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弟弟，你端的是人民的飯碗

在生活資料極其貧乏的少年時期，小我兩歲的弟弟就擁有對輟學在家農余行蹤勿定（我那時起每天會偷偷摸上屋背後山上松樹林中練武）的我適當管制的權力（感謝弟弟助我打好練“忍功”之基礎）。我是在1987年讀完初一被迫輟學的。是年底，離我家幾十步遠那初步當權大戶人家年達七旬卻霸氣十足的老娘找上門來對我破口大罵，曾受其欺踩的母親暗中叮囑我不要示弱，否則日後必被之“得寸進尺”欺壓。初生牛犢天真的我有母親支持，加上這大婆口氣極其毒辣，於是我毫不示弱與之進行了一場“舌戰”。這場經歷對我來說就像一場噩夢，與《於都記事》中的“敲門聲”一樣令人內心受到極大傷害，一直延續至今。

弟弟說也來怪，在我與大婆“舌戰”之後，竟跟該婆家族慢慢結了“情緣”。1997年剛過了春節，我“誓死不回”離家出走4年後滿目滄桑狼狽不堪地返回。1998年秋，弟弟從上海某名高校畢業，回家后應邀參加該大婆已任縣正處級官兒攬建的橙樹林剪枝活，曾抱怨說“太累了”“以後再也不給他們做事了”。

與我二姐同齡的隔壁家三女唯一男孩，少時學績頗佳，得到大婆官子的大力賞識，一路有大樹綠蔭可擋炎熱，如今據說已成為縣級候補領導班子的一員。2002年，我在縣圖書館“館長辦公室”外的張貼欄上貼了《望江南》這首詞后，路逢時做律師的這位鄰家男。

“仁生，你在縣圖書館貼的那首詞得到了館長——我的老師的欣賞，他叫我遇見你跟你說一聲，他想見你。”鄰家男樣子蠻熱心地對我說道。

時壓稿量已達一百多萬字、“《中華人更美》”已初步成形的我以為遇上了轉世“伯樂”，第二天即去找了圖書館長X老師。

“……你這篇《冬泳》作於1999年，是嗎？現在早已過時了！冬天撲入河水裏，人家還以為你是練‘F**’呢！”X館長一開始本跟我談得似乎很投機，不知哪裏有人給他通了電，明顯看得出他臉上表情在變化。此後，我對X老師失去了希望，這也導致我對圖書館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情。今年11月中旬，已在包括中國作家網在內的文學網站洋洋洒洒發文近百萬字（其實，若有家親力量支持，2008年8月我的詩歌集與短篇小說集就已出版），且在中國音樂報（國慶60周年10月刊）發表《中國作家之歌》（這並不僅僅是一首歌），又《教育獻策：中小學能否新增一門“社會生活”課》獲國家教育部初步認可（此乃大勢所趨）之後，我懷着“休閑”之情來到已經過“裝修”的縣圖書館，X老師的聲音依然那麼洪亮，比網吧上網價格便宜一半的電子閱覽室常在我抵達時大門緊閉——原來圖書館耗國家重資“整改”后還是不過如此、依舊客意“清淡”，早已被廣州圖書館“寵慣”的我明顯與之不適應啊！

局長弟弟在家城於都跟我的人緣相比具有天壤之別。這是一個以法理處世的社會，只要一個人躬耕辛作、潔身自好、力爭上遊，衣着破爛大齡未婚再多人冷眼非議都無所謂；相反，如果一個人蔑視國法愚弄民眾，其左右、背後嘍羅再多及保護傘再大都終將逃不過法律的懲罰。

此前聞息弟弟升職，一貫紅情橫溢的二哥我遲到為之祝賀之餘，還是得補呈上一份提醒：局長弟弟，記住，你端的是人民的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