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拚》[2]

十歲的時候，父親託了很多的關係，終於把我從小鎮接到了城裏。此後，我就在城裏讀完了小學，升入初中。

剛進初中的時候，我非常瘦小。還記得當時體育課上，老師說要加強體育鍛煉，不要做豆芽型的小朋友，我就是不折不扣的豆芽型。這樣的體型，和好動的性格，再加上略帶土氣的鄉音，讓我成為當時學校的小混混們欺負的最佳對象。

從小我就受欺負，但是小時候受的欺負和初中兩年的遭遇卻完全不同。

小時候因為彼此年紀都小，只能說是單純的打鬧。而初中之後，大家已經到了青春期，開始有了各自模糊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以，單純的打鬧也開始變味，成為帶有功利性質的弱肉強食。

那是一段讓我痛不欲生的日子，時至今日，我還會偶爾想起那些強烈的羞辱，以及噬心的仇恨。

我想，我性格的偏激，可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當時我們學校有幾個特別霸道的小混混，其中最凶的一個叫做莫林。他的哥哥是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混混，仗着哥哥的勢，莫林在學校橫行霸道。

我已經不太記得和他是怎麼結的仇了，只記得當時的我確實被他欺負得夠慘。

學生最盼望的就是下課和放學。但是那個時候的我，卻非常害怕下課。因為下課後，我經常被莫林和他的幾個小弟抓住“打鵝”。打鵝是我們那邊的土話，就是幾個人分別抬起一個人的四肢，然後合力搖晃，像扔沙袋一樣奮力扔出去。被扔的人在一陣天旋地轉之後，被猛地摔在堅硬的地上，感覺可想而知。

這樣的事情通常是當著很多同學的面，引來一陣陣歡快的笑聲。那些笑聲讓我覺得自己像只猴子，莫林他們則是耍猴的人。渾身劇痛地躺在地上，身旁只有冷漠和戲謔。不會有一個人來幫我。

如果當時有人過來幫我一下的話，我想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血案生。那麼今天的一切也許都會改變。

可惜最終這一切都只是如果。

每次，當我稍有反抗，放學后莫林和他哥哥帶的幾個小混混，就一定會在學校門口等着我，給我更厲害的一頓暴打。剛開始我還像小時候一樣叫媽媽來學校，但是很快我就現這招不再管用了。老師批評了他們之後，放學等着我的又是一頓暴打。

在這樣的絕望之中，我越來越厭學。我討厭去學校，更討厭每個人都敢踩在我頭上，但是我卻無能為力。

成績越來越差，長輩們問起理由時，我也曾說過厭學的原因。但是無論家長和老師，統一的回答就是：為什麼別人就欺負你，不欺負別人呢？你安心只搞學習，誰都不會惹你啊？

這些困難的問題，我無法回答。在他們眼中，這只是小孩子的打鬧，在這麼深的成見下，我還能解釋嗎？我選擇了不解釋。

兩年過了，我在打鵝和訕笑中慢慢地長大。仇恨已經在我心中芽，父輩遺傳的某種基因開始激活。

初三的某天，剛下課，我又被他們幾個抓着打鵝，這次我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還手了。我抓着莫林的脖子，手腳齊上，把他臉上抓出了一道道鮮紅的印痕。他們在極端的震驚之後，一擁而上……

上課的鈴聲救了我。莫林進教室之前，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對躺在地上鼻青臉腫的我說了句：晚上等着！

這句話讓我恐慌極了，心上頓時像壓了塊石頭。我甚至都可以想像出，晚上他和他哥哥暴打我的時候，他們會是什麼樣的表情和言語。

我不敢再上學，從地上爬了起來，飛快地跑出了學校。

一個人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溜達，心裏極度恐慌，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叫家裏人吧，保得了我一天，保不了一輩子；老師，除了批評兩句，還能怎樣？

也許是命中注定，就在我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的時候，走到了一個改變了一切的地方。如果說當時我心裏的恐慌和憤怒就像一桶炸藥，已經達到了爆炸臨界點的話，那麼這個地方給了我一根導火線。

大家應該記得，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學校都有一個口號——堅決抵制“兩室一廳”。

這“兩室一廳”指的是——桌球室、遊戲機室、錄像廳。

現在遍地開花的網吧、酒吧和kTV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兩室一廳”就是年輕人業餘活動的天堂。

所以，儘管學校在大力抵制，這“兩室一廳”在學校附近卻分佈最多。

我到現在仍然深刻地記得，當時我漫無目的地走到了學校附近的一個車站，而車站旁的街道邊一排都是小飯館和錄像廳。

我鬼使神差地拿出一元錢，進了其中一家錄像廳。在看完裏面播放的一部香港電影之後，很冷靜地走到學校騎上自行車回家。我拿了家裏的一把水果刀，返回了學校，等在對面的一家小賣部，並且買了我人生的第一包煙。

放學時，學生們紛紛推着自行車從學校出來，我看到莫林的哥哥和幾個小混混站在學校的門口，大多留着當時流行的郭富城式中分頭，很是扎眼。

過了不久，我們班的同學都推着車走了出來，莫林也在裏面。我知道他們在等我，捏了捏口袋裏的刀，所以我快步走了過去。

第一刀捅進莫林哥哥的肚子的時候，他們還在聊天。

後來生的一切，大多已經模糊，只記得耳邊瞬間響起的無數尖叫聲，和當時一心要殺了他們的那種衝動。

以及那部電影！

對了，那部電影叫做《古惑仔之人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