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真正的風暴

1996年的德國：有600萬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凈收入近5年以來持續下降。來自政府、科學界和公司企業界的預言家宣佈，這僅僅是個開端。聯邦共和國高級企業顧問羅蘭德·貝格爾預言說，在未來10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萬勞動崗位被繼續消滅掉。“此外，在中級行政管理機構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勞動崗位被消滅。”①他的同事，麥金西諮詢公司德國分公司經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遠，他預言說：“工業將沿襲農業的發展道路。”在未來，商品生產只向百分之見的少數就業居民提供工資和麵包根據奧地利官方機構的消息，就業數目也越來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萬個工業勞動崗位被消滅，1997年失業率為8％，幾乎是1994年的2倍。

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對於這種衰落現象的普遍解釋可快被高度凝縮為一個詞彙：全球化。這個不斷被重複的份題舉例，高科技武裝的通訊交往、低廉的運輸成衣容易正在把整個世界融合為一個唯一賄賂激烈的全球競爭，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德國公司只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造新的勞動崗位。從康採恩老闆到勞動部長，這些領導共和國的統治者只知道有一個答案：向下調整。公民們不斷被一种放棄福利要求的嘈雜的禁慾宣傳所包圍。由工會幹部、經濟學家、專家鑒定委員會成員和部長們組成的大合唱聲稱，德國人——還有奧地利人——工作幹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並且經常由於節日狂歡而患病。報刊電視的新聞“助手們”也來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蘭克福總彙報瀉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會與雄心勃勃的亞洲禁慾社會是截然相反的”，社會福利國家已變成“未來的威脅”。“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將是不可避免的”。在奧地利，統治輿論市場的《新皇冠報》則醒目的大字標題煽動起轟動性的報刊大戰：做洲大陸過着入不敷出的揮霍生活，新的緊縮浪潮使歐洲目瞪口呆》。聯邦德國總統羅曼·赫爾佐克在對人民的定調講話中對這種說法表示贊同，轉折“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錯誤。這絕對不是在危機時刻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犧牲。削減患病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進隊解僱的保護性法令；儘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還是要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和降低工資。所有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機措施。打着全球化旗號的改革者宣佈解除共和國一項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即通過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對社會不平等進行限制。他們宣傳歐洲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已經過時，在世界範圍內，文盲的比價過分昂貴。而受到打擊的人的理解卻往往是正確的。工會和社會福利團體的憤怒吶喊響徹全國。就連一向很保守的化學工業工會也以大規模罷工相威脅。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迪特爾·舒爾特警告人們注意“當前的情況”。與當前的情況相比，1995年12月法國群眾的大規模反抗只不過是“火山爆發前的一次小的噴發”。

處於無望境地的社會福利國家捍衛者進行着絕望的鬥爭。而他們的敵人的許多論據都是非常錯誤的。歸根結底，德國康採恩在國外幾乎沒有創造什麼附加勞動崗位。大多只是收購當地企業，以便接着裁減職工，供應當地市場。而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絕對沒有爆炸性地增長。1995年它在全部社會生產中所佔比例比20年前還要低。但是，實際做的時候卻總是參考迄今為止的其它工業國家的政策。削減國家開支、降低工資、取消社會福利，從瑞典、奧地利直至西班牙，這個綱領到處都成為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議活動到處都在無可奈何中結束。

國際主義，最初是反對資本主義戰爭販子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領袖的發明，長期以來它已轉到相反方面，成為資方的國際主義。世界範圍內4萬家擁有大規模職工隊伍的跨國公司，猶如許多國家，彼此間相互比賽。在德國資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為稅收上交嗎？太多了！愛爾蘭繳納10％政府就很滿意了。馬來西亞和美國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內完全放棄徵稅。德國專業工人的小時工資不是45馬克嗎？太昂貴了！英國人正在為不及此數一半的工資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資是此數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對新工廠的投資補貼不是僅僅為33％嗎？太少了！在德國東部，國家甚至願意補貼80％。

在一種全球的鉗型運動中，新的資本國際使得一系列國家及其迄今為止的社會秩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在一條陣線上，新的資本國際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以抽走資本相威脅，迫使政府大幅度減少稅收，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凡是這種威脅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稅收計劃幫了忙：只有在那些稅率確實很低的的國家才能獲取利潤。在世界範圍內資本所有者和財富佔有者在國家為完成任務而籌集的資金中所佔的份額日益減少。另一方面，全球資本流動的指揮者不斷向下壓低本公司繳稅職工的工資水平。而工資率，即工薪人員的薪金在社會財富中所佔比例在世界範圍內都在下降。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對抗這種壓力。美國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殊評論說，在跨國競爭中，德國模式已經被“完全煮爛了”。

在工資薪金不斷下降的時候，交易所匯率和康採恩利潤卻以兩位數的比例直線上升。與此同時，失業率和國家財政預算赤字都在並排增長。為了理解所出現的以下事實，並不需要人們必須具備特殊的經濟知識：在卡爾·馬克思逝世113年以後，資本主義再度駛入這位革命的經濟學家為他那個時代所正確描述的那個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倫敦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作報告時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沒有料到，原始資本主義有朝一日會受到民主的馴化和駕馭。在社會民主主義世紀改革之後，一種歷史規模的相反的改革開始出現。這是即將發生於將來的倒退。獲勝者，如世界康採恩西門子公司老闆海因里希·馮·皮勒爾得意洋洋地說：“競爭已成為一股狂風，我們即將面臨真正的風暴。”

皮勒爾和其他新全球主義的倡導者的用詞是要使人們相信，似乎無論如何這是一種自然產生的過程，是不可遏止的技術與經濟進步的結果。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結絕對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由於有意識推行追求既定目標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越來越多的政府和議會，簽訂一個又一個協定，頒佈一個又一個法律，它們的決定消除了妨礙資本和商品跨越國境流通的障礙。從外匯交易的解除約束，到歐洲內部大市場的形成，到世界貿易協定即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組織的不斷擴大，西方工業國家執政的政治家們系統地造成了一種連他們自己也無法對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