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鬥爭

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說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反右派鬥爭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我們1959年畢業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終帶着一個“團內留團查看一年”的處分，走上了工作崗位。

這兩年，雖然上課、實習、寫畢業論文等等與學習有關的各種活動，我能夠正常參與，但是，在反右派鬥爭運動中，已經成為大多數同學的對立面，只是始終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通風報信。

運動開始之初，系裏以年級為單位，召開黨團員會議。唐彬主持會議，一個黨支部委員念了《人民日報》社論。社論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在黨團員會議上，唐彬板着不太光滑的、好像面對戰場上敵人一般的鐵青臉，嚴肅的、稍微有些顫抖的山東口音高聲告誡：在我們系裏，有右派言論，有敵我矛盾，要求有問題的同學要主動交代問題。同時要求同學們積极參加反右鬥爭，揭發右派言論。等等。

散會後，我和杞芳根據對會議的理解，找到周易，希望他爭取主動，承認錯誤，以減輕可能遭遇到的懲處。

我：“周易！要反右了，我們剛剛開完會。”

周易：“聞到火藥味了。”

杞芳：“你平時說的話和右派言論能對上號的，好好想一想，主動向黨支部交代交代。”

周易看了看我們兩個，現出一絲陰冷的微笑，說了一句，“幼稚！”

很快，黨支部就把杞芳和我找去進行批評。說我們兩個與周易的談話是向資產階級右派通風報信，喪失了共青團員的革命立場，已經站到了階級敵人一邊。

其實，我們兩個的行為並沒有違背黨團員會議的精神；如果換了柳駿或昆岫，不僅不會有問題，還會受到表揚。看起來，我們兩個已經被圈到革命陣營以外去了。

杞芳對我說，“我們兩個找周易談話，只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黨支部緣何知道的如此之快！”

我：“大概周易主動去黨支部交代問題去了？”

杞芳：“幼稚！”他是用周易的語氣說的。

寫檢查

既然被劃過去了，交代問題是必須的！整風會我很少參加，也沒有發言，沒有成套的“右派言論”。既然把你推過去，為了表現認真悔改，就得從日常胡言亂語中去搜羅能夠上綱上線的言論。寫檢查是一個不斷“提高”，內容不斷增加的過程。通過團支部大會、同學們提醒，現在能夠記得住的主要問題大概是這些：

首要的是黨團支部認定的在整風運動中逃避開會，對整風運動持消極態度；以及在反右鬥爭開始之時向右派分子通風報信，喪失黨團員立場。

其次，也是要命的，是周易揭發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閑扯的時候，我講了在密山（知一）南門外住五叔住過的房子，門前有一顆大柳樹，房後有一片燈籠果灌木叢……，坐四匹馬的毛子車去楊木崗外祖父家，回憶一些小時候的生活；周易說，這是“留戀舊社會”，“美化舊社會”。另一個問題是在反右鬥爭之前、在宿舍和周易談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在周易滔滔不絕評說之後說的那句“看來我們是處於黑暗的歷史時期。”這被認為是很反動、十分惡毒的語言。

再次，五一節早晨在床上發牢騷說的那句：不如五一節前死去……。等等一些不負責任，不考慮影響的胡言亂語；包括那些不顧前因後果、斷章取義的、可以屬於或近於右派言論的言論。把這些言論交代出來，以表示態度老實誠懇、徹底轉變立場的決心。

寫檢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深挖社會根源、思想根源。這一部分可以沒有事實，儘可能地說得嚴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爺、六舅、五叔被鎮壓，外祖父土改被鬥爭等等都重複寫進去。還要檢查自己受階級敵人的感染，立場動搖。

最後，還要給自己的問題定性。當時有兩個概念：立場問題；認識問題。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敵我矛盾，如果是後者，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結論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說是認識問題，怕過不了關；自己說是立場問題，心裏通不過，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反社會主義，不是階級敵人。經過多次參加批判（其他人），看報紙，反覆掂量，對於自己應該下的結論基本形成：喪失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當然，這不是最後的結論。

批判會

每一次批判會之前，都要事先寫好檢查提綱，嗣後再寫一份詳細的檢查。寫檢查對於我來說，不是難事；一個人跑到圖書館，找一個背靜的地方，儘可能別把同學們新提出的問題遺漏，上綱上線，寫的蠍虎一些，就算完成任務。

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檢查，然後傾聽大家的批判發言，生怕有誰再給你提出一個嚴重的、上綱上線的問題，心中實在是難以忍受。諸如分析問題的性質，挖思想根源等等務虛的發言，無關痛癢，那是越多越好。譬如，師中興，已婚，是我們高中生中年齡最大的一位；有一次睡覺從上鋪跌落到地上，沒有受傷；平時很少發言，在面對大是大非的反右鬥爭中，不發言是不行的。他從不說別人的事實言行，而總是聲色俱厲地挖根源、找危害。他批判我的時候說了一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記憶猶新。

儘管很多同學都和師中興一樣，每一次開批判會的時候都是說些陳詞濫調；說些開脫的、減輕我的“罪行”的話語，我還是害怕類似小王那般的積極分子，周易那種反戈一擊、要命的揭發。一次下午，在三樓一個教室開批判會。中間休息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徘徊在窗下的榆樹牆邊上。我抬頭看看教學樓，頭腦中突然出現一個景象：從四樓禮堂的窗戶跳下來……，如果摔不死……，住院？無法參加鬥爭會？或者出現了什麼人力無法控制的大事件，鬥爭停止？小王大聲疾呼：“開會了！”嚇我一跳，我打了一個冷顫，下意識地拍了一下頭頂。在登上樓梯，回教室的瞬間，自己安慰自己：一切都讓時間去決定吧！

談話

在整個反右派鬥爭中，有兩個人分別和我談過兩次話。這大概就是“拯救”。

第一次，是在1958年，多次批判會之後，支部楊書記，把我找到她的宿舍，分析我的問題，提出改正錯誤的方向等等。其中，她說道，“你呀，讓人家賣了都不知道……”自然，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畢業的前夕，學校團委對我的處分還沒有下來之前，小王找我談話。小王在畢業前入了黨。當時他是什麼幹部，我還真的不清楚。這次談話好像沒有主題，總的看，還是圍繞政治問題，局勢問題……。說著說著，我說出了如下一番話，大意是：歷代新建立的政權的統治者，都是企圖把統治的國家治理好，不可避免的要對敵對勢力進行鎮壓，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

這次談話之後，我和孫殿卿把談話的情況講了一遍。

孫殿卿：“你呀，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吃一百個豆不嫌腥！談話之後有什麼動靜沒有？”

我：“還沒有什麼徵兆。難道，小王是在套我！”

孫殿卿：“等着吧！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批判會白開了。你這個團員，還趕不上我這個白丁。”

果真如孫殿卿所說。

處分

畢業的時候，反右派鬥爭基本結束。右派分子的名單已經確定。我們班定了兩個人，一個極右分子周易，另一個是部隊轉業的姓劉的同學。我和杞芳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就要感謝**定的階級敵人的比例為“百分之五”了！我們班畢業的時候大概40人左右，只能有兩個右派分子名額。我和杞芳算是沒有戴上帽子。

大約是黨支部楊書記找我談話之後，團支部開會，處分我和杞芳。經過檢查、批判，最後，我和杞芳都是根據全體團員的提議，然後一致舉手通過的處分是：批評（是團內處分的最輕的一級）。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地。

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快畢業了，學校團委的處分決定批下來了，我和杞芳都“改判”為“團內留團查看一年”團內最高級的處分。這是套着脖子上的枷鎖。參加工作后，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新的工作單位團支部“監督”下，總算卸掉了。為什麼“改判”？我分析，杞芳涉及“三大改造”等等社會問題較多，問題性質比較嚴重。至於我，大概不無與小王的那次談話無關，真的讓孫殿卿說中了。

（2010年9月15日17: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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