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化與代價

在生理學家賈·戴蒙（Jared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裏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裏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註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sāo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認為中國至少形成了兩個“dúlì發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centersoforiginsoffood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華北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字書寫系統，所向披靡，翦滅了任何其它的可能xìng，此乃漢文明一統天下的靈通寶玉，也使戴蒙教授困惑於中國無數其它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里，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左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中國對東亞三國的漢化

顯然，史前史的這個“語言代換”風雲，到了文明史里，大約就是所謂“漢化”，sinification，即中國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擴張，西方漢學領域早有的一個說法，也譯為“中國化”，一個新譯法乾脆叫“華化”，對應的詞是disinificaion，脫漢。漢唐兩朝，中國文明強盛而遠播四周，但並非無遠弗屆，其間自有其限制。華夏文明覆被四海，無非是漢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還歸功於佛教的法力。漢化的歷史積澱，即“漢字文化圈”／“中國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國：韓國、越南、rì本。

漢化第一波的興起，應是漢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麗，佛教被立為國教，中文書寫也被引進，國王還設館教授儒學。但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卻在高麗無法戰勝當地豪強，也使中國不能徹底控制韓國，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貢制度，接受高麗的藩屬地位，此宗主關係反而使漢化在韓國達到高峰，中國的技術創新、時尚、禮儀皆在韓國落地，上層社會習儒為榮，而平民階層信佛成風。

南亞的越南，卻在文化上更dúlì一些。漢唐之間，中國征服越南，並引進其稻米種植，北方的農業和人口增長甚為受益，越南則從中原學來灌溉技術，其農業也受益匪淺。越南對漢化，沒有韓國順遂，其區別在越南人的忠孝觀和婦女地位，跟中國有明顯差異，儒家的父權制（patriarchy）在此沒有適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歡迎。中越之間的交換互利，似乎可以歸結為兩件大事：大米與佛教。

漢化在rì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識的（intentionally）選擇xìng吸收。公元6sì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國的zhōngyāng集權制，rì本文人皆苦練中國書法和儒家經典。奈良時期佛教更是盛極，有五大寺，後來唐朝鑒真東渡，於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rì本直接、間接從中國傳入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晚唐以後自然還有禪宗傳入。

綜上所述，華夏澤被，皆朝東南：一個島國、兩個半島。漢文明背後的亞洲腹地，則是游牧人的跑馬場，於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盛唐嘎然而止。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的爭奪生存空間，即胡漢之爭，充填中華兩千年史，戴蒙教授的遊戲規則到此失靈，農耕人並不佔便宜，毋寧是幾番夷狄入主，明末顧炎武所謂“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說十三世紀的“蒙古風暴”洗劫歐亞，萬里荊棘銅駝。野蠻人有時候也“創造歷史”。漢文明在血泊里依舊有“同化”的韌力，不覺自己也被野蠻“同化”了幾分，卻是無人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