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越境犯罪

由於不得不壓縮預算，政治家變成了單純的管理者，他們面對經濟進步的強大實力而又不能對貧窮負責。這種情況葬送了民主國家的基礎。對於政治的沒落來說，長期的金融問題似乎只是許多徵候中的一個。除貨幣和稅收的地位外，民族國家的另一個基礎即國家的強大壟斷地位也開始動搖了。正如銀行和康採恩一樣，跨國犯罪集團也從取消經濟的法律限制中獲得了好處。在所有的工業國，警察當局和司法當局都談到了有組織的犯罪的飛速增長。有一個國際警察局官員客觀地說：“凡是對於自由貿易有利的東西，對於犯罪也有利。”由七個最大的經濟強國於1989年組織的專家小組估計，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間，國際市場上海洛英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長了15倍。知道如何類毒品的人也會開發任何另一個非法的市場。而且，免稅香煙、武器、偷來的汽車和非法移民超過了毒品貿易，成為地下經濟的主要收入源泉。一個美國機構估計，中國幫（“三合一”）僅僅靠偷渡移民入境這種奴隸貿易的現代形式，就在美國每年獲利25億美元。

在歐洲，香煙走私貿易的迅速發展說明存在着一個新的強大的非法貿易康採恩。到80年代後期，香煙稅的逃稅已經成了意大利的主要問題。從1990年開始，一些嚴密的組織也打開了歐洲國內市場。兩年之後，在德國的走私香煙已達到3．47億美元，1995年已經達到了7．5億美元。緝私人員估計這個數量佔全部交易額的5％。科隆海關警署估計，德國每年流失稅金15億馬克，全歐洲的收入流失60－80億馬克。

走私之風之所以如此猖獗，並非由於警方工作不得力。各種組織及其全部情況都已為人們所熟知，一個重點小組的領導人、大律師漢斯一尤爾根·科爾布報告了奧格斯堡的經濟犯罪情況，他從1992年起就研究經濟犯罪。商品通常來自美國的捲煙廠，這些廠的通常出口到歐洲的商品首先在免稅港鹿特丹或漢堡以及它們在瑞士的相應機構即所謂的保稅庫中中轉停留。在那裏訂貨的人除了西歐的合法進口商以外，還有活動基地設在塞浦路斯島、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馬的匿名組織訂購了大量商品出口到東歐或非洲。然後在鉛封的載重卡車中，這些東西踏上了穿越歐洲聯盟領域的旅途，但沒有一定的目的地，而是在每次穿越國境之前換掉偽裝物。當運輸的大量貨物落入緝私人員的視線而駕駛員感到有人監視時，他的僱主會通過衛星電話指引他繼續正常行駛，直至他完全通過國界，擺脫掉跟蹤者。因為每輛載重卡車可以賺到150萬馬克利潤，所以犧牲掉一次貨物或者說上一次貨物的稅也是無所謂的事。由於貿易流量巨額增長，警察更是只能檢查運送的全部捲煙的一小部分。就這樣警察也能在許多地方沒收數額驚人的走私貨。但是這並沒有使這種非法勾當有所收斂，因為偵查人員只能在分配貨物和運輸貨物的現場抓住一些雇來的幫工。組織者是一些循規蹈矩的生意人，無把柄可抓。科爾布抱怨說：“我們知道這些人的名字，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對付他們”。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馬是他們的安全區，那裏是國際警方合作的最後的終點。

緝私人員更難辦的是無法沒收那些有罪的康採恩的財產。不管警方和司法當局的工作如何有效，在全球金融市場中那些法律管不着的地區，積累起來的利潤是安全的。國際金融共同體竭力維護逃資地區的銀行秘密，這不僅保護了逃稅者。最重要的無稅收地區分佈在毒品貿易的主要路線上，這並非偶然。英國經濟學家蘇珊·斯特倫吉概括沿海開放地區對地下經濟的作用如下；“巴拿馬和巴哈馬是作為可卡因走私的金融清算中心而聞名於世的。香港對於來自南亞的海洛英利潤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而直布羅陀和塞浦路斯則保護着近東和土耳其的毒品生意人的利潤。”與此同時，還沒有十分嚴密的反洗錢法來阻止那些非法的投資者滲入合法的部門。曾為亞洲和美洲的商業銀行工作過而今天負責該行柏林分行的銀行家福爾克爾·施特賴特直率地承認：“如果您想洗非法獲得的錢，那麼您今天幾乎可以在全世界各個地方暢通無阻地去做這件事。”

結果是十分可怕的。由專家參與的有組織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範圍內發展最迅速的經濟部門，該部門每年帶來的利潤為5000億美元。在提供給聯邦偵探局的～份報告中，敏斯特爾大學的科學家預測，到2000年，在德國，人口販賣。非法借貸、窩藏贓車和以保護為名敲詐錢財等犯罪將增加35％。③隨着用於犯罪的資本基本資金的增長；犯罪卡特爾腐蝕或直接收買合法企業或國家機構的力量就越大。國家制度的發展程度越低，這種情況就越具威脅性。在俄國和烏克稅人負擔的陰謀的牢固基礎，現在也失去了作用。在全球化的市場上，如航空、化學或電影及播放權貿易，卡特爾法實際上不再有效。如果漢莎公司、英航和法航同各自的美國夥伴所結成的三個歐美大聯合公司最終擊敗了所有越洋飛行的小競爭者，那麼如何能對這三個大聯合公司是否達成協議進行監督呢？誰應該阻止傳媒巨人如列奧·基爾希、魯貝爾·穆爾多赫和三個大公司《警世時報》－CNN、迪斯尼一ABC和貝爾特爾斯曼一CLT在這裏或那裏達成推動價格的協定和劃分勢力範圍呢？

環境政策也停步不前。為了爭取康採恩的參與，大多數的政府都放棄或延期了所有的生態改革計劃。1996年夏天，大多數氣候研究人員都指出，中國的洪災和第三次美洲的世紀之旱是由於大氣層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而即將到來的氣候災難的先兆。但是沒有任何回應，甚至有些環境部長的呼籲也軟弱無力。

國家在世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前面束手無策的實例幾乎可以任意地列舉下去。全世界各國政府逐漸地失去了控制它們國家發展的能力。全球一體化的制度缺陷在所有領域都暴露出來了：商品流和資本流成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支配的東西，而控制和監督則仍然是各個國家的任務。經濟吞食着政治。

與廣為傳播的看法相反，國家日益軟弱無力的情況並沒有導致國家機器的普遍萎縮，或者如日本觀察家、麥金西公司的前亞洲部主任大前見一所認為的那樣，導致“民族國家的終結”。因為國家及其政府是公民和選民在那裏可以追索公平、責任並要求變革的唯一機構。甚至美國新聞雜誌《新聞周刊》在一篇重頭文章中所宣稱的觀點，即世界康採恩聯盟本身有可能取代國家職能的觀點，也是一種幻覺。最強有力的康採恩首腦也不會想到對他的企業之外的發展負責。他為此不會得到報酬。康採恩的領導者在事情緊急時首先會要求國家干預。因此，在許多地方不是取消官僚管理機構，而是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部長們和官員們沒有能力進行廣泛的改革，於是他們不得不實行另一種政策。例如，德國的環境法目前有8000多條規定。原因並非是德國人總是傾向於把規定搞得詳而又詳。而是因為，負有責任的人必須保護公民的健康不受損害，而同時他們對於反生態的發展的一般趨勢又無能為力。其結果就是無休無止的官僚主義的咬文嚼字。稅法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符合社會利益的稅制改革不能與經濟相左，所以，所有黨派的政治家或者對這一集團實行優惠，或者對另一集團實行例外政策，連財政官員也不了解這些政治家的做法。

政治對犯罪威脅所作出的反應也與此相類似，只是所採用的方法具有更大得多的風險性。因為這些方法不會削弱那些被巴伐利亞州內務秘書赫爾曼·雷根斯堡確切地叫做“按市場經濟方式行動的犯罪集團”的基本力量即資本，所以全世界各國負責內務的政治家都試圖擴大警察機構。不管信息保護受託人的堅決抗議，基民盟和社民黨大聯盟於1996年6月在波恩一致同意警察在偵查時可以“擴大竊聽範圍”並使之合法化。以後，只要偵查人員懷疑公民與有組織的犯罪有牽連，就可以在公民的住宅實行竊聽。巴伐利亞州在一年之前就實行了所謂的秘密偵查。從那時起，警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實行“偵控，無須有嫌疑，也無須與案件有牽連”並且在僅僅假設有嫌疑的情況下就可以拘捕任何一個公民。從擴太監控範圍這件事情中可以想到事情朝何處發展：如果政治不能頂住來自市場的無政府主義壓力，那麼就必須對市場所造成的結果加以限制。有權威的國家將是對政治在經濟面前的無能的回答。

必不可少的相反的戰略恰恰就是國際合作。負責的科學家、環境保護者和政治家早就要求所有國家超越國界進行緊密的政治協調。實際上，在過去的10年間，特別是富裕的工業國家都加強了它們的合作。各國政府之間的接觸和超越國界的協定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歐洲通過協定建立了內部市場，而歐洲聯盟甚至建立了立法的跨國形式。一系列的聯合國組織會議，1992年裏約熱內盧環境保護峰會、1995年於開羅舉行的世界人口會議和1996年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聯合國組織城市未來會議，標誌着政治的徹底國際化。看起來，某種形式的世界範圍內的政府協作正在形成。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親自召集由各國領導人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在1995年提出了一項內容廣泛的以全球統治為優先目標的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是改革安理會並增加“經濟安全理事會”。這將使聯合國組織更民主化並使其具有新的行動能力。與此同時，各種私人發起的政治組織也把它們自己的工作全球化了。綠色和平組織和國際大赦組織把它們保護環境和人權的鬥爭幾乎擴展到了所有的國家並且在許多地方像可口可樂和MTV那樣為人們所熟知。環境保護者反對殼牌多國石油組織所取得的勝利以及1995年夏天為爭取沉降布倫特·斯巴爾石油平台而努力的美國政府，都意味着出現了一種新的超國家的政治形式，通過全球媒體出現了一種消費者民主。

那麼，世界是否在走近全球合作以便拯救社會穩定和生態穩定呢？要實現全球統治，還需要某些推動因素。如果所說的是科學會議和出版物的數量，那麼新世紀就已經不遠了。迄今為止所取得的結果確實是令人振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