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法律在壯大
我們的概述已經拉得很長。可是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哩。還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線條已經畫清楚了。
我們還要伴隨一下我們的處在少先隊年齡的法律。
提一下一個早就被遺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帶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總管理局審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為它涉及了工程師或者當時所說的專家。
國內戰爭的四個冬天中最殘酷的一個冬天過去了，那時已經完全沒有什麼可以燒的東西了、火車開不到站，在各首府，人們饑寒交迫，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現在已經從歷史中一筆勾銷了）。誰之罪呢？一個著名的問題：誰之罪？
當然不是總的領導。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領導！這一點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調來的同志”（黨員領導）不懂業務，那末就應當由專家來為他們“擬訂處理問題的正確方案”！這就是說，“不是領導人有過錯……而是那些打算盤、擬計劃（怎樣靠田野吃飯和取暖）的人有罪責”。有過錯的不是發號施令的人，而是草擬計劃的人！計劃變成吹牛專家的過錯。數字不相符“這是專家的過錯，而不是勞動與國防委員會的過錯”，甚至“也不是燃料總管理局負責幹部的過錯”。沒有煤，沒有柴，沒有石油這是專家們“造成的複雜紊亂局面”。他們沒有頂住李可夫的緊急電話記錄發給、批給了什麼人計劃外物資，這也是他們的過錯。
一切都是專家們的過錯！但無產階級的法庭對他們並不是毫不留情的，判決是輕的。當然，無產階級骨子裏與這些該死的專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沒有他們卻應付不下去，一切都處於癱瘓狀態。因此革命法庭沒有往死里整他們，克雷連科甚至說，從一九二0年起“談不上有怠工現象”。不錯，專家是有過錯，但他們並非出於惡意，他們不過是些糊塗蟲，不會更好地工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沒有學會做工作，或者不過是一些利己主義者和受賄分子。
所以說，在恢復時期之初劃定了一條對工程師們奇妙的寬大為懷的槓桿。
一九二二年第一個和平年代充滿了公開的審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們這一章幾乎都用到這一年上了。（人們會感到奇怪：戰爭過去了-一而法院卻那麼活躍？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護法神都曾格外活躍過一陣。這裏是否有最簡單的規律性呢？）
雖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決定“縮小全俄肅委的管轄範圍”“它按照這個意圖裝腔作勢了一番並且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力就重新擴大了，十二月捷爾任斯基對《真理報》（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者說：“現在我們需要特別敏銳地注意各種反蘇派別和集團。國家政治保衛局緊縮了機構，但是提高了它的質量。”
因此我們也不放過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奧爾登博格爾工程師自殺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經誰也不記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沒有代表性的一次審判。說沒有代表性，是因為它的內容只涉及一個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經完結的。如果這條生命沒有完結，那末這個工程師，還有十來個人與他一起，便會組成中心而出現在“高庭”面前，那時審判就會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知名的黨務工作者謝捷爾尼科夫，兩名工農檢查院幹部，還有兩名工會工作者。
可是，在這一次對沙赫特分子和“工業黨”的早期先驅者的審判中，有着某種象契訶夫所描寫的遠方傳來的斷弦聲那樣一種令人惆悵的東西。
B-B-奧爾登博格爾在莫斯科自來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來從本世紀初就成了它的總工程師。他經歷了藝術的白銀時代、四屆國家杜馬、三次戰爭、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來派、反動分子和革命分子、貴族士官生和紅軍戰士、人民委員會、契卡和工農檢查院喝的都是奧爾登博格爾的潔凈冰涼的水。他沒有結婚，他沒有子女，他一輩子只有自來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備隊進駐自來水公司“因為士兵們笨手笨腳可能會把水管或機器弄壞”。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對自己的工人們說，革命已經結束，夠了，各就各位，水應當照常供應。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戰鬥中，他只關心一件事：保全自來水公司。他的從業人員舉行罷工來回答布爾什維克政變，邀請他一起參加。他回答說：“從技術方面，我，對不起，不罷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罷工。”他從罷工委員會接受了一筆支援罷工者的錢，寫了收據，但自己卻跑出去尋找管子接頭來修理壞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他對一個工人說過這種話：“蘇維埃政權連兩個星期也維持不了。”（在轉入新經濟政策的前夕下來了一個新精神，因此克雷連科允許自己對“高庭”稍微說點真話。）“當時不僅專家們這樣想我們也不止一次地這樣想過。”（第四三九頁，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像列寧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樣：為了監視資產階級專家們，我們需要有工農檢查院這條警犬。
在奧爾登博格爾身邊安排了兩隻這樣的警犬（其中一隻原是自來水公司的滑頭辦事員馬卡羅夫-澤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僱，進了工農檢查院，“因為那裏待遇好”，後來上升到中央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因為“那裏待遇更好”從那裏被派來監督自己的舊上司，一心要對惹過自己的人進行報復）。還有工會地方委員會這個工人利益的最好維護者也沒有睡大覺。共產黨員當了自來水公司的領導。“我們這裏一切都應該以工人為首，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掌權，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也為本案所證實，”（第四三三頁）還有莫斯科黨組織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來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後還有契卡）“當時我們正在建設一支我們自己的隊伍，那是以階級對立這種健康的感情為出發點的。凡是不屬於我們陣營的人，都要給他們配搭上一個……政委，否則任何一個負責崗位都不能交給他們。”（第四三四頁）各方面一下子都來糾正、支使、教訓總工程師，不經他的同意，隨便調動技術人員（“拆散了這些生意人的老窩”）。
但是，自來水公司並沒有得救。情況沒有好轉，而是變得更壞這準是有一個工程師的匪幫暗中搗鬼。更甚於此。奧爾登博格爾由於自己的知識分子中間狀態的天性，一輩子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厲害話，現在卻一反常態，膽敢把自來水公司新首長澤紐克（一個“因自己的內在氣質”使克雷連科覺得非常可愛的人物）的行為稱作瞎胡鬧J
這樣一來就清楚了，“奧爾登博格爾工程師有意識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階級專政直接的公開的敵人。”於是請各方面派檢查團到自來水公司來然而各檢查團都認為一切沒有問題，水流得也正常。工農監察員們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把一份又一份的報告送到工農監察院去。奧爾登博格爾乾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毀、破壞、打爛自來水公司”，但是他沒有這個本領。我們也儘力阻礙他，阻礙他鋪張浪費地去修理鍋爐或用混凝土水箱來替換木製水箱。工人領袖們開始在自來水公司的大會上公開地說，他們的總工程師是“有組織的技術怠工的靈魂”，號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樣沒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別使工農監察員和工會工作者的“血統無產階級心理”感到難受的是“沾染上小資產階級心理”的給水塔上的大多數工人站在奧爾登博格爾一邊，看不到他的怠工。而這時正好趕上莫斯科市蘇維埃的選舉，工人們推出奧爾登博格爾作自來水公司的候選人，黨支部當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黨的候選人。然而由於總工程師在工人中的虛假威信，黨的候選人看來沒有當選的希望。但是黨支部向區委會，向各級機關送去了一份決議，並在全體大會上宣佈：“奧爾登博格爾是怠工的中心和靈魂，在莫斯科市蘇維埃里他將是我們的政敵！”工人們則報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聲“不對！”“撒謊！”那時黨委書記謝捷爾尼科夫同志就面對面地向上千名無產階級宣佈：“我不想同你們這一群黑幫分子說話！”他表示，我們到別的地方說話去。
採取了這樣一些黨的措施：把總工程師開除出……自來水公司管理委員會，同時給他造成經常受審查的處境，不斷把他傳到為數眾多的各種委員會、各種小組裏去進行訊問並交給他需要緊急完成的任務。他的每次不到都寫入筆錄，“以備未來進行司法審判”。通過勞動與國防委員會（主席是列寧同志）爭取到任命一個“非常三人小組”（工農監察院、工會委員會和古比雪夫同志）來領導自來水公司。
四年來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麼也沒有察覺……
在這種情況下，謝捷爾尼科夫便在《經濟生活》上寫了一篇文章：“鑒於流傳着一些激動社會輿論的關於自來水公司災難性狀況的傳聞”，他提供了許多新的令人不安的傳聞，甚至有：“自來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識地沖蝕着整個莫斯科的地基”（那還是伊萬-卡利達奠定的）。請來了莫斯科市蘇維埃的一個檢查團。它認為；“自來水公司的狀況是令人滿意的，技術領導是合理的”。奧爾登博格爾駁倒了所有的指控。這麼一來，謝捷爾尼科夫便寬容地說：“我的任務是圍繞這個問題引起議論，至於弄清這個問題，那是專家們的事。”
工人領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最後的、但萬無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肅反委員會告密！謝捷爾尼科夫就這麼辦了！他“看到奧爾登博格爾有意識破壞自來水公司的跡象”，他毫不懷疑“在自來水公司、在紅色莫斯科的心臟存在着一個反革命組織”。而且還有：魯勃遼夫水塔的災難性狀況！
但是這時候奧爾登博格爾犯了一個很失策的錯誤，做出了一個懦弱的、中間狀態知識階層的舉動：他購置國外新鍋爐的定貨被“砍掉了”（而舊鋼爐現時在俄國不能修理）於是他便自殺了（對一個人來說，碰的釘子太多了，況且當時人們還沒有經過鍛煉）。
事情沒有放過去，沒有這個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組織。工農監察員們擔負起全面揭露這個組織的工作任務。兩個月間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的精神是這樣的：“對兩邊都要給點教訓”。於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審起這個案子來了。克雷連科恰如其分地嚴厲，克雷連科恰如其分地鐵面無私，他理解：“俄國工人把每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寧可看成是敵人，而不認為是朋友，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在進一步改變我們的實際政策和總政策時，我們還不得不作些大的讓步，不得不進行退卻和迂迴；也許黨將被迫選擇一條策略路線，這條路線將遭到忠誠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們的天真邏輯的反對”（第四五八頁）。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沒有把那些出庭作證反對謝捷爾尼科夫同志和工農監察員的工人們“當作一回事”。被告謝捷爾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訴人的威脅：“克雷連科同志！我知道這些條文；但要知道，這裏審判的並不是階級敵人，而這些條文是對待階級敵人的。”
然而，克雷連科也起勁地製造緊張氣氛：你們向國家機關有意遞送誣告……同時具有加重罪責的情節（私怨、個人報復）……利用職務地位……政治上不負責任……濫用權力、濫用蘇維埃幹部和聯共（布）黨員的威信……攪亂自來水公司的工作……給莫斯科蘇維埃和蘇維埃俄羅斯造成損失，因為這樣的專家很少——，…沒有人能代替……“我們已經不必去說具體的人的損失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鬥爭構成我們生活的主要內容，我們習慣於很少考慮這些不可挽回的損失……（第四五八頁）最高革命法庭應當說出自己有分量的話……刑事懲罰應當是十分嚴厲的……我們不是到這裏來開開玩笑的！……”
我的天喲，現在他們該怎麼辦呢？難道……？我的讀者已經習慣於提示：全都槍……
完全正確。全都給逗樂了：鑒於被告真心悔悟，判處他們……接受社會譴責！
兩個真理……
而謝捷爾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監禁。
請允許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繪成一片歡騰的光明景象的歌手們啊！一個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過一點進，哪怕當時只是童年，也是不會忘記的。陷害工程師的牛頭馬面們正是在二十年代養肥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從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經……
下面的兩次審判，我們要稍稍離開一下我們頂喜歡的最高公訴人：他正忙於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大審判的準備工作。（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外地審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薩拉托夫審判。）這起規模浩大的審判在歐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動，這時司法人民委員部突然想起：我們搞了四年審判，可是沒有刑法典，舊的沒有，新的也沒有。克雷連科也一定免不了要為法典操點心：需要各方面預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會案審判是內部案子，不會使進步的歐洲感興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對付過去。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國家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築本身以及裏面掛着的、擺着的、畫著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而留給教會的只是聖經上規定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教會。早在一九一八年，當政治上的勝利看來已經比預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時候，就着手去沒收教會的財產。然而這一倉促之舉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憤怒。在國內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再去建立一條反對教徒的內部戰線，那是不明智的。共產黨人與基督教徒的對話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在國內戰爭末期，作為它的一種自然後果，在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飢荒。因為這不很使這次戰爭的勝利者增光，所以我國的書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兩行。然而這次飢荒達到了人吃人、父母吃親生子女的程度這樣的飢荒甚至在大混亂時期的俄羅斯也是沒有見過的（因為當時，據歷史記載，一連數載都有尚未脫粒的谷垛被壓在冰雪下過冬）。一部關於這種飢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們見到的和知道的關於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一切完全改觀。但是，既沒有電影，也沒有小說，又沒有統計研究這是竭力要人們忘掉的，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們已經習慣於把任何飢荒的原因推在富農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誰是富農呢？柯羅連科在《致盧那察爾斯基的書信集》中（儘管後者答應過，但我國從來沒有出版過這個集子）解釋造成國內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說：這是由於一切生產率的下降（勞動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於農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喪失了哪怕給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將來會有人算清這筆帳：根據布列斯特和約，從失去抗議聲的俄國，甚至從未來的飢荒區，用了好多個月好多節車皮給繼續在西方作戰的德意志帝國供應了多少糧食。
一條筆直的、短短的因果鏈條：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於我們當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憲會議。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於從人民的災難中也能取得成功。這確是神機妙算須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現在讓神甫們去養活伏爾加流域吧！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是慈悲為懷的！
1．拒絕就把整個飢荒嫁禍於他們，並可以把教會摧毀；
2．同意我們就把教堂徹底打掃乾淨；
3．在兩種場合都可充實貨幣儲備。
而且，這條妙計看來還是教會自己的行為給提醒的。正如吉洪總主教所陳述，還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飢荒剛發生的時候，教會就成立了救濟饑民的教區委員會和全俄委員會，開始募集錢款。但是，容許來自教會的直接救濟送到饑民嘴裏，那就等於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查禁了，而錢款則收歸國庫。總主教還向羅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這也被制止了，解釋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有權同外國人進行談判。而且何必大驚小怪；報紙上寫着，當局自己有一切辦法來應付飢荒。
而在伏爾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門框。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會（國家救濟饑民委員會）向教會提出建議，為饑民捐獻教會的貴重物品，不是所有貴重物品，與教儀有關的物品不必捐獻。總主教同意了，救委會制訂了一項實施細則：一切捐獻必須是自願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總主教發表文告；允許各教區委員會捐獻無關教儀的貴重物品。
這樣一來，一切又可能化為蒙蔽無產階級意志的妥協。
思想如迅雷閃電！思想變成法令。全俄中執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從教堂收取一切貴重物品為了饑民！
總主教給加里寧寫信加里寧沒有答覆。於是，總主教於二月二十六日發佈了新的、致命的文告：從教會的觀點看，這類行動是瀆神行為，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收取。
過了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不難對總主教提出責備。基督教會的領導人當然不該為這樣一些思想分心：蘇維埃政權有沒有其他的資源，或者，是誰把伏爾加流域搞得沒有飯吃；他們也不該抓住這些貴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復活（如果還能復活）完全不在這些東西上面。但是也應當為這個不幸的總主教設身處地想一下。他的當選已經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在短短的幾年內領導着備受排擠、迫害、處決而他又受託保存的教會。
這時報紙上立刻發動了對總主教及高級教職人員的穩操勝券的圍攻，說他們正利用飢荒的瘦骨嶙峋的手來槍殺伏爾加流域！總主教抵抗得越頑強，他的地位也就變得越虛弱。三月，在宗教界內部也開展了一個讓出貴重物品、同當局協調一致的運動。參加救委會中央的安東寧-格拉諾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寧表達了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擔心：“教徒們感到不安的是，教會的貴重物品可能會用於與他們心靈格格不久的狹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進學說一般原則的有經驗的讀者會同意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共產國際和正在解放中的東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並不亞於伏爾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漢明也處於無疑的激奮狀態中：“這是上帝之物，我們自己會全部交出來。”但是不要來收取，讓這作為一種自願捐獻吧。他還要求建立神職人員和教徒們的監督：伴隨貴重物品直到它們變成供給饑民的糧食。他感到苦惱的是，與此同時又不要違背總主教對這件事的譴責態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氣氣地進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會的會議上，據目睹者說，甚至出現了一種歡樂的氣氛。文漢明宣告：“東正教會決意把一切都交出來救濟饑民”，只是認為強制收取是瀆神行為。但他這麼一來，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會主席卡納特契科夫擔保說，這會引起蘇維埃政權對教會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過心房，大家都站立起來。大主教說：“最主要的重負是不和與仇視。但俄國人匯合為一體的時候將會到來。我將親自帶領善男信女從喀山聖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淚把它們貢獻出來。”他祝福救委會的布爾什維克委員們，而他們也光着腦袋把他送到大門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報》證實了談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結局，讚揚了大主教。“在斯莫爾尼宮裏商定，教會的樽爵、金袍將在教徒們面前重鑄成金錠。”
又塗抹成了某種妥協！基督教的毒氣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爾加河流域的饑民們不需要這種團結一致和這種自動捐獻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會的立場不穩的班子被撤換了，報紙開始衝著“壞神甫”“教會公侯”狂吠，對教會代表們說明：不需要你們的什麼捐獻！不需要同你們搞什麼談判！一切都屬於當局它認為需要什麼就取走什麼。
於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樣，開始了伴隨着衝突的強制收取。
現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來開始教會案的審判產
8莫斯科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點在綜合技術博物館，莫斯科革命法庭，審判長別克，檢察長盧寧和隆吉諾夫。十七名被控告散發總主教文告的受審人，包括大司祭們和俗人。這個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貴重物品還重大。A-H-藻澤爾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貴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則上堅持總主教文告的看法，認為強制收取是讀神行為於是就成了審判的中心人物馬上就要被槍決（這也就證明：重要的不是給饑民們飯吃，而是在方便時刻把教會摧毀）。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為證人被傳到法庭。雖然廳里的聽眾是挑選好的，專門安排的（在這方面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區別不大），但羅斯的老底子是那麼深厚，而蘇維埃的底子還那麼淺薄，所以總主教一進來，半數以上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發文告的全部罪責承擔在自己身上。審判長竭力追根刨底：這是不可能的！難道是自己親手寫的全部都是自己寫的？你想必只是簽個名吧？是誰寫的呢？誰是出主意的人？還有：為什麼你在文告裏要提到報紙對你們的圍攻呢？（人家圍攻的是你們，幹嗎要我們聽到這些呢？……）你想藉此表明什麼？
總主教：“這應當去問那些掀起這一場圍攻的人，問他們是抱着什麼目的？”
審判長：“但你寫的這個東西與宗教毫無共同之處！”
總主教：“它具有歷史的性質。”
審判長：“你使用了一種說法，說當你們同教委會進行談判時‘在背後’發佈了法令？”
吉洪：“是的。”
審判長：“這麼說你認為蘇維埃政權做得不對？”
毀滅性的論據！在偵查員的夜間辦公室里還將千百萬次向我們重複提出這個問題！而我們永遠也不敢那麼簡單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樣。
總主教：“是的。”
審判長：“你是否認為國家現行法律對你有約束力？”
總主教：“是的，我承認它們，如果它們不與篤信教規相抵觸。”
（要是大家都這樣回答該多好呀！我們的歷史就會是另一個樣子！）
反覆詢問教規。總主教解釋說：如果教會自己交出資重物品這不是讀神行為。如果違背它的意願而取走這就是讀神行為。在文告中沒有說根本不交東西，而只是譴責違反意願的交法。
（這話使我們更感興趣違反意願！）
審判長貝克同志感到驚異：“歸根結底什麼對你更重要些教會的戒律還是蘇維埃政府的觀點？”
（可以預料的回答：“蘇維埃政府的……”）
公訴人大聲疾呼：“好，就算按教規是讀神行為，但從仁慈的觀點來看呢！！”
（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來的最後一次在法庭上想起這個內容貧乏的仁慈兩個字……）
還進行了語文學上的分析。“瀆神行為”這個字是從聖物-盜賊（這兩個字來的。
公訴人：“那就是說，我們這些蘇維埃政權的代表是盜竊聖物的賊了？”
（廳內長時間的喧鬧聲。休息。法庭管理人員忙亂了一番。）
公訴人：“這樣說，你把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全俄中執委都叫作賊了？”
總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規。”
往下討論了“褻瀆行為”這個術語。從瓦西里-凱薩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時，聖像的金袍裝不進箱子去，於是就用腳踩扁了，但總主教本人沒有在現場吧？
公訴人：“你是從哪裏知道的？請把講給你聽的神甫的姓名說出來！”（=我們馬上就把他關起來！）
總主教沒有說出姓名。
那就等於撒謊！
公訴人得意洋洋地追問：“不，是誰散佈了這個卑鄙的誹謗？”
審判長：“說出那些用腳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來！（他們幹這種事情的時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則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說的！”
總主教不能說出姓名來。
審判長：“那就是說，你是憑空誣告！”
剩下的是要證明總主教想顛覆蘇維埃政權。請看這是怎樣證明的：“進行鼓動就是企圖準備情緒，以便將來準備實行顛覆。”
法庭決定對總主教提起刑事訴訟。
五月七日宣告判決：十七名受審人中十一名判處槍決（實際槍斃了五人）。
正如克雷連科所說，我們不是到這裏來開開玩笑的。
再過一個星期，總主教被停職並被逮捕。（但這還不是最後結局。暫時把他押送到頓斯科伊修道院，嚴加看管，直到教徒們開始習慣於他的不在。記得吧，不久前克雷連科還表示過驚訝：有什麼樣的危險威脅着總主教呢？……不錯，當偷偷地撲上來的時候，敲鐘和打電話都無濟於事。）
再過兩個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會的高級官員，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樣。一九一七年春天從古諾夫戈羅德時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選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選了文涅明）選舉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個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溫和的人，是工廠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層神職人員中頗有聲望，正是他們的票數使文涅明當了選。他不理解時代，認為自己的任務是使教會脫離政治，“因為教會在過去吃了它的許多苦頭”。正是這一點把大主教牽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會貴重物品）有幾十八，其中包括神學教授、教會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審判長謝苗諾夫年方二十五歲（據傳聞是個麵包銷掌柜）。主要公訴人司法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克拉西科夫列寧的同齡人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流放時期的朋友，後來是流亡國外時期的朋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喜歡聽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從漢瓦大街拐彎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過大主教時，人們跪下來唱“上帝拯救眾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樓里一樣，一些過分熱心的教徒當時就遭到逮捕。）在審判廳里大部分聽眾是紅軍戰士，但是每當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進來的時候連這些人都站起來。而公訴人和法庭卻稱他為人民公敵（這個詞兒當時已經有了，這一點要記住）。
審判的氣氛一次比一次緊張，律師受壓制的狀況已經十分明顯。這方面克雷連科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但目睹者介紹了情況。法庭大聲威脅要把首席辯護人博布里謝夫-普希金本人關押起來，而這已經是當時的時尚，這已經是那麼現實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謝夫-普希金趕緊把金錶、錢包交給律師古羅維奇……證人葉戈羅夫教授因說了有利於大主教的話，被法庭裁決當場羈押。但是，沒想到葉戈羅夫對此早有準備：他隨身帶着一個鼓鼓囊囊的皮包，裏面裝着食物、替換衣服甚至還有一條小被子。
讀者會注意到，法院是怎樣逐漸地具備起我們所熟悉的形式。
文漢明大主教被控為居心不良地與……蘇維埃政權取得協議，藉此達到了使收取貴重物品法令內容較緩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發自己致救委會的呼籲書（私下出版物！）。還與世界資產階級配合行動。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個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員，他作證說，神甫們串通好要利用飢荒挑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
只聽取了原告一方的證人陳述，而沒有讓辯護方面的證人出庭陳述。（啊，多麼像呀，越來越像了……）
公訴人斯米爾諾夫要求“十六顆首級”。公訴人克拉西科夫大聲疾呼：“整個東正教會就是一個反革命組織。說實話本應把整個教會都關進監牢裏去！”
（綱領是很現實的，它幾乎很快就辦到了。它是雙方對話的良好基礎。）
利用罕有的機會我們僅將保存下來的大主教辯護律師古羅維奇的幾句話引在下面：
“沒有罪證，沒有事實，連罪狀也沒有……歷史將會說什麼？（哎唷，真嚇死人！沒關係，它會忘掉的，它什麼也不會說！）在彼得格勒收取教會貴重物品的經過明明是完全平靜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現在卻坐在被告席上，並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們推向死亡。你們所強調的基本原則是蘇維埃政權的利益。但是請不要忘記，教會是在殉教者的鮮血里成長的（在我們這裏不會成長起來！）……我再沒有更多的話，但也很難結束我的發言。當辯論在進行被告還能活着。辯論一結束，生命也將結束……”
革命法庭判處十個人死刑。他們等死等了一個多月，一直等到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結束（好像是準備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槍斃）。在此以後全俄中執委赦免了六個人，四個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國家杜馬成員謝爾吉；法學教授諾維茨基及律師科夫沙羅夫）於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裏執行槍決。
我們務請讀者不要忘記“地方多數”這個原則。這裏有兩起教會案件，那裏就有二十二起。
社會革命黨人案開庭之前，十分抓緊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該鋪好法律的花崗石塊的時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執委應屆例會開幕，但法典草案還是沒有來得及搞好，它剛送到戈爾基去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審定。法典中有六條的最高刑規定為槍決。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頁邊上又補充了也必須實行槍決的另外六條，（其中有第六十九條：宣傳與鼓動……特別是號召消極反抗政府、號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納稅義務……）還有一種應判槍決的情節：不經允許而從國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經常來回亂竄那樣）。還有一個與槍決相等的懲罰：驅逐出境（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預見到那個不遠的將來，那時人們將從歐洲難以招架地湧向我國，但卻沒法強迫任何人自願地離開我國到西方去）。主要的結論伊里奇是這樣向司法人民委員說明的：
“庫爾斯基同志！在我看來，應當把槍決擴大適用於……（可代之以驅逐出境）孟什維克、社舍革命黨人之流的各種活動；擬定一個把這些行為同國際資產階級聯繫起來的表述方法。”（着重點是列寧加的。）
擴大槍決的適用！這還不明白嗎？（驅逐出境的有幾個？）恐怖手段這是一種說服手段廣好像清楚了吧！
而庫爾斯基還是沒有徹底清楚。他大約感到才盡技窮，實在不知道這個表述方法怎麼擬定，這個聯繫怎麼編造。於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員會主席那裏去請求指點。這次談話內容，我們不知道。但緊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寧從戈爾基發出了第二封信：
庫爾斯基同志：現在給你寄去刑法典補充條款草案，作為我們談話的補充。……草案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確的：公開地提出原則性的和政治上正確的（而不只是狹隘的法律上的）原理，來說明鎮壓的實質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範圍。
法院不應該取消鎮壓；答應這樣作是自欺欺人，法院應該在原則上明確地毫無掩飾地說明鎮壓的道理，並使它具有法律根據。這一點應該盡量廣泛地表述出來，因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識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實施得比較廣泛的條件。
致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對這個重要文件我們不打算進行評論。對它適宜於靜靜地思考。
這個文件之所以特別重要，因為它是還沒有完全病倒的列寧在塵世上所作的最後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遺囑的重要部分。發出這封信後過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風。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幾個月裏他才局部地恢復了一段不長的時間。也許給庫爾斯基的兩封信，就是在二層樓角上那個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廳兼辦公室里寫的，那裏已經放着將成為領袖臨終卧榻的那張床，在等待着。
隨後附着那個草案、補充條款的兩種方案。這個條款過了幾年後就成長為五十八條4以及我們的老媽媽整個的五十八條，你一面讀着一面感到欽佩，“盡量廣泛地表述出來”原來是這個意思！實施得比較廣泛原來是這個意思！你一面讀着一面就會回憶起來，下面這段如此親熱的條文是多麼法力無邊：
“……宣傳或鼓動，或參加組織，或協助（客觀上協助或者有能力協助）其活動具有……性質的……組織或人……”
把奧古斯丁帶到這裏交給我，我馬上就給他套上這個條文！
該做的都做了，做了補充，重新打印，擴大了槍決的適用範圍於是全俄中執委五月下旬的會議通過了刑法典共決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現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據開始為期兩個月的下一審判。
10社會革命黨人審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辦事靈活的格奧爾吉-皮亞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審判長卡爾克林同志（審判員的好姓！）來審理這個重大案件。
如果我們與讀者對於任何審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狀，不是所謂“罪”而是適宜性這一點還沒有充分的理解，也許我們一開始對於這次審判心裏會有點疙疙瘩瘩。但適宜性勢如破竹地發揮着作用：與孟什維克不同，社會革命黨人當時還被認為是具有危險性的、還沒有潰散、還沒有徹底打垮的為了鞏固新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適宜於把他們徹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這個原則，那就可能把整個審判錯誤地理解為黨派報復。
對於在這個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會和各國漫長、悠久、連綿不斷的歷史聯繫起來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十年間的屈指可數的議會民主制以外，各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政變史和奪權史。誰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變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燦的法衣的萌庇，他的過去和未來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應受頌揚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敵人的過去和未來的每一步則都是犯罪的，應該受到審判和合法懲處的。
刑法典通過才一個星期，但是他們已經把革命后五年的歷史全安排進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會革命黨曾是一個從事於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鄰的革命政黨，它承擔了（由於它那恐怖策略的特點）布爾什維克幾乎沒有遭受過的苦役的主要重負。
現在指控他們的第一條罪狀是：社會革命黨人是國內戰爭的發動者！不錯，是他們發動了國內戰爭，這是他們發動的！他們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對它進行了武裝抵抗。當他們所支持並且部分地由他們所組成的臨時政府被水兵們的機槍火力合法地掃蕩了的時候社會革命黨人非法地試圖保衛這個政府（有氣無力地試圖了一下，馬上就動搖了，馬上就脫離了那就不一樣。但罪也不會因此而輕些。），甚至以射擊回答了射擊，甚至發動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軍職的士官生進行反抗。
他們在武裝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並沒有悔改。他們沒有跪在宣佈自己為政府的人民委員會面前求饒。他們繼續頑固不化地認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們沒有當即承認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線的破產，但曾請求赦免他們，解散他們，請求當局不再認為他們是一個政黨。根據同樣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邊疆區先後出現的那些政府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薩馬拉的、烏髮的或者鄂木斯克的、烏克蘭的、庫班的、烏拉爾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認為是非法的，因為它們都是在人民委員會以後宣佈自己為政府的。
第二條罪狀是：他們的行動加深了國內戰爭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們上街遊行示威，因而成為反對工農政府合法政權的暴亂分子；他們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反對合法地驅散那個會議與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衛隊員（立憲會議心平氣和地開會能產生什麼好結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國內戰爭的大火嘛。國內戰爭之所以會發生，全是因為全體居民們沒有同時地和馴順地服從人民委員會的合法法令）。
第三條罪狀是：他們不承認布列斯特和約就是那個沒有把俄國的頭砍下來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軀體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約。起訴書判明，這樣一來就具備了“叛國和旨在把國家拖進戰爭的犯罪行為的全部要件”。
叛國行為！這也是可以任意顛倒的一種玩意兒。你怎麼擺，它就……
由此也就產生出第四條嚴重的罪狀：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當德意志帝國勉強撐持對協約國作戰的最後幾個月和最後幾個星期的時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約的蘇維埃政府一列車一列車地運送糧食並每月交付黃金支持着德國進行這個艱苦的鬥爭社會革命黨人則陰險地準備（甚至不是準備，更多是照老習慣反覆討論：如果……那該……）在這樣的一趟列車開出前炸毀鐵路，把黃金留在祖國就是說他們“準備犯罪性地破壞我們的人民財產鐵路”。（當時還不覺得害臊也沒有隱瞞不錯，是把俄國的黃金運到未來希特拉的帝國去，念了歷史和法律兩個系的克雷連科也沒有想到，他的助手們也沒有一個人悄悄提醒，如果鋼軌是人民財產，那末也許金條也算？……）
從第四條罪狀中不可避免地會引伸出第五條罪狀來：社會革命黨人打算從盟國代表手裏拿錢來購置進行這次爆破用的技術器材（為了不交黃金給威廉皇帝，他們想從協約國拿錢）而這已經是極端的叛變行為了！（以防萬一起見克雷連科嘟噥說，社會革命黨人同魯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過聯繫，但找錯了主，就離開了。）
由此到達第六條罪狀就完全不遠了：社會革命黨人在一九一八年當過協約國的間諜！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間諜！這在當時聽來一定是爆炸性的。從那以後這條罪名層出不窮，簡直叫人倒了胃口。
還有第七條、第十條這是同薩溫科夫、或者同費羅寧科。或者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同“復興同盟”（它有過沒有？……）或者甚至同反動大學生、或者甚至同白軍進行合作。
這就是檢察長（在審判前給他恢復了這個名號）巧妙地拉出來的一長串罪狀。是坐在辦公室里冥思苦想出來的也罷，或者是坐在講台後面突然得到的靈感也罷，他找到了一種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責備語調，在以後的各次審判中他對這種語調用得越來越熟練，味道越來越濃，這種語調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驚的效果。這種語調的目的就是要在審判者和受審者之間尋求一致，共同對抗其餘的整個世界。這個曲調是在受審人最喜愛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訴人對社會革命黨人說：我們與你們可都是革命者呀！（我們！你們加我們等於我們！）你們怎能墮落到去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呢？（這時你們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軍官們聯合呢？何苦要把你們設計的出色的秘密活動技術教給那些反動大學生？（這是十月政變的特別性格：同時向所有政黨宣戰，又立即禁止它們互相聯合“沒來抓你，別簽名找麻煩。”）
有些被告心裏怎麼能不活動呢？他們覺得自己怎麼竟墮落到這個地步？須知檢察長在明亮的大廳里表示的這種同情最能打動從牢房裏帶出來的囚徒。
克雷連科還開闢出一條這樣的邏輯蹊徑（後來對維辛斯基控訴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們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你們從他們那裏得到金錢接濟。起初你們拿錢是用於具體活動，絕非為了黨的最終目的但界限在哪裏呢？誰能把這兩者區分開呢？要知道具體活動不也是黨派的目的嗎？因此，你們陷進泥坑了：你們社會革命黨不就成了資產階級養活的政黨了嗎？！你們的革命自豪感到哪裏去了？
罪狀已經積累得綽綽有餘了法庭本可進去評議，給每人鉚上應得的懲罰但還有一些麻煩：
這裏指控社會革命黨的一切罪行都是屬於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會革命黨委員會決定停止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不知是因為鬥爭得筋疲力盡了，還是社會主義的良心太濃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爾什維克政府宣佈赦免社會革命黨過去的一切。該黨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兩個星期以後就開始了大逮捕，把所有頭頭們都抓了起來（這就叫：按我們的做法！）；
從那時起他們在獄外沒有進行鬥爭，蹲在監獄裏面就更沒有進行鬥爭了（該黨中央蹲在布蒂爾卡裏頭，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像在沙皇時期那樣越獄）所以他們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麼也沒有做過。
他們不進行鬥爭還不算，他們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就是說放棄了自己過去的臨時政府，也放棄了立憲會議。）只是請求進行有各黨派自由競選的蘇維埃改選。（被告中央委員亨德爾曼甚至在審庭上還說：“請給我們享受全系列的所謂公民自由我們將不會違犯法律。”給他們，還“全系列”呢！）
聽到了嗎？聽到了嗎？懷着敵意的資產階級獸臉原來在這兒拱出來了！難道可以嗎？要知道當前時局嚴重呀！要知道我們是在受到敵人包圍呀！（過二十年，過五十年，過一百年還將這樣）而你們卻要各黨派的自由宣傳，狗患於？！
克雷連科說，政治頭腦清醒的人對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聳聳肩膀。為此曾做出過公正的決定：“立即採取國家的一切鎮壓措施，杜絕這些集團進行反政府宣傳的可能。”（第一八三頁）於是就把整個社會革命黨人的中央委員會（已抓到的）關進監獄！
但現在向他們提出什麼罪狀呢？我們的檢察長抱怨說：“這個時期還沒有經過應有的司法調查。”
然而，有一條罪狀是萬無一失的：也是在那個一九一九年二月，社會革命黨人作出過一項決議（但沒有付諸實行，可是根據新的刑法典這反正一樣）：在紅軍中進行秘密宣傳，使紅軍戰士拒絕參加對付農民的懲罰隊。
這是卑鄙陰險的叛變革命行為！勸阻參加懲罰隊。
還可以把所謂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國外代表團”那些已經溜到了歐洲的主要社會革命黨人所說所寫所做的（大都是說的和寫的）一切，都列為國內這些人的罪狀。
但這一切還嫌少了一點。於是又想出一條：“坐在這裏的被告中的許多人，本來不應在本案中受到起訴，如果他們沒有被控告組織恐怖行動的話！”他說……當一九一九年頒佈大赦令的時候，“蘇維埃司法界人士誰也沒有想到”社會革命黨人還組織針對蘇維埃國家領導幹部的恐怖行動！（是呀，真的，誰能想到社會革命黨人居然還會搞恐怖行動？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連這些活動一起赦免！當時沒有想到這簡直是幸運。只有當需要的時候才會想到。）現在這一條罪狀是沒有得到赦免的（因為赦免的只是鬥爭）於是現在克雷連科就把它提了出來！
首先是：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還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幾天就說了些什麼？（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麼沒說過呀！……）被告們當前的領袖，也就是該黨的領袖阿布拉姆-戈茨說過：“如果斯莫爾內的專制者們對立憲會議也要侵犯的話……社會革命黨將會想起自己久經考驗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預計難以馴服的社會革命黨會有這一手。確實很難相信他們放棄了恐怖手段。
克雷連科發牢騷說：“在進行這方面的調查的時候”，由於是秘密活動，“證人的陳述……將會很少”。“這就使我的任務變得非常困難……在這個方面某些時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頁）
使克雷連科的任務發生困難的還有，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恐怖行為問題，曾於一九一八年在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裏討論過三次並三次遭到了否決。而現在，過了幾年後，卻需要證明社會革命黨人仍在進行恐怖活動。
社會革命黨人當時決定：不在布爾什維克對社會黨人實行屠殺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說：如果布爾什維克殺害被捉去當人質的社會革命黨人，那末黨將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質即便給打死也罷……）
問題就在這裏；為什麼要帶保留？為什麼不絕對放棄？“為什麼沒有發表絕對否定性的意見？”該黨並沒有實施任何恐怖行為，這甚至從克雷連科的公訴詞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擺出這樣一類事實：在一名被告的腦子裏曾經有過一個要在人民委員會遷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毀列車火車頭的方案這就等於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犯了恐怖行為罪。執行者伊萬諾娃帶着一塊硝化棉炸藥在車站附近守了一夜這就等於圖謀顛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車，也就等於中央委員會犯了恐怖行為罪。或者：中央委員頓斯科伊曾警告卡普蘭，如果她向列寧開槍，她將被開除出黨。這不夠！為什麼沒有絕對禁止呢？（或者也許會說：為什麼不向契卡告發她呢？）卡普蘭總歸是粘得上去的：她是個社會革命黨人。
克雷連科從死公雞身上拔毛，專為證明社會革命黨人沒有採取制止他們那些閑得無聊的戰鬥隊員實施個人恐怖行為的措施。（那些戰鬥隊員們也是什麼都乾的。謝苗諾夫指使謝爾蓋耶夫暗殺了沃洛達爾斯基但是該黨中央卻站在一邊沒受李連，甚至公開宣佈與己無關。可是後來這個謝苗諾夫和他的女友科諾普廖娃帶着可疑的誠意向國家政治保衛局、現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內容豐富的自願證詞，而這些最可怕的戰鬥隊員在蘇維埃法庭上是沒人押送的，在休庭時間他們走回家去睡覺。）
關於一個證人，克雷連科是這樣解釋的：“如果一個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這麼湊巧，正好說到點子上。”（第二五一頁）（很有力！對任何偽證都可以這樣說。）或者（關於頓斯科伊）：難道可以“疑心他有過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訴所需要的東西？”關於科諾普廖娃說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確實可信，正是在於她所供述的並非全是公訴所必需的（但是對於判處槍決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提出問題，說所有這些全是科諾普廖娃捏造出來的……那本很清楚：捏造歸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還不是完全憑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頁）還有這樣的說法：“會不會有這次見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過！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然後是“破壞小組”。關於它議論了很久，可是忽然說：“它因沒有活動而被解散了。”那還要喋喋不休說它幹什麼？有過幾起從蘇維埃機關中強取錢款的事件（社會革命黨人沒有活動經費，需要租房子，來往於各城市）。但從前，照所有革命黨的說法，這種行動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剝奪。而現在，在蘇維埃法庭面前卻是“搶劫和窩藏”。
在本案的公訴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黃的不眨眼的燈籠，照出了這個高談闊論、實質上是張惶失措、束手無策甚至無所作為、從未有過像樣領導的政黨的全部猶豫不決、動搖不定、東拐西彎的歷史。於是它的每一個決定或不決定，它的每一次翻滾、衝動或退卻現在都變成了，都被認定是它的罪過、罪過、罪過。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審判前十個月，已經蹲在布蒂爾卡監獄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員會，給新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寫信說，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爾什維克專政，而只是通過團結勞動群眾和宣傳鼓動工作的方式，（就是說關在監獄裏它還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謀求得解放！）這也成了他們的頭等大罪：好啊，這意思就是你們同意推翻現政權！
但如果終究還是安不上推翻現政權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為的罪名，強取錢物的行為幾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問題早已被寬恕，那怎麼辦呢？我們親愛的檢察長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寶：“說到底，不檢舉也是一種犯罪構成，這無例外地對所有的受審人都是適用的，並且應當認為是已經查明了的。”（第三0五頁）
社會革命黨已經犯了不檢舉自己罪。這是逃不脫的！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發現，這是把感恩的後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亞去的鋪好的道路。
克雷連科乾脆滿腔憤怒地大罵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兇狠敵人”！因此不用審判就清楚該對他們怎麼辦。
法典還那麼新，甚至規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條文，克雷連科都沒有來得及分別記住號數但他是怎樣揮舞這些號數的大棒呀！怎樣意味深長地加以引用和解釋的呀！好像幾十年來斷頭機的刀片一直是按照這些條文的規定起落的。特別新鮮和重要的是，舊的沙皇法典區分方法和手段的規定，在我們這裏沒有了！它們對定罪和量刑都沒有影響！對於我們來說，意圖和行為都一樣！作出了一個決議為它就可以進行審判。至於“這個決議是否已經付諸實行這沒有任何重大意義。”（第一八五頁）在被窩裏對老婆咬耳朵說最好能推翻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在選舉時進行宣傳鼓動，或者扔一顆炸彈都一樣！刑罰都一樣！！！
胸有成竹的畫家只消用炭筆勾畫幾根粗獷的線條，一幅傳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現了。從一九二二年的速寫稿里，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這是甚至對歐洲都公開的審判的第一次實驗，也是“群眾的憤怒”的第一次實驗。“群眾的憤怒”這一招搞得特別成功。
情況是這樣的。兩個社會黨國際第二和第二半（維也納聯盟）在四年間如果不說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靜地觀察着布爾什維克如何為了社會主義的光輝在砍死人，燒死人，淹死人，槍斃人，在壓制着自己的國家，這一切被理解為偉大的社會實驗。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佈將四十七名社會革命黨人交最高法庭審判歐洲社會黨的領導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驚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為建立反對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召開了三個“國際”（共產國際代表是布哈林、拉傑克）的會議，社會黨要求布爾什維克放棄這次審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統一戰線”，因而共產國際代表團擅自做了保證：審判將是公開的；各個國際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記記錄；允許被告希望的辯護人出庭；還有越過了法院管轄權的最主要的一條（對於共產黨人說來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會黨人也同意了）：在這次審判中將木作出死刑判決。
社會黨領導人們高興了：他們決定親自去當被告的辯護人。列寧（他正度過着第一次中風前的最後幾個星期，但是自己還不知道）在《真理報》上作出了嚴厲的反應：“我們付出的太多了。”怎麼能許諾不會判死刑，准許社會叛徒們進入我們的法院？隨後我們又將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國共產黨的《紅旗報》評論說，如果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履行承擔的義務，那他們就是白痴：問題是“統一戰線”在德國垮台了，所以原來的一切諾言都白給了。但是共產黨人那時候已經開始明白了自己歷史性手法的無限威力。審判日期臨近了，五月，《真理報》寫道：“我們將準確地履行義務。但是在法庭之外，這些先生們應被置於能保證我國不受這些壞蛋們煽動策略之害的條件中。”五月末，著名社會黨人王德威爾德、羅森菲爾德、陶道爾-李卜克內西（被殺害的卡爾的兄弟）就在這樣的伴奏聲中，出發前往莫斯科了。
從邊境車站開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車站，社會黨人的車廂都遭到憤怒示威的勞動群眾的衝擊，要求他們交待他們的反革命企圖，要王德威爾德交待他為什麼要在掠奪性的凡爾賽條約上簽字？要不就是砸掉車廂玻璃，揚言還要狠揍他們幾巴掌。但最盛大的歡迎還是在莫斯科的溫達夫車站：廣場上擠滿了舉着旗幟，帶着樂隊，唱着歌曲的示威群眾。大幅標語牌上寫着：“國王大臣王德威爾德先生！您何時受革命法庭審判？”“該隱，該隱”，你兄弟卡爾在哪裏？”外國人出站時群眾叫喊，吹口哨，學貓叫，恐嚇，齊聲唱：
來了，來了個王德威爾德，
來了，來了個世界大賤貨。
當然歡迎來作客，
朋友們，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這兒弔死他。
（這時出了一件尷尬事：羅森菲爾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興地把手指放在嘴裏吹口哨的布哈林。）隨後的幾天，傀儡戲班乘着花花綠綠的彩車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銅像旁邊的露天舞台上不間斷地演出着描寫社會革命黨人和他們的辯護人背叛行為的話劇。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說家們分頭下廠，在煽風點火的演說中要求判社會革命黨死刑，然後進行黨與非黨工人的投票。（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好多辦法了：在大批人失業的情況下把不同意的人開除出廠，取消他的工人供應本這還不說契卡。）投了票。各廠紛紛呈遞要求死刑的請願書，這些請願書和簽名人數佔滿了各報版面。（的確，不同意的人還是有的不得不抓進去幾個。）
六月八日開庭審判。受審的有三十二個人，其中二十二個是從布蒂爾卡押來的，十個表示了悔改的，已經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幾個共產國際人員為這幾個人作辯護。（布哈林和皮亞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劇中玩得很開心，沒感覺到愛留後手的命運的嘲弄。但是命運也留給了考慮的時間每人還各有十五年的壽命，克雷連科也一樣。）皮亞塔科夫態度生硬，不讓被告發言。盧那察爾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對起訴表示支持。（克雷連科的妻子也在起訴書上籤了名，偵查是她主持的好一個全家協作。）
旁聽人數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親屬，其餘人全是共產黨員、改裝的契卡人員和經過挑選的聽眾。被告和辯護人的話常常被聽眾席上的喊聲打斷。翻譯對辯護人歪曲審判庭上的話，對審判庭歪曲辯護人的話，法庭以譏笑的口吻駁回辯護人的請求，辯護方的證人不許入場，速記記錄做得使人認不出自己的發言。
第一次開庭皮亞塔科夫就宣佈，法庭審案將不採取什麼不偏不倚的態度，決心完全按照有關蘇維埃政權利益的考慮辦事。
一周后，外國辯護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見，說好像違反了柏林協議最後法庭驕傲地回答說，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協議約束的。
社會黨辯護人徹底泄了氣。他們出席這個法庭僅能造成正常訴訟程序的假象，他們放棄辯護，現在只想回歐洲了但是不放他們走。這些顯要的客人們只得宣佈絕食！只是在這以後才准許他們於六月十九日啟程。很可惜，因為他們錯過了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場面六月二十日，沃洛達爾斯基遇刺紀念日。
集合了來自各工廠的隊伍（有的廠子關上大門，以免工人們事前溜號，有的廠子收走出入證，有的地方白給一頓飯），旗幟和標語牌上寫着“處死被告”，軍人的隊伍那就不用說了。紅場上召開群眾大會。皮亞塔科夫講話，保證要加以嚴懲，克雷連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傑克，共產黨演說家的全體精英，都講了話。然後遊行隊伍向法院大樓進發，已經回到那兒的皮達可夫命令把被告們帶到面對波濤洶湧的群眾的大開的窗口前。他們站在那裏、辱罵和嘲笑像冰雹一樣朝他們襲來，一塊“處死社會革命黨”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這一切佔用了下班后的五個小時，天已經黑下來（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亞塔科夫在大廳里宣佈，群眾大會代表團要求進來。克雷連科做了解釋，說雖然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依據蘇維埃政權的精神，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團湧進了大廳，在這裏發表了兩個小時的謾罵式的恐嚇言論，要求判死刑，審判員們聽着，握手，感謝，保證毫不留情。氣氛白熱化到這種程度，以至被告和他們的親屬以為當場要實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孫子，這樣一個沙皇時代的成績斐然的恐怖分子，謀殺與刺死杜爾諾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參加者，在他的戰鬥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落到過這種地步！）但是人民憤怒的熱潮到此就打住了，儘管法庭還繼續審理了一個半月。一天以後連蘇維埃的辯護人也離開了法庭（很快他們也該被逮捕和驅逐了）。
這裏能叫人看到許多我們熟悉的未來的特徵，但是被告們的行動還遠遠沒有被制服，他們還沒有被迫使講反對自己的話。左翼政黨的傳統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們是勞動者利益的衛士還在支持着他們。在白白喪失了的妥協投降的歲月之後，遲到的堅強又回到了他們身上。被告貝爾革指控布爾什維克槍殺維護立憲會議的遊行者；再如利別羅夫直言不諱地說：“我承認自己的過錯在於一九一八年我為推翻布爾什維克做的工作不夠。”（第一0三頁）葉夫根尼-拉特涅爾也說了同樣的話，貝格又說：“我認為自己對俄國工人有罪的是，我沒有能夠用全力同所謂工農政權進行鬥爭、但我希望，我的時間還沒有過去。”（已經過去了。親愛的，已經過去了。）
這裏還有着那種酷愛講響亮話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堅強性。
檢察長論證說：被告們對蘇維埃俄國具有危險性，因為他們認為過去所做的一切都縣好事。“也許某些受審人在安慰自己，以為將來某個時候寫歷史的人會稱讚他們或稱讚他們在法庭卜的行為。”
還有全俄中執委在審判后所作的決議也指出：他們“在審判過程中保留了繼續”進行以往活動的權利。
被告人亨德爾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學家）在法庭上表現得與眾不同，他同克雷連科就篡改證人陳述，就“審判前對待證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讀作：就證人事先受到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明顯處理等問題進行了爭論（這時全套都已經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緊一把就可以達到理想境界了）。原來預審工作是在檢察長（就是克雷連科）的監督下進行的，並且有意識地消除了陳述中個別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開庭時才第一次作出的陳述。
當然難免有毛糙之處。難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歸根結底“我們應當完全明確和清醒地宣告……我們感興趣的並不是歷史的法庭將怎樣評價我們的所作所為的問題。”（第三二五頁）
至於毛糙之處我們會加以考慮、加以改正。
但暫時克雷連科為了設法擺脫困境大概是在蘇維埃法學上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想起了調查這個字眼！在偵查之前的初步調查！瞧，他說得多麼頭頭是道：以前那種沒有檢察長監督的並曾被你們認為是偵查的工作那叫做調查。目前在檢察長監督之下進行的紮好繩頭擰緊螺釘並被你們認為是再偵查的工作這才正是偵查呀！雜亂無章的“沒有經過偵查檢驗的調查機關的材料，比之偵查的材料”（如果指導得法），“其訴訟證據價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頁）
真巧妙，可謂天衣無縫。
實事求是而論，克雷連科是應該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準備這次審判，在審判中叫喊了兩個月，還費了十五個小時的勁去念完自己的公訴詞，而其實所有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兩次地落入過肅反機關的手裏，並且是在這些機關具有非常權力的時候；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頁）而現在把合法地拉他們去槍斃的差事留給了克雷連科。
當然，“判決應當只有一種一個不剩地全部槍決！”但是，克雷連科寬宏地附帶聲明，本案畢竟是在全世界注視之下進行的，檢察長所說的，“對法庭並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須遵照執行”。（第三一九頁）
好一個法庭，如果還需要向它說明這個！……
檢察員提出槍決之後建議被告聲明悔過和退黨。全體都拒絕了。
於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決中表現得肆無忌憚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個不剩”地都宣告槍決，而只是給十四個人宣判槍決。其餘的監禁、勞改營，還有上百人“另立專案進行審理”。
讀者，務請記住：共和國的所有其餘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給他們以指示”，（第四0七頁）“高庭”的判決是被“當作指示性文件”對待的。（第四0九頁）各地還要拓進多少人去這隻有請你們自己動動腦子了。
看來全俄中執委主席團對整個這場審判行使一次改判權是值得的。法庭判決書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會議上，會上有人提議以驅逐出境代替槍決。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議（好一個三人小組，而且意見一致）：二十四小時之內聲明退黨則判五年流放，否則立即槍決。通過了加米涅夫的建議，成為全俄中執委的決定；批准死刑，但暫緩執行。已決犯的命運取決於留在外面（顯然包括境外的）社會革命黨人的舉動。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繼續進行哪怕是地下密謀活動，更不用說武裝鬥爭，這十二個人將被槍決。
這樣就用死來對他們進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槍斃的日子。把他們從尚可接觸外界的布蒂爾卡藏進了盧賓卡，剝奪了會見、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權利不過若干人的妻子也馬上被抓起來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羅斯的田地里已經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時期的莊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經聽不到槍聲了（在雅羅斯拉夫爾斃了彼爾胡羅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還將不斷、不斷、不斷……）。這時我們的最初的外交人員和記者們正航行在藍天碧海之間，出國赴任。而工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把終生的人質留在自己的懷抱。
執政黨的黨員們讀了六十期報道審判經過的《真理報》（他們都讀報）大家都說對，對，對。誰也沒有說一個不字。
因此，他們後來在三七年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有什麼可以抱怨呢？……難道不是已經奠定了無法無天的一切基礎了嗎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軍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後來是這些早期的審判和這個年幼的法典？難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適宜的嗎（適宜於斯大林的目的，也許還適宜於歷史的目的）？
克霍連科脫。說出，他們審判的不是過去，而是將來，這是有預見的。
只是揮起第一鐮需要費點勁。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後，鮑里斯-維克托羅維奇-薩溫科夫進入了蘇聯國境。他當即被逮捕並被解送到盧賓卡。
關於這次歸來有過許多猜測。但不久前一個叫阿爾達瑪茨基的人（此人顯然同克格勒的檔案與人物有聯繫）發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矯揉造作的文學胡謅，但是看來還是接近真實的歷史故事。（《涅瓦》雜誌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國家政治保衛局把薩溫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過去，又哄騙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過他們甩出了牢靠的釣鉤：他們放出風聲說，在俄國國內有一個龐大的地下組織正苦於沒有適當的領導人！這是最有吸引力的釣餌。何況薩溫科夫決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結束他的動亂的一生。
全部偵查只是一次訊問全是自願的供述和對活動的評價。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經提出了起訴書。（速度之快簡直不可思議，但這產生了效果。準是有什麼人正確地估計到，如果逼迫薩溫科夫做出可憐的假供這隻會破壞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顛倒黑白的術語精心炮製的起訴書里，給薩溫科夫加上了無所不包的罪名：“最貧苦農民的徹頭徹尾的敵人”；“幫助俄國資產階級實現帝國主義意圖”（意思是贊成繼續對德作戰）；“與盟軍指揮部代表有來往”（當時他擔任軍事次長的職務！）；“挑撥性地參加士兵委員會”（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選入委員會）；還有一個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對帝制的好感”。但這都是些老名堂。還有一些新花樣所有未來的審判不可或缺的罪名：從帝國主義分子手裏拿錢；為波蘭充當間諜（漏掉了日本！……）；還有想用氰化鉀來毒死紅軍（但是一個紅軍戰士也沒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開始了審判。審判長是烏爾里赫（這裏我們第一次遇見他），可是既沒有公訴人，也沒有辯護人。薩溫科夫為自己辯護的話很少，辯護幾句也是懶洋洋的，對罪證幾乎沒提出爭議。以下的曲調看來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動被告的心弦：我們和你都是俄國人！你和我們在一起這就是我們！你愛俄國，這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尊重你的愛國感情但我們難道不愛嗎？難道我們現在不就是俄國的強盛與光榮嗎？而你卻想反對我們？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決：“適用極刑並不為保護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時認為，報復的動機不能指導無產階級群眾的法律意識”決定判處剝奪自由十年以代替槍決。
這是聳人聽聞的，這在當時使許多人莫名其妙：軟化？蛻化？烏爾里赫甚至在《真理報》上對寬宥薩溫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釋並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來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已經變得多麼強大！難道它還怕一個薩溫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時候它將會變得弱起來，請勿見怪，我們將槍斃幾十萬人。）
繼歸國之謎以後，這項非死刑判決又成了第二個謎。（布爾采夫解釋，他們欺騙薩溫科夫，說在國家政治保衛局裏存在着某些準備與社會革命黨結盟的反對派組織，他本人將被釋放並被吸收參加活動，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當，所以走上了和偵查人員勾結的道路。）審判之後，准許薩溫科夫……向國外發公開信，包括給布爾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黨人相信，布爾什維克的政權是立足於人民的支持之上的，進行反對它的鬥爭是不可容許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兩個謎卻被第三個謎壓倒了：薩溫科夫在陰鬱情緒的支配下從未安裝防護物的窗戶跳到盧賓卡的內院，而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守護天使們當時沒法子截住他，結果一命嗚呼。但是，薩溫科夫留下了一份為他們開脫責任的憑據，以防萬一（免得引起職務上的麻煩），對自殺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頭頭是道的說明信編寫得那麼可信，那麼合乎薩溫科夫的氣質和筆法，使人們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誰也不能寫出這樣的信來，他是在意識到政治破產的情況下自殺的。（見多識廣的布爾采夫就這樣把發生的一切都歸結為薩溫科夫的背叛上，就這樣無論對信件的真實性，對自殺都沒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們，我們這些傻瓜，盧賓卡晚來的囚犯們，也輕信地學舌說：盧賓卡樓梯並紮上的鐵網是從薩溫科夫在這裏跳樓以後綳上的。我們被這個美麗的傳說所征服而忘記了：獄吏們的經驗是國際性的！在美國的監獄裏本世紀之初就有了鐵網蘇聯的技術怎能落後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個過去的契卡人員阿爾圖爾-普留貝爾在科雷馬垂死的時候向旁邊的一個人說，他是把薩溫科夫從五層樓窗口扔到盧賓卡院子裏的四個人中間的一個！（而這是同阿爾達馬茨基現在的敘述不相矛盾的；這個低矮的窗檯，幾乎像是陽台的門檻，而不是窗子特意選擇的房間！只是在阿爾達馬茨基的文章里，守護天使們在那裏發獃，而依普留貝爾的說法是一齊撲了上去。）
這樣，第二個謎仁慈得異乎尋常的判決之謎，就被粗魯的第三個謎解開了。
這個傳聞十分隱約，但我是聽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訴了M-H-雅庫博維奇，他還保留着年輕人的活躍勁頭，眼睛閃閃發光地驚叫起來：“我信！正好對上頭！我以前卻沒有相信布留姆金說的話，以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經非常機密地告訴雅庫博維奇，所謂薩溫科夫的臨終遺書，是他布留姆金根據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指使寫的。原來，薩溫科夫被關着的時候，布留姆金可以經常出入他的監室傍晚給薩溫科夫“散散心”（薩溫科夫是否感覺到這是死神上門一個善於討好、態度親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將會叫你怎麼死法）。布留姆金靠這個辦法熟悉了薩溫科夫的講話和思想的風格，掌握了他最後的一些想法。
人們要問，為什麼要從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簡單嗎？大概因為遺骸要給什麼人看，或者事先考慮過要給什麼人看。
這裏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說完。當他還是一個氣焰萬丈的契卡人員的時候，曼德爾施塔姆曾以大無畏的精神給過他當頭一律。愛倫堡動手寫過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寫了。其實是有東西可寫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後，他這個殺害米爾巴赫的兇手不僅沒有受到懲罰，不僅沒有落到所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共同下場，反而被捷爾任斯基保護起來（正像他曾想保護科瑟列夫一樣），外表上變成了布爾什維克。養着他看來是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濕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國外去進行暗殺活動。然而，冒險主義的本性或對托洛茨基的欽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島去一；問問這個宗教課程教師有沒有帶到蘇聯去的任務？托洛茨基要他帶給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帶回來轉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當時已經當了眼線，那末布留姆金去見托洛茨基的事，就會永遠沒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毀壞了布留姆金，於是這個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親手用最初的血乳餵養起來的怪物的大嘴吞了進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審判都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