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那隻可樂瓶（2）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場突發事件，既無錄音，更無照片，只有在場者的事後憶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話色彩。那隻被砸碎的可樂瓶，在這段史稱“淡江事件”或乾脆叫“可樂事件”的傳奇之中，始終是畫龍點睛的關鍵道具。那瓶可樂，究竟背負了多少沉重糾結的歷史情緒？

據查，可口可樂進入華人世界，始自一九二〇年代，但流傳始終不廣。大陸易幟，國府撤台之後，兩岸更無引進。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樂方才正式設廠台灣，距“美軍顧問團”在一九五一年韓戰后大舉駐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國流行文化亦隨美軍駐台而漸漸取代早年的東洋文化，成為台灣青年時尚主流。可口可樂、牛仔褲、荷里活電影，還有美軍電台播放的“熱門音樂”一起，成了“西風壓倒東風”的象徵。

一九七一年，台灣被趕出了聯合國，次年尼克遜訪問北京，簽署《中美聯合公報》。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國陸續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愈形孤立的國民黨政權以“國際姑息逆流”稱之。那段時間成長的台灣青年，面對的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大時代”，世界紛紛亂亂，整片島嶼被拋向未知，大人眼中滿載着惶惑，青年的身軀則翻騰着澎湃的民族熱血。“保釣”運動初興，成為集體情緒宣洩的出口。一度在六〇年代蔚為主流的“存在主義”風潮，那股蒼白、虛無之氣，到七〇年代漸漸化開，讓位給鄉土與現實主義的藝文路線。

七〇年代初，還在淡江念書的李雙澤，在台北“哥倫比亞”咖啡屋結識一群年輕歌手：胡德夫、楊弦、吳楚楚、楊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迪倫、瓊·貝茲（JoanBaez）、多諾萬（Donovan）和保羅·西蒙（PaulSimon），卻漸漸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氣不足——你我唱得再像，畢竟生來不是白膚碧眼；那歌寫得再好，畢竟並非我鄉我土所出。這股心虛一旦勾起，便難再撲滅，唯一出路，便是自創新曲，在“洋歌”與市面上被詆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闢道路。李雙澤居中鼓吹，尤其熱切，各人摸索試驗，總算有了幾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楊弦終於“正式打響革命第一槍”，在當年最體面的演出場地——台北市中山堂舉辦創作歌謠發表會，演唱余光中詩作譜曲的新歌。之後發行唱片《中國現代民歌集》，迴響遠超預期。廣播人陶曉清在“中廣”節目邀訪歌者，播放新曲，籌辦演唱會，在原以西洋“熱門音樂”為主的節目中專辟時段，介紹青年新創曲，成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那可以是一場“運動”，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動搖整個時代——那幾個青年人，腦中大約是從未浮現“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團體的“藝文實驗”吧。

李雙澤，或許是極少數的例外。他始終抱着極其強烈的使命感，並且深深相信歌曲作為革命武器的潛在力量。

“可樂事件”那一夜，李雙澤剛剛浪遊世界歸來。他從淡江輟學，花了兩年遍歷歐美各國與父親的僑居地菲律賓，大開眼界之餘，也體驗了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見識了西方強權在第三世界留下的殖民陰影。從西班牙農村、菲律賓魚市到紐約街頭，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聽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賓拍下一幀照片：背景是球場的草坪，鐵網圍籬高懸着鮮紅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一個穿牛仔褲的青年閑坐其下，茫然遠眺——這幀照片在李雙澤死後被好友梁景峰選為遺作文集《再見，上國》封面，微言大義，點滴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