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條）》
《卷八治國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條）》作者：朱熹、呂祖謙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厘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
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誌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誌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雲“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雲“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慾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複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複”也，謂反正理也。
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複”之義也。
“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后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製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系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雲“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