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在瀋陽紅磚一廠

勞動在瀋陽紅磚一廠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雙反思想展覽會”之後,展開大辯論,同時深入貫徹。

師生們反覆學習討論**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楊支書在辯論會上說,“**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論述就是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這就是全面發展的人,就是又紅又專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化的工人。”當然,這也是從報刊上抄錄下來的。

開大會發言,和我們從前在宿舍里不太一樣。經過一年來的批判,人們的思想已經大體上納入同一個軌道,基本上是同一個聲音。以下的發言,就不必標明是誰的發言了。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為他服務的剝削制度;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消滅工農差別,消滅城鄉差別,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建立**社會。這個目的,也就是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實現馬克思對未來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要使每一個已達一定年齡的兒童,都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一個方法,並且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類的唯一方法。’”

“《**宣言》在一百多年前就說了要‘將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

“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國六億人民,人人都生產,人人都學習。就是讓工農群眾知識化,使知識分子勞動化。”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教育領域反對幾千年的舊傳統的一場革命。剝削階級統治教育幾千年,他們的原則就是‘勞心與勞力分離’。二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就反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把“請學稼”、“請學為圃”的樊遲責備為“小人”。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伺人,治人者伺於人”。資產階級的教育學家們,在這一點上跟孔孟是一脈相承的。教育本來是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在階級社會裏給分開了,現在就是要結合起來。”

“現在的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就是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與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格格不入。”

無須諱言,這些發言都是有出處,權威性言論。

思想統一之後,就要付諸實施。此時,共青團中央發佈了《關於在學生中提倡勤工儉學的決定》。

1958年4月中旬開始,統計系與另外幾個系的師生到瀋陽市紅磚一廠參加頂班頂崗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和我們學習《金屬工藝學》,到工廠去實習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這三個月耽誤學習課本知識,我自己卻覺得還是值得的。

“生產勞動”和“大生產勞動”之實踐,是書本上絕對學不到的!現在回憶,這種勞動對我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起到了潛移默化、有益的的影響,不容置疑。

我們的勞動是生產紅磚的前道工序:挖土、挖沙子;然後,推“軲轆馬”{人力驅動,兩軸四輪,行駛在輕軌上的軌道運輸(翻斗)車}將土和沙子送到制坯車間。

紅磚一廠在蘇家屯鐵道西幾公里之外。廠區燒磚資源豐富,有熟土、生土和沙子;這三種土按比例配合,燒出的紅磚質地優良。挖沙土的工具是圓頭機制鐵鍬,鐵鍬有三種:一種是鍬面平直的用於挖較粘的熟土的鍬;一種是鍬面凹陷較深的撮沙子的鍬;一種是鍬面稍有彎曲、鍬面介於平直與凹陷之間的用於挖生土的鍬。木質直鍬把,木把長大約一米六、七。我們平時習慣於使用鍬把頂端有一個橫柄、便於把握。剛剛使用紅磚廠的鐵鍬有些不太習慣。使用一段時間之後,方才知道它的優越性。這種直把鍬,挖土或裝車作業都十分順手,特別是把長、沒有橫柄,裝車更方便。

紅磚一廠實行計劃生產,按規定的尺寸和質量要求進行作業。我們第一天是挖生土。技術員早已經把生土作業場地做了規劃,畫出界線。行駛軲轆馬的鐵軌已經鋪設在界線旁邊。(行駛軲轆馬的鐵軌是隨着作業場地的轉換而遷移。)幾輛軲轆馬停靠在場地邊的鐵軌上。挖土的深度是有嚴格規定的,準確數值記不住了,大概30多厘米。因為不同的深度的土的化學成分是不一樣的。直觀挖過的土坑,坑底絕對平整,不得有凸凹不平之處;四周坑壁垂直於坑底平面,沒有任何彎曲或缺損。休息的時候,大王自言自語,“燒磚用的是土,取完土的坑何必搞得那麼規矩。”

春山:“這就是工廠,這就是大生產。工人階級的紀律性,集體主義精神,就是在嚴格的按工序、按質量要求進行生產中養成的。”

昆岫:“所以,學校才組織我們到生產的第一線參加勞動。”

高秀生:“深刻!深刻!只有這種認識,你們才能夠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

小王:“改造思想需要長時間的勞動鍛煉,提高認識不是挖一車土就行了。”

高秀生:“‘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苦也。”

黃道初:“我的認識就是一個字:累!”

什麼是累?不是從課堂出去干體力活的人是無法想像的。初到紅磚一廠頭兩天,午飯後、晚飯後,同學們還是圍成圈打排球,在空地上踢足球。幾天後,外邊幾乎看不到人;吃了飯,多數人都是放倒在木板通鋪上。在學校很多人心裏對於開會、學習、批判都有些厭煩;現在,180度大轉彎,多麼盼望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學習時間)的到來。儘管後來勞累的感覺減輕了,消耗體力的體育活動,也基本不再出現。

在紅磚一廠勞動大概不足一個月,廠方提出關於同學們吃飯的問題。一九五五年八月國務院發佈命令,實行糧食計劃供應政策,大學生平均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實行定量供應;我們學校從我們入學到1959年畢業,並沒有對每一個同學單獨實行定量,吃飯從來是不計量的。挖土、推軲轆馬屬於重體力勞動,同學們飯量大增。就連我飯量較小的人,中午一頓至少吃兩個饅頭(山東戧面砍刀卷子,4兩一個)。二十多天下來,廠子出現糧荒,(按規定,重體力勞動定量是每月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四十四斤)。無疑,由於我們不計量的吃法造成了廠子糧食超出定量。於是,學院領導要求各班開會,作為政治任務,動員同學們注意節約糧食。

一天,昆岫推軲轆馬,用力過猛,速度較快,撞上了在他前面推車的統計課助教。經廠子大夫檢查,是小腿肌肉裂傷,沒有骨折。此事引起學院帶隊領導高度重視,各班都開會討論,強調做到安全生產,避免發生人身事故。昆岫當時就被嚇得臉色發白,不知所措。晚飯都沒有吃。第二天停止勞動一天,在宿舍寫檢查報告。晚上,在全班大會上,進行檢討。同學們不免要發言批判。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序。

在我們勞動在紅磚廠的同時,農經系、貿易系的同學,分別到農村和商場參加勞動。也有的同學在校園內修路、整修環境。還有一部分同學參加教改,編寫教材,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

孫殿卿沒有去紅磚廠勞動。他和一些同學留在學校,在王繼業老師率領下,進行教改。我從紅磚廠回來,我們兩個自然要到一起交換“心得”了。

孫殿卿:“怎麼樣,累壞了沒有?”

我:“天生就是幹活的命。累不死。”

孫殿卿:“告訴你兩個奇聞!聽不聽?”

我:“當然!先講第一個。”

孫殿卿:“第一個是唐教授。王老師在前兩年的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唐教授署名的文章,覺得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他回憶起來,是在蘇聯看到的。那是一位蘇聯著名的經濟學家的論文,王老師還保存了那本蘇聯雜誌,經過對照,正是那篇文章。”

我:“唐教授還懂俄文?聽說他英文好,給58班上課,還要用英文講課。”

孫殿卿:“正是。他是從英文雜誌上翻譯過來的。”

我:“想不到,360元(月薪)的大教授,還做這等找竅門的勾當。說第二個奇聞。”

孫殿卿:“你知道什麼是學閥嗎?”

我:“新鮮!聞所未聞。什麼是學閥?”

孫殿卿:“具體的定義不知道。解放前,上海有一個仗勢把持教育學術界的人物,凡是署名他的文章,報刊雜誌都要刊登。我們學校有兩個南開留美的老師,以前就為上海那個學閥寫過文章;因為兩位老師學術造詣較高,博得那個學閥的欣賞,兩位老師的文章就常常以學閥署名發表。”

我:“給學閥寫文章,不就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嘛。”

孫殿卿:“何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位都是從美國回來的,是內控的嫌疑人物。”

我:“怪不得講課時,總是按照中國人大的教材照本宣科。”

(2010年9月27日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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