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六年級生的青春歌史（1）

小時候的記憶，總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親陶曉清一邊主持西洋熱門音樂節目，一邊推廣台灣青年創作歌謠，家裏到處堆著錄音帶、唱片和詞譜。“民歌運動”最熱鬧的那幾年，母親經常籌劃主持演唱會，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時便到我們家裏開會。客廳鋪滿榻榻米，很是寬敞，大夥便席地而坐，縱論暢談。母親心疼其中幾個離家求學的孩子難得吃頓好飯，常常邀請他們早點兒過來一起晚餐。長大之後讀到文壇前輩回憶林海音、劉慕沙昔時照顧年輕窮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親當年照顧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來，那些歌手當時都是二十郎當的大孩子，母親也才三十齣頭，大家有的是青春銳氣，不知江湖險惡，個個天真熱情，志比天高。原本說是開會談正事，後來總得岔題，有人拿起結他唱起剛寫的新歌給大夥評判，有人說起自己坎坷的成長史，感動得女孩們拭起眼淚。當然，戀愛和失戀的故事總是少不了的。那時我還是滿地亂跑的小娃娃，那些常來串門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寫給他們同齡人聽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個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親從未主動“教”我聽音樂。那些歌總是觸手可及，我卻從未想過要跨前一步，走進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學，才稍微認真聽起西洋音樂，先是和同齡孩子一樣，瘋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繼之偶然向母親借來一卷Beatles卡帶，這一聽，當下流行的新歌盡皆失色，我一頭栽進父母輩的搖滾世界，萬劫不復。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我上了高中。課堂上，老師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幾十年的詞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單、“二二八”……課室外的社會激騰動蕩，我則罩着耳機，饑渴若狂地聽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搖滾，渾然不知台灣流行音樂也正邁向史無前例的**。然而，再愚鈍的孩子也該感覺得到：我們正在經驗一段不平常的歷史。

高二那年一個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驀然想起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一九八三）：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着悲傷的歌曲

霎時一道閃電擊中腦袋，我想通了：這首歌唱的從來不是那障眼的副標題“致中南半島難民”，而是我們自己的歷史（彼時我並不知道，這早已是許多資深樂迷心領神會的秘密）。

這樁發現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錯過了許多饒富深義的歌詩，它們埋藏着重重的線索，每一條都與我們的集體記憶血肉相連。

不久，“出走”去國三年的羅大佑終於返台，以《愛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調復出。那陣子來家裏拜訪母親的音樂圈同行，提起這張專輯，都是一臉的凜然敬畏。我在信義路復興南路口“水晶大廈”一樓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錢買下這卷卡帶，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錢買的國語專輯。之後，又陸續補齊了羅大佑的舊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來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聽完這幾張專輯，益發饑渴，於是接着溫習李壽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紅螞蟻第一張專輯《紅螞蟻》（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一九八六）、黃韻玲《憂傷男孩》（一九八六）……它們離當時的我不過兩三年光景，卻是我來不及在第一時間參與的青春期，那原只屬於長我一兩代的前輩。是沉鬱的黑色羅大佑，開啟了這趟回溯台灣歌史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