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1．自行車釘子（螺絲）。半公斤2．皮鞋5（雙）3．送風器2（個）4．波利［玻璃］杯
10（個）5.木欠（鉛）筆盒1（個）6．地球義（儀〕l（個）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燈2個（盞）9.牙高〔膏）8（筒）10．甜餅乾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這是一張艾達拉村百貨商店全部商品的盤存單，是為了對商品進行重新定價編製的。科克切列克區消費合作社的商品檢查員和商品計價員開列了這張清單，而我現在正搖計算器計算商品的價格：有的商品要降價百分之七點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點五。價格既然已經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學生用的木鉛筆盒和地球儀就可望在新學年開始之前賣出去，大螺絲也一定能在自行車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滯銷的大批甜餅乾（大概還是戰前生產的）最後很可能不得不列入“獃滯品”一類。至於伏特加酒，就是再漲點價也會在“五一”之前賣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調，照例要宣佈商品減價，使勞動人民受益數百萬盧布（全部受益額都已事先算出並公佈了）。但這對我卻成了一個打擊。
我來到流放地已經一個月，在勞改營實行“經濟核算制”時期當鑄造工掙到的一點工資全吃光了。（獲得自由之後還要靠在勞改營掙的錢維持生活！）我不斷到區教育局去詢問；什麼時候錄用我？但是那個蛇局長不接見我，兩個胖視察員和我說話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拖到月底，他們終於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給我看：科克切列克區各學校數學教員編製已滿，無法安排工作。
在這期間我寫了一個劇本（關於一九四五年的反間諜機關）。如今早晚沒有人搜身，沒有必要像從前那樣經常要把寫下的東西銷毀了。我除了寫作外沒有任何事作。經過長時期勞改營生活之後，我倒寧願這樣。一天，我到“飯館”去花兩個盧布喝了一碗熱湯。這也就是給當地監獄囚犯吃的稀湯，我看到同時把這湯舀到桶里送到監獄去。黑麵包可以在商店隨便買。土豆我已經買下一些，甚至還買到一點豬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驢從小樹叢里馱回些干鹽木枝，可以升起一個爐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說十分圓滿。我想：不雇傭我也不要緊，眼下只要過得去，就先寫劇本；哪裏去找這麼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個警備司令部的軍官用一個手指頭示意我走過去。他把我一直帶到區消費合作社，徑直走進主任辦公室，對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薩克族主任認真地說：
“他是學數學的。”
多麼奇怪！誰也沒有問我為什麼坐牢，沒有叫我填寫什麼自傳和表格！主任的秘書（這位被流放的希臘族姑娘長得像電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個手指頭在打字機上敲出一紙委任狀：委任我為經濟計劃工作人員，月薪四百五十盧布。當天，也同樣輕而易舉地，沒有研究什麼表格，區消費合作社又安排了兩名尚未找到職業的流放者；曾任遠航貨輪船長的瓦西連科和另一個我還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薩莫伊洛維奇-姆-澤，性格很內向，從不多說話）。這些日子瓦西連科正醉心於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計劃（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淺，牛也能走過去），他正請求警備司令部批准去勘察過河道。他在海運學校時的同學、共同駕駛過“同志號”機帆船的曼恩現在已當了船長，這時正忙於裝備“鄂畢號”探險船去南極洲。而瓦西連科現在卻被強行雇傭去當區消費合作社的倉庫管理員了。
其實，並不是雇我們去當經濟計劃人員、倉庫管理員或什麼會計人員的。我們三人都被調去突擊一項緊急工作：對商品重新定價。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間到四月一日早晨區消費合作社從來都忙得不可開交，從來都缺少人手。人手怎麼可能夠用呢？在這一夜之間，既要盤存商品，又要發現偷盜商品的售貨員（雖然並不是為了把他們送交法院），還要給所有商品重新定價，因為第二天早晨就應該按照對勞動人民十分有利的新價格售貨了。不過，這個區的廣大沙漠地帶連一公里鐵路和公路都沒有，所以這些對勞動人民十分有利的價錢在五月一日之前是無論如何也兌現不了的：整整一個月各村的商店都不營業，要一直等到區消費社把所有貨物清單計算好、批下價格，並且把它用駱駝送到各村為止。但是區中心的商店總不能在五一節前一直不營業呀！
我們三人來到時，區消費合作社已經有十五個人在做這項工作。有編製內的人，也有臨時找來的。各辦公桌上堆滿了劣等紙張開列的長長的貨單，屋裏只聽見老會計人員熟練的打算盤聲，時而聽到一兩句罵人活。我們立即被安置在這裏工作。我很快就不耐煩在紙上筆算了，我請求給我一台計算器。可是，區消費社沒有計算器，也沒有人會用它。但是，有個人想起在區統計局的柜子裏有一架帶數字的小機器，那裏也沒人會用它。經過電話聯繫，去人把它取來了。我噼噼啪啪地工作起來，迅速地在表格里填滿數字。主要會計人員們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這個傢伙會不會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這裏一邊搖着計算器，一邊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學語言表達的話，人的慾望增長得多麼迅速啊！現在，我已經開始對許多事不滿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裏好好地寫劇本，被他們打斷了，我不滿意；學校里沒有錄用我，我不滿意；把我硬拖到這裏來叫我（……幹什麼？挖掘冰凍的土地嗎？光着腳在冰冷的水裏和泥做土坯嗎？不，不，是叫我）坐在乾乾淨淨的辦公桌旁搖計算機的手柄並把數字填進表格，我也不滿意。是啊，假如開始服刑時就叫我作這項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個服刑期間每天無償地工作十二小時，那我也會千恩萬謝。為它歡呼的！現在人們為此每月付給我四百五十盧布，我甚至可以每天買一磅牛乳了，可我卻輕蔑地把臉一扭，心想：工資是不是太少點？
區消費社的重新定價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細地確定每種商品應屬於哪一類降價商品，然後再確定對該商品應該適用銷往邊遠農村的商品相應提價的哪一項規定提價）。這項工作不結束，所有商店全不能營業。因此，那位終日無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們大家召集到他那莊嚴而豪華的辦公室里宣佈說：
“這麼辦吧。我們知道，醫學界得出的最新結論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時，四小時就足夠了！所以，我現在命令你們：都要早晨七點開始工作，夜裏兩點結束。午飯和晚飯時間可以各休息一小時。”
聽到他的這段訓詞，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只是覺得可怕。大家都蜷縮着沉默不語，最後也只能鼓起勇氣來討論了下……晚飯的一小時放在什麼時間最合適。
是的，流放者的命運就是這樣。人們早就告訴過我，流放者的命運就是由這一類的命令決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擔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僱，在科克切列克將長期找不到工作。況且，歸根結底，這又不是替主任個人干，而是替國家幹嘛，工作需要嘛！這樣，在他們看來那醫學界的最新結論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來嘲笑這個自鳴得意的野豬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時也好！但是，那就會被說成十足的“反蘇維埃煽動”，說你是在號召破壞一項極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從一種狀態轉入另一種狀態——中學生、大學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論你處於什麼狀態，你總是在領導掌握之中的，你總是必須鞠躬、沉默。
假如他說的是工作到晚上十點，我也許就老老實實坐到十點了。可是他的命令卻等於宣佈精神死刑：他等於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寫作！不，見你的鬼去吧！連同你那商品減價一起見鬼去！勞改營的經驗給我暗示了出路：口頭不必說反對，只須默默不執行。我同大家一起溫順地傾聽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點，我便離開辦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才又來到辦公室。別的同事這時早已在那裏計算，至少是裝出一種在計算的姿勢。他們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澤雖然心裏贊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卻不敢，他偷偷告訴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辦公桌前面大發雷霆，說一定要把我再趕到一百公裡外的沙漠去。
說老實話，我確實有些害怕：當然，內務部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說不定真會趕走。那時你就別想再看到這區中心市鎮了！但是，我很幸運：我登上古拉格群島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即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如今來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裏，某種新鮮氣息已經慢慢飄到我們這個邊遠地區，飄進了區警備司令部。
一個新時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這就是群島歷史上最寬大的三年時期。
主任沒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沒有來找我。這一天，我在那些不斷打瞌睡、不斷計算錯誤的同事中間以清晰的頭腦進行工作，並且決定今天仍舊平到下午五點，準時離開辦公室。反正會有個什麼結果的，不管是什麼，就讓它快來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認識到：人可以犧牲許多東西，但不應犧牲核心的東西。我決定不犧牲早在特種勞改營的行列中就已開始構思的劇本。我勝利了。整整一個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辦公桌空着。大家也習以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時把臉扭過去。
但是，命運註定我無須整頓“哈澤克斯坦”的農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個哈薩克人（中學教務主任）忽然來到區消費合作社。此人在我來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學畢業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前充實教學力量，還是有意要往區教育局那位蛇局長的湯里撒點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來對我說：“快去把你的畢業證書拿來！”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來了。他裝進衣袋，立即驅車去江布爾市參加職工代表大會。三天之後，他又來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一這文件是由同一個無恥之徒簽署的，一個月前他曾確認科克切列克區“各學校數學教員編製已滿”，現在，四月，他委任我為數學教員兼物理教員，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將進行結業考試的兩個畢業班去！（教務主任是冒着危險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樣在政治上冒着危險，而是他擔心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會不會使我把數學忘掉。考試幾何和三角那天，他沒有叫我當著學生的面打開試卷，而是把我領到校長辦公室，把幾個數學教員都請來，叫我當場解答試題，他站在我的身後。我的答卷與標準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這使他和所有教員高興得像過節一樣。要在這裏成為笛卡爾是多麼容易啊！後來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級數學統考時，區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員打來的電話：題出得不對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樣呀？……因方那些教員自己也只是七年制畢業嘛……）
我可以走進教室，拿起粉筆了。內心的幸福不可名狀。這一天我才獲得真正的釋放，獲得真正的公民權！至於流放地的其它條件，現在對我都無所謂了。
在埃克巴斯圖茲的時候，囚犯的隊伍時常從那裏的中學旁邊走過。我當時望着活躍在校園裏的孩子們，望着女教師樸素大方的服裝，把那裏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鈴聲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無天日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實在把我折磨苦了。當時我覺得，哪怕在這貧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圖茲當一名流放者，能夠按照這鈴聲拿着教室日誌走進教室，像要揭示什麼不尋常的東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開始講課，那就會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產生這種嚮往，一方面，當然，是由於我當教師的天賦，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滿足的自我評價和長年無人需要的才幹與奴隸般的低下地位之間的鮮明對比。）
但是，由於這些年來我只顧注視古拉格群島和國家的生活，卻忽略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在戰爭年代初戰後這些年，我們的學校已經死亡了，它早已不復存在，剩下來的只有膨脹起來的校舍和空蕩蕩的鈴聲。首都的學校，偏僻山村的學校全已經死亡。當精神死亡像毒氣一樣蔓延全國的時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們、除了學校之外，還能是誰呢？
不過，我也只是在幾年之後，當我從流放的國度回到俄羅斯這個宗主國本土時，才認識到這一事實。在科克切列克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當時黑暗勢力的整個發展趨勢儘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們還活着，還沒有窒息！
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們是在整個成長時期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地位的。學校購教務會議和其他夸夸其談的會議上，一提及這些孩子，總是說（對孩子們本人也同樣說）：他們是在蘇維埃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而生活的，他們在行動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暫時性的，他們同別的孩子沒有其他差別……但是，每個孩子自己卻親身體驗到他們身上套着枷鎖，他們從剛剛記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個豐富多採的、充滿生活樂趣的（像畫報上和電影裏所反映的那種）生活世界完全沒有他們的份兒，甚至參軍也很少有他們的份兒。得到警備司令部的批准後到城市去參加考試，被學校錄取，順利地讀完大學——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這些孩子關於這個無所不包的廣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於在這中學裏取得的知識。許多年來這所學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受教育場所。另外，沙漠地帶的人生活貧苦，但對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種娛樂上，這些娛樂對於二十世紀的、從倫敦直到阿拉木圖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蝕作用啊！宗主國本土上的孩子們已經不習慣學習了，他們失去了學習興趣，把學習看作一種不得不盡的義務，因為在成年之前總要找個地方獃著。但是，這些流放者的孩子則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們，他們是把學習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東西的，學習對他們就是一切。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好像這樣才可以使他們脫離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們平起平坐。他們的自尊心只有在認真學習中才能得到滿足。
（不，不只是學習。還有學校里一些憑選舉擔當的職務和青年團的職務。還有從十六歲以後可以參加的普選。這些可憐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感到自豪，認真地在小組會上作政治時事講話。有一個年輕的日耳曼族姑娘，維克托麗婭-努斯，她考進了兩年制的師範專科學校。我勉勵她說；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為恥辱，應該以它為驕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個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麼也沒說。當然，也有一些人不急於參加共青團，那就強拉他們進去；上面已經同意你入團了，可你卻不久，為什麼？科克切列克有幾個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們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團的，不加入的話，她們全家會被趕到更遠的沙漠裏去。啊，你們這些誘惑青年的人！真該給你們脖子上掛個大磨盤，把你們沉到河裏……）
我這裏講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學“俄羅斯人班”的情況。（其實，這些班幾乎全不是純粹的俄羅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臘人、朝鮮人、少數庫爾德人和車臣人、本世紀初期遷移到這裏的烏克蘭人的後裔，哈薩克人“負責幹部”的子女等佔多數，這些“負責幹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學俄語。）哈薩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則組成“哈薩克人班”，這些班的學生十分靦腆怯生，大部分（沒有被官氣沾染壞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誠懇、有傳統的善惡觀念。他們在沒有被妄自尊大的虛偽教育損害之前大多如此。這些班裏是用哈薩克語講課，但那種授課幾乎等於無知的擴大再生產，因為第一代教員就是勉勉強強拿到畢業證書的，而這些一知半解的人卻又擺出一副大學問家的面孔到處去誤人子弟。一些哈薩克女孩子們在完全無知的情況下也能混到一個“及格”而從中學和師範學校畢業。因此，當這些處於原始愚昧狀態的孩子們接觸到真正的教學時，他們的全部身心便會被吸引住，他們不僅認真地聽，專註地看，而且嘴裏也在不住地重複着老師講的話。
面對孩子們這種學習熱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學任務十分繁重，而且在這三年中（很可能以後還有許多年）我只為此一點就感到很幸福、分給我的課時不夠用來改正過去教學中的錯誤和彌補漏教的課程，於是我就給學生規定課外補習時間，組織學習小組，帶領他們實習，組織天文學觀測……學生們極熱情地參加這些活動，比看電影還積極。我還擔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給我的班全是哈薩克學生，這個班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的一切喜悅都局限於教室的四壁之內和上下課的鈴聲之間。在教員休息室、校長辦公室和區教育局，則到處使人感到那種全國普遍的通常的沉悶。對我來說，還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難堪。我來之前，教員中間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這些人都受歧視。人們一有機會就提醒我們：允許我們進入教師行列是當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隨時可能失去這種寬大待遇。流放來的教員最怕（當然，別的教員也處於依附地位，也怕）給區首長的孩子們判的分數不高而得罪領導二他們還怕全班的平均分數不高而惹惱校長。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數，這就更促進了整個哈薩克斯坦的無知的擴大再生產。此外，流放者教員（和哈薩克人單身教員）還要“納貢”和“捐款”：每月要從他們工資中扣除三十五盧布，誰也不知道作什麼用。校長（別爾傑諾夫）可能突然宣佈他的小女兒過生日，那麼每個教員就得各出五十盧布送禮；此外，校長或區教育局長時而會把這位或那位教員請到辦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盧布。（不過，這倒是本地區的風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點”。學生們在畢業晚會前也要每人交出一隻羊或半隻羊，這樣就保證能拿到畢業證書，完全文盲也無妨。畢業晚會照例變成本地區黨的積極分子們狂飲作樂的酒宴。）另外，區一級的領導人都是某地函授學校的學員，他們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學校的教員們負責代答。（考卷是按老爺派頭通過教導主任交下來的，因此，奴隸教員們連拜見自己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榮”都得不到。）
我對這一切全採取僵硬的不妥協態度。這是因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於這種態度，還是因為時代正在變得不那麼嚴峻，或是這兩者一起幫助了我，總之，我沒有把脖子伸進這個枷鎖去。只有分數判得公平，學生們才會努力學習，所以我判學生考卷時從不考慮誰爸爸是區委書記。我也不“納貢”，不“借”給領導錢（區教育局的蛇局長就無恥地向我“張過嘴”！）。每年五月，貧窮的國家便要用公債形式搜刮掉我們一個月的工資，這已經夠受了。（勞改犯人被剝奪了購買公債的權利。現在我自由了，流放確實把購買公債的權利還給了我。）不過，我的“原則性’‘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旁邊有一位生物和化學教員格奧爾吉-斯捷潘諾維奇-米特羅維奇。他是塞爾維亞人，在科雷馬坐過十年牢，現在年紀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堅持為科克切列克地區的公正而鬥爭的。他被區地政局解僱後到中學來當教員，因而又把這鬥爭帶進了學校。在科克切列克，無法無天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現象由於無知、野蠻人的自作聰明和各種宗族和裙帶關係而變得更加複雜。這裏的不法行為互相牽連着，不為局外人所知，也無法插手進去。但是，米特羅維奇卻同它進行忘我的、奮不顧身的鬥爭（當然，他是經常引用列寧的話作為根據的）。他在教務會議上揭露，在全區教員大會上揭露，他給那些不學無術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讓某些學生憑着“贈送的羊”拿到畢業證書。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領導控訴，往阿拉木圖寄信，給赫魯曉夫本人打電報（他竟徵集到七十名家長簽名作為自己的後盾，到別的區去發電報。因為在本區內這種電報當然是發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來，派視察員來檢查。視察員來了，可是也一起反對他。於是他又寫信上告。學校召開特別教務會議“整”他，指責他對孩子們進行“反蘇宣傳”（這離逮捕法辦只有一發之隔了！），而且嚴肅地指責他“過於粗暴地對待了”幾隻吃掉少先隊員們種的菜的羊。開除過他幾次，又幾次給他恢復了工作。他又要求補償他被迫沒有工作期間的工資。把他調往其它學校，他不去，又開除他……他戰鬥得很帶勁！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們便能好好折騰他們一陣子！
但是，我一點也沒有幫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設法避開關鍵性的表決（總不能投票反對他吧），我去參加學生的小組活動或去輔導。對那些黨員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礙他們取得及格分數，我想：你們自己屬於掌權階層，去欺騙你們自己的政權吧！我以這種態度掩護自己的任務：我在寫作，不停地寫作。我保重自己，為的是進行另一場戰鬥，將來的戰鬥。而且，這個問題也還可以提得更廣泛些：米特羅維奇的鬥爭是正確的嗎？需要嗎？
他的全部戰鬥從一開始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他無法把這一團又粘又亂的東西理好。何況，即使他完全勝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個制度、整個體系有所改變。最多只是在一小塊有限的土地上閃現出一個洗凈了的潔凈的斑點，而它很快又會被大片灰黑色蓋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勝利補償不了他可能遭到的報復——第二次被捕。（只是由於赫魯曉夫時代的到來才使米特羅維奇免於再次被捕。）他的戰鬥是沒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對人間不平的精神卻很富於人性。可以說他胸鬥爭是註定失敗的，但卻不能說這鬥爭是無益的。假如我們不都那麼“聰明”，假如我們大家不是無休止地訴說：“沒有用！不解決問題！”那麼，我們的國家也許會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儘管米特羅維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個流放者，但他那雙眼睛的閃光卻也使得區政權當局望而生畏。
雖然他使人們懼怕，但是到了那個光輝的“節日”，到了選舉親愛的人民政權機關的日子，我們三個人——不屈不撓的公正戰士米特羅維奇，我，還有另一個不露聲色的、平時最謙讓、最妥協的格里戈里。薩莫伊洛維奇-姆-澤——就全都一樣了。我們三人同樣強忍着厭惡的痛苦心情同別人一起走去參加那嘲弄人的選舉。（既然如此，他的鬥爭還有什麼價值呢？）差不多全體流放者都能獲准去參加選舉，這種選舉是那麼不值錢，甚至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也會突然在選民名單上發現自己的名字。人們會催促他們，趕他們儘快去投票。我們科克切列克從來沒有固定的權票處，投票箱設在距中心區很遠的一個掛上帷幕的棚子裏，路也沒有，很不好走。所謂選舉，就是要儘快地把選票拿到投票箱處，把它投進去。如果誰在中途放慢了腳步，想仔細看看候選人的名字，這一就會顯得奇怪了：難道黨組織還不知道應該選誰？名單有什麼可看的？！投票之後，大家都有合法的權利去喝上一杯（選舉之前照例要提前發工資或者預支部分工資），人們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時都鄭重地互相行禮，互相祝賀一個什麼“節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還是勞改營好，那裏就沒有這類選舉！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選舉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薩克人，自然是“全體一致選出”的。大家照例祝賀了選舉日。過了幾個月，另一個區轉來了該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個區“一致選出”的法官。他在那個區犯了案，這才查明他在我們區的短短几個月中也已經接受了許多賄賂。雖然遺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進行部分選舉。候選人又是一個外區來的哈薩克人，誰也不認識。於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從大清早就開始投票。全體一致！又擺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節日祝賀，眼神里看不到一絲幽默……真是在祝賀節日！
在苦役營里，我們總還敢於公開嘲笑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卻不敢向誰透露這種感情。現在是作為自由人生活，而人們從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壞的東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澤等極少數人談論過這一類話題。
姆一澤是從傑茲卡茲甘押送來的。來時他一文不名——他的錢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備司令部根本不管這些，還是取消了他在監獄時得到的伙食供應，把他趕到科克切列克街頭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餓死就餓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給他十幾個盧布。為此他對我始終感激不盡，總提起這件事，說我救了他。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個特點：總記住人們的恩惠。但他也記仇。（例如，他就記胡達耶夫的仇。胡達耶夫曾惡毒地、完全無理地殘酷毆打過姆-澤的兒子。這個胡達耶夫原來就是險些成為血腥復仇犧牲品的那個車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麼錯綜複雜！）
姆一澤一無專長，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學當一名實驗員。他很珍惜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為大家服務，滿足大家的要求，對誰都要和和氣氣，無須表示自己的意見。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從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氣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無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簡單的事實，例如，他為什麼到了五十歲還沒有專長，誰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覺地同他接近起來。我們從沒有鬧過意見，常常互相幫助，而且對許多事都有同樣的、勞改營里養成的自然反映和表達方法。這樣，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我終於了解到他隱藏已久的經歷和內心變化。這些都是很值得借鑒的。
戰爭開始前，姆一澤是某地區的黨區委書記。戰爭期間他被任命為某師團的譯電處處長。他一直擔任高級職務，是個“重要人物”，沒有嘗過什麼人間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發生了一件事：由於譯電處的某種過錯，使得該師的某團未能及時收到後撤命令。這個錯誤必須立即改正。可是又發現姆一澤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裏去了，也許就是全犧牲了。於是將軍便命令姆一澤親自到前線的那個團去傳達撤退命令，拯救他們。這時該團已處於敵人不斷緊縮的包圍圈中。姆一澤立即騎馬出發了。他十分悲觀，擔心性命難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險，他決定不再前進。在原地還不知能否活下來呢！他是自覺地停下來的，也就是說，他拋棄了那個團，出賣了它。他從馬上跳下來，抱住一棵大樹（或許是裁到樹后躲避炮彈），這時，他……向耶和華髮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將作一個虔誠的信徒，將完全遵守宗教教規。結果他平安無事。那個團被殲滅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澤活了下來，按照第五十八條，他被判十年勞改，刑滿之後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確實在十分虔誠地還願！他的內心和頭腦里一點點黨員的影子都沒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騙的辦法才能使他吃一點禁食的無鱗魚。每到星期六他雖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則盡量什麼也不作，回家后則嚴守一切教規並作祈禱，當然，在蘇維埃政權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當然，這段經歷他幾乎未對任何別人說過。
在我看來，這段經歷很不簡單。簡單的只有一點，也是我們這裏最不能同意的一點，即：我們的生活的最堅強、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識，而不是黨的意識形態。
應該怎麼評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規——刑法、軍法、人格的規範、愛國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規範來看，此人都死有餘辜，應該受到蔑視；姑且不說他當時對於自古以來他們猶太民族最兇惡的敵人缺乏應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個一團人呀！
可是，姆一澤還是能夠根據某種更高的法則高聲為自己辯護說：你們進行的這一切戰爭難道不都是因為最高政治家們的愚蠢才發生的媽？！難道希特拉之所以會侵入俄國不是由於愚蠢，不是由於他本人的愚蠢，由於斯大林和張伯倫的愚蠢而造成的嗎？！可是現在你們卻要派我去死？！難道是你們使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嗎？
人們（甚至就是那個團里的人！）會反駁我：如果他這樣看，那就該早在兵役局給他穿上漂亮軍服的時候聲明這一點，而不該到了抱住大樹的時候才說！是的，從邏輯上我並不想替他辯護，從邏輯上我也應該蔑視他，恨他，應該在同他握手之後感到厭惡才對。
但是，我卻一點也沒有這類感覺！這是否稅為我不是那個團的人，沒有體驗到當時的境況？還是因為我想到了那個團的命運實際上還取決於其他上百種因素呢？或者因為我從未看到姆一澤趾高氣揚的樣子，只看到了他陷於絕境的樣子呢？我們每天見面都誠摯地熱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體面的。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形！他可能變成對自己和對別人來說都是完全另外一個人！而我們卻往往根據命令，根據法律，根據一時心血來潮，或者由於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願地、高興地拿起石頭朝着那個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個打擊。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頭掉下來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災難中呢？那時，你就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了——對罪行，對罪人，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會產生某種新的觀點。
在這本厚厚的書里我講了許多寬恕的話。人們以驚奇而憤怒的口吻反駁我：還有個界限沒有？總不能對什麼人都寬恕吧！
我回答說：並不是什麼人都寬恕。我只寬恕倒下的人。只要那個偶像還高踞在統治者台上，額上顯出一道無上威嚴的皺紋，還在冷酷無情地、隨心所欲地糟踏我們的生活，那你就給我挑選更重些的石頭吧，不，讓我們十個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來朝他撞去！
但是，當這個偶像一旦滾落下來，一旦倒在地上，當這大地的撞擊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臉上耕出第一道犁溝時，那就放下你舉起的石頭吧！
因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類中來。
不該剝奪神指給他的這條道路！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總的說來，我們科克切列克作為一個流放地，也同整個南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地區一樣，還算是比較優越的。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莊，這裏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壞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庫爾代地區，土地還很肥沃呢）。許多人能夠被分配到城市裏（留在江布爾、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圖和伏龍芝），而且這些人的無權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較起一來並不很突出。這些城市的物價便宜，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業市鎮。因為當地居民對工業、手工業和腦力勞動向來不感興趣。即使那些落到農村的人，也不全被無情地趕進集體農莊。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薩克人參加集體農莊勞動，其他人大都在農業機械站或別的什麼地方找到個職位，工資雖說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頃水澆菜地，可以養牛羊，餵豬。有一批西部烏克蘭人是經過五年勞改營之後作為行政流放被送到這裏的，他們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們給當地的建築公司做土坯，勞動相當艱苦。但他們認為，儘管這個地區氣候乾旱，土地是粘土，澆水不足莊稼會枯死，但這裏沒有集體農莊，生活比在可愛的烏克蘭沃土上的集體農莊裏要好過得多。因此，當他們接到釋放命令時，竟一致決定永遠留在這裏。
科克切列克的行動人員很懶惰；這可以說是哈薩克人的普遍懶惰性格中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一點。我們中間也有告密考，但我們卻感覺不到這些人的明顯威脅。
行動人員和告密者的無所作為，制度變得溫和起來，這主要是因為赫魯曉夫時代的到來。時代的這種力量，經過多級傳動裝置的撞擊和搖晃之後雖然大大減弱了，但畢竟還是傳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羅希洛夫大赦”進行欺騙。（雖然大赦是由共同執政的“七諸俟”發佈的，但在古拉格群島上我們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雖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戲弄過政治犯，但那次教訓不夠深刻，早已被人遺忘了。流放地也同勞改營里一樣經常開着“小道消息”之花。現在又有人在暗地傳說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驚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來說吧。她經過十五年的折磨，兩次被判刑，可她這時竟在她小土坯房的牆上掛起了一張伏羅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會帶來奇迹。說來也怪，奇迹果然發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和簽字又嘲弄了我們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確，在一個為悲痛所震驚的國家裏，為悲痛所震驚的統治者們為什麼恰恰必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們釋放出來呢？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釋。難道只因為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嗎？安葬斯大林之後，他們就開始收買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於我國已經根除了犯罪現象”！（既然如此，監獄裏關的是些什麼人？那豈不無人可赦了？！）但是，他們照舊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隸般地沿着同一條思路思考，所以他們只對流氓和土匪實行大赦，對第五十八條犯人的赦免則只限於“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內”。不了解情況的人會根據正派國家的作風推斷，會認為規定“五年刑期以下”就會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實際上，我們的難友中被判這種“幼兒園刑期”的人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可是這樣卻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們像蝗蟲一般撲向老百姓。只是許久之後民警機關費了很大力氣才把那些大赦出獄的土匪重新抓回來。）
我們科克切列克對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這裏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經服滿五年“幼兒園刑期”的，但滿刑后沒有釋放，而是未經法院判決就強行流放到這裏來了。他們中間有烏克蘭人，也有諾夫哥羅德人，大都是孤獨的婦女和老人。他們最老實．也最不幸。他們聽到大赦的消息很興奮，以為終於可以回家鄉去了。但是，兩個月後卻接到一紙冷冰冰的解釋：這批人的（補充的、未經法院判決的）流放不是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東尼婭-卡扎丘克的婦女，她本來是個自由人。她從烏克蘭到這裏來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時，當局為了“整齊劃一”起見把她也填寫成了流放移民。聽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備司令部提出了請求。但人們“合理地”駁回了：你從未被判過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樣，你的流放沒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這樣的話，什麼德拉古、梭倫、查士丁尼連同他們的法典”就都得統統見鬼去了！……
這樣，誰也沒有從大赦中得到什麼。但是，隨着歲月的推移，特別是貝利亞完蛋之後，真正的緩和卻在不知不覺中悄悄來到了我們這流放的國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釋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學去上學了。在工作單位無人再指着鼻子說“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緩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職務上的升遷。
警備司令部里有些辦公桌空了出來。“這位警備部軍官哪去了？”“他嗎？他不在這裏工作了。”警備司令部的編製在壓縮，人員大大減少！態度比從前和氣了。神聖的彙報制度如今也不那麼神聖了。“今天上午沒來按時彙報？行啊，下次再說吧！”忽而給這個民族，忽而又給那個民族恢復了部分權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區範圍內自由旅行，申請去其他州的手續簡化了許多。人們越來越多地傳說：“快要放回家鄉了。回家鄉！嚴確實，那些因當過俘虜而被流放的土庫曼人回家鄉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庫爾德人。有些人開始變賣房產，房價大大跌落。
還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這是因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們奔走，現在他們恢復了名譽。波動遍及各個角落，所有流放者心裏都熱乎乎地：莫非我們也要動一動？莫非我們也……對
可笑！好像這個制度真會發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勞改營教給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個人更是沒有必要相信，因為在那裏，在宗主國本土，我一個近親好友也沒有，而在這裏，在流放地，我幾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許這只是由於我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生活吧。
不錯，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厲害，疾病像是監獄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殺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醫生都不能確診我的病。我勉強支持着上課，睡眠時間很少，食量很小。從前在勞改營寫下來保存在記憶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寫的東西，我都必須儘快寫成文字並埋在地下。（啟程去塔什乾的那個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我記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學活動就要結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這才開始了我長達兩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點上有些苦悶，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沒能結婚：這期間我未能找到一個能夠把這孤獨之身託付給她、把我的全部寫作和秘密寶藏託付給她的婦女。儘管如此，這整個期間我的情緒高昂、飽滿，我是幸福的，沒有感到不自由。學校里分上下午兩部上課，我願意教多少節課就教多少節，我在教課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課從不使學生感到厭倦乏味。每天我還可以抽出些時間來寫作，而且在這段時間裏精神從來不緊張：剛一坐下，筆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寫出來。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趕我去替集體農莊創蘿蔔，我就一直寫作，全天時間都用在這上面！我還同時開始寫小說（十年之後被查封了）。我還有許多素材，夠我寫很長時間的。至於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後。
我手頭有了些錢，便首先買了一所單獨的僻靜的小土房，定做了一個堅固的寫字枱。晚上仍睡在那兩隻空木箱上。我還買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機，夜間把窗帘拉起來，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透過瀑布般的干擾聲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們收聽的西方廣播，傾聽着渴望聽到的消息。聽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補充了。
幾十年的謊言把我們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離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斷也都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話，便不值得花費這許多時間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經無力繼續以其智慧和堅定精神豐富我們這些群島上成長起來的人們了。
我的小土房位於村鎮的最東頭。籬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點微風，就足夠人敞開胸膛盡情呼吸了。黃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當空還是漆黑，我都同樣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氣。土房周圍一百米之內沒有其他住宅。
我已經安於這種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準備在這裏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會在二十年內到來。我是有些估計錯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別處去（儘管一看見俄羅斯中部的地圖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並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個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親自經歷的那個世界，它就在我的體內。我的全部任務就是要描寫那個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當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庫圖佐夫在寫給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朋友，我對你說這些話是很痛苦的，但我還是要說……你的處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現在遠離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絕，這樣，你就能夠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裏漫遊了；你可以冷靜地觀察自己，從而也就可以對於那些以前往往是透過虛榮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執觀念較少的判斷。這樣，或許很多東西將會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你眼前。”
正是這樣。我十分珍視這種得到凈化的觀點，因而我也完全自覺地珍視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卻越來越不穩定，它已開始動蕩。警備司令部現在簡直變得可以說和藹可親了。它的人員進一步減少，對逃跑者現在規定只判五年勞改，實際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對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宣佈今後不必定期向警備司令部彙報，隨後又批准他們返回故鄉。喜悅和希望擾亂了我們流放地的寧靜。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來了一個“阿登納大赦”。在這之前，阿登納訪問莫斯科時曾徵得赫魯曉夫同意釋放所有的在押德國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便下令釋放他們。可這時忽然發現有點荒唐：德國人倒是全釋放了，而給他們幫過忙的俄國人卻仍在眼長達二十年的刑期。但是，這些人大就是在德國人佔領時期當過偽警察和村長的，還有弗拉索夫分子，公開宣佈赦免他們又似乎不妥。怎麼辦？最簡單的還是按照我國言傳工作的一般原則辦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筆帶過。於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個不是＃目的、“什麼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佈了，只在《消息報》一份報紙上發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沒有發表任何
評論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動呢？我看到了“關於赦免曾同德國人合
作的人員”的消息！怎麼會這樣？那麼我呢？這與我無關？因為
我本來一直在蘇聯紅軍中服役？算啦，見你們的鬼去！這樣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這時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從莫斯科寫信來
說，他憑着這項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爭得了臨時落戶的權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傳去了。“你是在同我們搞什麼鬼名堂？你
並沒有同德國人合作過呀！”“是沒有。”“那就是說，你一直在蘇
軍中服役？”“是的。”“那麼，二十四小時之內你滾出莫斯科去！”
當然，我的朋友還是沒有走，可是，他寫道：“晚上十點之後就有
些提心弔膽，一聽見大門鈴響就擔心是來趕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興：我這裏有多好！把手稿藏起來（我每天睡覺
之前都把它藏起來）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覺了，高枕無憂！
呆在這潔凈的沙漠地帶，我想像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紛亂嘈
雜、追求虛榮的生活。那裏一點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們的來信卻極力敦促：“你怎麼想的？為什麼
還呆在那裏？……應該要求複查你的案件！現在正在複查！”
我為了什麼呢？……在這裏，我可以整小時地觀察螞蟻的生
活：它們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鑽出一個洞來，排着隊把自己的貨
物——一顆葵花子皮搬運進洞儲備過冬，它們並沒有班長、看守
和勞改營的長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雖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螞蟻卻不出來了，原來是它們預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盡
管晴朗的天空和陽光沒有一點下雨的跡象，但它們卻老早就知道
了。雨後，雖然天空還佈滿陰雲，可它們卻出來勞動了：它們確
切地知道今天不會下雨。
在這裏，在這寂靜的流放生活中，我彷彿確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實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來，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應該在那裏一直住下去，哪裏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麼命運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麼劫數推動他結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難始終聽從理智的聲音。一塊小木片很難不漂向整個水流流去的方向。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幕了。關於赫魯曉夫的報告我們很長時間毫無所知。（到了給科克切列克的人們傳達它的時候，也還是對我們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們是從英國B-B-C-電台得知的。）但是，只須普通公開報紙上刊登的米高揚的一句話，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他說，這次代表大會是多少年來“第一次列寧式的代表大會”。我立即明白：我的敵人斯大林倒了，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來。
於是，我寫了複查申請書。
春天，便開始取消對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全體囚犯的、刑滿之後的流放刑了。
這時，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軀離開清澈的流放地，進入了混濁的世界。
當一個原來的囚徒從伏爾加河東回到了河西，當他乘着火車整日在俄羅斯中部＿片片小樹林間穿行，這時他會有什麼感觸？這就不是本章所要寫的內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電話詢問檢察機關對我的申訴有無答覆。接電話的人叫我掛另一個電話，然後我聽到了偵查員的聲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語氣請我到盧賓卡的機關去談一下。我來到庫茲涅茨橋大街著名的傳達室，人們叫我在這裏等一等。我猜測這時已經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視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內心感到緊張，但卻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憊的表情，似乎無心地看着一個正在接待室玩耍的、並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測是正確的1穿着便服的新偵查員正站在一旁註視着我！當他已經確信我不是一個兇猛的敵人時，這才走到我跟前來，十分愉快地把我領進了龐大的盧賓卡大樓。一路走着，他已經在不住嘆息了：看他們（是誰？？）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麼樣子，妻離子散！可是，白天也開着電燈的、悶熱的盧賓卡大樓走廊還是老樣子，還是當初我被押着走過時的樣子，那時我是剃光了頭、腹內空空、幾夜沒有睡眠，衣服上的鈕扣被扯掉、兩手倒剪着的。“辦理您的案件的那個偵查員叫葉澤波夫，我知道他。您怎麼遇到這麼個野獸呢？現在他已經被撤職了。”（他現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偵查室里，也正在同樣罵我面前這位新偵查員……）“我原先是在海軍的反間諜組織‘死滅爾施’工作的，我們那裏可沒有這麼搞！”（從你們那裏出過一個叫留明的人！你們那裏還有過一個叫列夫申的偵查員，有過一個叫利賓的！）但是，我天真地對他不住地點頭：那當然嘍！他甚至還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說過的關於斯大林的俏皮話，並且說：“您的話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贊成，只有一點使他感到不安，他說：“您在《第一號決議》裏寫着：‘所有這些任務，沒有組織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個組織嗎？”
“不一是！”我事先已經周密地想過這個問題。“‘組織’不是指人們的集合體，而是指以國家的方式實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這個意思！”偵查員高興地表示同意。
這一關過了。
他稱讚我描寫前線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原來也都是作為罪證歸入檔案的。他說：“這根本不是什麼反蘇維埃的東西！您想要的話，都可以拿回去，還可以去試試能否發表。”但是，我卻用一種病人的、幾乎是垂危病人的聲音謝絕了他的建議；“哪裏的話！我早把寫作忘掉了。如果還能活幾年，我想研究點物理。”（物理學是我們時代最時髦的嘛！這種遊戲現在很時興，今後我就要同你們做這種遊戲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應該哭！監獄總應該教會我們一點什麼吧。至少總該教會我們在“契卡格勃”的面前應該保持什麼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