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啞巴海倫的校園生活(1)

中國也好，美國也好，十來歲的孩子都是以學校為圓心做圓周運動。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被叫作愛麗絲或者安琪爾，我看起來就不像叫這種名字的人。最後我還是有了一個英文名海倫，大衛起的。這個名字像我的中文名字一樣，也沒有問過我同不同意就叫上了。大家以為這樣可以使我在美國的生活容易些。海倫？是不是那個又聾又啞的海倫？在去學校的路上我問媽媽。媽媽說：起個英文名就是讓那些老外叫起來方便些。其實媽媽還是喜歡你的中文名。宋歌這名字按美國的人叫法就成了歌頌宋。這名字多好，中國人叫起來響，美國人叫起來也響。媽媽當年給你起這個名字真是有先見之明呀。我一聽就火大，倒好像她的叛逃蓄意已久。打我出生時就心懷鬼胎，讓我的名字左右逢源。媽媽放我下車前只教了我一句英文：請問廁所在哪裏？學校的校徽是一隻狗。許多年後的今天想起來這真不是個好兆頭。當時只是覺得換在中國我們只會用龍啊鳳啊的吉祥物，絕對不會用狗。狗在中國只能用來罵人。學校大樓像一座久無人用的庫房，龐大而簡陋。大片大片的草坪，整理得很規矩，營養充足綠得純正。隱約聽見笑聲和尖叫，是那種單調一致的尖叫：“太棒了！”“酷！”不遠處一定有一片操場，我想。果然拐彎處就是。厚實的外套搭在看台上，笑聲與尖叫聲隨着球起球落，此起彼伏。仍然是那種單調的蹦單詞的尖叫，哪裏的少年都一樣，興奮到極點卻只是這樣尖叫着丟出一兩個簡單的詞彙，有時乾脆就是一個語氣詞“哇嗚”。好像詞彙越貧乏，激情越澎湃。少年人才有的體力充沛不需要經大腦的尖叫聲，讓我真正從媽媽的城堡里出來，心情隨着他們的單調的尖叫聲豐富起來。可是很快就發現這些與我無關。那種少年人氣息只是使我得到片刻虛幻的歸屬感，那其實是屬於美國孩子的。我的黑頭髮就像混入黃豆的黑芝麻，自己都覺得站錯了地方似的。一個球滾到我腳邊。他們沖我嚷嚷着什麼，也許是叫我讓開，也許是叫我把球還給他們，我一句也聽不懂。我的聽不懂似乎更加激怒了他們，他們對我伸出了中指。我雖不懂英語，不知道伸中指的具體含義，但卻感覺到了它的侮辱與殘忍。聽不懂老虎的話，難道就看不出老虎打算吃你嗎？我是誰？我是啞巴海倫，甚至連頂嘴的能力也沒有。我對他們吼叫了一聲，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而是一個十二歲孩子被人欺負時本能的反應。我的吼叫果然引來了同類的呼應。遠處走來一個東方女孩子，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人沒到，那目光先到達了。她用英文問我：新來的？哪裏來的？這句話我正好聽懂了，我連忙告訴她我是從中國來的。她立刻改說中文：我也是從大陸來的。我才知道自己的國家在這裏一般被稱為大陸。她接著說：不用怕。有我呢。她沖籃球場用她的白眼睛反咬了他們一口。沖我伸中指的其中一個男孩子上前來。她一揮手，空蕩的場地上平白地冒出一幫子人馬來，眼裏是一致的能咬人的光。球場上的那些人立刻就嚇走了。她也轉身離開。我追問她的名字，她對我淺淺如花般地一笑，像武俠小說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一樣，做了好事不留名。我在後面痴情地問：我叫宋歌，你呢？這時她驀然回首輕輕吐出一個名字“安妮”。這個名字在我第一天的美國校園生活里，就像上帝的名字一樣。我想告訴老師我被人欺負的事情。座位很硬，前面男生的高大把我逼出個挺胸收腹的優雅姿勢。老師的臉就在他的頭上露出一小塊。整整一節科學課，只知道老師的嘴在動，一句也聽不懂，一句也不會說。我一下成了一個既聾又啞的殘疾兒童。耳朵嘴巴全是虛設，沒有用的。就像我童年許多漂亮衣服的假口袋一樣，外面看起來是好的，卻只是裝飾品。我真的成了那個著名的海倫了。課後我用結巴的英語講了聲“ｔｅａｃｈｅｒ（老師）”，老師回過頭來含着一個得體的職業化的笑容對我說：喲，我的小寶貝，你不可以管我叫“老師”，就像你不可以管郵遞員叫“郵遞員”一樣。那是非常不禮貌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可以叫我米雪。喲，對了，你要對我說什麼？對於眼前這個來自貧窮國家的小啞巴，她就像一位仁慈的貴婦人，連她的微笑都是一種施捨。我想告訴她在我們中國叫老師名字才不禮貌呢。好不容易拼湊起來的幾個英語單詞在她的仁慈面前全面瓦解，還沒有出口自己就放棄了。我支支吾吾一會兒，突然講出媽媽教我的那句英語：請問廁所在哪裏？我躲進廁所里大哭了一場。我想要是安妮在就好了。再次見到安妮是在放學的時候。大衛來接我，海倫今天過得怎麼樣？他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吐字清楚，英語不好的人也能聽得懂。宋歌，我匆忙地糾正他，不滿他擅自給我起個名字還煞有介事地使用起來，同時我慌張地向四周望去。他往我身後一站我就很不好意思，擔心人家好事的目光，但並沒有人看，這是一個對各種生活方式都不好奇且不過問的地方。只有安妮悄悄問我：他是誰？他是，他是，我突然啞住了。他是誰？這個我來美國問的第一句話，現在倒考倒了我。她善解人意地說：你爸爸媽媽離婚了？我點點頭，同時發現她背後站着一個美國人，虎背熊腰、面色紅亮，一看就像肉類加工業從業人員。我已經可以確定安妮的背景與我相似——都是有個美國繼父。她的繼父對她極好，又親又抱。海倫這個名字，被叫了三天後，我已經知道回頭了。那天我在學校餐廳用餐，後面有人叫“海倫”，我回頭，是安妮。我們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事實上，整個餐廳像被八國聯軍瓜分了去：白人和白人坐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坐在一起，當然中國人也是跟中國人坐在一起，比如我和安妮。與安妮聊起我初來乍到的種種苦悶，與媽媽不和，想家，沒有朋友，上課聽不懂，被同學欺負，還有種族歧視，十二歲的我已經知道往這種事上安很大的帽子了。安妮冷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們有什麼辦法？她說“我們”，一眼能看出我身上那份與她相似的寄人籬下的孤獨與無助。她又說：像咱們這樣的拖油瓶真慘，不僅拖到別人的家庭，還拖到別人的國家。那一刻我深刻地自憐起來。一股尖酸的寒氣迎面而來，我連忙向她那邊湊了湊，手肘撞着手肘。像冬天裏的兩隻同類小動物擠着靠着在取暖，在互相保護免受另類的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