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埃及太陽曆

六千多年前，每年六月，埃及尼羅河兩岸的土地都龜裂得像蜘蛛網似的。***人們望着眼前的景，一個個都愁眉不展。他們無法耕田，只有以放牧為生了。

每年七月，尼羅河開始泛濫，只見洪水夾帶着大量的腐殖質，將兩岸龜裂的農田灌滿了。過了一段時間，當洪水退去后，農田表面留下了一層淤泥，等於上了一次肥。

一個老人，望着一望無際的肥沃淤泥，臉上浮現出笑容。晚上，老人將兒孫們叫到面前，說道：“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個地方，長年以放牧為生。今日，我有個想法……”

說著，老人拿出一個竹竿，指着上面的刻痕，繼續說道：“這是我多年觀察尼羅河後記載下來的。我把尼羅河每次泛濫的時間刻在這竹竿上，然後加以比較，現兩次泛濫之間大約相隔三百六十五天。同時我還現每年的某一天早晨，當尼羅河的潮頭來到此地時，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從地平線升起。到明年的這一天，正好是三百六十五天。年復一年總是這樣。我決定從今年起，咱們家不能光以放牧為生了。你們看那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上面的草長得多壯。如果在上面種上莊稼，一定比眼下的日子過得更好！”

老人說得一點也不錯。

古埃及大體處於今天埃及的地理位置上，源遠流長的尼羅河由南而北縱貫全境。從遙遠的古代起，埃及人民就勞動、生息在尼羅河兩岸。

埃及氣候炎熱，雨水稀少，因此展農業生產與尼羅河的定期泛濫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埃及境內，尼羅河每年六月開始漲水，七月至十月是泛濫期，這時洪水夾帶着大量腐殖質，灌滿了兩岸龜裂的農田。當洪水退下去時，農田就留下了一層肥沃的淤泥，等於上了肥。十一月進行播種，第二年的三月至四月收穫。

前面說的那位老人帶領他的兒孫們由游牧轉為農耕后，日子越過越好。附近的人們見到老人家一年比一年富裕起來，也都學着種起田來。不過，咆哮的洪水有時也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災害。

勤勞勇敢的埃及人民，為了不違農時，展農業生產，逐漸認識到必須掌握尼羅河泛濫的規律，準確地計算時間。於是，曆法產生了。

他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把一年定為三百六十五天。把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從地平線升起的那一天定為一年的起點。一年分為十二個月，每月三十天，年終加五天作為節日。這就是埃及的太陽曆。

埃及的太陽曆與回歸年，也就是太陽直射點從赤道往來徘徊南北回歸線之間的時間——三百六十五天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相比較只相差四分之一天，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準確的了。但是，一年相差四分之一天不覺得，經過四年就相差一天了。經過七百三十年，曆法上的時間比實際時間推進了半年，寒暑正好顛倒過來。經過一千四百六十年，又回到原來的起點，來了個周而復始。埃及人民在使用太陽曆的過程中，逐漸現歲差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困難，於是又採取了一些適當的措施給以補救。

埃及的太陽曆傳入歐洲后，經過不斷改進，成為我們今天通用的公曆，又叫“格里高利曆”。

在歐洲，希臘和羅馬早就有了自己的曆法，但都很不準確。公元前八世紀，古羅馬的努瑪王在位時，參照希臘的太陰曆，改訂了羅馬曆法，規定一年為十二個月，其中1、3、5、8四個月每月三十一天，2、4、6、7、9、10、11七個月各二十九天，12月為二十八天，全年為三百五十五天，比回歸年少了十又四分之一天。由於誤差大，因此在實際應用中矛盾重重。

公元前一世紀上半葉，羅馬奴隸主階級的著名政治家凱撒登上了歷史舞台。當時，羅馬是一個雄踞地中海的大國，奴隸制經濟相當達。生產的展需要有一種較為準確的曆法。公元前四十六年，凱撒聘請亞歷山大城——位於埃及——的天文學家索西尼斯以埃及的太陽曆為藍本編製曆法。埃及人民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便傳入了歐洲。

凱撒曆法對埃及太陽曆每年約四分之一天的誤差作了調整，辦法是：平年定為三百六十五天，每四年置一閏年，定為三百六十六天。1、3、5、7、9、11每月三十一天，4、6、8、10、12每月三十天，2月平年二十九天，閏年三十天。這樣就更加接近回歸年了。因凱撒生在七月，故稱七月為“儒略”。至凱撒的繼承人奧古斯都統治時期，他因為生在八月，於是從二月抽出一天加在八月上，使八月也成為大月，並稱之為“奧古斯都”，以顯示他的地位不低於凱撒。同時，他又將9、11兩個月定為小月，10、12兩個月定為大月。作這樣的改動后，就與我們今天使用的公曆差不多了。1、3、5、7、8、10、12月，每月三十一天，4、6、9、11月每月三十天，2月平年二十八天，閏年二十九天。由此可見，各月的天數參差不齊，並無天文學上的根據，完全是統治階級人為地造成的。

公元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召開的宗教會議上，規定儒略曆為基督教的曆法，但沒有規定以哪一年作為儒略曆的起點。後來，到了公元六世紀之際，基督教徒上推五六百年，把傳說中的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基督誕生的那一年說成是公元元年。所謂“公元”，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主的生年”。在這一年以前統稱為“公元前”，英文的意思是“基督以前”。

十六世紀，隨着歐洲資本主義農牧業的展，儒略曆日益不敷需要。因為儒略曆雖然比埃及的太陽曆進了一步，但較之回歸年仍有十一分十四秒的誤差，每一百二十八年又要相差一天。儒略曆在歐洲通行了一千六百餘年，到十六世紀下半葉，曆法上的日期比回歸年遲了十天，比如，1583年的春分應在3月21日，曆法上卻是3月11日。此外，教會規定耶穌復活節在過春分月圓后的第一個星期日，由於春分已相差十天之多，耶穌究意在哪一天“復活”也成了問題。因此，對儒略曆作進一步的改革，已是勢在必行了。

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於1582年組織了一批天文學家，根據哥白尼日心說計算出來的數據，對儒略曆作了修改。其中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曆法上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間的十天宣佈撤銷，繼10月4日之後為10月15日，於是1583年的春分在曆法上是3月21日了；二、過去四年置一閏，四百年共計一百閏，現在改為四百年中有九十七個閏年，從而大體上彌補了十一分十四秒的誤差。置閏的方法是：凡是逢百年那一年可以用四百除盡的就是閏年，除不盡的就不是。如1600年是閏年，1700年、1800年、1900年都不是閏年，2000年是閏年。這就是“格里高利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曆法，簡稱“格里曆”或公曆。

人們在使用公曆時，要知道公曆是源於埃及的太陽曆的。埃及人民的智慧是值得世人稱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