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處於陷阱中的民主

這種全球一體化是伴隨一種經濟政治的神聖學說的崛起同時發生的。這種神聖學說被一大群經濟顧問搬到政治領域，它就是新自由主義。它的基本命題說得十分簡單：市場是好的，國家干預是壞的。從這種經濟學說的主要代表，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思想出發，獲得多數派地位的西方經濟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這種教條提升為自己政策的準則。放鬆控制取代國家監控，貿易與資本流通自由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些都是迷信市場的各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武庫中的戰略武器。藉助這些武器，他們進行了捍衛資本的自由的鬥爭。這場鬥爭一直持續到今天。無論是航空業還是電訊業，銀行業還是保險業，建築工業還是軟件開發，無論什麼事物、什麼人都無法擺脫供求法則。

東方集團一黨專政的總崩潰使這種信仰獲得進一步推動力和全球穿透力。擺脫無產階級專政威脅以後，西方更加強硬地為建立世界市場的專政而努力。僱員在一般價值創造中佔有大量份額，突然表現為冷戰中的一種讓步政策，它的用意在於對共產黨的宣傳釜底抽薪。

然而“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的滲透現在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家與民主的穩定。這種變化速度以及權力與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蝕着舊的社會統一，其速度之快遠遠超過新的社會統一的發展。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會資源，其速度比生態資源的消耗還要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向全世界傳布“美國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口號與原民主德國政府的宣傳如出一轍。民主德國一直到它終結都在教訓；人要向蘇聯的勝利成就學習。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也沒有像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反革命發源國家～樣，最終如此清楚地顯示出社會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樣流行。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經濟財團，這個州用於監獄的開支已經超過了全部教育預算。已經有2800萬美國人，即全國居民總人口的1／10以上住在嚴密警戒的高樓之中，在住宅區構築防禦工事。美國公民為私人武裝保鏢所支付的金錢相當於他們的國家支付警察開支的2倍。

而歐洲與日本、中國與印度，它們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個獲利的少數和失落的多數。對於數十億人來說，全球化進步使他們毫無進步。1996年6月底被七個主要工業國家政府首腦在里昂奉為七國首腦高級會議指導方針的公式，即“全球化的勝利將會使所有的人受益”，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一種諷刺。

失敗者把抗議矛頭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們改造社會的力量不斷萎縮，無論是恢復社會公正還是保護環境，無論是限制新聞媒介的權力還是與國際化刑事犯罪進行鬥爭，都同樣地軟弱無力。一個國家在這麼多問題面前總是力不從心，國際的一致行動也總是陷於失敗。因為這些政府在所有與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只是一味地讓人們注意跨國經濟極其強大的客觀強制，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種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家於是就名存實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餡餅。

只有那些頭腦簡單的理論家或目光短淺的政治家才會相信，人們可以年復一年地使幾百萬人喪失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障，如目前歐洲那樣，而任何時候都無須為此付出政治代價。這種想法註定要破產。與康採恩戰略的企業經營邏輯不同，在民主組成的社會裏，沒有多餘無用的公民。失敗者還有一張選票，他們將利用它，沒有理由使他們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後果就是社會地震。而社會民主黨人或基督教社會黨人不久以後將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歡慶的新勝利。相反地，越來越多的選民將對全球主義者的刻板公式進行真正嚴肅的思考。我們並不認為責任都在外國競爭方面。公民所獲信息大約有一半來自維護他們利益的代表之口。從這些——經濟上十分錯誤的——論據再向前邁一小步就是反對所有外國人的公開排外仇恨。長期以來，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間等級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義、與世界市場隔絕作為自己的靈丹妙藥。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別人進行報復。

崇尚民族權威的民粹主義者羅斯·佩羅特在第一次參加美國總統選舉時獲得19％的選票。在法國，鼓吹民族再生的讓局裏·勒龐，奧地利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者耶爾格·海德爾也都取得了類似的競選成就。從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蘇格蘭直至意大利的倫巴第，分裂主義日益獲得越來越多的擁護者。他們除了排外主義外，對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滿，主張把他們臆想的國內貧困地區搭夥吃閑飯的人排擠出去。與此同時，在全世界為擺脫貧困而四處流浪的大量移民群眾日益增多。

20比脫，五分之一的社會。這是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先知先覺的精英們為下個世紀所描繪的圖景，遵循的完全是康採恩領導和各國政府推行全球一體化所使用的技術邏輯和經濟邏輯。但是圍繞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資所進行的世界競爭卻為非理性奪取政權打開了方便之門。並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困者在進行造反，而是目前社會中間階層中廣泛流行的對即將喪失社會地位的恐懼會爆發出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貧困，而是對貧困的恐懼正在威脅着民主。

經濟取代一切政治，曾經導致過全球性災難。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產後的一年，始終對資本表示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雜誌評論說：“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成就大大超過政治領域成就，經濟與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進。這個世界在經濟上實現了廣泛的行動統一，政治上卻是四分五裂，兩個相互矛盾的發展之間的嚴重對立，導致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系列震蕩和總崩潰。”

歷史是不會重演的。雖然如此，戰爭卻始終是一種最可能的排氣閥。如果社會衝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許就會以反對少數種族或反對叛變地區的國內戰爭形式出現。全球化並非註定導致戰爭衝突，它能夠，也許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發起來的跨國經濟力量從社會的角度進行控制。迄今為止對於世界經濟網絡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認這個過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確實存在使這種調控重新被民選政府及其機構所掌握，避免民族衝突的手段和途徑。對於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徑本書將要加以介紹，並進行討論。

處於下一世紀門檻的民主政治家們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對國家進行修復，重新恢復政治對於經濟的優先地位。這並不是要把由於技術和貿易而迅速實現的人類融合翻過來向相反方向發展並導致全球聯繫中斷。只有世界再次表現出秩序，政治優先而不是經濟優先再度得以實現，我們的子孫們才會對90年代黃金歲月保留美好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