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瀕死（之三）

最後的舞步

我們死後，會有別人來佔據我們的位置。但畢竟與我們不同

——謝爾蓋·葉塞寧

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幫助父親撿拾柴禾。我熱愛這項工作，我同父親一起到樹林中砍劈木柴。我們是男人，就像強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樣在一起幹活，做我們份內的事，要讓我們的屋子和女人們一起溫暖起來。是的，父親教我要成為一名奉獻者，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感覺。他經常和我打賭，說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內劈開一塊巨大的多結的木頭。噢！我是多麼賣力呀！大多數都是我贏了，但我想他每次總是給我足夠的劈砍次數，因為他喜歡當那塊木頭在我最後（第499次）全力一擊之下，最終被劈開，我是多麼的驕傲和興奮。然後，我們推着裝滿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着食物和一個溫暖、歡快的火堆前進，鼻子卻被凍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和父親經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電視：懷亞特·厄普、切內·馬維里克和蘇加·勞夫。父親幾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過去曾和這些人一起騎過馬，他總是能夠在事情發生之前就告訴我接下來會出現什麼事，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說這是因為他認識他們，所以就可以預見他們的行動。作為一名男孩，我是多麼的驕傲呀！我的父親竟然會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騎手一起騎過馬。我在學校里把這些告訴了我的朋友們，他們一起嘲笑我並對我說這是我父親在騙我。為了維護他的尊嚴，我連續不斷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嚴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褲子和裂開的嘴唇，我的老師把我推到一邊，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類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於我父親不得不告訴了我真相。不用說，我幾乎要崩潰了，但我依然深深地愛着他。

在我13歲那年，父親開始學玩高爾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們走出俱樂部會所之前，他總會讓我也打幾桿球。我從此迷上了這項運動並逐漸擅長了這門技藝。偶爾，父親會帶他的兩位朋友一起來玩，每當父親和我把他們帶入一個騙局並最終贏得了勝利之後，我總會笑得非常開心。我們是一個隊的。

除了我們這幾個孩子，跳舞是父親和母親最愛的。他們跳的都非常好。舞廳里的人給父親和母親都起了綽號，馬文和馬克森，舞場中偉大的馬文和馬克森。他們浪漫的幻想變成了現實。當他們跳舞時，在父親和母親的臉上除了微笑之外，我從未看到過還有別的什麼。我的兩個姐姐南希和朱麗葉，經常和我一起去參加婚禮舞會。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禮拜之後，父親和我負責準備早餐。在我們等待煮好的燕麥粥和葡葡干時，我們總要在母親擦洗乾淨並打了蠟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親也從未因此而抱怨過我們。

漸漸地，我長大了。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似乎開始逐漸有些疏遠。在我上初中之後，課外活動開始消耗我的時間。我同時成為兩個同等重要的角色：運動員和音樂家——我和他們一起參加體育運動，在同一個樂隊中演奏，並且追女孩子。我還記得當父親開始在夜裏工作而且不再關心我的任何活動的時候，我那時是多麼的痛苦與孤獨。我把自己浸沒在曲棍球和高爾夫球的運動里，我賭氣地想：“我要做給你看，即使沒有你在場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時是曲棍球和高爾夫球兩支球隊的隊長。但是，他沒有關心過我的任何一場比賽。我感到似乎他很少關心我，是為了要讓我在生活中鍛煉成為一名艱苦的奮鬥者。我需要他，他難道不知道？

喝酒對於我來說已經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親看起來不再像一個英雄，卻更像一個不懂我的感覺以及我正經歷着一段非常困難時期的局外人。偶爾，當我們在一起喝酒，並已過量時，我倆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種對於過去的特殊的感覺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從我15歲到26歲期間，我們從未說過愛對方，11年呀！

之後，有件事發生了。一天上午，父親和我準備好要出去幹活。當時，他正在剃鬚，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嚨上有一個腫塊。我問他：“爸爸，你脖子上長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醫院去看看。”他說。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覺父親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醫生診斷出父親咽喉上的腫塊是癌瘤。在以後的4個月當中，我幾乎每天都會感覺到父親正在逐漸地消逝。他好像被所發生的一切搞糊塗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由165磅的身軀轉眼間變成115磅的皮包骨，簡直讓人無法承受。我儘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當時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亂，他還不可能會注意到我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感覺。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對的，直到聖誕節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裏，我來到醫院，看見母親和妹妹也都在那裏，他們已經在那兒呆了有一整天了。為了讓她們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決定留下來繼續看護。當我走進父親的病房時，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他也許已經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虛弱，以至於我幾乎聽不見他要說什麼。

大約是夜裏11點30分的時候，我感覺睡意襲來，就躺在一張小床上睡下，這張床是早先時候一個護士搬進來的。突然，父親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當我坐起來時，我看見父親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堅決，“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現在。”他說。

開始時，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說或怎麼做，所以只是仍舊坐在原地。他再次堅持：“我想跳舞，兒子，就讓我們最後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邊，輕輕地彎下腰問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嗎？爸爸。”的確讓人吃驚，幾乎不用我的幫助，他從床上自己站了起來。他的能量一定是來自上帝的恩惠。手拉着手，摟住對方，我們繞着房子跳了起來。

那天夜裏，我們所擁有的精力以及我們所分享的愛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中所從未描述過的。我們結成了一個整體，是在真正意義的愛、理解以及相互關懷下結合在了一起。我們所有的生命歷程都似乎在那個時刻交織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獵、釣魚、打高爾夫球……我們在一剎那間復蘇了所有的記憶。時間凝滯了。我們不需要收音機或錄音機，因為所有的曲調（無論是已傳唱的老歌還是尚未創作的音樂）都在天空中奏響。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見識過的任何舞場都要宏大。爸爸的雙眸閃爍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見過的。我們跳着，跳着，相對四目已是淚光瑩瑩。我們依依道別，在短暫的一刻，我們再一次體會到彼此間堅定的愛。

我們止住了舞步，我扶父親回到床上，他已經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氣，握住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說：“謝謝你，我的兒子。你來這和我共度長夜，使我很快活。這對於我是如此的有意義。”第二天是聖誕節，他去世了。

那最後的跳舞是上帝在聖誕節前夕贈給我的禮物——一件歡樂和智慧的禮物，因為我發現了父子之間的愛會達到怎樣的強烈與明確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確愛您，我企盼着我們下一次能夠在上帝的舞廳中跳舞。

（里克·內爾斯）

爸爸

一個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對於生而不是對於死的沉思。

——斯賓諾莎

我3歲那年，父親去世了。7歲的時候，母親再次結婚，於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運的女孩。你知道嗎？是我選的爸爸。媽媽和“爸爸”約會一段時間后，我對媽媽說：“他就是我爸爸，我們將接受他。”

我參加了媽媽和爸爸的婚禮，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說他們參加過父親的婚禮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過道走下來）？

父親為這個家而自豪（兩年以後，我家添了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好多人對媽媽說：“查理看起來對你的小傢伙們感到很滿意，很自豪。”那絕不是奉承話。爸爸確實對我們的聰明、誠實和對人們滿腔的愛而感到滿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愛的微笑）。

我快17歲的時候，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爸爸病了。檢查了幾天，醫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們這些權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話——他一定是健康的。”他們讓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從班上回到家裏，淚流滿面。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從沒見過父親哭泣，父親說哭泣是懦弱的表現（與此有着有趣聯繫的是，我——一個愛激動的十幾歲的孩子——會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終於，我們說服了爸爸讓他住進了醫院。他被確診患了胰腺癌。醫生說他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但是，我們更了解爸爸，我們知道他至少還能陪我們度過3個星期。因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後是我的生日。父親一定會和病魔作鬥爭的——祈禱上帝給他力量——一直堅持到我們的生日。因為他不願我們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願將來有這樣的回憶。

一個人將要離去的時候，他會比以往更清楚地認識這樣一個現實：生命必須繼續。父親十分希望我們能像原來那樣生活，無憂無慮。我們要求父親像以前那樣仍然是我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們達成了一致。我繼續進行我們的“正常”活動，而父親是這些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儘管是在醫院裏。

有一次，在我們日常的探望之後，父親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親走到走廊。“你們來的時候查理總是平靜，很積極，我想你沒有意識到他有多麼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氣和忍耐力去掩飾他的苦痛。”

母親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飾，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願讓我們難過，他知道當我們看到他受煎熬時我們會有多麼難受。”

母親節那天，我們帶着禮物去了醫院。到醫院時，父親已經在門廳里等着我們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許進父親的病房的）。我替爸爸買了一件送給媽媽的禮物。在那個屬於我們的門廳角落裏，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精彩的晚會。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親的身體已經不能下樓了，所以我們把生日蛋糕、生日禮物帶到了醫院，在父親病房的同層樓的接待區里慶賀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舉行了舞會。按照慣例我們在家裏拍了照，聚會結束之後，我們去了醫院。是的，我穿着帶裙環的長長舞裙穿過了醫院（我的這身衣着不適合乘電梯）。當時我真覺得有點尷尬，可當我看到父親臉上的微笑時，這種感覺消失了。這麼多年來，父親一直在等着他可愛的女兒舉行第一次舞會。

妹妹每年要參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總要進行綵排，綵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綵排之後我們去了醫院。妹妹身着舞裙緩緩地走過走廊。她為爸爸表演了優美的舞蹈。父親始終都微笑着——儘管每一個動作的拍擊聲都會引起頭部的劇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們把妹妹偷偷地帶到父親的病房裏，因為父親不能離開病房（當時護士善意地裝作看不見）。我們又慶賀了一番。但父親的身體支持不住了。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在抗爭。

那天夜裏，醫院來了電話，父親的病情急劇惡化。幾天以後，父親離開了我們。

從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訓之一是：生活必須繼續。父親堅決主張不要讓生活停下來。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他仍關心着我們，愛護着我們，為我們而驕傲。他的最後願望是什麼？那就是葬他的時候，衣袋裏要有一張全家人的合影。

（凱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後飛到哪兒？

死者並沒有死亡。他們在一旁觀看並幫助我們。

——D·H·勞倫斯

孩提時我經常想：麻雀死後飛到哪兒？我想不明白，一直對此迷惑不解。現在我看見一隻麻雀沒了生命，靜靜地躺在那兒，悄無聲息。我知道它沒死。一定是什麼東西傷害了它：這種東西把它，一個迷途的靈魂，在黑夜裏帶走了。

6歲的時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個男孩。我們常在沙箱裏玩，講那些早被大人忘記的事——像永遠這麼小點兒，或者講藏在床底下，衣櫥裏面的妖怪。他叫湯米，但我叫他麻雀，因為對他的年齡來說，他長得有些瘦小。現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諷刺含義：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湯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裏等着湯米，邊等他邊漫不經心地用沙子堆我們以前就開始堆的城堡。沒有湯米，我不會專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遠等下去的人。天開始下雨了。不一會兒，我就隱約地聽到屋子裏電話鈴聲。大約10分種以後，媽媽出來了，打着傘，但臉濕了。我們朝屋子走去。在我剛要進門的時候，轉身發現雨把我和湯米的城堡澆倒了。

我走進屋子，剛剛喝完一杯熱咖啡，媽媽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媽媽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覺到：湯米出事了。媽媽說醫生剛剛給湯米作了血化驗，湯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麼，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媽媽，媽媽說人們得了湯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湯米——一定會死。我不願他離開我，我要他留下來，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須見湯米。我一定要看看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湯米家下了車，剛一進門，湯米媽媽說湯米不想見我。她不知道她多麼輕易地就傷害了一個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樣擊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湯米打來電話說，等我爸爸媽媽睡着以後到沙箱那兒找他，我答應了湯米。

他看來沒什麼變化，也許臉色有點蒼白，可他還是湯米。他真的在等我。我們一邊堆城堡一邊講那些大人們無法理解的東西。湯米說我們能住進像這個小沙堡一樣的房子裏，永遠不長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話，我們在那睡著了，沉浸在純真的友誼之中，躺在溫暖的沙子上，城堡為我們守望。

我醒的時候天還沒亮。沙箱像一個小島。四周是望不到邊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後院和街道隔斷了。孩子的想像力是最豐富的，一顆露珠也會在那想像的海洋中閃閃發光。我記得當時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會在草海上泛起漣漪，結果沒有。我轉過身，看見湯米就一下子回到現實中。他已經醒了，凝視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兒，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們兩個深深地吸引住了。

湯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們像木偶那樣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們要做什麼，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知道的。湯米的頭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說：“我現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來看我，不然我會寂寞的。”我誠心向他保證我會去的。他閉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飛走了，飛向所有麻雀死後都飛去的地方。沙箱裏只留下我，抱着那隻沒有靈魂，不再完整的小鳥。

20年後，我來到湯米的墓前，把一個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這樣的字：“給湯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會走進城堡，永遠和你在一起。”

等我準備好了，我會回到沙箱那兒，想像出我們的城堡。然後，我的靈魂，像湯米那樣變成一隻麻雀，飛回城堡，飛到湯米身邊，和別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變成一個6歲的小女孩，一個永遠不長大的小女孩。

（凱茜·考考斯卡）

請幫我穿上紅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義的人，決不會害怕死亡。

——托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師和健康護理員雙重身分的職業中，我一直工作在許多感染愛滋病毒的孩子們中。同這些特殊孩子們的關係永遠是我一生的禮物。尤其，從泰勒那裏學到了勇氣，讓我把泰勒的故事講給你聽。

泰勒出生時就感染有愛滋病毒，他的母親也感染了這種病毒。從他生命的開始，就依靠藥物生活。當泰勒5歲的時候，通過外科手術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個軟管，這個軟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內的泵相連，藥品掛在泵上，不斷地通過軟管，輸送到血液之中。有時，他需要補充氧氣來維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願因為這種致命的疾病而放棄童年時代的每一分鐘。在他家後院的周圍，經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滿藥物的包裹，抱着裝着氧氣瓶的小車，我們所有人都對他十足的喜悅和精力感到驚奇。他的媽媽經常開玩笑地對他說，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讓他穿上紅色的衣服，這樣，當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裏玩時，能很快認出他。

最後，這種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這樣充滿活力的肌體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媽媽也接着病倒。很顯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媽媽同他談了“死”，安慰他說她也很快會死的，不久他們會在天國團聚。

在泰勒臨死的前幾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聲說：“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當我死的時候，請幫我穿上紅色的衣服，媽媽說她很快也會來天國，當她到那兒時，我正在玩，我要確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爾姆）

別擔心，沒事

上帝正在受苦，他妒嫉人類有死亡。

——雅克·里戈

作為母親和學校的心理學家，我見過孩子之間許多異乎尋常的友誼，我兒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韋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誼，那種友誼世上罕見。

考特的童年並不快樂，語言表達障礙和運動神經反應遲緩一直困擾着他。4歲時，考特在特殊學校教育學前班認識了韋斯利。韋斯利患了腦瘤，這使他像考特那樣發育遲緩。相同的境況使他們親密起來井成為最好的朋友。對兩人來說如果誰某一天沒去上課，另一個一天都不會快樂。

2歲時，韋斯利被確診腦部有一個“無法手術”的腫瘤，做了幾次手術，都沒成功。孩子們玩的時候，韋斯利就會拖着那條惹人注意的腿挪來挪去。機器記錄裝置表明腫瘤變大了，於是韋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術的痛苦了，只是這一次在俄克拉何馬城。

在學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韋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師的精心照料。孩子們深情地稱她“白誠曼”。她是我校心理學家生涯中所見過的最好的老師。白誠曼儘力向語言障礙學前班的孩子們解釋韋斯利的手術和俄克拉何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動，他哭了。他不願讓最好的朋友坐飛機去那麼遠的地方，更不願讓醫生碰韋斯利。

啟程那天，韋斯利和全班同學一一告別，韋斯利熱淚滾滾。後來，白誠曼讓孩子們散去，讓考特和韋斯利單獨在一起，敘敘離別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見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韋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許多，他抱住考特的胸，會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手術極其危險，可韋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許多周以後，他重返校園。考特和韋斯利比以前更親密了。

隨着年齡的增長，韋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險的手術並且每次都有試驗性的藥劑。每一次，他都得忍受這些手術帶來的副作用。韋斯利許多時候是坐在輪椅上或是讓人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

韋斯利喜歡學校的千米慢跑活動。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參加。儘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這並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着媽媽推的輪椅參加比賽，邊跑邊喊：“快點兒，媽媽！”還有一次，韋斯利是伏在另一個孩子父親的肩上參加比賽的。

11歲時，每一種手術和可以選擇的藥品對韋斯利的病都無濟於事了。腫瘤已經擴散到韋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該向他最親密的朋友真正告別了。韋斯利已經回到家，沒有活下來的希望了。

到11歲生日時，考特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只是學習上的困難還很明顯，千米慢跑運動也不適合他。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參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氣喘病剛好，可他卻想盡方法讓我相信他能夠上課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時候，他說肺滾熱。拿着一個證書和閃閃發亮的第一名的綬帶，證書上寫着：“獎給五年級組第一名獲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韋斯利。”

平時考特不是那種有主見的、倔強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堅持要去看望韋斯利。韋斯利的媽媽安排我們在治療間隙看他。韋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陽光照在他那虛弱的天使般的身體上，從後院傳來了聖樂聲。在病魔和過多的藥物的折磨之下，韋斯利不能做什麼了，偶爾地，能握着別人的手指，睜開一隻眼睛。

白誠曼喚醒韋斯利，並且讓他明白：考特來了。考特握住韋斯利的手，把證書給韋斯利看。告訴他，考特是為韋斯利拚命奪第一名的，因為韋斯利不能參加比賽了。韋斯利緊緊握住考特的一個手指，臉上的表情只有他們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親吻韋斯利，低聲說：“再見，韋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韋斯利捱到了自己11歲的生日，6月離開了人間。考特參加了韋斯利的葬禮，有人問他心情怎麼樣，他說已經跟最好的朋友告別了，並且知道韋斯利會“很好的”。

我想韋斯利死後他們的友誼就結束了。我錯了。韋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時候，考特得了嚴重的腦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絕望地抓住我，我們怕極了。考特渾身發冷，不停地打顫。

當醫生做脊柱抽液時，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難以描述的平靜湧向全身。考特立刻放鬆了，不再發抖。

醫生和護士離開房間以後，考特和我互相凝視着，考特十分鎮靜地說：“媽媽，韋斯利在這兒，他說‘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一些友誼永遠也不會結束，我對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拿着你的叉子

對我們來說，人死後不會立即消逝，他們仍沐浴在一種生命的光輝中。

——馬塞爾·普魯斯特

當瑪莎的聲音從電話另一端傳來的時候，教兄吉姆的臉上總是會帶着微笑。因為她不僅是教徒中最年長的一個，而且也是最虔誠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瑪莎姑媽”，她走到哪兒，就把虔誠、希望和愛帶到哪裏。

然而這一次，她說話的聲音有些異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來我這兒嗎？我需要跟您談談。”

“當然可以，我大約3點鐘到，好嗎？”

在他們安靜地坐在瑪莎卧室里時，吉姆知道了為什麼她電話里的聲音異常。瑪莎得知，她的醫生剛剛發現她患了腫瘤，而這以前她從未覺察到。

“他說我大約還能活6個月。”瑪莎的話十分嚴肅，她卻表現出驚人的平靜。

“我很難過……”吉姆話還沒說完，瑪莎就打斷了他。“不要那樣，上帝對我一直很好。我已經活了這麼多年，我準備好了，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點了點頭，低聲說。

“但我很想跟你談談關於我葬禮的事。我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有幾個要求希望你滿足我。”

他們平靜地談了好長時間，談論着瑪莎喜愛的讚美詩，多年來對她十分重要的《聖經》文章。又回想起了瑪莎與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過的5年時光。

當他們好像已經談到了每一件事時，瑪莎一下子停下了，抬頭看了看吉姆，眼裏閃着興奮。“還有一個要求，教士，葬我的時候，我想一手拿着舊聖經，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吉姆確信他聽清了每一件事，但這件事卻讓他感到驚奇。“您為什麼想讓一隻叉子同您葬在一塊兒呢？”

“我一直在想這些年參加過的教會裏的宴會，”她解釋到，“我不能全記起來，可有一件事卻印在我腦海中，無法忘卻。”

“在那些盛大的宴會上，正餐剛剛用完時，僕人或者女主人會來收拾盤子，這時我會想起那句話：請拿着你的叉子。因為有時，即使是在最大的宴會上，也會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訴我：‘拿着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嗎？意思是還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凍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雪糕，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點心，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櫻桃餡餅！他們告訴我時，我就會拿着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這正是我希望人們在葬禮上談論的話題，當然，他們談起我們共同擁有的美好時光，那很好。”

“但是當他們走過棺材，看見我的藍裙時，希望他們會問：‘為什麼拿着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訴他們，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訴他們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羅傑·威廉姆·湯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