掃地女工、上年紀的工人或進步的孫女訓斥、開導和教育的那種落後的老教授。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科學家表示非常欣羨柳比歇夫那種從容不迫、順利安適的生活。柳比歇夫以其一貫的作風，把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兒開列了一張清單作為對他的回答：

“五歲，從柱子上摔下來，摔斷了胳臂；

八歲，一塊板壓壞了腳；

十四歲，在做昆蟲標本切片的時候，割破了自己的手，得了敗血症；

二十歲，急性闌尾炎；

一九一八年，肺結核；

一九二O年，格魯布氏肺炎，

一九二二年，斑疹傷寒；

一九二五年，最嚴重的神經衰弱；

一九三0年，由於康德拉節耶夫事件，幾乎被捕；

一九三七年，列寧格勒（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危機；

一九三九年，在游泳池跳水沒有跳好，得乳突炎；

一九四六年，飛機失事；

一九四八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例會後被整；

一九六四年，摔交，後腦猛撞在冰上；

一九七0年，摔斷股骨腰……”

上列清單中還未包括其它許多事故。他具有高度的“出事能力”。他不善於迴避不愉快的事件和危險的爭執，也不善於躲開滑溜難行的地方。一旦摔交，那就摔得頭破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