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儒學核心是學以致用

總論：隋朝之後，儒學從再次確定“性本善”為起點，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明確這些善德（致良知），最終人的行為不能脫離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學從天命和道中脫離出來，主流研究‘人’，確切的說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劃時代的進步。而這一改變是北朝儒學的功勞，南朝儒學只起到理論上的補充作用。沒有南朝那兩本書，隋唐兩朝儒學就不能發展了嗎。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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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首先要闡明，儒學到底是用來幹什麼的，它的核心是什麼。儒學的核心不是推行道德，而是‘學以致用’。

在前期三聖孔子、孟子、荀子時代，儒學的核心功能是治國、行政，這一功能一直沿續到南北朝末年。因為，這一時期儒學的對象針對的先是世襲士族，后是不世襲士族。他們的目標就是做官，或管理“人”。魏晉南北朝不世襲士族，很多人在家中就要管理上萬人，可以說他們一起步就比縣令管的人多，所以他們學習儒學治理國家或家族。

孔子《論語》有一則很出名的典故。孔子東遊路過衛國一地，感嘆：這裏的人真多啊！弟子就問他該如何治理，孔子說：“使其變富（富之）；弟子再問：富裕之後再如何治理？孔子說：教育他們（教之）。這則典故說明，儒學在孔子時代更多的是一種治國方法。

儒學的核心是“經學致用”，孔子也教授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子的理論到了“仁”就到了盡頭，不再講更高深的東西。像什麼天呀、命呀，孔子是不講的。不是他認為這些東西不重要，也是孔子知道自己搞不懂。孔子精通周易，而從不卜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代表了孔子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樸素的實事求是觀點。不強行為儒學立根立命，只研究儒學的實用性。

不要小看這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切唯心學說是不能提這個觀點的。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哪有上帝不知道的事。

孟子雖然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雖然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提到“天”和“命”，但是他也沒有研究天命，只是說認識心性則知天，修身則立命。他的理論核心還是指向人的自體。

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是表明孟子更看重的現實社會中的人。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孟子的思想是以人在現實社會中安身立命為核心。人能安身立命，國家就會繁榮昌盛！所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注意最後一句‘天下可運於掌’。這句流傳千古的名言的落腳點在這裏，真是令人詫異。在那個‘王霸’時代，天下‘不’可運於掌！這句話也說明儒術開始更側重治國方法。可是太理想化了。不可實現。

孔子重點研究如何做事，孟子重點研究如何做人。所以到孟子時候儒學才完成了一個較完善的體系，形成了儒學。

如果說孔孟還是迴避天，那麼荀子就是直接否定天。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各有自己的規律和職分，天道不能干預人道，天歸天，人歸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亂吉凶，在人而不在天，並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職能。如“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載人，不能治人”（《論語》）。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荀子·天論》）

儒學是講“經學致用”的，而且在兩千年的儒學發展中，“經學致用”一直是儒學發展的一條暗線。

可見，孔子、孟子、荀子都是不講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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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語：在北朝，士族失去直接做官的特權，以講究“自身修為”為前提，使儒學進入研究“德”的時代，開啟了儒學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後儒學的主流不再研究天道，而是研究“人”，更確切的就是研究“德”。才向‘處事能力’上發展。重要文獻證明是《顏氏家訓》。

因為北朝儒學更加強調了“學以致用”之後，儒學加重了它“積極入世”的思潮。過猶不及，其缺點是過於“功利”，“德”的培養成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從這一點上看，後來一千多年儒學的發展路線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後，儒學從再次確定“性本善”為起點，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明確這些善德（致良知），最終人的行為不能脫離人的善德（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