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刑滿之後
八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期間，我沒有聽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講過一句流放地的好話。但是，關於流放生活的幻想卻早在最初關進偵查監獄和遞解監獄的時候就產生了。那時，牢房的六面石壁緊緊地擠壓着你，使你透不過氣，只有關於流放的幻想靜悄悄地閃着顫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樓，使得陰暗潮濕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陣陣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僅沒有擺脫這種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說，我的流放幻想還特彆強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採掘場時，我一聽到鄰村的雞叫就幻想流放。我從卡盧加關卡的屋頂望着屬於別人的。龐大的首都，內心也曾禱告：讓我遠遠地離開這裏，把我流放到遠處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蘇維埃提出過申請，請求把我的八年勞改改為終身流放，哪怕去最遙遠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對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當時絕沒有想到終身流放早已註定，不過它不是把勞改改為流放，而是在勞改之後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圖茲關押着三千人的“俄羅斯人”勞改點“釋放”了十個人。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被領出勞改營大門！——這在當時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現象。埃克巴斯圖茲營建立三年來還沒有釋放過一個人呢。何況這些人中間誰的刑期也沒有滿。這麼說，是那些在戰爭初期判刑十年而倖存下來的少數軍人得以釋放了。
我們急切地盼望着他們從獄外來信。有幾個人間接或直接寫信來了。我們得知：他們離開勞改營後幾乎全被流放了，雖然原判決書上根本沒有提流放。但是誰也沒有對此感到奇怪！監獄當局和我們都很清楚：問題並不在於法律條文，不在於判處的刑期，不在於寫在紙上的手續。問題的實質是：政權是強者，它有權對我們這些一旦被劃為“敵人”的人踐踏、鎮壓、扼殺、直至我們死亡。不論是政權當局還是我們，都覺得只有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安於這樣了。
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人們擔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運，而是那些虛假的獲釋者的命運，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勞改營外、沒有警衛看守、已經離開內務部的灰色羽翼保護的人的命運。不知為什麼，政權當局認為流放是一種補充懲罰手段，其實，流放不過是囚犯久已習慣的那種不負責任的生存的繼續，是他賴以繼續頑強地活下去的宿命論基礎。流放可以使我們免除自己選擇居住地點之苦，免於苦思冥想和再犯錯誤。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對你最適當、最好的地方。整個蘇聯國土上只有在這唯一的地方人們才不會責怪我們為什麼要到這裏來。只有在這裏我們才有無可爭議的最後權利佔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覺。而像我這樣從勞改營出來後任何地方都沒有任何親人等待的孤獨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貼心人。
在我們國家，逮捕時是刻不容緩的，但釋放時就決不會着急了。如果某個不幸的希臘民主主義者或土耳其社會黨人在監獄裏比規定時間多關了一天，那麼恐怕全世界的報紙都要為此喊叫起來吧。而我感到十分高興的卻是：服滿刑期之後只在勞改營里多留了幾天就把我……釋放了嗎？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後，又押解了一個月，這已經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時間了。
雖然是在武裝士兵押解下離開勞改營，我們還是遵守監獄裏的最後的迷信信條：無論如何絕不能回頭望一眼這最後的監獄，（據說回頭一望，你將來就還得回到這裏！）並且要正確地處理自己在監獄裏使用過的小飯勺。（但是，怎樣才算正確？有人說，應該帶走它，否則就得再回來取；也有人說，應該把它扔給監獄，否則監獄就會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親自在鑄造車間鑄的，所以我把它帶走了。）
又一次經過巴夫洛達、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的遞解站。雖然我們已算是刑滿釋放的人，但還是要對我們搜身，沒收不許帶的東西，趕進狹窄擁擠的牢房，塞進黑烏鴉囚車或“澤克”車廂，和刑事犯關在一起。警衛部隊的軍犬照樣向我們狂吠，衝鋒槍手照樣喊叫；“不許回頭！”
不過，在鄂木斯克遞解監獄我們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別的事情時順便向我們五個從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問道：“是什麼神保佑了你們？”“怎麼回事？要把我們往哪兒送？”我們幾個人立即興奮起來。我們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錯。“往南方唄！”看守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確實如此。從新西伯利亞把我們送往南方了。火車朝着溫暖地帶開會！那裏有大米、葡萄、蘋果。怎麼回事？難道貝利亞同忐沒能在偌大一個蘇聯結我們找到塊更壞的地方？難道真的會有這種流放？（我已經在暗自盤算將來寫一組關於流放的詩，題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爾市火車站上把我們從“澤克’”車廂卸下來，看管仍然十分嚴厲。上卡車時仍是通過警衛士兵形成的一條走廊，還是叫我們直接坐在車斗里，彷彿已經服滿刑期后我們還會企圖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彎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輝照着卡車走過的黑暗林蔭路，這是一條真正的楊樹林蔭路！這就算流放！我們不是到了克里米亞吧？剛剛二月底，我們那裏的額爾齊斯河還被堅冰封着，可這裏已是春風拂面了。
把我們送到監獄。監獄接收時沒有搜身，沒讓進浴室。可詛咒的四壁也不顯得那麼陰森了I我們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進入牢房。早晨，管鑰匙的打開牢門，無精打采地說：“出來！把各自的東西全拿上！”
魔爪逐漸鬆開了……
紅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裏迎接了我們。朝霞溫暖着獄牆。大院當中停着一輛卡車等待我們，車上已有兩個犯人，他們和我們並成一批。應該深深地吸幾口氣，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麼能錯過這結識新交的機會呢？兩個新犯人中有個年紀很大的人，瘦瘦的臉，一頭白髮，一對不住流淚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亂的衣物上，嚴肅認真，象個接見外國使節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聾子或外國人，不大可能同我們找到共同語言。我剛一跨進車斗，就決定同他搭話。於是他用漂亮的俄語作了自我介紹，聲音堅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間，我們之間進發出一個會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內心往往會立即感覺到。這個人是朋友。在監獄裏。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爭。誰知道下一分鐘會不會使你們分手？可我們現在不是在監獄呀！也一樣！……於是，我戰勝汽車馬達的鬧聲，盡量地“採訪”他，因而沒有注意到卡車什麼時候離開監獄的水泥地駛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頭看最後的監獄的戒律。（有多少個“最後的”監獄啊！？）竟也沒有張望一眼我們短暫的自由旅程。卡車很快開進了內務部州分局的寬敞的後院。又向我們發出了禁令：不許離開這裏到大街上去！
看模樣，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足有九十歲，他的眼睛已經昏然無光，勝十分消瘦，頭髮完全白了。其實他是七十三歲。原來他就是俄國工程界早期的一位傑出水利工程大師和水文地理學家！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國工程師協會”的著名重要成員。（“俄國工程師協會”是怎麼回事？我第一次聽說它。這是俄國工程技術界一個陣容強大的社會團體。可是到了蘇維埃時期，這一切就全都被消滅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現在還堅定地以這段經歷為榮，他得意地回憶道：“我們當時就是不肯看風使舵，就是不承認干手杖上能長出甜美的棗子來。”
當然，他們的協會為此被解散了。
我們被送到一個叫謝米列奇耶的地方。這個廣大地區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遍佈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跡和他的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納里揚河水電站工程和通過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術計算工作。戰前他就已經自己着手實現這一宏偉計劃了。他在一九一二年從國外購進六台“電力挖掘機”，在這裏展開了工作。（這六台機器都經過了革命的洗禮，並且在三十年代在奇爾奇克工程工地上被當作蘇聯挖掘機械的新產品而使用。）現在，這位瓦西里耶夫由於“破壞活動”坐過十五年監獄，又在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度過最近三年之後，請求給他恩典——允許他在這裏，在謝米列奇耶，度過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為他一生的事業正是從這裏開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貝利亞本人記得二十年代有過一個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師曾經計劃過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幾個共和國的水利資源的話，肯定連這一點恩典也不會給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車裏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時的神情才會像斯芬克斯那樣深沉而令人難以理解。今天不僅是他獲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時代、回到激勵感召過他的土地上來的第一天。不，人生並不是那麼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幾塊里程碑的話！
不久前，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女兒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張貼着《勞動報》的報欄前停了下來。勇敢的記者不惜筆墨（這筆墨是有很高報酬的）繪影繪聲地描寫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爾什維克建設者們修建的引水工程使這個地區煥發了青春。他描述了納里揚河階梯式水電站工程的宏偉、水利工程技術的長足發展、農莊莊員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後，（不知誰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實現了一位天才的俄國工程師瓦西里耶夫當年的設想。可惜這位工程師在官僚統治的俄國沒有得到承認。更遺憾的是這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未能活到他的美好願望勝利實現的今天！”這寶貴的幾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兒眼裏變得模糊不清、連成了一片。她從報欄里扯下報紙，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聲中匆匆走開了。
當年那位“滿懷豪情的青年工程師”並沒有死，他這時正蹲在上烏拉爾斯克政治隔離營的陰暗潮濕的牢房裏。風濕病（或是別的什麼骨科疾病）損害了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來。幸運的是，當時牢房裏不只他一個人，還有個瑞典囚犯。那個瑞典難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蘇聯監獄裏很少有瑞典人。記得我住的牢房裏也住過“個瑞典人，叫阿爾維德……
“是阿爾維德-安德遜嗎？”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立即高興地問道。（他的講話和動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來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這個阿爾維德！啊，人生的路多麼狹窄，多麼狹窄啊！這又引起了我們對群島的回憶。三年前阿爾維德原來是從那裏被送到上烏拉爾斯克的政治隔離營去的。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億萬富翁的父親似乎並沒有出面保護這位可愛的先生。
這時候我們開始單個地被傳到州警備司令部去問話（它就設在州國家保安部機關的院子裏）。那裏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許多尉官，他們管理着整個江布爾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當然不會親自問我們話，少校也只是像瀏覽報紙標題似的看看我們的面孔。給我們辦手續的是些尉官，他們都會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
勞改營的經驗一再提醒我：留神！這短短的幾分鐘可要決定你的命運！機不可失！應該要求、堅持、抗議！要聚精會神地應付，要隨機應變。快點把理由想好，說明你為什麼應該留在州中心或者應該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這樣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由於在勞改營醫務所動的手術不徹底，這時我的腫瘤已經轉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了……我已經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種最高雅的、清靜悠閑的心情降臨到我身上，我自己也樂於處於這種狀態。我高興的不是有機會運用在勞改營學到的取巧經驗，我現在不屑於想出一個搖尾乞憐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將來會怎樣的。你處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災禍，而在最壞的地方說不定會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頭上來。而且我這時正在關心地詢問老工程師瓦西里耶夫的經歷，根本沒有來得及打聽哪個州哪個區最好，哪裏不好。
弗-亞-瓦西里耶夫的檔案里大概有句什麼起保護作用的批示，所以軍官們允許他自己步行到市內去，親自到州水利建設局詢問一下可否在那裏找到工作。而對我們這些人，則一概指定必須去科克切列克區。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帶的一角，接近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別特巴克達爾沙漠的邊緣。哼，去找你的葡萄園吧！……
軍官們把每個人的姓名規規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紙張印製的表格，填上日期，遞到我們面前——簽字吧！
我不是在什麼地方遇到過類似的場面嗎？對，那是向我宣佈特別庭判決的時候。那時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務就是拿起鋼筆簽個名字。差別只是：那時候的紙張是莫斯科生產的很光滑的紙。鋼筆和墨水則同樣都很糟糕。
那麼，“今天”對我“宣佈”的又是什麼呢？是宣佈：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遠地流放到某某地區，置於國家保安部的地區部門的公開監督之下；如果擅自離開本區範圍，則根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命令交付審判，可判處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麼說的，完全“合法”嘛！絲毫不奇怪。我們都心甘情願地簽了字。
幾年之後，我得到了一本《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刑法典》。我十分滿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條是：判處流放的期限為三年至十年；而作為監禁刑的附加刑時，流放期不得超過五年。（這曾是蘇聯法律工作者的驕傲：他們從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開始就已經在蘇聯的立法中取消了無限期褫奪公權以及一般的無限期鎮壓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項例外，即無限期地驅逐出蘇聯國境。而且據說這一點是“蘇聯立法與資產階級立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性區別”。見：《從監獄到教育機構》一書。）法律固然是這樣的，但為了節約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勞動，還是寫永久流放比較簡單，這就無須再關心什麼時候滿刑並且再找借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條還規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別判決的形式判處。好吧，就算是由特別庭判處也行啊！可是，這裏實際上連特別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筆一揮，我們就被“判”終身流放了。
這時我的腦海里忽然來了詩興，浮現出幾句諷刺詩，雖然稍嫌長些：
鐵匠的大鎚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運砸成爛泥。
要我簽名，我只好揮筆：
接受國家保安部公開監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爾卑斯山、玄武岩、銀河系。
有多少星辰閃爍，向人間示意。
我豈敢同它們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當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滿意。
可你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從城裏回來了。我把這幾行歪詩讀給他聽。我們兩人都笑起來，像孩子，像囚犯，像無罪的人們一樣笑起來了。弗-亞-瓦西里耶夫的笑聲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維奇的笑聲，而且他們的性格也很相像：兩人都深深進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體的痛苦便再也無法破壞他們的內心平衡。
其實，目前瓦西里耶夫並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原來他不是流放到這裏的，當然，是“弄錯了”。只有伏龍藝市的機關才有權派他到原來工作過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處只負責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處處長，一個稍有點文化但卻十分自傲的哈薩克人，賞賜給這位楚伊引水工程創始人的榮譽是：讓他在辦公室門外稍候，等處長向區委電話請示之後方才同意接受這位創始人為“見習水利技術員”，就像安排一個剛從中專畢業的小姑娘一樣。安排到伏龍芝市去嗎？不行！那是另一個共和國。
怎樣才能用一句話來描寫俄國的全部歷史呢？那就是：它是個把一切希望和才華統統扼殺的國家。
但是，這位白髮老人總還是感到了幾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學家了解他，也許將來還會把他調到別處去。他也在表格上籤了字，承認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離開，甘願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歲！我幫他把東西拿到大門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過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個善良的人家設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說，有可能的話，就把老伴從莫斯科接到這裏來。孩子們？……孩子們不會來的，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別的親屬嗎？有一個兄弟。但是，這個兄弟的命運是十分不佳的：他是個歷史學家，可卻沒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義，竟離開了祖國。現在這個可憐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拜占庭史。我們又笑起來了，我們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遺憾。我們擁抱告別了。就這樣，我眼前又閃過去一個傑出的人，他永遠地離開了我。
我們這些剩下來的人不知為什麼仍舊天天被關在小屋裏，晚間我們擠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覺，勉強可以伸伸腿，直直腰。這同我八年前開始服刑時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樣。我們已被釋放，可是晚上仍被鎮在屋裏；告訴我們：如果願意，可以拿個馬桶到屋裏來。與監獄不同的只是這些日子再不免費供給伙食了，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錢交給他們到市場去買回東西哈。
過了三個晝夜，總算盼來了真正的押送人員，帶卡賓槍的。他們命令我們在領取路費和伙食費的單據上簽字。路費立即被押送人員收去。（說是去買火車票，其實，他們一嚇唬查票員，就可以免費乘車了，路費落入他們自己腰包，算是“外快”。）我們排成兩行，拿着各自的東西走向火車站。我們又走過那條楊樹林蔭路。鳥兒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氣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們都還穿着棉衣，很熱，但都為來到南方而高興。不說別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難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車又把我們往回頭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後我們在楚站下車，步行了大約十公里。隨身帶的東西和皮包使我們都出了一身透汗。我們跌跌撞撞地走着，但還是拖着自己的東西。要知道，從勞改營里拿出來的每一塊破布都會對我們這可憐的軀體有用！我身上穿着兩件棉衣（一件是清點物資時撈到的），還有我那件飽經災患的軍大衣，它在前線和勞改營的地上已經磨得不像樣子，但現在我怎麼忍心扔掉這件滿是灰塵的褐色軍大衣呢？
天黑下來了，我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那就是說，今夜又得住在監獄裏，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監獄。我們早已是自由人，可還老是住監獄，監獄。牢房、硬地板、窺視孔、放風、倒剪手、涼水……一切照舊，只是不發給口糧了：我們是自由人嘛！
早晨開來一輛卡車，昨天的押送人員也來了，他們當然沒在營房裏過夜。我們還得往草原深處走六十公里。卡車在窪地拋了錨，大家不得不跳下車（從前當因犯的時候沒有權力下車），從泥濘中往外推它。我們都用力推，為的是早些走過這是致多少有些變化的路程，儘快到達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員則在周圍站成半圓形，“保護”着我們。
草原迅速從車旁掠過。放眼望去，兩旁是望不見邊際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薩克人村莊，它們孤零零的，周圍只有幾棵樹。終於在地平線上出現了幾棵楊樹樹梢（哈薩克語“科克切列克”，就是“綠色的楊樹”的意思）。
到了！卡車在車臣人和哈薩克人的土坯房中間穿過，揚起滿街塵土，招來一群怒氣沖沖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輪車的溫順的小驢急忙閃到一旁。一家院子裏的駱駝慢慢地回過頭來，隔牆向我們投來輕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們的眼睛只看到婦女，這些不尋常的。被遺忘的婦女。看，那個黝黑的女人站在門口手搭涼棚注視着我們的汽車；看，那裏還有三個穿紅花連衣裙的正朝這邊走來。她們都不是俄羅斯人。“沒關係，會找到未婚妻的！”——當過遠洋輪船長的四十歲的維-伊-瓦西連科對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時就一直是很順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現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領，尋找自己的輪船了。
汽車經過區百貨商店、茶館、診療所、郵局、區執委、木板牆圍起來的區黨委會的瓦房和區文化館的草房，停在國家保安部和內務部州分局的大門前。我們滿身是土，從車上跳下來，走進房前的小花園，大家也顧不得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脫下上衣開始洗臉擦身子。
內務部州分局機關的對面有一所平房，很高，顯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圓柱莊嚴地支撐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腳下還有兩層光滑的石階，但是，往房頂上一看——草屋頂卻已經發黑了。禁不住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這是一所學校！十年制中學！但是，討厭的心臟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別出聲：這學校與你沒有關係！
一個捲髮的、穿得乾乾淨淨的少女穿過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羨慕的學校大門走去。她的短上衣緊緊裹住纖細的腰身，看去象一隻黃蜂。她的步態是那麼輕盈，甚至令人懷疑她的腳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員！很年輕，不像是大學畢業的。也許，她是七年制中學畢業后又讀了師專？我真羨慕她！她與我這個壯工之間的鴻溝有多麼深啊！我和她屬於不同的階層，我永遠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這時候已有人在替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辦手續了。我們依次被叫進安靜的辦公室。是誰問話？當然是“教父”，是行動特派員！流放地也有行動特派員，他就是這裏的首腦人物！
第一次見面非常重要：因為今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個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現在，我跨過他的門坎，我們彼此仔細地審視着對方。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哈薩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禮貌把自己包住，我則用一副傻頭傻腦的面孔把自己藏起來。我們雙方都明白：我們之間將要進行的、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對話，諸如，“請你把這張表填一下”，“我該用什麼筆寫呢？”之類，實際上也就是一場決鬥。這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表現出：我連這點小事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看，我平常就是這樣的，大大咧咧，沒什麼心眼兒。而你這個青銅怪物則應該記住：“對這個人不必特別監視，他會安分守己地過日子的，看來這些年的勞改營生活對他有所幫助。”
我應該填寫什麼？當然，是一張調查表，還有自傳。新檔案就要從這調查表開始建立，卷宗已經準備好，就放在桌上。今後關於我的告密情和官員們對我的鑒定、評語等將會源源不斷補充到這個卷宗里來。等材料積累到大致夠立一個新案時，便會從上級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這所房子後面就是監獄的土坯房），再給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張紙呈上去。行動特派員看了一遍，把它裝進活頁文件夾。
“對不起，您能不能告訴我區教育局在哪兒？”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氣地問道。
他也很客氣地告訴了我，並沒有驚奇地揚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結論：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門不會反對的。（自然，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囚犯，我不會便到直接去問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統找工作嗎？”）
“訪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自己到那裏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聳了聳肩膀：
“一般地說，今天，你們還得在這……最好不出這個大門。不過，要是為了工作問周，也可以去一趟。”
現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這個偉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後都沒有人端着衝鋒槍了！我回頭看看，確實沒有！我高興的話，可以靠右邊的路走，順着學校的院牆走，院牆內有一口肥豬正在用嘴拱地；高興的話，也可以沿着左邊的路走，那邊區教育局的院牆外面正有幾隻雞在尋找食物。
我走向區教育局。走過了大約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彎着的腰有點直起來了。走路的姿勢也不那麼拘謹了。通過這二百米，我從一個公民等級進入了上一個等級。
我穿着從前在前線穿的舊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條很舊的斜紋布褲子，腳上還是勞改營發的豬皮皮鞋，勉強把包腳布的兩個角塞進去。我就這樣走進了區教育局。
裏面坐着兩個胖子，哈薩克人，座位旁邊擺着兩個小牌，表明兩人都是區教育局的視察員。
“我想在學校找個工作。”我對他們說，覺得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強，甚至感到很輕鬆，好像我是在問他們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裏似的。
他們有些緊張。畢竟不是常有新教員到這草原上的土房裏來找工作的。雖然這科克切列克區的面積比整個比利時還大，但這裏具有七年級文化水平的人卻屈指可數，他們彼此全都認識。
“您是什麼學校畢業？”他們用相當純正的俄語問我。
“大學物理數學系。”
他們甚至嚇了一跳。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薩克語談起來。
“那麼……您是從哪兒來的？”
好像還不清楚，還必須找自己對他們解釋似的。哪個傻瓜會跑到這種地方來找工作呢、何況現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時前被流放到這裏的。”
兩人立即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面孔，先後鑽進局長辦公室去。他們走了，我這時才發現旁邊的打字員在注視着我。她是二位五十來歲的俄羅斯婦女。眼神一閃，像一個火花，我立即感到我們是同鄉：她也是從古拉格群島來的！哪兒的人？為什麼？從哪一年起？這位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於新切爾卡斯克的哥薩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這個普通打字員在內務部機關的各種手段的“幫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個臆想的恐怖組織的成員。於是，十年勞改。而後是再次判刑。然後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長辦公室虛掩着的門，壓低聲音簡短扼要地向我介紹了學校的情況：有兩個十年制學校，還有幾個七年制學校；區里非常缺數學教員，這裏沒有一個教員受過高等教育；至於物理教員，這裏從來沒有看見過。辦公室的鈴聲。打字員雖然很胖，卻霍地站起來，迅速向門口跑去——這也是她的職務呀！她很快轉身回來，用“官腔”高聲叫我進去。
正面桌上鋪着紅色檯布。兩個胖視察員舒適地坐在旁邊的長沙發上，局長坐在斯大林畫像下的大安樂椅上。局長是個哈薩克女人，小巧玲瓏，挺討人喜歡。她的舉止和派頭像是貓與蛇的結合。畫像上的斯大林不懷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讓我在門口坐下了，離得遠遠地。像個受審的人。我們開始了無聊而冗長的談話。每次同我用俄語談上一兩句，他們自己就得用哈薩克語談上十分鐘，這時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們詳細約問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教過書，擔心我已經把自己的專業辨識和教學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說：現在沒有空缺，區里各學校的數學和物理教員都滿員，真遺憾，連半個教員的工資經費都不好籌措，而教育我們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項責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後，終於歸到主題：問我是為什麼坐牢的？我的具體罪狀是什麼？沒有等我回答，那個貓蛇已經提前把眼睛眯縫起來，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紅閃光已經刺痛了她那黨員的眼睛。我把目光從她的頭上移向上面撤縣那張兇惡的臉，就是這個撒旦毀掉了我整個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樣談我和他的關係呢？
我只好嚇一嚇這些教育家了。在這種情況下囚犯們是會用這一招兒的。我回答說：你們所問的問題屬於國家機密，我無權在這裏講。我想知道的事很簡單：這裏要不要我這個教員？
他們又用哈薩克語長時間地討論起來。誰有膽量把個國家罪犯僱到學校來？不過，他們找到了出路：他們叫我寫份自傳，填張表格，一式兩份。這是早已習慣的！紙上什麼都可以寫。我不是一小時前才填過嗎？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機關的大院。
我懷着莫大的興趣在大院裏繞了一圈，看了看他們自己設立的監獄。我看到，他們也學着大人的樣子在圍牆上挖了個小洞作為給犯人轉遞物品的“窗口”。其實，圍牆很矮，完全可以從牆上把籃子送過來。可是，如果沒有“送飯口”、還算什麼國家保安部？我在院子裏漫步，覺得這裏呼吸起來比在那發了霉的區教育局反倒更輕鬆些。從區教育局的角度看來，保安部顯得高深莫測，它能使教育視察員聞聲喪膽。現在，我就在這裏，這個部是我最親愛的部呀。這裏有三名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其中有兩名校官），他們奉命公開監視我們。我們就是他們的謀生手段。這裏沒有什麼悶葫蘆要猜，彼此之間的關係一目了然。
幾個警備司令部的官員倒還和氣。他們允許我們夜間不睡在上鎖的屋子裏，可以睡在院裏的乾草上。露宿！我們已經忘記這意味着什麼了！……多少年來一直是上鎖，一直是鐵柵欄，看到的是四壁和頂棚。怎麼能睡得着！我在院裏，在監獄旁邊的院裏，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來踱去。已經卸下的馬車、水井、飲牲口槽、一小垛乾草、馬棚頂下面的馬影——這一切顯得那麼和平、古老，看不到一點保安部的殘酷印記。剛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後卻毫無涼意，幾乎和白天一樣，微風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時而響徹叫驢的吼聲，聲音時起時伏，充滿激情，它向母驢表明自己的愛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驢的叫聲中也表達着同樣的感情吧。我是不善於辨別聲音的。聽，這種低沉有力的聲音是不是駱駝在叫？假如這時我能放聲高呼，我也會對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這裏呼吸！我要在這裏活動！
我會通不過那幾張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這充滿號角般叫聲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於那些膽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書！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進教室，以熱情的目光環視孩子們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圖——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鴉雀無聲！圖上加了一條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學生如釋重負地吁一口氣。
我不能睡。我來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驢子在歌唱。駱駝在歌唱。我的整個身體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後，我躺到敞棚下的乾草上，和其他難友並排躺着。離我們兩步遠的牲口槽旁，幾匹馬站在那裏整夜地嚼着乾草。我感到，對於我們這半自由的第一個夜晚來說，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這嚼草聲更親切的聲音了。
嚼吧，沒有惡意的生物！嚼吧，馴良的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許我們去租賃私人住房。我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找到一間雞窩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戶，很低，甚至在當中屋頂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來。雖然我在監獄裏幻想流放時說過：“我只需一間低矮的土房”，但連頭也抬不起來還是未免不大愉快。不過，總算是間獨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勞改營的棉農銷在地上就成為我的“床鋪”。這時，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師，鮑曼專科學校的教師亞歷山大-克利緬季耶維奇-茲達紐克維奇幫了大忙，他借給我兩隻木箱，我把衣服鋪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還沒有煤油燈（什麼也沒有！每一件需要的東西都得自己買，彷彿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上）。不過，我並不因為沒有燈而難過。這些年來，在牢房、禁閉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燈光下睡覺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適。看，黑暗也能成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靜中躺在兩隻木箱上，細細玩味着這黑暗中的寧靜！（很可能會從廣場上的擴音器中傳來廣播聲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廣場上的擴音器不知為什麼已經三天不響了。）
我還能有什麼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願望！我的女房東，從諾夫哥羅德被放逐來的信多娃老大娘，跑過來小心翼翼地對我耳語道：
“你去聽聽廣播！他們對我說了，可我真不敢重複。”
確實，廣播又開始了。我向中央廣場走去。廣場上。在裝着擴音喇叭的柱子周圍，陰沉沉的天空下已經集聚了大約二百人，這對於科克切列克村來說已經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薩克人。許多老年人從禿頭上脫下華麗的棕黃色小帽，拿在手裏，樣子都十分悲傷。年輕人們則冷淡得多。有兩三個拖拉機手沒有摘帽子。我當然也沒摘帽子。我還沒有聽清楚廣播員的聲音（他的戲劇性表演使他的聲音顯得特別傷心），但我已經有些明白了。
這是我和我的朋友們早在大學時代就祈求盼望的時刻！是古拉格群島上全體囚犯（除正統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時刻！亞洲的獨裁者死掉了！這個惡棍“蹬腿兒”了！啊！這時刻在我們那裏，在特種勞改營，會發出什麼樣的公開歡呼啊！可是，現在站在我旁邊的是中學女教員，俄羅斯族的女孩子，她們卻在失聲痛哭：“我們往後可怎麼活呀？……”她們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個廣場，向她們大聲喊叫：“放心吧，你們會照樣活下去！不會再槍斃你們的父親了！不會再把你們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們自己也不會再作為反革命家屬被捕了！”
真想在這擴音器前面大聲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遺憾啊，歷史長河的水流是緩慢的。因此，在我的臉上，在這張已經訓練得能夠應付一切場面的臉上，立即出現了一副謹慎的悲哀表情。目前還需要暫時裝假。還應該像從前一樣裝成一個竭盡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樣，這總算以最好的方式慶祝了我這流放生活的開始！
剛剛過去十天，共同執政的“七諸侯”在明爭暗鬥、互相戒備中就完全撤消了國家安全部！這麼看來，我原先的懷疑是正確的嘍：國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麼，這個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還布殊么能是永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