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
但是，那些發了瘋似地從西方向我國邊界的鐵絲網爬來，好讓我們根據刑法典第七十一條“擅自返回蘇俄罪”把他們斃掉的人群在哪裏？與科學的預見相反，竟沒有出現這種人群，因此，向庫爾斯基授意的這個條文就落了空。全俄羅斯唯一的一個這樣的怪人就是薩溫科夫，但就是對他也沒有用上這個條文。可是另一種相反的懲罰——代替槍決的驅逐出境，卻廣泛地毫不遲延地試用了。
還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裏，列寧靈機一動於五月十九日寫道：
“捷爾任斯基同志！談談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這件事要準備得周密一些。不準備好我們會幹出蠢事。……這事應當這樣處理：把這些‘軍事間諜’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有計劃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封信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
由於此項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義，這個便條自然具有機密性。蘇聯國內一刀切似地紅白分明的階級力量配置，單單被這個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的輪廓不清的凝塊破壞了。這箇舊知識界在思想領域起着真正的軍事間諜作用——因此除了把這一團思想淤血趕快刮乾淨並扔出國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列寧同志本人已經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員們顯然表示了贊同，於是捷爾任斯基同志就實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將近三百名知名俄國文學家裝上了……駁船？……不，裝上了一艘輪船送進歐洲垃圾堆（在那裏站住了腳並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學家洛斯基、布爾加科夫、別爾佳耶夫、斯捷朋、維舍斯拉夫采夫、卡爾薩文、弗蘭克、伊林；有歷史學家梅爾左諾夫、米亞科金、基澤維捷爾、拉普申等；文學家和政論家瓦爾德、伊茲戈耶夫、奧索爾金、佩舍霍諾夫。在一九二三年初還有分小批驅逐出去的，如列夫-托爾斯泰的秘書布爾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牽扯進去的還有一些數學家，如謝利瓦諾夫）。
然而，不斷地抓——沒有做到。也許是因為流亡者們大喊大叫說這是給他們送來“禮物”，反正弄明白了這個辦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槍決材料，而在那個垃圾堆里還可能長出有毒的花來。於是就放棄了這個辦法。以後的清洗辦法，或者是去見杜鶴寧，或者是去“群島”。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魯曉夫時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條文擰在一起，織成一張五十八條的結實的拉網——專門用來干這種捕撈的活兒。捕撈的對象很快就擴大到工程技術知識界——它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它在國民經濟中佔有實力地位，並且單靠一個“先進學說”很難加以控制。現在明白過來了，那次為奧爾登博格爾昭雪的審判是錯誤的。（那時本可以揪出一個挺像樣的中心！）——還有克雷連科打的那張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經談不到工程師的怠工”也說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壞——是暗害行為（這個詞兒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偵查員的發明）。
剛剛明白了現在要抓暗害行為，——儘管這個概念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業部門、在各個生產單位，這種行為就一件一件毫不費力地揭發出來了。然而，在這些零零碎碎的發現中還沒有完整的意圖，執行的技術也不夠完美，而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國司法機關的偵緝部門一貫追求的目標。並且我們的法律終於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點真正完美的東西叫全世界瞧瞧了！這東西就是一次統一的、大型的、協調得很好的審判，這一次是對工程師們審判。這樣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蘇聯最高法院專門庭，審判長維辛斯基（當時還是第一國立莫斯科大學校長），主要公訴人H-B-克雷連科（意義重大的相遇！好似傳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證人。真是規模宏大呀！！！
可是，在規模宏大中也包含着這次審判的弱點：如果在每一個被審人身上哪怕只牽三條線，加起來就有一百五十九條，而克雷連科卻只有十根指頭，維辛斯基也只有十根。當然，“被告竭力向社會揭發自己的嚴重罪行”，但不是全體，這樣做的只有十六個人。十三個人“狡辯”。二十四人則根本不承認自己有罪。這就造成了不可容許的口徑不一致，而群眾一般說是不能理解這種現象的。除了優點（然而都是以前的審判中已經有過的）——被告和辯護人的束手無策，他們無能改變或推倒判決，——這一起新案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別人不說，在有經驗的克雷連科看來這是不能原諒的。
我們眼看着就要邁進無階級社會，現在我們終於有了實現平衝突審判（反映着我們制度的內部無衝突性）的能力。在這樣的審判中，法院、檢察長、辯護人和被告都應當同心協力地奔向一個目標。
何況，沙赫特案件的規模——只是一個煤炭工業，而且只是頓巴斯一地，與時代是不相稱的。
顯然，在沙赫特案件結束之日，克雷連科馬上就開始另外挖一個容量大的新坑（連他經辦沙赫特案件時的兩個同事——社會公訴人奧薩德奇和舍因也掉進了這個坑）。不用說，他得到已經抓在雅戈達的堅強手裏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整個機關多麼熱心和熟練的幫助。需要製造出一個全國範圍的工程界的組織，然後再把它揭發出來。為此，需要搞出幾名為首的有影響的暗害人物來。工程界裏誰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維奇-帕爾欽斯基就是這麼一個絕對有影響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紀之初就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採礦工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經是軍事工業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了整個俄國工業為戰爭出力的工作，它在戰爭進程中彌補了沙皇備戰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長。他在沙皇時代因進行革命活動受過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獄（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從一九二0年起是礦業學院的教授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顧問（關於他的詳細情形見本書第三部第十章）。
這個帕爾欽斯基也就是被內定為進行一次新的大規模審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輕舉妄動的克雷連科，儘管已經有了十年名聲響亮的檢察長工作經歷，在進入對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時，不僅不懂材料力學，而且連可能發生的心靈阻抗也一竅不通。克雷連科的選擇證明是錯誤的。帕爾欽斯基經受住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沒有屈膝投降，沒有在任何胡說八道的東西上簽名便死去了。馮-梅克和維利奇科與他一起經受了考驗，看來也沒有屈服。他們是死於刑訊還是遭到槍決——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但他們證明了，是可以反抗的並且是可以頂住的——從而給後來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責難。
雅戈達為掩蓋自己的失敗，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佈了一項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關於他們三人因進行重大暗害活動而被槍決的簡短公告和對其他許多不提名的人的譴責。
白費了多少時間呀！——幾乎整整一年！多少審訊之夜呀！多少偵查員的想像力呀！——都落空了。克雷連科不得不一切從頭做起，找尋一個有名望、有影響而同時又是很軟弱、很容易擺佈的人物。但是他對這個該死的工程界實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種不成功的試驗品上花費了一年時間。從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連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連尼科夫沒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費多托夫這個老傢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個紡織工作者，一個油水不大的部門。一年又白白地過去了。全國都在等着一次包羅一切的暗害案的審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連科的好戲卻遲遲不能出籠。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難找到並提出了一個對象：熱工研究所所。長拉姆津！——於是就把他提起來，前後用了三個月時間排練並演出了一出好戲——我國司法界的真正完美傑作，世界司法界望塵莫及的範例——
12）“工業黨”審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專門庭，仍是那個維幸斯基，仍是那個安東諾夫一薩拉托夫斯基，仍是我們心愛的克雷連科。
現在已經不存在那些妨礙讀者看到我們手頭拿的這本完整的速記記錄或不讓外國記者旁聽的“技術性原因”了。
意圖宏偉：在受審人席上的是國家的整個工業界、它的各部門和計劃機關（採礦工業和鐵路運輸部門從哪條縫裏漏走了，這隻有主辦者的眼睛才看得見）。同時，節約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慮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錯誤）。
你們會叫起來：八個人能代表整個工業界嗎？能，我們甚至感到太多了！八個人當中——光代表作為最重要的國防部門的紡織業的就有三個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證人吧？總共七個，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總會有成堆的作為罪證的文件？圖紙？設計方案？指示？通報？意見？檢舉材料？私人筆記？一概沒有！就是說——一張小紙條也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怎麼這樣馬虎？——抓了那麼多人都一張紙條也沒有撈到？“有過許多”，但“都銷毀了”。因為：“在哪裏保存檔案呢？”拿到審判庭上來的只是幾篇公開的報紙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國的。可是怎樣提起公訴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克雷連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這號事了。“在一切情況下最好的罪證終究還是受審人的供認。”
而且，是怎樣的供認呀，——不是被迫的，這時，懺悔從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獨白，一心想說啊說啊，揭發呀，鞭笞呀！讓費多托夫老頭兒（六十六歲）坐下，已經夠了！——不，他死氣白賴地還要提供解釋和說明！接連五次開庭甚至都輪不上提問題：被告不斷地說啊，說啊，解釋啊，說完了又請求發言，還要對遺漏的內容作補充。他們用演繹法把起訴所需要的一切內容說得一清二楚，無需提出任何問題。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長篇說明之後，為了把意思說明白，還像對蠢笨的學生講課似的作了簡要的小結。被告們最怕的是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解釋清楚，還有什麼人沒有被揭發，還有誰的姓名沒有點到，還有誰的暗害意圖沒有說明白。而且什麼難聽的話都往自己頭上扣！——“我是階級敵人”，“我是被收買的”，“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檢察長：“這是你的錯誤？”察爾諾夫斯基：“和罪行！”克雷連科乾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五次開庭他只是喝茶；吃餅乾，或者吃給他送上來的別的東西。
但是這種感情激動的場面被告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沒有磁帶錄音，可是辯護人奧采普描述：“被告們說話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練熟了，一點也不慌張。”真是想不到！——這樣強烈的懺悔的激情——怎麼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來還不僅如此呢，他們各人那篇編得很順溜的充滿悔恨的詞兒，也說得有氣無力，含糊不清，以至維辛斯基常常請他們說得響一些，說得清楚一些，因為什麼都聽不見。
辯護方面也絲毫沒有破壞審判的嚴整性：檢察長提出的一切建議它都同意，它把檢察長的公訴詞稱做有歷史意義的．把自己擺出來的那些理由說成是狹隘的違心之論，因為“蘇維埃辯護人首先是蘇聯公民”，他對被辯護人的罪行“與全體勞動者一起感到憤慨”。（《工業黨審判》第四八八頁）在進行法庭調查時，辯護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無關緊要的問題，如果維辛斯基打斷他們的話，他們就趕緊縮回去。律師們本來也只為兩名沒有多大問題的紡織工作者辯護，他們既不對犯罪構成進行爭論，也不對行為的評定提出異議，而只是說：能否使被辯護人免於槍決？審判員同志，清考慮什麼更有用些，“他的屍體還是他的勞動”？
這些資產階級工程師們所犯下的發著惡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請看吧。做計劃時降低發展速度（例如，工人群眾決心每年增產百分之四、五十，而計劃中年產量的增長率總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開採的速度。未能以足夠速度發展庫茲巴斯。利用經濟理論上的爭論（用不用德聶伯河水電站向頓巴斯供電？修不修莫斯科一頓巴斯的超級幹線？）來拖延重大問題的解決（工程師們在爭論，事情擺着不動！）。拖延工程設計的審查（沒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講授材料力學的時候推行反蘇路線。安裝陳舊設備。使資金獃滯（把它們投入了造價昂貴的和曠日持久的建築工程）。實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對金屬材料使用不善（鋼材品種不全）。在各車間之間、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間造成比例失調（這在紡織部門特別突出：和當年棉花收穫量相比，多建了一兩座紡織廠）。後來又發生了從低指標一下子跳到高指標的現象。對這個倒霉的紡織工業開始實行了顯然是暗害性的加速發展。最主要的是：他們制定了破壞動力工業的計劃（但是無論在哪裏，一次也沒有實行）。因此暗害活動不是表現為個別機器的毀壞，——而是在計劃上、業務上的暗害，它應當在一九三0年造成總危機甚至經濟癱瘓！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於存在着群眾自下而上的“生產財務對應計劃”。（把各項數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懷疑態度的讀者想說些什麼。
怎麼？你們嫌少嗎？但是，如果我們在法庭上把每一條都重複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許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讀者還是拖長聲調想說些什麼——所以發生這種事情，會不會正是“生產財務對應計劃”造成的？如果任何一個工會會員大會都可以不問國家計委隨便改變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難得失調。
啊，檢察長這碗飯可不好吃呀！因為決定了要把每句話都公佈！那就是說，工程師們也會讀的。既是名為蘑菇，就應聽人採食！干是克雷連科便不畏艱險，勇往直前。對工程技術的細節問題大發議論，反覆審訊！於是各大報的正頁和附頁便登滿了小號字排的技術奧妙。算盤是這樣打的，任何一個讀者都會傻眼，晚上時間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夠用，這樣他就不會從頭到尾地讀，只會注意到每隔幾段重複出現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還是從頭讀呢？而且每一行都讀呢？
那時候，透過編得既不聰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厭的自我誹謗，他便看出盧賓卡的繩索擔負了一件不能勝任的使命。粗拙的羈絆拴不住翅膀強健的二十世紀的思想。囚犯們人雖被捉，被馴服，被壓倒，但思想卻不聽管束。被告儘管驚恐萬狀，舌敝唇焦，但仍能來得及向我們吐露全部真情。
請看他們的工作環境。卡林尼科夫：“我們這裏造成了一種技術上不信任的氣氛。”拉里切夫：“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必須開採四千二百萬噸石油（這是上邊的命令）……因為在任何條件下，開採四千二百萬噸石油反正是辦不到的。”（第三二五頁）
我國不幸的一代工程師的整個工作就是處於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熱工研究所完成了一個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項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係數；從這個情況出發，遠景規劃里減少了對燃料開採的需求——這就表示他們通過壓低燃料平衡的辦法進行暗害活動——運輸計劃中列入了全部車廂改裝成自動掛鈎的措施——這是進行暗害，使資金獃滯！（自動掛鈎需要一個較長期限才能全面推廣和顯示經濟效果，可是我們要你明天就拿出結果來！）——為了更好地利用單線鐵路，決定加大機車和車廂。這應當說是現代化吧？不，這是暗害行為！——因為這就需要花費資金去加固橋樑和線路的上部結構！費多托夫看到，在美國，設備便宜，人力昂貴，而我國情況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從這個深刻的經濟上的判斷出發，他得出結論：我們現在沒有必要購買適合於傳送帶生產的價格昂貴的美國機器，最近十年內還是購買木那麼完美的英國機器，少花點錢，多用幾個工人對我們更合算。反正不管什麼機器十年以後總是要更換的，那時再去買貴一些的。這是暗害行為！——他打着節約的幌子，其實是不想讓蘇聯工業擁有先進的機器！——建設新廠不再用比較省錢的混凝土，改用鋼筋混凝土，並且說明白一百年之內會顯出很好的經濟效果——這是暗害行為！使資金獃滯！大量耗費短缺的鋼筋！（保存下來鑲牙用嗎？）
費多托夫在受審人席上乾脆痛快地讓步說：“當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細算，你們可以把這認為是暗害行為。就像英國人說的：我還沒有闊氣到可以買便宜東西的程度……
他企圖委婉地向頑固的檢察長解釋：
任何一種理論方法都會提出一些準則，而這些準則歸根結底都是、（都將被認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頁）
是啊，一個嚇怕了的被告還能怎樣說得更明白呢？……對我們來說是理論，在你們眼裏就是暗害行為！因為你們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慮明天……
老費多托夫試圖說明，由於五年計劃的毫無道理的匆忙做法，幾十萬、幾百萬盧布是在什麼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產地揀選分級，以便給每個廠送去適合用途的品種，而是亂七八糟混雜在一起送去。但檢察長不聽這些！他抱着冥頑不靈的固執態度在審判過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個比較直觀的用積木搭成的問題：為什麼要建造“宮殿式的工廠”——高高的樓層、寬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訊設備？難道這不是明顯的暗害行為嗎？須知這是使資金獃滯，不可挽回的獃滯！！資產階級暗害分子們向他解釋說：勞動部想在無產階級國家裏為工人建築寬敞的、空氣好的房屋（那就是說，勞動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記下來！），衛生部門要求一層的高度為九米，費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為什麼不降低到五米呢？這就是暗賣行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膽大妄為的暗害行為：想要給自由的蘇聯工人造成資本主義工廠里的可怕條件。）他們向克雷連科說明，按照包括設備在內的整個工廠的總造價，這裏所涉及的只佔總數的百分之——三，不行，他還是還是還是提出每層樓的高度問題！還有：怎麼竟敢安裝功率這麼大的通風機？它們是為夏天最熱的日子設計的……為什麼要考慮最熱的日子？最熱的日子讓工人們稍稍蒸發蒸發吧！
其實：“比例失調是先天的……糊塗的組織在‘工程師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調。”（第二0四頁）（察爾諾夫斯基）“用不着採取什麼暗害的行動……只要採取規定的行動就夠了，那時一切會自然發生。”（第二0二頁）他不能說得再明白了！要知道這是在盧賓卡蹲了許多個月之後，而且是從被告席上講的話。採取規定的（即上級糊塗蛋所指示的）行動就夠了——不可思議的計劃自己就會拆垮自己的台。瞧這就是他們的暗害行為之一：“譬如說我們有生產一千噸的能力，們必須（就是說依照荒謬可笑的計劃）生產三千噸，而我們卻沒有採取措施去完成這個生產指標。”
對於當年官方的、經過審閱的、經過剔除的速記記錄來說——應當選，這已經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連科把自己的演員們弄到懶得說話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們重複的胡說八道搞煩了，簡直替劇作者難為情，但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連科：“你同意了？”
費多托夫：“我同意……雖然一般說我不認為……”（第四二五頁）
克雷連科：“你確認嗎？”
費多托夫；“說實話……在某些部分……好像大體上……是。”（第三五六頁）
工程師們（外面還沒有被關起來的，經過法庭上對工程師階層的這番臭罵之後，他們還必須振作精神去工作）——他們是沒有出路的。什麼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後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壞速度。謹慎地發展某一部門——是故意延緩，怠工；服從於任意的跳躍——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調。修理、改進、大準備——是使資金獃滯；拼設備——是破壞！（並且所有這些事偵查員將從他們自己嘴裏挖出來，辦法是：不讓睡覺——關禁閉——現在請你舉出幾個有說服力的例子，說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進行暗害。）
不耐煩的克雷連科催逼：“拿出鮮明的例子來！拿出你的暗害行為的鮮明例子來！”
（會拿出來的，會給你們拿出鮮明的例子來的！總會有人在不久的將來把那些年代的技術史也寫出來的！他將給你們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將對你們發癲癇病似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種種抽搐都作出評價。我們那時就會知道，多少人民的財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們會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樣被斷送了的，而執行的卻是一些最壞的方案，並且是用最壞的方法。是啊，如果讓紅衛兵來領導搞尖端的工程師們——那還能有什麼好結果？半瓶子醋的熱心家們比昏庸的首長們乾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說得太細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細，罪行不知怎麼的就越夠不上槍斃。
但是，別忙，還沒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還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連不識字的人都覺得又淺顯又易懂！！工業黨：1-為外國武裝干涉作準備；2．從帝國主義者手裏拿錢；3．進行間諜活動；4．分配了未來政府中的席位。
再沒有二話了！所有的嘴都給堵上了。所有的反對者都低下頭去了。於是，只聽到窗外傳來的遊行示威的腳步聲和怒吼聲：“處死！處死！處死！”
可是——說得稍詳細些不行嗎？——幹嗎你還要再詳細些呢？……好吧，那就請吧，只是還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國總參謀部指揮的。因為法國沒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沒有困難，沒有黨派鬥爭，只要哨子一吹——大軍就會開來進行武裝干涉！起初預定在一九二八年進行。但是沒有商量好，沒有協調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沒有商量妥當。好吧，那就改為一九三一年吧。說實在話，法國並不是親自要來打仗，而只是把右岸烏克蘭的一部分地區攫為己有（作為對全面組織工作的酬勞）。美國——更不會來打仗，但答應派艦隊到黑海和波羅的海來進行威脅（為此給它的酬勞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軍人是十萬名流亡分子（他們早已東分西散，但一吹哨就會集合起來的）。然後是波蘭（給它半個烏克蘭）。羅馬尼亞（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輝煌戰績，這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拉脫維亞！還有愛沙尼亞！（這兩個小國巴不得拋掉對自己的年輕國家體制的操心，將傾巢而出進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擊的方向。怎麼，已經知道了？是的！它將從比薩拉比亞開始，然後，以德聶伯河右岸為依託，直接向莫斯科推進！而在這個致命的時刻在各條鐵路上……將發生爆炸？？——不，將造成阻塞！而在各發電站里，工業黨也將擰掉塞子，於是全蘇聯就將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機器都將停下來，其中也包括紡織機器！到處將發生破壞（被告注意！在不公開審訊前不得說出破壞的方法！不得說出工廠的名稱！不得說出地點！不得說出姓名政P國的不許說，連本國的也不行！）。請你們再加上到那時候將要實行的對紡織業的致命打擊！請再補充上，有二、三個紡織工廠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羅斯境內，它們將成為武裝干涉者的根據地！（第三五六頁，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據有了紡織工廠之後，武裝干涉者便會一往無前地沖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陰謀是：他們想排干庫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島地帶、波列西耶的沼澤地和伊爾明湖附近的沼澤（維辛斯基禁止說出確切的地點來，但一個證人說漏了嘴）——那時便給武裝干涉者們開放出最短的途徑，他們將人不濕腳馬不濕蹄地直達莫斯科。（當時韃靼人為什麼那麼困難？拿破崙為什麼沒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於波列西耶和伊爾明湖一帶的沼澤。他們如果把沼澤排干——白石城就會暴露在他們面前了！）還要，還要請補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鋸木工廠，其實是（地點不要說出來！）飛機庫，以便武裝干涉者的飛機不至於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裏面去。還建造了（地點不要說出來！）供武裝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歷次戰爭的離鄉背井的佔領者都是在哪裏宿營呢？……）。一切有關的指標，被告都是從神秘的外國主幹K和P（姓名決不可說出來，國名也不要說出來！）那裏得到的（第四0九頁）。而在最近時期甚至着手“準備在紅軍的個別部隊中搞策反”。（兵種不要說出來！部隊番號不要說出來！姓名不要說出來！）誠然，這方面什麼也沒有做，可是曾經圖謀（也沒有做）在某個中央一級的軍事機關里糾集一個金融家和前白軍軍官的小組（啊，白軍？記下來，逮捕！）。還有一些抱反蘇情緒的大學生小組……（大學生？——記下來，逮捕。）
（不過，也要適可而止。可別使勞動者懊喪起來，以為現在一切都完蛋了，蘇維埃政權過去怎麼這樣馬虎。還要說明這個方面策劃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個工業部門都沒有遭受重大的損失！）
但為什麼武裝干涉終究沒有實現呢？有各種複雜的原因。一會兒是因為彭加洛在法國沒有當選，一會兒是因為我國的流亡工業家們認為，布爾什維克還沒有把他們過去的企業充分恢復起來——讓布爾什維克再好好乾一陣吧。還有，同波蘭、羅馬尼亞怎樣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裝干涉沒有成為事實，但工業黨仍是事實！你們聽到雜沓的腳步聲嗎？你們聽到勞動群眾的怒吼聲嗎？“處死！處死！處死！”現在上街遊行的是那些“一旦發生戰爭，將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難為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的人們”。（第四三七頁，引自克雷連科的公訴詞。）
（看得多麼透徹：正是這些輕信的示威者們將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難為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但是，檢察長，你的手指頭指向哪裏？你的手指頭指向什麼地方？）
那末——為什麼是“工業黨”呢？為什麼是黨，而不是工程技術中心？我們可已經習慣於——中心！
不錯，是有過一個中心。但我們決定改組為黨。這樣更像樣些。這樣更易於在未來的政府中爭奪部長席位。這能“動員工程技術群眾去爭奪權力”。同誰爭奪呢？——同其他政黨唄！首先是同勞動農民黨，要知道那個黨擁有二十萬人呀！其次——同孟什維克黨！那末，中心呢？三個黨一起本來要組成一個聯合中心。但是被國家政治保衛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們粉碎了！（被告們都感到高興。）
（又粉碎了三個政黨，對斯大林面子上多麼好看！粉碎三個“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黨，那就有中央委員會，不錯，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誠然，無論代表會議，無論選舉，一次都沒有舉行過。誰願意，誰就進入，約有五個人。大家彼此相讓。主席的職位大家也你推我讓。會議也沒有開過——無論中央（誰也不記得，但拉姆津記得很清楚，他會說出來的！），無論各工業部門小組，都沒有開過會。連人也不知道在哪裏……察爾諾夫斯基：“工業黨並沒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黨員呢？拉里切夫：“黨員人數難以計算，不知道確實有多少。”那怎樣進行暗害呢？怎樣傳達指示呢？是這樣，誰跟誰在機關里碰到了——口頭轉告。往後每一個人就自覺地去進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說有兩千黨員。既然有兩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據法院的資料，在蘇聯共有三四萬名工程師。那就等於每七個要進去一個，其餘六個也要出一身汗）——怎樣同勞動農民党進行接觸呢？在國家計委或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遇見了——就一起“策劃反對農村共產黨員的有系統的行動”。……
我們在哪裏已經看到過這種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達”里，歡送拉達梅斯出征，樂隊奏着樂，站立着八個戴盔持矛的軍人，而兩千名則是畫在後面的布上的。
工業黨就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關係，行，能演得好的！（現在甚至不能相信，這在當時看起來是多麼可畏，多麼嚴肅。）台詞還要多次重複，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節都要在觀眾面前出現幾遍。這樣一來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為了不顯得平淡無味，被告還要突然地“忘掉了”什麼零碎，“企圖抵賴”，——這時便會“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們就範”。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藝術劇院舞台上一樣生動。
但是克雷連科做過了頭。他打算從另一方面對工業党進行剖析——揭示它的社會基礎，這種對階級本質的分析決不會出毛病，於是克雷連科就離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沒有分配角色，轉入了即興表演：讓每個人講講自己的生平，對革命的態度，怎樣墮落到去從事暗害活動。
這一段冒失的插曲，這一個有人情味的場景，突然把整個五幕戲都破壞了。
首先我們驚異地得知——這些資產階級知識界的台柱，所有這八個人，都是出身於貧苦家庭。農民的兒子、多子女的辦事員的兒子、手藝人的兒子、鄉村教師的兒子、貨郎的兒子……所有這八個人都是清苦求學的，他們自己掙錢來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從什麼年齡開始的——十二、十三、十四歲。有的教課，有的在機車上幹活。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擋住他們的求學之路！他們都正常地畢業於實科中學，然後是高等技術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這樣呢？告訴我們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才能……年曆總不會錯了吧？……）
而現在，在蘇維埃時代，這些工程師們的處境卻很困難：他們幾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們想起來了，知識分子的子女——這是最次的品種呀！）。法庭沒有爭辯。克雷連科也沒有爭辯（被告們自己趕緊聲明，當然，在勝利的大好形勢下——這是無關緊要的）。
這些被告在我們眼裏開始稍稍有點區別了（直到現在為止他們講話是很相似的）。他們不同的年齡特徵——也就是他們正派程度的特徵。將近六十歲或六十開外的人——他們的自白能夠引起人們的同情。但是四十三歲的拉姆津與拉里切夫和三十九歲的奧奇金（這就是那個在一九二一年告發了燃料管理總局的人）則是活躍而無恥。關於工業黨和外國武裝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來自他們。拉姆津是這樣一個人（在少年得志的情況下），整個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滿不在乎！在法庭上，對於克雷連科的暗示，只要說出四分之一個字，他就能領會，而且馬上提供出明確的說法。全部起訴的罪狀也正是建築在拉姆津的記憶上的。他具有那樣的自制力和堅決性，的確可以（當然是遵照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指示）在巴黎進行關於武裝干涉的全權談判——奧奇金也是相當走運的：二十九歲的年紀“已經得到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無限信任”。
六十二歲的察爾諾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學裏，一群匿名的學生在牆報上圍攻他；叫他這個講了二十三年課的老教授到學生大會上去“報告自己的工作”（沒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領導了一次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鬥爭！——教授罷教！事情是這樣的，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還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就爭得了學院自治權（委任職務、選舉校長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的教授們選舉卡林尼科夫繼任校長，但人民委員部不同意，任命了一個自己選定的人。然而，教授們舉行了罷教，學生也支持他們（因為還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大學生）——這樣，卡林尼科夫就違背蘇維埃政權的意志當了一整年的校長（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們的自治權，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費多托夫——六十六歲，而他的工程師的工齡比整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還大十一歲。他在俄國所有的紡織工廠里都工作過，（這樣的人多麼可惡，多麼想把他們趕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棄了莫羅佐夫手下的廠長職位，丟掉了高工資，寧可去參加抬着被哥薩克屠殺的工人們的棺材進行的“紅色葬禮”。現在他體弱多病，視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門，連看戲也不能去。
是他們——準備了武裝干涉？造成經濟崩潰？
察爾諾夫斯基接連許多年都沒有空閑的晚上，他那麼忙於教課和新學科研究（生產組織、合理化的科學原理）。我童年時代的記憶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們正是這樣的一些人：晚上，準備畢業論文的、搞設計的學生們、研究生們紛紛去煩擾他們，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他們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全國只有三萬個這樣的人——他們恨不能分成幾瓣！
他們準備引起危機？他們為了得到點小恩小惠而進行間諜活動？
拉姆津在法庭上說了一句老實話：“暗害的道路是與工程師們的內部結構格格不入的。”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克雷連科強迫被告躬身自責，承認自己“缺乏知識”，政治上“無知”。因為政治——這是比任何金屬學或鍋輪機製造學要難得多、高得多的一門學問！——因為在這方面無論腦瓜子、無論文化水平都幫不了你的忙。不，請回答吧——你是抱着什麼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懷疑態度——那就是說，一開始就敵視？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克雷連科提出一串理論問題去難為他們——可是我們卻通過他們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詞的）幾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點核心的真相——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整個氣泡是靠什麼吹起來的。
工程師們在十月變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亂（三個年頭確實只是一片混亂）。他們還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權利的被剝奪（這些自由權利後來永遠沒有恢復）。工程師們怎麼能夠接受工人的專政——接受他們在工業中的這些缺少專門技能、既不懂生產的科學規律也不懂它的經濟規律的幫手們的專政呢？——但這些人卻佔據着領導工程師的主要地位。為什麼工程師們不該認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會事務的人來領導社會是較為自然的社會結構呢？今天的社會控制論，除了未涉及對社會的道德領導之外，——難道不正是導致這個方向嗎？難道那些職業政治家們不是長在社會脖子上妨礙它的頭部自由轉動和雙手自由動作的癤子嗎？為什麼工程師們不能有政治觀點呢？因為政治——這甚至不是一種科學，這是一種任何數學工具不能表述的經驗領域，而且還是受到人的利己主義和盲目慾望影響的一種領域。（察爾諾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說：“政治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以技術的結論為指導。”）
軍事共產主義的野蠻壓力只能使工程師們感到厭惡，一個工程師是不會參與荒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們大多數人無所作為，儘管過的是洞穴人似的貧苦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始了——工程師們積極地參加了工作：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看成是當局變得通情達理起來了的一種徵兆。但是，客觀條件變了：工程師們不僅被看成是一個可疑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甚至沒有權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師們不僅得到比自己對生產的貢獻低得難以計量的報酬，而且，一方面要他們對生產成效和生產紀律負責——同時又剝奪了他們維持紀律的權利。現在任何一個工人不僅可以不執行工程師的命令，而且還可以不受懲罰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者，工人總是對的。
克雷連科反駁說：“你記得奧爾登博格爾一案的審判嗎？”（意思是你看我們是怎樣保護過他。）
費多托夫：“不錯。為了引起對工程師處境的注意，當時需要喪失一條生命。”
克雷連科（大失所望）：“當時的問題並不是這樣的。”
費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並不是他一個人。他是自願死的，而許多人是被殺死的。”（第二二八頁）
克雷連科默不作聲。可見，說的是實話。（請再翻閱一下奧爾登博格爾的案卷，想像一下那種圍攻的情形。再加上這個結尾：“許多人是被殺死的。”）
所以說，一個工程師在還沒有犯什麼過失的時候，就已經動輒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個錯誤（因為他也是個人呀）——那時，如果同事們不替他遮蓋，他就會被撕個粉碎。難道他們會看重忠誠坦白嗎？……所以工程師們有時也不得不在黨的首長們面前說幾句謊話？
為了恢復工程師們的威信和威望，他們的確需要聯合起來互相救助——他們全都面臨著威脅。但為了這種聯合併不需要開什麼代表會議，並不需要有什麼黨證。像思路清晰的聰明人之間任何的相互諒解一樣，這種聯合只要輕輕地甚至偶然地說上三言兩語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決。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決議和黨的棍子（斯大林也好，偵查員們也好，以及整個他們這一夥，怎麼也理解不了這一點！——他們沒有這種人的相互關係的經驗，他們在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是啊，俄國工程師們之間的這種團結一致在一個沒有文化的任性胡為者的大國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經過了幾十年的考驗——而現在新政權察覺了它，感到驚慌不安。
這時，一九二七年到來了。新經濟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煙消雲散了——原來整個的新經濟政策就是一場無恥的騙局。這時提出了各種胡鬧的不現實的超工業化躍進方案，宣佈出各種不可能實現的計劃和任務。在這些條件下，工程師們的集體智慧——國家計委和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裏當頭頭的工程師們該怎麼辦呢？服從於喪失理智的做法？自動靠邊站？他們自己倒是沒有什麼關係，紙上可以寫任何數目字——但“我們的同志們，實際工作者們，將無力去完成這些任務”。那末，就需要把這些計劃盡量壓縮，合理調整，最過頭的任務乾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個自己的工程師的“國家計委”，它應當糾正領導人的愚蠢行為。最可笑的是，這正是為了他們的利益！也是為了工業和人民的利益，因為那些傾家蕩產的決定將會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萬盧布將會從地上被拾回來。在關於數量、關於計劃和改訂計劃的一片喧嚷中，應當堅持“質量是技術的靈魂”的原則。對學生們也要這樣進行教育。
這就是最微妙、最細緻的真相。這就是實際情況。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說出來嗎？——已經夠得上槍斃！
可是為了激起民憤——這太少，太不顯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師們這項諱莫如深的救國救民的密約改頭換面，塗抹成為暗害行為和武裝干涉的粗俗畫面。
在下面這個插進來的一場戲裏，我們終於看到了沒有形體的——也是沒有結果的！——真相的影子。導演的一番心血付諸東流了，費多托夫已經脫口說出他坐牢八個月中間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某個重要工作人員曾經握過他的手（？）（這是一種約定嗎？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國家政治保衛局日後會實踐自己的諾言？）瞧，證人們（儘管他們的角色要小得多）也開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連科：“你參加過這個小組嗎？”
證人基爾波津科：“研究武裝干涉問題時參加過兩三次。”
這正合需要！
克雷連科（勉勵地）：“往下說吧！”
基爾波津科（停頓）：“除此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了。”
克雷連科啟發，提醒。
基爾波津科（遲鈍地）：“除了武裝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麼了。”（第三五四頁）
同庫普利揚諾夫對質的時候他連事實都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克雷連科生了氣，衝著這些笨頭笨腦的囚犯們叫嚷：
“那就應當想辦法做到使你們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頁）
但是，在劇場休息時間，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標準。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繫上線，每一個都等待着扯動。克雷連科同時把八個一下子牽動起來：瞧，流亡國外的工業家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們沒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進行過任何談判，也不知道什麼“工業黨”，說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訊逼出來的。對此你們有什麼要說的？……
老天爺！被告們多麼憤慨呀！他們爭先恐後地請求趕快讓他們表態！幾天前他們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們的時候的那種疲憊的無動於衷神情往哪裏去了呀！流亡分子簡直要把他們的肺氣炸了！他們急忙要給報紙寫書面聲明——被告們維護國家政治保衛局所採取方法的集體書面聲明！（喂，這難道不是點綴嗎？這難道不是金剛鑽嗎？）
拉姆津：“我們在這裏出庭的事實，就足以證明我們沒有受到刑訊和折磨！”
那種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訊又有什麼用呢！
費多托夫：“坐牢不止給我一個人帶來好處……我在監牢裏甚至比在外面感覺得更好些。”
奧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覺得更好些！”
克雷連科和維辛斯基完全是出於高風格才沒有允許搞這種書面集體聲明。要是寫了才好哩！要是簽上名才好哩！
也許有人暗地裏還抱着懷疑？那末，克雷連科同志便請他們分享一點他的邏輯的光彩：“如果對於這些人說的是不是真話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那末請你回答：為什麼偏偏把他們逮捕起來，為什麼忽然這些人都招認了？”（第四五二頁）
多麼有力的思想呀！——幾十年來公訴人都沒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實本身就證明有罪！如果被告無罪——那為什麼要把他們逮捕呢？如果已經逮捕了——那就說明有罪！
還有，真的：他們為什麼會招認呢？
“刑訊的問題我們要排除！……但是可以從心理學角度提出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會認罪？然而我要問：他們除了認罪還有什麼辦法？”（第四五四頁）
說得多麼確切！多麼符合心理學！凡在這類機關里蹲過的人請你們回想一下：還有什麼辦法？……
（伊萬諾夫一拉祖姆尼克寫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爾卡，他曾經與克雷連科同關在一個監室里，克雷連科的位置是在板鋪下面。那裏的情景如今我仍歷歷在目（自己爬過）：那裏板鋪是那麼低，只有全身趴在骯髒的瀝青地上才能爬進鋪下去，但新來的人一開始不懂這個竅門，他們跪在地上爬。腦袋倒是可以塞進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檢察長準是特別難以掌握這個竅門，他那還沒有瘦下去的屁股準是長久地極在那裏為蘇維埃司法增光。我幸災樂禍地想像着這個擱淺了的屁股，實在罪該萬死，但當我長久地描述這些案子時，它好似是對我的一種安慰。）
不但如此，檢察長還繼續發揮說，即使種種（關於刑訊逼供的）說法一概屬實——那仍不明白，有什麼東西能迫使他們眾口一致地、彼此沒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認？……他們在什麼地方能夠實行這種大規模的串供？——要知道他們在偵查期間彼此是沒有往來的！？！
（過幾頁有一個倖存的證人會給我們說出在什麼地方……）
現在不是我向讀者，而是請讀者向我說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審判之謎”究竟在什麼地方（人們起先是對“工業黨”覺得驚訝，後來又覺得對黨的領袖人物的審判是一個謎）？
要知道與此案有關的人並沒有兩千，提交法庭公審的也並沒有兩三百人，而只有八個人。指揮八個人組成的合唱團並不是那麼不可思議的難題。而且克雷連科可以從成千人里選擇，並且選作了兩年。帕爾欽斯基不屈服——槍斃了（而且死後被宣佈為“工業黨”的領導人，在供述中也是這樣提到他，雖然從他嘴裏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來）。後來希望從赫連尼科夫那裏逼出所需要的東西——赫連尼科夫沒有向他們低頭。故而在頁末出現了一個小號字的腳註：“赫連尼科夫在偵查期間亡故。”用小號字是印給傻瓜們看的，而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將用兩倍大的字體寫上“在偵查期間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後也被宣佈為。“工業黨”的領導人。但是哪怕他講出了一件事實也罷，哪怕他為這個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詞也罷，——一概沒有！因為他一樣也沒有提供！）突然有了一個難得的發現——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強幹！為了活命——什麼都幹得出來。而且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開庭審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僅已經進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個劇本就是他寫的，他掌握了一大堆邊緣材料，現編現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實，要啥有啥。有時還像功勛演員那樣懶洋洋地賣弄幾句辭藻：“工業黨的活動分佈得那麼廣泛，以至十一天的開庭審理都不可能把它詳盡無遺地揭示出來。”（意思是，找吧！繼續找吧！）“我堅定地相信，一個不大的反蘇階層還保留在工程界裏。”（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這是一個謎，而解釋謎語是需要有一點藝術性的。於是這個無感覺的棍棒似的東西，突然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俄國式的犯罪特徵，這樣的犯罪只有通過面向全民的悔過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國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資格成為那種既無恥透頂又使人眼花繚亂的叛徒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叛賣行為的精彩表演！在這個時代不止他一個，但他是最顯眼的。
如此說來，克雷連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全部困難只在人選上不要犯錯誤。但風險是不大的：偵查期間的廢品隨時可以送進墳墓。粗篩細羅都通過了的，可以治冶病，養養肥，然後押上法庭！
那末這個謎在什麼地方呢？對他們事先怎樣加工？就這樣：你想活嗎？（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該為子女、為孫子孫女着想呀。）不出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槍斃，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嗎？（這毫無疑問。誰還不明白，誰就去上一學期盧賓卡的磨練課。）如果你們去演一齣戲，對你我雙方都有利，你們是專家，台詞由你們自己寫，我們這些檢察長會把它背熟，還要使勁記住技術名詞（在法庭上，克雷連科有時背錯了詞，把機車軸說成車廂軸）。出台表演對你們是不愉快的，恥辱的——應當忍耐過去！因為活着更可貴！——你們以什麼保證以後木槍斃我們呢？——我們為什麼要報復你們？你們是很好的專家，什麼過錯也沒有，我們重視你們。瞧，已經審過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現好的，我們都讓活着（饒恕前次審判中聽話的被告——是未來的審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像沿着一根鏈條似的，這個希望一直傳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們的一切條件！審判應當發揮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
於是被告們就履行一切條件……
他們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對派的全部精微奧妙都作為連最次的掃盲對象也能理解的骯髒的暗害行為端出來。（但還沒有在勞動者的盤子裏撒玻璃屑的情節——檢察機關也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然後是思想動機。他們為什麼搞暗害？——出於敵對思想。但是現在為什麼一致認罪？——也有思想基礎，他們被五年計劃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爐形象徵服了（在監牢裏）！在最後陳述中他們雖然也請求留給生路，但這對他們不是主要的。（費多托夫：“我們罪不容赦！公訴人說得對！”）對於這些現在站在死亡門檻上的奇怪的被告說來，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蘇聯政府的絕對正確和有遠見。拉姆津特別頌揚“無產階級群眾及其領袖們的革命意識”，他們找到了比學者們所主張的“正確無數倍的經濟政策的道路”，他們準確得多地計算出了國民經濟的速度。現在“我懂得了應當實現猛衝，應當實現躍進，應當突擊佔領……”（第五0四頁）等等。拉里切夫：“蘇聯是不會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資本主義世界所戰勝的。”卡林尼科夫：“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蘇維埃政權的利益融合成一個堅定目標。”順便還說到在農村中“黨的總路線、消滅富農階級的做法是正確的。”在等待死刑中他們竟然有時間去閑扯這一切……這群悔悟了的知識分子的喉嚨里甚至還能通過這一類預言；“隨着社會的發展，個人的生活應當逐漸縮小……集體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頁）
這樣，經過了八套馬車的努力，審判的所有目標都達到了：
1．國內的種種匾乏，飢餓也好，受凍也好，沒有衣穿也好，紊亂現象也好，以及明顯的蠢事，統統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師的帳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國武裝干涉嚇壞了，準備作出新的犧牲；
3．工程界的團結一致被破壞了，整個知識界嚇怕了，搞散了。
為了不留下懷疑的餘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說出審判的這一目標：
“我希望經過這一次對工業黨的審判，整個知識界的黑暗可恥的過去……可以認為是被徹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頁）
拉里切夫還加上：“這個幫派必須摧毀……在工程界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忠誠！”（第五0八頁）奧奇金也說：知識界“這是一攤爛泥似的東西，正如國家公訴人所說，它是沒有脊梁骨的，這是絕對的無骨氣……無產階級的嗅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頁）（不知為什麼無產階級那裏主要的總是——嗅覺……一切都是通過鼻孔。）
這樣的一些熱心分子幹嘛要斃掉？……起先判幾名主犯死刑，馬上改判為十年。（於是拉姆津便前去組織一個“沙拉施卡”一天堂島了。）
我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幾十年間就是這樣寫的——從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門（讀者還記得：“不是民族的頭腦，而是糞便”、“黑將軍們的同盟者”、“帝國主義的雇傭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門。
“知識分子”一詞在我國成了一句罵人話，這還值得奇怪嗎？
公開的法庭審判原來是這樣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終於達到了理想境界。（希特拉和戈塔爾這些半瓶醋是望塵莫及的，他們搞的那個國會縱火案是自我丟臉……）
標準已經樹立了——今後許多年可以照此辦理，只要總導演一句話，哪怕每個季度重複一次也行。總導演的旨意是把下一齣戲定在三個月之後開演。排演期限很緊，但是沒有關係。快來瞧，快來聽！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維克聯盟局審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專門庭，審判長不知為什麼換了什維爾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東諾夫一薩拉托夫斯基、克雷連科、他的助手羅根斯基。導演們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弄熟了的政黨問題）——帶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經過得不僅順順噹噹，而且順當得令人發傻。
我當時是十二歲，已經第三個年頭認真閱讀大《消息報》上的全部政治新聞。我一行一行地讀了審理這兩個案件的速記記錄。在“工業黨”一案中，我的兒童的心靈里已經感覺到有添枝加葉、弄虛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裏至少有宏偉的佈景——全面的外國武裝干涉！整個工業的癱瘓！分配部長職位！而在孟什維克一案里，掛出來的還是那些佈景片，但已經褪了色，演員念台詞沒精打采，戲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悶而平庸的重複。（莫非斯大林通過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膚竟能感覺到了這一點嗎？怎樣解釋勞農黨一案的撤銷和幾年裏沒有搞審判呢？）
如果又是依據速記記錄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頭有這次審判的一名主要受審人——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雅庫博維奇的新鮮證明材料，目前，他那份曆數了種種作弊手段的要求恢複名譽的申請書已經傳給了我們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們已經能讀到當時的情況。
他恢複名譽的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對他們的審判事件已經載入了我國歷史的金色史冊，一塊石頭也不能抽出來——否則整個大廈就會垮掉！給雅庫博維奇留着前科，但為了安慰起見，決定發給他個人特定養老金，以照顧他的革命經歷。我們這裏真是無奇不有。
他的敘述用實例向我們說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連串審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聯盟局”是怎樣組成的呢？國家政治保衛局有一個列入計劃的任務：證明孟什維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鑽進了國家機關並奪取了許多重要職位。實際情況和這個公式不對頭：真正的孟什維克沒有人擔任國家職務，並且這種人也沒有陷進這個案子。（據說，B-K-伊科夫的確是那無聲無息、什麼事也不做的孟什維克莫斯科局的成員——但是審判中不知道這一情節，也就作為次要人物走了個過場，得到了八年）。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計劃是；要有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兩名，貿易人民委員部兩名，國家銀行兩名，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一名，國家計委一名（多麼令人厭煩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規定“策略中心”里要有兩名是“復興同盟”的，兩名是“社會活動家委員會”的，兩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據職務是否合適。至於他們真的是不是孟什維克——只是根據耳聞。有些被抓進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維克，但命令他們認為自己是孟什維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觀點，國家政治保衛局完全不感興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連認都不認識。把人犯湊齊了，又不知道從哪裏找來一些孟什維克當證人（後來所有的證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庫茲馬-格沃茲捷夫就是其中一個，他是一個命運悲慘的人——他擔任過軍工委員會工人小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從克列斯特監獄解放出來，後來使他當了勞動部長。格沃茲捷夫成了古拉格長期受難者。肅委頭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設法溜掉了（他的家屬長期受軟禁，如同坐牢，也不讓孩子上學）。後來撤銷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終抓進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為證人出庭，做過極力效勞的、冗長嚕囌的發言。但國家政治保衛局寄希望於主要被告弗拉基米爾-古斯塔沃維奇-格羅曼（聲名狼藉的國家杜馬活動人物）和好細彼圖寧身上。
現在來介紹一下雅庫博維奇。他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是那麼早，連中學都沒有能畢業。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經是斯摩棱斯克蘇維埃的主席了。由於具有堅定的信仰（它總驅使他去追求什麼目標），他是一個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說家。在西部戰線代表大會上他冒失地把那些號召繼續進行戰爭的新聞記者稱為人民公敵——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點兒被趕下講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馬上把話頭一轉，把聽眾牢牢地抓在手裏，所以在講話結尾再次把他們稱為人民公敵時竟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並被選進了派往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代表團。由於當時辦事手續簡便，他剛一到那裏就被增選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左右着任命軍隊政委的事務，最後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戰線當了集團軍政委，並在文尼察親自逮捕了鄧尼金（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后），很後悔沒有當場把他槍斃（在審判中仍是這樣說）。
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永遠誠摯，永遠被自己的正確或不正確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維克黨內是個晚輩，他當時也的確年輕。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大膽地熱心地向領導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議組織社會民主黨政府，還有，一九一九年建議孟什維克加入共產國際（唐思等人一貫地、甚至態度傲慢地拒絕他提出的辦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同意臨時政府召來軍隊反對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們已經拿起武器出動了）一事深感痛心，並認為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十月革命剛一發生，雅庫博維奇就建議自己的黨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並以自己的參與和影響來改善他們正在建立的國家制度。他終於遭到了馬爾托夫的詛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於確信已無力使他們轉到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上來，他最終地退出了孟什維克。
我所以要詳細地講這些是為了說明：雅庫博維奇不是個孟什維克，而在整個革命期間都是布爾什維克，最真誠的和完全無私的布爾什維克。一九二0年他還當過斯摩梭斯克省糧食委員（他們中間唯一的一個非布爾什維克），甚至糧食人民委員部曾通報表揚他為優秀的糧食委員（他現在保證說，當時沒有使用過懲罰隊；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經佈置過阻截隊）。在二十年代他主編過《商業報》，還擔任過其他顯要職務。在一九三0年依照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計劃需要湊集一批像這樣一類“混進來的孟什維克”的時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樣，雅庫博維奇也被交給了一群屠夫-偵查員，他們對他採用了全套辦法——有冷禁閉室，有不透風的熱禁閉室。還有打生殖器官。把他們折磨到這樣程度，以至雅庫博維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茲堡在絕望中割開了靜脈。在復原以後不給他們上刑了，也不打他們了，只是兩個星期不讓睡覺，（雅庫博維奇說：“只要能睡一下！什麼良心、什麼名譽，都已不要了……”）同時還要同已經投降了的其他人進行當面對質，他們也攛掇你認罪，攛掇你胡說八道。連偵查員自己（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納謝德金）也說：“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沒有這些事！但是他們要求我們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庫博維奇被偵查員叫去，在那裏碰到了一個受盡折磨的囚犯。偵查員冷笑一下說：“這位摩西-伊薩耶維奇-捷吉里巴烏姆請你接受他參加你們的反蘇組織。你們兩個人隨便談談，我暫時走開。”說完就走了。捷吉里巴烏姆果真央告說：“雅庫博維奇同志！我請求你，請你接受我加入你們的孟什維克聯盟局。他們控告我‘接受外國公司的賄賂’，威脅說要槍斃我。但是我寧可當一個反革命，也不願當個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應他當了反革命就不殺吧？他沒有上當：結果得到了一個幼兒園的刑期——五年。）國家政治保衛局手頭多麼缺少孟什維克呀，只得從自願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個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烏姆去扮演！——同國外孟什維克和同第二國際有聯繫！但約定好——只判五年，說話算話。）在偵查員的贊同下，雅庫博維奇接受了捷吉里巴烏姆加入聯盟局。
有些本人沒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魯賓。他在和雅庫博維奇對質時成功地否認了這一點。後來他在蘇茲達利隔離所受到長久的折磨，“補充偵查”。那裏他在一牢房裏遇見攀扯了他的的雅庫博維奇和舍爾（他從禁閉室回到監室時，總是他們照顧他，分食物給他吃）。魯賓問雅庫博維奇：“您怎麼能想出來我是聯盟局成員的？”雅庫博維奇回答（一個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整整一個世紀）：“整個人民都在受難——我們知識分子也應當受難。”
但是雅庫博維奇的偵查期間也有過這樣的鼓舞人心的時刻：克雷連科親自叫他去審訊。原來他們彼此很熟，因為同樣在“軍事共產主義”年代，克雷連科（在審判工作的間隙）同樣到過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強糧食工作。甚至和雅庫博維奇還同睡過一間屋子。現在且看克雷連科是怎麼說的：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我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您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很使雅庫博維奇感到振奮並且挺起腰來——我不懷疑您的無罪。但是搞好這場審判是我和您的黨員的義務。（克雷連科是受命於斯大林，而雅庫博維奇的心卻是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動起起來，像一匹幹活賣力的馬一樣，自己急着把頭伸進套包。）請您千方百計地協助和配合偵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發生沒有預見到的麻煩，在最複雜的時刻我會請審判長讓您發言。”！！！
雅庫博維奇答應了。義不容辭地答應了。可能在他整個任職期間蘇維埃政權還沒有給過他如此重大的任務。
審判前幾天，在偵查組長德米特里-馬特魏耶維奇-德米特里耶夫的辦公室里召開了孟什維克聯盟局的第一次組織會議：目的是進行協調，使每個人更好地領會自己的角色。（“工業黨”中央委員會也就是這樣開會的！這也就是克雷連科表示過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夠見面”的地點。）但是不容易裝進腦子的謊話堆積得太多太雜，與會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習不了，所以又召開了第二次。
雅庫博維奇是懷着什麼感情出庭受審的呢？是為了所受的痛苦，為了被塞進胸腔的全部謊話——在法庭上鬧出一場震動世界的大丑劇？但是：
1．這將是從背後對蘇維埃政權的打擊！這將是對雅庫博維奇賴以生存的整個生活目標的否定，對他從錯誤的孟什維克主義掙脫出來轉到正確的布爾什維主義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這樣的大丑劇之後，不會讓你死去，不會簡單地槍斃了事，而是將重新進行刑訊，這一次已經是為了報復，會把你搞得神經失常，而身體本來就已經被刑訊折磨垮了。要應付新的折磨——哪裏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從哪裏可以去汲取勇氣呢？
（我趁着他的話音未落便記錄下他的這些論據——這真是一個極端稀有的機會，能夠獲得這種審判的當事人的類似“身後”的自白。我還認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們解釋自己在法庭上表現的那種難以理解的順從的原因，也會和這一樣：同樣的真心實意，同樣的對黨的忠誠，同樣的人的弱點，同樣由於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審判中，雅庫博維奇不僅僅是順從地重複那一套單調乏味翻來覆去的謊話（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們以及備受折磨的受審人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而且還扮演了自己答應給克雷連科的充滿激情的角色。
所謂孟什維克國外代表團（實質上就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最高領導人）在《前進報》上刊登了自己與受審人劃清界線的聲明。他們寫道，這是一出最可恥的審判喜劇，它是建立在姦細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絕大多數被告早已脫黨十年以上，並且從來也沒有恢復過關係；在審判中令人發笑地提到巨大的經費數額——全黨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錢。
克雷連科宣讀了文章后，請什維爾尼克讓受審人發表意見（也是像審理“工業黨”一案時那樣一下子牽動所有的線）。於是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大家都維護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做法而反對孟什維克的中央……
現在雅庫博維奇回想起自己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後陳述時是怎麼說的？他說，他決不是單單因為答應過克雷連科的要求才出來說話的，他說他當時不是隨隨便便地站起來的，而是像一塊小木片似地被憤恨和雄辯的激流捲起來的。是對誰的憤恨？飽嘗過刑訊，割過靜脈，多次死去活來的他，現在真地有着滿腔怒火——但不是對檢察長！不是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不是！而是對國外代表團！！！這就是心理學的對立面變化！他們在國外過着安全和舒適的生活（甚至最貧困的流亡生活和盧賓卡相比當然也是舒適的），不顧良心，只顧自己——對於留在國內的這些人怎麼能一點不同情？怎麼能這樣厚顏無恥地聲明脫離關係並把這些不幸的人交給他們的命運播弄呢？（回答得頗有力量，於是審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庫博維奇在一九六七年講這件事情的時候，還對國外代表團、對他們的出賣、聲明脫離關係、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責難過他們那樣）氣憤得渾身發抖。
然而當時我們手頭沒有審判的速記記錄。過了一段時間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審判時聲若洪鐘地說過，外國代表團受第二國際的委託向他們下達進行瞻害活動的指示——對他們也聲若洪鐘地表示過憤慨。國外的孟什維克寫的聲明並不是不講良心，只顧自己，他們正是對審判的不幸犧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時指出，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維克——這也是實話。雅庫博維奇固執而真心地發了那麼大的火，究竟是為什麼呢？國外的孟什維克怎麼才能不使被告們聽任他們的命運播弄呢？
我們喜歡對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發脾氣。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這種時候，證明我們有理的論據自己就會靈活地湊上來。
克雷連科在公訴詞中說，雅庫博維奇是一個反革命思想的狂熱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處槍決！
雅庫博維奇不僅在那天感激得熱淚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轉蹲了許多的勞改營和監牢之後，還感謝克雷連科在審判時沒有貶低他，沒有侮辱他，沒有嘲笑他，而正確地把他稱為任熱分子（雖然是對立思想的狂熱分子），並且要求給予他結束一切痛苦的乾脆的、高尚的槍決！雅庫博維奇自己也在最後陳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認的（他對這個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認的”賦予極大的意義。明白人應當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應處以極刑-一因此我不請求寬恕！不請求留我一條性命！（旁邊坐着的格羅曼焦急起來了：“你發瘋了！你在同志面前沒有這樣的權利！”）
是呀，這對於檢察機關難道不是一種難得的發現嗎？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審判難道還沒有得到說明嗎？
斯大林難道不是通過這次審判終於明白並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敵人圈進牛欄里，他完全可以照樣把他們組織進這樣的一出戲裏嗎？
請寬大為懷的讀者們饒恕我！寫到目前為止我的筆頭沒有發顫，心也沒有緊縮，我們滿不在乎地滑行着，因為這十五年內我們一直處在或是法製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護之下。但往後我們要感到痛心了：讀者記得，從赫魯曉夫開始，已經幾十次地向我們說明：“列寧的法制準則遭到破壞大體上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現在我們怎樣進入這個法制蕩然的深淵呢？我們怎樣度過過個痛苦的深水區呢？
不過，由於受審人姓名的顯赫，後來的這些審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進行的。人們對這些案件的注意經久不衰，有過許多著述，做過許多分析，將來還會分析。而我們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們的謎。
預先說明，雖然只是三言兩語：出版的速記報告與審判中說的話並不完全相符。有一個作為經過挑選的聽眾之一旁聽過審判的作家，當場做過飛快的記錄，後來他確認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記者還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發生的卡殼，當時不得不宣佈休息，以便把他納入規定好的供述的軌道（我這樣想：審判前擬制了一種事故表報：第一欄——被告的姓名，第二欄——如果在法庭上離開了台詞，休息時採取什麼手段，第三欄——負責採取手段的契卡人員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經明確，誰該向他跑過去以及該怎麼辦）。“但速記記錄的不準確並不能改變整個畫面，也不使之減色。全世界接連地看了三齣戲，三出規模宏大、耗資甚巨的戲，在這些戲裏，曾把整個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驚惶不安的無畏的共產黨的大領袖們，出場時成了一隻只垂頭喪氣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們叫什麼，他們就嘩嘩地叫什麼，他們把髒東西往自己身上嘔吐，卑躬屈節地貶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認自己犯下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這在人類能記憶的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與不久前在萊比錫對季米特洛夫的審判對照起來，這特別令人震驚：季米特洛夫像一頭怒吼的獅子似地回答納粹的法官們，而這裏，和他同屬一個使整個世界發抖的鋼鐵勁旅中的同志們（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現在卻身上澆着自己的尿出現在法庭面前。
雖然從那個時候起許多事情似乎已經得到了說明（做得特別成功的是阿爾圖爾-凱斯勒）——關於它們的謎仍然在廣泛地流傳着。
有人寫到過能夠使人喪失意志的西藏迷藥，有人寫到過採用催眠術。在說明問題時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顧的因素。如果內務人民委員部手裏有這樣的手段，能有什麼樣的道德準則妨礙他們採用這些手段呢？為什麼他們不去削弱、不去迷亂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棄了巡迴表演活動，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面有過一所催眠術學校，這是確鑿的事實。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審判前得到允許同丈夫會見，發現他處於精神獃滯、不由自主的狀態（她來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說出了這件事）。
但為什麼帕爾欽斯基或赫連尼科夫既沒有被西藏迷藥也沒有被催眠術摧毀呢？
不，對於這一點，必須從較高的、心理學的角度做出說明。
人們感到特別困惑莫解，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訊室里沒有發過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經過鍛煉、熬煎、摔打的戰士。
但這裏有一個簡單的錯誤。這些人並不是那些老革命家，這個名聲他們是靠繼承得來的，是由於與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為鄰而得來的。那些人——扔炸彈和搞密謀的人們見識過苦役，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們一生未見識過真正無情的偵查（因為這樣的偵查在俄國根本不曾有過）。而這一幫人則既未嘗過偵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麼叫刑期。什麼特別“刑訊室”、什麼庫頁島、什麼特殊的亞庫梯苦役，布爾什維克都沒有經歷過。都說捷爾任斯基受的罪比誰都大，說他一生都是在監獄裏度過的。而用我們的尺度來衡量，他不過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張普通的“十元券”，這在我們的時代任何一個集體農莊莊員都可能得到的；誠然，在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監獄，這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審判中牽出來給我們看的那些黨的領袖，在他們的革命經歷中只有過短期的輕鬆的監禁，為時不長的流放，連苦役的氣味都沒有聞到過。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開玩笑差不多；看來他在哪裏也沒有連續蹲過一年，只在奧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過一陣。加米涅夫從事過長時期的宣傳鼓動工作，並曾奔走於俄國各城市之間，但也只坐了兩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們現在給十六歲的孩子一下還判五年呢。季諾維也夫，說來可笑，連三個月都沒有蹲過！一次刑事判決都未曾有過！與我們“群島”的一般土著相比，他們是一些小娃娃．他們等於沒有見過監獄，李可夫和H-N-斯米爾諾夫曾幾次被捕，各坐過五年牢，但不知怎麼地他們的監牢生活過得很輕鬆，他們能夠從所有的流放地毫無困難地逃跑，或者正好趕．上大赦。在關進盧賓卡之前，他們根本想像不出真正的監獄和不公正的偵查的鐵鉗是怎麼一回事。（也沒有根據作這樣的假設：如果托洛茨基落進這隻鐵鉗——他會表現得不那麼低三下四，他的骨頭會比別人硬：他沒有理由會如此。他也只經歷過幾次輕鬆的監察，沒有受過任何嚴重的偵查，此外就是烏斯特-庫特兩年的流放。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聲是廉價得來的，他本人並沒有顯示出真正的堅強性：下令槍斃別人時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臨頭時卻會比誰都軟弱！這兩方面的堅強性完全是兩碼事。）拉迪克是當局的好細（在這三次審判中充當這個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刑事犯。
（這個殺害幾百萬人的兇手不能想像他頭上的那個最高殺人犯在最後時刻不會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責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這個大廳里，雅戈達就會滿懷信心地堅決地直接向他請求寬恕：“我向您請求！我為您修建了兩條大運河！……”據在場者說，這個時刻，在大廳二層樓的一個小窗口後面的屋裏，好像是隔着一層薄紗，光線昏暗，有人划著了一根火柴，當點煙的時候，顯出了煙斗的影子——有誰到過巴赫奇薩萊“並記得這種東方式的花招嗎？——在國務會議大廳里，在二層樓高的地方有一排釘着帶有小孔的白鐵片的窗戶，而在窗戶後面是一條沒有照明的走廊。從大廳里永遠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裏。汗是不可見的，而國務會議卻好像永遠是在他親臨之下舉行的。根據斯大林的徹頭徹尾的東方性格來判斷，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觀察着“十月大廳”里演出的喜劇。我不能設想他會放棄觀看這個場面，放棄得到這種享受。）
要知道我們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這些人非同凡俗有關。當我們讀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審判筆錄的時候，我們不會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問：為什麼這些人對自己和對別人說了那麼多誣陷不實之詞？——我們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軟弱的嘛，人是會頂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斯米爾諾夫這些人，我們預先就認為是一些超人-一我們的困惑不解實質上完全是由於這個緣故。
誠然，這一次，戲的導演們挑選登場演員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師案子困難些：那時可以從四十隻大桶中挑選，而這一次只有一個小小的戲班子，主要演員大家都熟悉，觀眾們希望一定由他們來扮演。
但畢竟還是有選擇的餘地！無可倖免的人們中間那些最有遠見和最果斷的人——他們沒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殺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馬爾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對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擺佈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偵查時表現得與眾不同，他們清醒了，頂住了，古無聲中死去了，但總算沒有蒙受恥辱。沒有把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葉努基澤、楚巴爾、科西奧爾還有那個克雷連科技出來公開審判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他們的名字完全可以給那些審判生色增光。
帶上法庭的是最順從的！畢竟還是有過選擇。
選擇是在小範圍里進行的，可是鬍子導演卻對每個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們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們每個人單獨的弱點。這也正是他那陰森森的不凡之處，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趨向和成就：看透人們底子裏的弱點。
在所有落得身敗名裂下場的黨的領袖人物當中，年深日久之後，現在看來最有才智、頭腦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凱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華的研究著作顯然是獻給他的。）對這個人的老底子，即人與塵世相連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這個人長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樣，欲擒故縱，拿他開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寫完了我們現行（不實行）的聽起來很漂亮的憲法——此時他飄飄然如上雲端，滿以為贏了科巴“一局：塞給了他一個迫使他把專政搞得軟化一些的憲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經掉進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殺后第一次審判他們的時候，布哈林曾對接近的人說過：“那又怎麼啦？這類人很難說。也許是有點什麼事……”（那些年代庸人們的經典公式：“大概是有點什麼事吧……我們這裏不會平白無故地把人關起來。”這就是黨的第一號理論家在一九三五年說的話！……）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審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時候，他正在天山打獵，什麼也不知道。下山後來到了伏龍芝——便讀到了判處他們兩人槍決的判決書和報紙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布哈林作了多麼毀滅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這種迫害了嗎？他對正在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向黨提出呼籲了嗎？沒有，只是給科巴發去了一份電報：請暫緩處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夠去作當面對質並進行辯白。
遲了，科巴有了筆錄就夠了，他還要活人的當面對質做什麼？
然而，布哈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被抓起來。他失去了《消息報》，失去了任何活動和黨內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宮住宅（彼得大帝的遊樂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過，秋天到別墅去住過——克里姆林宮的門崗還像平常一樣向他敬禮）。已經沒有人去看他，也沒有人給他打電話。這幾個月裏他不斷地寫信：“親愛的科巴！……親愛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一點迴音。
他還在尋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觸。
而親愛的科巴眯縫着眼睛，已經在進行排練了……科巴對角色的試驗工作已經進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爾奇克“會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經聲明同他那些被關押和流放的學生以及追隨者（雖然為數不多）脫離關係，容忍了他們的毀滅。他忍下了對他的尚未真正產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線的粉碎和辱罵。而現在，雖然仍保留着《消息報》總編輯和政治局委員的身分，但對於槍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卻當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來了。他既沒有大聲也沒有低聲表示憤慨。這些事情都是對他擔任本來角色的試驗呀！
還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脅要把他（在不同時期他曾威脅過他們大家！）開除出黨——布哈林（以及他們大家！）聲明放棄了自己的觀點，但要求留在黨內！這也是對角色的試驗呀！如果他們還是自由的時候，還處在尊榮和權勢的高峰上的時候就已經這樣表現——那末當他們的身體、飲食和睡眠都攥在盧賓卡提詞人的手心裏的時候，他們必定會準確無誤地照本宣讀台詞的。
在這些逮捕前的月份裡布哈林最怕的是什麼呢？人們確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開除出黨！失去黨！活下來，但在黨外！親愛的科巴自從把自己變成了黨的時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們大家的！）這個特點。布哈林（他們大家！）沒有自己的單獨的觀點，他們沒有自己可以獨樹一幟和站定腳跟的真正反對派的思想體系。斯大林在他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佈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們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求得留在黨內。並且不作損害黨的事情。
要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太多了！
分派給布哈林的實質上是一個領頭的角色——因此導演對他的指導、排練時間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應有絲毫草率和疏忽。連去年冬天派他到歐洲去商購馬克思的手稿，也是屬於這種準備工作。不僅為了羅織他裏通外國的罪狀需要這樣一個表面的事實，而且讓他在外面漫無目的地自由地亂跑，就更明確地預示着他該回來在主要舞台上登場。現在，兇險罪名的烏雲壓在頭頂——長時間的、看不到頭的不逮捕，憋在家裏受煎熬——這比盧賓卡的直接壓力更能摧毀犧牲者的意志（當然盧賓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裏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岡諾維奇叫去，當著一些高級契卡人員的面，讓他同索科爾尼科夫進行對質。索科爾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與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動。卡岡諾維奇口氣強硬地進行了審訊，然後讓人把索科爾尼科夫帶走，親熱地對布哈林說：“儘是瞎扯淡，媽的……！”
然而，報紙上繼續刊登群眾的憤怒呼聲。布哈林給中央打電話。布哈林寫信：“親愛的科巴！……”——他請求公開撤銷對他的指控。於是登出來檢察機關的一項含混的聲明：“沒有找到客觀的證據足以對布哈林提出控訴。”
拉迪克秋天給他打電話，希望見面。布哈林推託了：我們兩人都是被點名的，為什麼要招來新的嫌疑呢？但他們的《消息報》別墅緊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來說：“不管我以後說些什麼，你要知道，我根本沒有什麼罪。不過——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沒有什麼聯繫。”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會保住，不會把他開除出黨——否則太不像話了！對托洛茨基分子他確實始終是抱惡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於黨之外——結果怎樣呢！應當抱在一起，要犯錯誤——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節遊行時（這是布哈林與紅場的告別），他帶着老婆憑編輯部的通行證走上來賓觀禮台。突然——一個武裝的紅軍戰士向他們走來。完了！，——就在這裏？就在這樣的時刻？……不，紅軍戰士舉手敬禮說：“斯大林同志奇怪您為什麼在這裏？他請您上列寧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個半年就是這樣把他從熱到冷從冷到熱地拋來拋去。十二月五日歡欣鼓舞地通過了布哈林的憲法，並把它千秋萬代地命名為斯大林憲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會上，打掉了牙的、已經面目全非的皮達可夫被押到會場上來。他的身後站立着一些一言不發的契卡人員（雅戈達的人。須知雅戈達這時也正在受審查，也正在準備扮演一個角色）。皮達可夫當場對坐在領袖們中間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無恥的咬供。奧爾忠尼啟則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沒有完全聽明白）：“請你說，所有這些供述都是你自願作一出的嗎？”（記下來了！奧爾忠尼啟則也得到了一顆子彈）皮達可夫搖晃着身子說：“完全自願。”李可夫在休息時跟布哈林說：“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氣，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殺了。而你我這些傻瓜，還活下來。”
這時，卡岡諾維奇（他本來願意相信布哈爾奇克沒有問題！——但在事實面前……）、莫洛托夫起來發言，怒氣沖沖，充滿咒罵。而斯大林！——多麼寬大的胸懷！多麼不忘舊情！——“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認為布哈林的罪是沒有得到證實的。李可夫也許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這是別人背着他加給布哈林的罪名。）
一會兒冷，一會兒熱。意志就這樣軟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這樣練熟了。
這時，開始不斷地把審訊筆錄送上門來：審訊紅色教授學院先前的青年們的筆錄，審訊拉迪克的筆錄，以及審訊所有其他人的筆錄，——所有這些筆錄都對布哈林的兇惡背叛提供了最嚴重的證據。給他往家裏送材料並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為中央委員，僅供他了解情況……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對這年春天剛給他生下一個兒子的二十二歲的妻子說：“你讀吧，我讀不下去！”——自己就把腦袋理到了枕頭裏。他家裏有兩支手槍（斯大林也給了他時間！）——但他沒有自殺。
難道他沒有練熟分派給他的角色？……
又過了一次公開的審判——又槍斃了一批人……而對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沒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決定宣佈家中絕食——要求中央澄清問題並撤銷對他的指控。絕食是他在寫給親愛的科巴的信中宣佈的——並且誠實地堅持着。那時便通知召開一次中央全會，日程是：1．關於“右派中心”的罪行。2．關干布哈林同志表現在絕食上的反黨行為。
布哈林這時動搖起來：也許他真的做了什麼有辱於黨的事情？……他鬍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經象個囚犯，步履艱難地來到中央全會的會場。親愛的科巴熱情地問道：“你想出了個什麼名堂呀？”“那該怎麼辦呢？已經有了這麼大的罪名。他們想開除我的黨籍……”斯大林聽說有這等荒唐事體而皺起了眉頭；“誰也不會開除你的黨籍！”
於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躍了起來，心甘情願地在全會面前表示悔過，當即取消了絕食。（在家裏：“喂，給我切一段臘腸！科巴說了——不會把我開除。”）但在全會的進程中，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膽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見！）罵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槍斃。
布哈林又泄氣了，在自己最後的日子裏開始撰寫“致未來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來的這封信，不久前已經向全世界公佈。然而它並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以及“未來的中央”的震驚。致信的對象可謂高矣！——中央，沒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權威了。）因為這個敏銳的出色的理論家在自己的最後的話里決定留給後代的是什麼呢？是要求恢復他黨籍的又一次哀號（他為這種忠貞付出了昂貴的恥辱的代價！）。是完全贊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證。那就是說，不僅贊同以前各次冤獄，而且也贊同我們偉大的監獄下水道的各股散發出惡臭的水流！
他這就等於簽名畫押，承認自己也應該淹進去。
最後，他這個筋肉強健的人、獵人和角力土（在鬧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員們的目睹下，他曾好幾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對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諒他的）。他已經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給提詞人和助理導演了。
他已經準備好到這樣的程度，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對他已經不需要採用刑訊了——他的立場比之雅庫博維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場有什麼地方較強一些呢？他有什麼地方不受那兩個論據的支配呢？他甚至還要弱一些，因為雅庫博維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卻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維辛斯基進行一次不難的對話了：——
對黨採取任何反對派立場就是反黨鬥爭，對不對？——一般說——是的。實際上——是的——但是反黨鬥爭必然會演變為反黨戰爭——按照事物的邏輯——是的——那就是說有了反對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黨活動歸根結底都可能幹得出來（暗殺、進行間諜活動、出賣祖國）？——但是對不起，這種事情並沒有干出來——們早可能把？——理論上說嘛……（須知是理論家呀！……）——但對你說來最高利益依然是黨的利益吧？——是，當然，當然！——那麼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應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為了使今後任何反對派的思想聲譽掃地，應當把只是理論上可能做出來的事情承認早已經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來嗎？-一可能……——那就應當把可能的承認為現實的，僅此而已。小小的哲學上的轉化。說完了？……還要說一句，我看無須向你解釋：現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縮回去，說出些別的——你要明白，你只會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只會損害黨。而且，不用說，那時也不會讓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們當然會讓你活下來：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島去，你可以在那裏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但是，過去的那幾次審判，你們好像是把人槍斃掉的？——咳，你拿誰比呀——他們和你是兩碼事！再者，我們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報上說槍斃。
這樣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難解的謎吧？
同樣是那支在過去的審判中奏過多少遍的曲調，只是稍加變奏而已；要知道我們與你——都是共產黨人！你怎能聽信了別人的話——出來反對我們呢？悔悟吧！要知道你與我們在一起-一這就是我們！
一種歷史觀正慢慢地在社會裏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將卻會是那麼簡單。無論在一九二二年，無論在一九二四年，也無論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還未能形成這樣一種牢固觀點，足以支持他衝著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調昂首喊出：——
不，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革命者！……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俄國人！……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共產黨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這麼一聲——佈景便會塌散，厚厚的一層化裝便會脫落，導演便會從暗梯逃跑，提詞人也會紛紛亂鑽到老鼠洞裏去。而外面的氣候將會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連演得很成功的戲，也是十分勞民傷財的。於是斯大林決定不再利用公開審判了。
準確些說，為了讓群眾看清反對派的兇惡靈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經拉開過一個在區一級普遍開展公開審判的架勢。但是找不到好導演，沒有力量做這麼周詳的準備，況且被告們本身也沒有多大意思——一結果弄得斯大林左右為難。只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很少。幾次審判失敗了-一整個這件事也就作罷了。
恰好在這史可以介紹一下一次這類審判的經過，說的是卡德案件。這個案子的詳細報告當時在伊萬諾沃省報上已經登了一個開頭。
一九三四年底，伊萬諾沃省和科斯特羅馬省及下諾夫戈羅德省交界的一個遙遠荒涼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區，古老寧靜的卡德村便成了區中心。新成立的領導班子是從各地調來的，彼此在卡德才認識。他們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涼的窮鄉僻壤，它需要得到資金、機器的支援與生產事業的合理經營，然而相反，它卻被糧食採購壓得氣息奄奄。區委第一書記費多爾-伊萬諾維奇-斯米爾諾夫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區地政科長斯塔夫羅夫是一個祖祖輩輩的莊稼漢，出身於“集約”農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據科學原理經營產業的勤懇而又有知識的農民。（這種經營方法當時曾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鼓勵；當時還沒有決定把這些集約農民剷除掉。）由於斯塔夫羅夫已經入了黨，他在清算富農時沒有喪命（也許自己就去清算過富農？）。他們企圖在新的地方為農民做點事情，但各種指示從上面滾滾而來，每一項都跟他們的創舉做對；那裏，在上面，好像故意發明一些辦法來使庄稼人日子過得更悲慘。有一次卡德區的領導人往省里打了一份報告，說明必須降低糧食採購計劃——現有計劃區里不能完成，否則會使貧困化超出危險的極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嗎？）就可以掂量得出來這是一個對計劃的多麼大不敬的舉動和對政權的造反行為。但是依照當時的作法，並沒有由上頭採取正面的措施，而是發揮地方上的主動，當斯米爾諾夫去休假的時候，他的副手第二書記瓦西里-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在區委會上作了一項這樣的決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羅夫的干擾，區的成績將會更加出色（？）”。開始辦起了斯塔夫羅夫的“專案”（做法很有意思：區別處理！對斯米爾諾夫先嚇唬嚇唬，使之中立，逼他靠邊，然後再去搞他——這正是具體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爭論激烈的黨的會議上查明，說斯塔夫羅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說他是羅馬的耶穌會教士。區消費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維奇-弗拉索夫，一個偶爾受過一點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種俄國人身上令人驚奇的獨特才能的人，他是一個自學出來的合作社事業家，善於辭令，在辯論中能隨機應變，凡是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能為之爭得面紅耳赤，他說服黨的會議應當把區委第二書記羅曼諾夫因進行誹謗而開除出黨！羅曼諾夫真地受到了警告處分！羅曼諾夫的最後發言對於他這類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們對總形勢的信心：“雖然這裏證明斯塔夫羅夫不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黨會查清楚的，對我受的警告處分也會弄清楚的。”黨果然查清楚了：區內務機關幾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羅夫，過了一個月又逮捕了區執委會主席愛沙尼亞人烏尼魏爾——羅曼諾夫接替他成了區執委會主席。斯塔夫羅夫被押到了省內務機關，在那裏他招認：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與社會革命黨人結成聯盟；他在自己的區里是地下右派組織的成員（也是無愧於那個時代的一條罪狀，所缺少的就是同協約國的直接聯繫了）。也許他並沒有招認，但其中實情永不會有人知道，因為他已經死於伊萬諾沃內監里的刑訊。而一頁頁的筆錄都已寫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組織的頭頭區委書記斯米爾諾夫、區財政科長薩布羅夫還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頗感興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運是怎樣決定的。他不久前曾號召把新的區執委會主席清除出黨。我們已經寫過（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區檢察長魯索夫。他曾堅持不讓把自己手下兩個善於經營的有才識的但社會出身有污點的合作社幹部（弗拉索夫總是任用各種“過去的人”——他們熟悉業務，並且工作努力；而那些無產階級出身的新提拔起來的人，則什麼也不會幹，而主要的是什麼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動罪名逮捕入獄，因而得罪了區內務科長克雷洛夫。儘管如此，內務機關還是願意同合作社和解！區內務科副科長索羅金親自來到區消費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議：免費給內務機關（“以後隨便想個辦法註銷掉”）價值七百盧布的布匹（貪小便宜的人！但對手弗拉索夫來說，這是兩個月的工資，非法的東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給——你要後悔的。”弗拉索夫趕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個共產黨員，建議干這種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經作為區委的代表出現在區消費合作社（這種假面舞會及所有這類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靈魂！）並吩咐召開黨員大會，議程是：“關於斯米爾諾夫一烏尼魏爾在消費合作社的暗害活動”，報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絕妙的高招！暫時誰也沒有點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說上兩句關於前區委書記在他弗拉索夫這個部門裏的暗害活動的話，內務機關就可以插話：“當時你在什麼地方呢？為什麼你沒有及時到我們這裏來報告？”在這種情勢下許多人就會不知所措而掉進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這樣的人！他立即回答說：“我不作報告！讓克雷洛夫當報告人吧——因為斯米爾諾夫和烏尼魏爾是他逮捕的，他們的案子是他處理的！”克雷洛夫拒絕說：“我不了解情況。”弗拉索夫說：“如果連你都不了解情況——那就是說他們被捕是沒有根據的！”這樣，大會幹脆就沒有開成。但人們是否經常敢於進行自衛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時候區消費合作社的會計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進弗拉索夫的辦公室，拿給他一萬盧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今天夜裏逃走吧，必須在今天夜裏，否則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認為，逃跑是與共產黨員不相稱的。我們如果不提一下這件事，三七年的情勢將是不完整的，我們就會忽略掉還有一些堅強的人和堅強的決心。）次日早晨，區報上出現了一篇關於區消費合作社工作的措詞嚴厲的小評論（應當說，在三七年報刊總是同內務機關攜手合作的），傍晚時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區委報告工作（每一個步驟——都是全蘇聯的型式！）。
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裏Mikojan－pros－perity（米高揚繁榮）的第二個年頭，現在有時可以讀到一些記者和作家的回憶，說那時就已經達到了豐衣足食。這已經寫入了歷史，並且大有冒險在那裏永遠留下去之勢。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廢除糧食配給制后兩年，在伊凡諾沃省（以及其他省）發佈了一條關於禁止麵粉貿易的內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裏，特別是鄉鎮和農村裡，許多家庭主婦還是自己烤麵包。禁止麵粉貿易就是意味着：沒有麵包吃’在區中心卡德鎮形成了從來沒有見過的長得不像話的購買麵包的隊伍（不過，對他們也給予了打擊：從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區中心烤黑麵包，而只許烤昂貴的白麵包）。在卡德區除了區辦的麵包房外沒有其他的麵包房，現在從各村裡紛紛到那裏去賣黑麵包。區消費合作社倉庫裏麵粉是有的，但兩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給人們的一切途徑！！然而弗拉索夫卻找到了辦法，儘管有國家的狡猾規定，在這一年他仍然餵飽了全區：他下去到各集體農莊跑了跑，和八個農莊商定，在空閑的“富農”房舍里建立公共麵包房（就是說只要供給劈柴，。派幾個農婦，利用現成的俄國爐子，就能辦起來，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麵包房），區消費合作社負責供應它們麵粉。解決辦法一旦找到，它永遠是簡單的！弗拉索夫並不修建麵包房（他沒有資金），同時卻在一天之內把它們建成了。他不進行麵粉貿易，同時卻不斷地從倉庫里批發並要求省里繼續供應。他不在區中心出售黑麵包，卻供給全區黑麵包。他字面上沒有違反規定，但違反了規定的精神——節約麵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區委會對他的批評是有理由的。
受了這次批評之後他還挨過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厲害的小公雞（他個子矮小，老是昂着頭，總顯得有些傲慢的樣子），他不肯交出黨證（昨天區委會沒有作出開除他黨籍的決定！）和蘇維埃代表證（他是人民選出來的，還沒有區執委會關於剝奪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權的決定）。但民警不懂這一套手續，他們撲了上去，強力奪走了。從區消費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過卡德鎮的街道，送往內務機關時，他手下的一個青年商品鑒定員，共青團員，從區委會的窗里看到了。當時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學會了言不由衷（特別是在農村，由於性格純樸）。商品鑒定員叫了起來：“瞧這些畜牲！把我的頭兒也抓走了！”他還沒有走出房間，當時就被開除出了區委會和共青團，並且沿着一條熟知的小道掉進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還沒有進去，案子差不多已經辦好了，現在正為公開審判做些具體安排。他被帶進了伊萬諾沃內監，但因為他是最後一個，對他已經沒有搞逼供，只簡短地審訊了兩次，一個證人也沒有訊問，偵查案卷夾子裏裝滿了區消費合作社的各種表報材料和區報的剪報。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購買麵包的排隊現象；2．貨物品種不全（好像貨物就在什麼地方放着，並且有什麼人主動要供給卡德鎮）；3．食鹽進貨過剩（而這是必須的“戰備”貯備——因為照俄國的老規矩，總怕遇到戰爭時沒有鹽吃）。
在九月底，被告們被押回卡德去公開審判。這條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別庭和不公開審判之類的省錢辦法！）：從伊萬諾沃到基涅什馬乘斯托雷平車廂，從基涅什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車。汽車有十輛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經行荒涼古道，它們在農村中引起驚奇、恐懼和戰爭的預感。克留根（省內務局處理反革命組織的特密處處長）負責整個審判的組織工作，要求做到既無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嚇作用。騎警後備隊派出四十人擔任警衛，從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槍出套地把一千人犯從區內務科帶到還沒有修建完工的俱樂部去，往返經過卡德鎮的街道——經過這個他們不久前還是它的政府的鎮子。俱樂部已經裝上了窗子，但舞台還沒有建成，也沒有電（在卡鎮德根本沒有電），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燈下開庭。從各集體農莊按攤派原則運來聽眾。整個卡德鎮的居民全來了。不僅坐在長凳上和窗台上，過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滿了人，這樣每次都裝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羅斯畢竟是喜歡看這種場面的）。前排的長凳固定給黨員坐，以便法庭始終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長舒平、審判員比切和扎奧焦洛夫組成了專門庭。德爾普大學的畢業生省檢察長卡拉西克負責起訴（雖然被告們都放棄辯護，但強加給他們一個官方律師，為了使審判不致沒有檢察長參加）。莊重、嚴厲和冗長的起訴書歸結如下：在卡德區有一個由伊凡諾沃來人組成的（換句話說——那裏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團在進行活動，其目的是通過暗害活動推翻卡德鎮的蘇維埃政權。（右派為了發難找不到比這更大一點的偏僻角落了！）
檢察長在法庭上提出一個申請：斯塔夫羅夫雖然已在獄中身死，但他臨死前的供述應在這裏宣讀，並應認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團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羅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當作他還活着一樣，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卻有一個優越性，被告誰也不能同他爭議了）。
但是，卡德鎮的愚昧的群眾並沒有察覺出這些學問高深的奧妙，他們等待着的是往下怎麼進行。在偵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當眾宣讀了一遍並重新作了筆錄。開始訊問被告，這時出現了難堪的局面！——他們全體拒絕承認自己在偵查中所作的供認！
不知道在工會大廈的十月大廳里遇到這種情形會怎樣處理——而在這裏則毫不害臊地決定繼續進行！審判員責備說：在偵查的時候，你們怎麼能那麼說？已經衰弱無力的烏尼魏爾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在公開的法庭上講出內務機關里使用的審訊方法。”（這是布哈林審判的模式。正是這點束縛着他們：他們首先要遵守的原則是不要使人民對黨產生壞的想法。他們的審判員們卻早已不去操這個心了。）
在休息時，克留根巡視了被告的監室，對弗拉索夫說：“聽到了斯米爾諾夫和烏尼魏爾怎樣拆爛污嗎？你應當承認自己有罪，應當把實話都說出來！”還沒有變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對，說實話——說實話你們跟德國法西斯分子毫無區別！”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媽的……你會付出血的代價的！”從這時候起，弗拉索夫在審判中便作為集團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轉為第一位的角色。
當出現了以下場面的時候，在塞滿過道的群眾眼裏，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氣壯地談論排隊買麵包的現象，談論關係到每個人切身利害的事（儘管在審判開始之前當然大量地出售了麵包，所以今天沒有排隊的現象）。向被吉斯米爾諾夫提出問題；“你知道區里排隊買麵包的現象嗎？”“是，當然知道，隊伍從商店一直排到區委會門前。”“那麼你採取了什麼措施？”斯米爾諾夫儘管備受摧殘，但還保持了響亮的嗓音和對正義的沉着的信心。這是一個長着一張質樸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頭髮的人，他講得從容不迫，大廳里聽得見他的每一句話：“因為向省級機關的一切呼籲都無濟於事，我委託弗拉索夫寫了一份報告給斯大林同志。”“那為什麼你們沒有寫出來呢？”（他們還不知道！……他們馬虎過去了！）“我們寫了，我通過信使越過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區委的檔案里。”
整個大廳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陣慌亂。本來可以不再往下問了，但有個人還是問道：
“結果呢？”
對呀，這是掛在大廳里每個人嘴邊的問題：
“結果呢？”
斯米爾諾夫沒有因理想的破滅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們就是缺乏這種精神！）他響亮地，鎮靜地回答：
“沒有結果，沒有答覆。”
在他的疲乏的聲音中可以聽出：說實話，我也是這樣預料的。
沒有答覆！父親和導師沒有答覆！公開審判到此已經達到頂峰2它已經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腸拿出來示眾了！審判本可以到此結束了！但是不，他們哪有這種分寸感和頭腦，他們還硬要在這塊尿濕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檢察長破口大罵起來：兩面派！你們原來是這麼回事！——一隻手搞暗害，另一隻手卻膽敢向斯大林同志寫信！而且還想得到他的答覆？？讓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樣想出停止售賣麵粉、停止在區中心烤黑麥麵包這類慘無人道的暗害行為的？
小公雞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來衝著全廳尖聲叫道：
“如果你，檢察長卡拉西克，離開公訴席坐到我旁邊來，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對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簡直莫名其妙。喧嚷、叫聲。決維持秩序！你說什麼……
用這種方式搶到了發言權以後，弗拉索夫現在原原本本地把話說清楚：
“禁止出售麵粉，禁止烤黑麵包，有省執委主席團發下來的決定。省檢察長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團常委。如果這是暗害行為——為什麼你不以檢察長的名義禁止呢？可見——你當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檢察長喘不過氣來了，打擊來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噥噥說：
“如果需要（？）——我們也會審判檢察長的。今天我們審判的是你。”
（兩種是非標準——以等級高低為轉移。）
逞勇好鬥、不肯罷休的弗拉索夫繼續追擊：
“那我要求把他從檢察長席上撤下來！”
休息……
咳，這樣的審判對群眾有什麼教育意義呢？
但他們還是堅持幹下去。在審訊被告后開始訊問證人——會計付。
“關於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你知道些什麼？”
“一無所知。”
“這怎麼可能呢？”
“我去過證人室，那裏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聽見。”
“不需要聽見！許多文件都經過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沒有問題。”
“你瞧，這是一疊區報，甚至這裏都說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而你卻什麼也不知道？”
“那就請去訊問那些寫文章的人吧！”
麵包商店經理。
“請你說，蘇維埃政權有許多麵包嗎？”
（喂！怎麼回答呢？……誰能拿定主意說：我沒有數過？）
“許多……”
“那為什麼你們那裏要排隊？”
“不知道……”
“這是誰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誰是你們的領導？”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維奇。”
“什麼他媽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是被告弗拉索夫！這樣說就是他造成的。”
證人沉默不語。
審判長向書記員口授：“答。儘管蘇維埃政權擁有大量的麵包貯備，由於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造成了購買麵包的排隊現象。”
檢察長抑制住自己的擔心，作了憤怒的長篇發言。辯護人的發言基本上是為了保護自己，強調說，祖國的利益對於他，也像對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一樣，是無上珍貴的。
斯米爾諾夫在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任何請求，也沒有表示絲毫悔過。現在所能記憶起來的，這是一個堅強的人，並且過於爽直，所以就沒有能夠保住腦袋闖過一九三七年這一關。
當薩布羅夫請求保留他一條命的時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氣惱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說：“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沒有放過最後的機會發表一篇毫不客氣的言論。
“我不認為你們是法庭，我認為你們是一群戲子，正在按寫好的台詞演一出審判的鬧劇。你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卑鄙挑釁勾當的執行者。不管我對你們說些什麼，反正你們都會把我判處槍決。我只是相信，時間一到，你們也會站到我們的地位上來！”
從晚上七點鐘直到夜裏一點鐘，法庭一直在擬寫判決書，在俱樂部的大廳里點着煤油燈，在馬刀下坐着受審人，人群沒有散去，嗡嗡地議論着。
判決寫的時間長，讀的時間也長，那裏面堆積着各種各樣異想天開的暗害活動、聯繫和圖謀。斯米爾諾夫、烏尼魏爾、薩布羅夫和弗拉索夫被判處槍決，有兩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結論導致在卡德鎮又破獲了一個共青團暗害組織（立即把有關人員提了起來；記得那年輕的商品鑒定員嗎？），在伊萬諾沃又破獲了一個地下組織中心，它本身當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縱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裏去）。
在說出“判處槍決”這幾個莊嚴的字以後，審判員作了一下停頓，好讓鼓掌——但在大廳里卻是一種陰森森的緊張氣氛，聽到的是不相干的人們的嘆息聲和啜泣聲、親屬的叫聲和昏厥，甚至從坐着黨員的前兩排座位上也沒有響起掌聲來，這已經是太不成體統了。大廳里的人們向著法庭叫喊：“老天爺呀，你們在幹什麼事情呀？！”烏尼魏爾的妻子放聲號哭起來。這時在半明半暗的大廳里，人群中起了騷動。弗拉索夫向著前兩排喊道：
“你們為什麼，畜牲，不鼓掌？黨員們！”
警衛隊的排政治指導員跑過去用手槍戳他的臉。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奪掉手槍，這時一個民警跑過來把自己的犯了錯誤的政治指導員推到一邊。押解隊長發出號令“拿起武器！”——於是民警警衛隊的三十支馬槍和本地內務人員的手槍一齊對準了被告和群眾（群眾真像是就要撲過去搶走被判刑的人們）。
大廳里只點着幾盞煤油燈，晦暗的光線加強了普遍的混亂和恐懼。如果沒有被審判說服，那也被現在對準了他們的馬槍徹底說服了的人群張皇失措地擠成一團，不僅向門口擁去，而且還從窗口往外爬。木頭嘎吱作響，玻璃發出清脆的破裂聲。烏尼魏爾的妻子被踩得幾乎失去知覺，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聲終於沒有響起來……
讓一條小小的附註專門獻給八歲的小姑娘卓婭-弗拉索娃。她沒命地愛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學（別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審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沒有害過病）。在這一年裏她一次也沒有笑過，走在路上總是低着頭，老太婆們預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於腦膜炎，臨死的時候還不斷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裏呀？還我爸爸！”
當我們計算犧牲在勞改營里的幾百萬人時，我們總是忘記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僅不能立即槍決，而且現在還要保護得更好，因為他們已經再也不會失去什麼了，而為了執行槍決應當把他們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項任務——經過夜裏的街道把他們押送到內務機關去，是這樣完成的：每個被判刑的人由五人護送。一人提燈。一人舉着手槍走在前面。兩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來的一隻手還要拿着手槍。還有一個走在後面，把槍對準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餘的民警則間隔一定的距離分佈，以防群眾的襲擊。
現在每個明智的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勁兒地搞公開的審判——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完成不了自己的偉大任務。
這就是公開的政治審判在我國行不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