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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思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國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要求它從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原始社會的狀況。上起人類的原始，下與夏商周對接，涉及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對象的各方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諸課題。
近代考古學從十九世紀後半算起，迄今不過一百幾十年；我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剛半個多世紀。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是當代考古學者的重大使命。記得本世紀初年有的學者曾發出過要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寫續篇的豪言壯語，使後學很受鼓舞。說實在的，按照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學科剛剛起步，缺乏資料的積累，要實現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現實的。現在不同了，我國考古學和相關的學科都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會歷史的一批成果，積累了一些經驗。相信不需要多久，將會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智慧和勇氣，來彌補恩格斯在《起源》一書末尾所感到的遺憾①，真正完成一部中國的續篇！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理想的一塊鋪路石。
二中國的遠古歷史涉及到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民族到國家。二者雖都是世界範圍的課題，但都與中國遠古歷史密切相關。自從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明確提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話；1884年恩格斯發表《勞動在從猿到入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科學地論證了猿之所以能變成人的根本機制。從那以後，古人類學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包括中國境內一系列人類化石的發現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細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體質特徵至少有十二項與蒙古人種有聯繫，鏟形門齒就是最顯著的一項。現在中國境年發現的人類化石，無論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謀猿人（距今約175萬年）和藍田猿人，還是大體同時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化石，無一例外都是鏟形門齒。在新石器時代和現代中國人的標本中，鏟形門齒佔有極高的比率，高於其它任何種族。其它許多體征也有類似的現象。吳汝康在概括地比較了這些體征上的相似性以後寫道：“上述這些在現代蒙古人種中出現率特高的性狀，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①恩格斯寫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干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判並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經常出現。顯示它們與黃種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着連續性，有着親緣上的繼承關係。自然，在這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也與其鄰近地區不斷有基因的交流。”①所謂發展的連續性或親緣的繼承關係，換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和鄰近地區在人類發展史上存在着一個獨特的體系，不像是從其它地方的某種遠古人類派生出來的。這一體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們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國雲南發現過一種較接近人類的臘瑪古猿，但歐洲西南部和東非也發現過。最近雲南又發現祿豐古猿，吳汝康認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的類型”。既然中國存在着接近於人類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發現，以後的發展更是自成體系，可見中國在人類起源及其發展的問題的研究方面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徹底究明這個問題還需要做許多工作罷了。
有了人類，就開始有了人類的文化。正如中國的遠古人類化石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徵一樣，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徵，而且表現得更為鮮明一些。為紀念北京猿人發現六十周年商編的一部綜合性著作《中國遠古人類》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話：“多年積累的舊石器材料，已使我們認識到，雖然在不同時期存在反映區域特點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分佈於我國南北方的各個文化發展階段，成為我國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發展的主體，使華北是否存在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我國南北方舊石器文化的異同的趨勢等問題的討論成為可能。”①這些話很好地表述了中國六十餘年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徵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二是“華北地區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現象，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傳統問題的研究與古人類化石傳統問題的研究相互照應。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並且為今後的研究打下了一個紮實的基礎。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既有明顯的階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現象。拿人類化石來說，從早到晚，屬直立人的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等，屬早期智人的有馬壩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等，屬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說我國人類化石代表了人類體質發展的所有階段和全過程，而且還有一些過渡形態。遼寧營口金年山人的地質年代應為更新世中期，此時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雖有一些直立人特徵，大部分卻與早期智人相象，應是體質特徵進化最快的一個代表。
中國的舊石器文化大體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別與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應，但各地發展具體道路有所不同。華北的所謂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是出現小石器最旱的。遼寧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帶鼻的骨針，可與北京山頂洞人的骨針媲美，而年代卻比山頂洞早許多，說明當時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產力水平低下，活動範圍有限。但由於時間長，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播到很遠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細石①吳汝康：《古人類學》，第20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山版社，1989年。
器，而那裏的富林文化卻有大量北方風格的細石器，這顯然是文化傳播的結果。由於中國東北的舊石器文化有時表現得比較先進（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對周圍的影響自然會比較大些，例如朝鮮和日本的舊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國東北舊石器文化的影響，甚至有人類遷移過去。
三中國的新石器文化是從中國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如果說中國舊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體系，那麼中國新石器文化也是這樣，只不過內容更加豐富，譜系更加繁複罷了。
整個新石器時代及以後的銅石並用時代的歷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在中國境內是如何從民族發展到國家的。在此我們想從四個方面略述當前的研究成果，即農業的發生與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分化，區系的組合與重組，以及歷史的傳說與真實，它們也是本卷有關章節的梗概。農業的發生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當然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數幾個農業起源中心中，中國獨居其二。中國的農業以精耕細作為其特色，這在遠古時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國古藉中有不少關於農業起源的傳說，有的說是神農發明了農業，有的說是烈山氏（或厲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發明了農業，周人相信是他們的祖先棄發明了農業，《史記·五帝本紀》則說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看來黃帝又成了農業的發明者。說法雖不一致，總之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祖先發明了農業，而不是從外界學習來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驅德康多爾和瓦維諾夫都認為中國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統地論證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區。近年來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證明這些學者是很有見地的。
大約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中國北方已出現一系列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遺址發現了栽培穀物的遺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有許多窖穴中發現糧食朽灰，經灰象鑒定是栗；河南新鄭裴李崗和甘肅秦安大地灣都發現了炭化的黍，后一處還發現了油菜籽。這些過址所屬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較發達的農業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區最為發達。由此可見中國北方農業的起源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應是旱地農業起源的核心地區。
廣義的中原大體相當於黃河中下游，這裏屬暖溫帶半乾旱季風氣候，年雨量約500—800毫米，集中於夏季高溫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乾旱，且冬季嚴寒，一月平均氣溫比地球上同緯度的其它地區低10℃以上。這個地區普遍存在的黃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較低，但有較好的毛細作用。這兩個條件制約了農業起源過程中選擇馴化作物品種的方向，即對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別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溫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這些條件的作物，它們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當地史前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們自然選擇了這兩種作物進行培植。而且在整個史前時期，二者都是華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許多人認為中國南方應是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但具體範圍說法不一。
有的主張起源於南嶺以南的兩廣地區，有的主張起源於雲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雲南——阿薩姆地區，有的則主張起源於長江中下游，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后一種說法是最接近歷史實際的。
近年來在長江中游發現了一系列大約相當子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分別稱為城背溪文化和彭頭山文化，其年代約當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這兩個文化的遺址中，已不止一次地發現了稻穀遺存，有的是用稻殼摻在泥土中抹牆壁，有的是用稻殼碎末摻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後在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文化中，這種做法更為普遍，已成為當地的一種文化傳統。同屬於長江水系的陝西漢中盆地亦發現有較早的稻餐遺存，分別出於西鄉李家村和何家灣遺址，屬老官台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這些稻穀遺存的年代都遠遠早於中國其它地區發現的稻穀遺存，也早於一般認為可能是稻作農業發源地的印度恆河流域和東南亞山地所發現的稻穀遺存，所以長江中下游應是稻作農業起源的一個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兩個基本亞種，一個是秈稻，或稱印度稻；一個是粳稻，或稱日本稻。現己查明粳稻起源於中國，日本的稻穀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所以有的學者建議將日本稻改稱為中國稻。一般認為，粳稻是從釉稻演化出來的，而秈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國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佈區在廣東、廣西和海南島，長江流域只發現少數幾處。為什麼長江中下游在稻作農業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的地位反而比華南重要得多呢？因為華南大部分處於北回歸線以南，氣候炎熱，幾乎全年無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資源十分豐富。儘管野生稻到處都有，但因為收穫和加工都很麻煩，比起其它食物來也不見得特別好吃，所以人們不一定採集它。即使發現了它的食用價值，因為到處都可以採集到，就不一定考慮進行人工栽培。即使偶爾種植了一些，也沒有迫切的需要把它發展成一種繼續不斷的稻作農業。長江流域就不同了，那裏有較長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夠長期儲藏以備冬天之需的食物。人們一旦發現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和能夠長期儲藏的優點，自然會加意培植並設法擴大再生產。何況長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較發達，人口較多而野生稻資源又少，就更有進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恰巧在長江中下游發現最古老和最發達的稻穀遺存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從而為稻作農業起源於長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實的根據和理論上的說明。
由於在我國有兩個而不是一個農業起源中心，往後的發展又都各具特色，從而在史前時期就形成了南北而大農業經濟文化區和兩種農業體系。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華北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一直是以粟作農業為主的，那裏首先培育了栗和黍，可能還有大豆，園藝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經濟作物有大麻等。養育業是以與農業緊密結合的形式出現的。先後飼養的家吉有豬、狗、黃牛、山羊、綿羊、貓等，家禽有雞。以豬的數量為最多，其它幾類都很少。本區的農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鏟，收割用的鐮和爪鐮以及穀物加工月的石磨盤和石磨棒。
本區農業大體經歷了以下兒個階段：一、磁山文化時期：已有一系列農村，但規模較小；種植穀物有粟和黍，飼養家畜家禽有豬、狗、雞，翻地用農具主要是舌形石鏟，收割用農具主要是石鐮，其中不少是有齒石鐮；穀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盤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狀足的鞋底形石磨盤，是這個階段的代表性器物。
二、仰韶文化時期：農業村落遺址顯著增多，規模擴大。種植穀物除栗、黍外，還從南方引進了水稻。飼養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綿羊、山羊和黃牛。翻地用農具仍是石鏟，但形態明顯地複雜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雙肩形和鞋底形等，後者主要分佈於燕山及其以北的紅山文化範圍內，有人稱之為耜或犁。收割用農具大量增加，但形態一變為兩側帶缺口的或長方形的爪鐮。石磨盤和石磨棒顯著減少，且個體變小，也許這時隨稻穀的引進而將加工稻穀的杵臼同時引入華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盤和磨棒的功能。
三、龍山文化時期：此時作物種類和家畜品種雖無多大變化，農具卻有明顯的進步。翻地農具已規範化為梯形或有肩石鏟，後者實為商代青銅鏟的祖型。收割用農具主要是石質或蚌質的鐮和爪鐮，且全為磨製，質量較差的陶質或打制石爪鐮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測定古代人的食譜，得知仰韶文化時期粟、黍類食物只佔50％，龍山文化時期則為70％，說明此時粟作農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以長江中下游為核心的華中、華南水田農業經濟文化區一直以稻作農業為主，後來從北方引種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區）。這個地區的家畜家禽主要是豬、狗、水牛和雞，後來又從北方引進了羊。農具中多骨鏟或石鏟（或曰鍬），用以平整水田，後來出現了石犁破土器等。由於稻穀可直接用手採集，故收割農具不發達。加工糧食則主要用杵和臼。
本區農業也經歷了類似華北農業發展的幾個階段：一、彭頭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時期：農村多在河湖邊或沼澤地，種稻，養豬、狗和水牛。用骨鏟整治水田，很少見收割用農具，加工糧食用杵臼。二、大溪文化——馬家濱文化時期：農村遺址顯著增加，規模擴大。許多地方己用石鏟代替骨鏟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時期：農業有較大發展，除種稻外，有的地方從北方引種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為補充。已會養蠶繅絲織綢，家畜中大約從北方引來了羊。農具因地區不同而有較大差異，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現了三角形石犁，廣東石峽文化則有石钁和石鏟等，收割用農具中出現了少量石鐮和爪鐮。
以上兩大農業區的兩種農業體系並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響乃至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互動等複雜情況。這樣一種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農業格局，一直影響到整個歷史時期，並且對鄰近國家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其一，出現新的勞動領域，擴大了勞動門類或職業的範圍；其二，更新技術，提高效益，生產縱深發展。兩者彼此聯繫，結果是出現和發展了社會勞動分工及其日益專業化。
本卷涉及的時代中的農業技術的更新，和家務勞動範圍的擴大，最終導致男子佔據了農業生產領域，婦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務的勞動力。這是一個漸變而又複雜的過程。約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墳口文化劉林期的大墩於墓地見到的情況，表明這一過程己步入質變階段。這裏的男性墓才用鏃、魚鏢一類漁獵工具隨葬，紡輪基本上只見於婦女墓葬中；婦女也用斧、錛隨葬，但比例上卻少於男子：同時，鏟、鑿只見於男性墓，而且，僅在男性墓中才見到斧、錛、鑿這樣成套的石質工具。M4和M32兩座成年男性墓，在隨葬斧、鑄、鑿同時，還隨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較多的骨、牙製品，形象他說明死者生前是手工業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後半期齊家文化的柳灣墓地，石刀、石斧、石錛、石鑿及石鑽和紡輪，分別成了男、女各自的專用隨葬品。手工業匠人從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現，就規定了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只是男性展現才能的專門領域。
在農、工之間及手工業內部分工過程中的諸階段的墓葬，凡使用錛、鑿隨葬的男性，往往同時也隨葬了刀、鏟這類農業工具，表明手工業匠人還同時是農人。這反映了當時農、工及手工業內部分工還處在較低水平。同時，在家族、氏族仍是維繫人們的社會組織的情況下，手工業分工往往表現為家族，甚至氏族之間的勞動分工。
制陶業始終是新石器時代的一種重要的手工業。在技術上，它先後經歷貼塑、泥條盤築及慢輪加工等階段之後，於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後段，已在陝西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遺存中見到了快輪製品。快輪制陶技術經歷一逐步發展過程，至龍山時代才在黃河及長江流域普遍推廣開來。不過，即使在這一時期的黃河流域，從它的下游到中、上游，這一技術推廣及發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遞減而顯得頗不平衡的情形。
快輪制陶技術的產生，是史前工業技術革命步入一重要階段的標誌。在此之前，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廟底溝文化的陶窯，往往是成群分佈的。而隨着輪制技術的發展，制陶組織或單位愈益縮小。蘭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窯址的馬廠文化窯場，從其被分割成四個由不等數量的陶窯組成的單元來看，當認為這一窯場分屬於四個制陶組織，同時，其制陶規模也存在差別。約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後段之後，在自隴東以東的黃河流域諸考古學文化的陶窯，一是窯室的容量擴大，二是以遺址為單位來看，陶窯的數量減少了，而且，它們往往呈零散分佈。例如，經過大規模發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橋遺址，分別只見到三座和一座陶窯。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見到的陶窯成了一房屋附屬物的現象。隨着技術的發展，制陶日益專業化，同時，陶器成了交換中的重要商品。
隨着使用快輪制陶之後，制石工藝獲得了新的發展，同時，出現了制玉和金屬製造兩種專業。
制石工藝的進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使我們見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種稜角銳利、體型扁薄且整體拋光的石製品，二是單面穿孔技術的出現並逐步地推廣開來。制石成了需經專門訓練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職業。
據至今見到的考古資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長江流域的先民，較其它地區的居民更早地從石頭中辨識出美石（玉），加工成裝飾品，隨後在這兩地區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保持生產和使用玉的傳統，並使之發展，至遲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紅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開始的良渚文化，分別出現以豬龍或以琮璧為中心的玉禮器系統。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兩類工藝混雜不分，自玉禮器出現后，一是因為兩類工藝要求原本應有所區別，二是由於玉禮器工藝水平要求超過制石，故出現了從制石人中分化出專門從事制玉的工匠。
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國史前時代兩個玉文化中心，對其它地區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一是從影響面及影響的深遠意義來看，良渚文化超過了紅山文化，二是儘管在山西及內蒙中南部見到導源於良渚文化的影響，然而，從迄今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響最直接且有相當深度的則是黃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於長江下游和長江中、上游的關係，至良渚文化時期，雖可見後者受前者的影響，但從整個玉文化的相互關係來看，則比較複雜，至今尚難窺其端倪。由於玉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對其它地區出現玉匠的先後，以及是否產生過獨立的玉匠問題，當作具體分析。目前的資料情況，使我們對此難以探討。
見於林家馬家窯文化的經過冶鍊並由合范澆鑄而成的青銅刀子、源渦鎮的銅煉渣和紅山文化的冶鍊遺存及銅製品，說明至遲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國已掌握了冶鍊澆鑄銅器的技術，至龍山時期，制銅技術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和推廣。從獲取礦石，經冶鍊到鑄造銅器的生產，是一有組織的協作勞動，十分複雜的工藝過程。這一工藝的出現，使手工業分工獲得進一步發展，是繼快輪制陶之後又一次具有時代性的工業革命，在隨後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將看到由它引起的社會變革，較快輪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的史前社會，手工業發展規模和程度，最終取決於農業為其可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狀況，同時，它在規模和速度兩方面增強了人類聚積財富的能力。除了由於它的存在直接產生的社會分工與分化外，還要求產生管理人員和溝通社會各部門生產的交換人員。然而，吏前社會分工與分化並未僅在生產領域中停步，基本上與上述社會生產領域分工與分化同時，又產生了巫師與軍事領袖。
早已發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發展到一定規模。紅山文化的壇、廟、塚和仰韶時代晚期大地灣F411帶有地畫的大房子，這類宗教性建築，己表明存在較複雜的宗教禮儀。與之相適應，當已存在某種形式的巫師。巫師是宗教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為宗教禮儀由選舉產生的臨時性“業餘”巫師到專業巫師是一個歷史過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質的變化。如不計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肅靈台橋村發現的當是屬於這時期的迄今見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墳口文化的用於祭祀的帶有符號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帶有墓葬的祭壇，應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階段的標誌。
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現象：1．建築於瑤山山頂，自內而外是用紅、灰和黃褐色斑土鋪墊而成。附近無同時期的居住遺迹；2．祭壇南半部有東——西成行的南、北兩列墓葬，墓列分佈範圍與祭壇面積基本一致：3．墓葬大小及隨葬品數量有別，卻都以隨葬玉器為主，當不是這文化的普通墓葬；4.玉琮、玉（石）鉞只見於南列諸墓，玉璜及紡輪僅見於北列墓葬。推測南列諸墓主人為男性，北列為女性。
男覡女巫脫離所在群體葬地，集中葬於祭壇，是巫師階層已形成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女巫一般無瓊，說明男覡地位一般高於女巫。這種瓊、鉞共為一人的隨葬物的現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時隨葬鉞和禮樂器的情況，一致顯示神、軍權集於一人的事實。福泉山T23M2有綜無錢，以及同地的T27M2鉞、紡輪共存而無琮的現象，從另一方面說明當時掌握了神權的人，並不一定都握軍權，和某些女性亦能執掌軍權。
至此，史前時代社會的分工與分化，已具基本規模。然而，這一變革並未到此止步，但往後的分工與分仁的歷程，只是己形成的這一層面的延伸、發展和深化。
五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國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徵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謂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和匼河——丁村系的區別。不過由於各地考古發現的不平衡，這種區系的劃分難於準確和取得一致認識，到新石器時代農業發生后，由於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形成了三個巨大的經濟文化區。即華中、華南的水田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華北和東北南部的旱地粟作農業線濟文化區，東北北部、內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獰獵採集經濟文化區，這是文化區系的第一次重新組合。
大約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間，即相當於磁山文化的時期，在三大經濟文化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若干地區性的考古學文化。地處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稱磁山裴李崗文化，陝西和甘肅東部有老官台文化，山東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區有上宅文化，內蒙東南和遼西有興隆窪文化，瀋陽地區有新樂下層文化，位於長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頭山文化等。
由於農業的繼續發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紀，在一些地區形成了移民墾荒的液潮，從而引起了考古學文化的大傳播以及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影響與融合。這種現象在甘肅表現得特別明顯。那裏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僅到隴東天水附近，到廟底溝期便大舉西進到甘青邊界，馬家窯期繼續西迸到武威，馬廠期更到達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後的四壩文化已分佈到新疆的東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類似的情況，那裏因為緯度較高（甘肅是因為地勢較高），因而氣溫較低，百量也相對較少，早期農業沒有傳播到這個地區。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農人沿黃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墾荒，到廟底溝期就有更多的農人湧入河套地區，因而在那裏出現了一系列與晉、陝廟底溝期遺存十分相似的遺址。在渤海灣，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農人從山東半島先後渡海移居到遼東半島，把山東的史前文化傳播到渤海北岸。東南沿海史前文化的發展也有類似的情況。至於長江流域本來就有較發達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紀當地新石器時代的農業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並且與黃河流域發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況使考古學文化分佈圖發生了變化，這是文化區系的第二次重新組合。
大約在公元前第四千紀，各地前後進入龍山時代，此時手工業有了顯著的發展。一是銅器的發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現了冶金；二是快輪制陶技術的發明，不但提高了生產率，而且使製作蛋殼黑陶那樣精緻的器物成為可能：三是養蠶繅絲和絲織品的出現；四是玉器工藝的大發展。此外還有漆器工業和建築業的進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築技術等。所有這些都需要熟練掌握技術的匠人。一種新技術出現后必定有一個推廣的過程，這種推廣的過程必定伴隨着一些匠人的流動和相關文化因素的傳播，再者，這些手工業產品既然不是每個人甚至也不是每個公社都能製造的，因而必然會出現較經常的商業交換；有些人不滿足於一般性商業交換，乾脆用武力去掠奪，所以這時武器有較大的改進，也出現了城牆等防禦工事。戰爭固然會造成破壞，但客觀上也可能促進文化的傳播。這是一個大動蕩大改組的時期，考古學文化分佈的地圖又發生了變化，這是文化區系的第三次重新組合。當戰爭的機器進一步發展，征服的地方越來越多，社會向兩極分化，文化區系又將重新組合，那已是文明時代的事情了。
六在我國古籍中有許多關於遠古時代的傳說，過去有不少學者進行過研究，徐旭生和童書業先生等還曾進行過系統整理。不過那時史前考古學尚未充分發展起來，無法同考古資料進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資料印證傳說，又往往牽強附會。現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本身就可以大體復原遠古時代的漫長歷史，傳說資料反而只起參照的作用。若從整理傳說史料本身來說，史前考古資料則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最可靠的參照系。
古代有所謂三皇五帝之說，但具體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則往往有不同的說法。要之三皇或類似三皇的說法應屬後人對荒遠古代的一種推想，並非真實歷史的傳說。而五帝則可能實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馬遷著《史記》時崔直從《五帝本紀》開始，而於工帝以前的歷史則隻字不提。
五帝說大約形成於戰國時期，但各家所說不盡相同。《史記》以黃帝、帝顓項、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也許是司馬遷認為這幾個人的事迹比較可信。其實在別的古書上還有許多帝，也不見得都是虛構。例如黃帝就是打敗了炎帝和蚩尤之後聲名才顯赫起來的，起碼當時還有一個炎帝。只走後來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來比較複雜的情況簡單化了。
五帝的時代究竟相當於考古學上的哪個時代，現在雖然還無法論定，但也不是毫無邊際。以往在仰韶文化發現之初，不少學者以為它就是夏文化；後來覺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見，現在也還有一些學者保持這一看法。不過從有關夏紀年的各種說法與碳14年代的比照來看，從夏人活動區域的考訂與考古學文化分佈範圍的比照來看，從夏的文物典章制度與考古學文化內涵的比照來看，從夷夏關係、夏商關係與考古學文化關係的比照來看，二裏頭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這個判斷沒有大錯，那麼五帝的時代的下限就應是龍山時代。
五帝時代之始，戰爭連綿不斷。《五帝本紀》說：“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迂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他先是打敗炎帝，接着又擒殺蚩尤。這種情況只有在社會財富有所積累，社會分化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才能發生。從考古學文化來看，這是仰韶後期即大約相當於公元前3500年以後的事。所以五帝的時代的上限應不早於仰韶時代後期。
按照古史傳說，五帝的時代又可分為兩大階段，黃帝至堯以前是第一階段，堯及其以後是第二階段。先秦儒家言必稱堯舜，《尚書》就是從《堯典》開始編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連稱，把堯舜的歷史同三代相連繫而與以前的歷史相區別。在其餘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傾向。問題是這兩個階段能否同考古學文化相對照。前西已經談到在仰韶時代與龍山時代之間確實有一個明顯的變化，無論從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分化還是從文化區系的重新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來。不過允山時代有五六百年，而堯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繼承關係，時間就會短得多。除非不是個人的直接繼承關係，而是不同部落祥遞掌權，否則難以簡單比附。
傳說堯為陶唐氏，舜為有虞氏，堯舜的時代或稱為唐虞時代。《孟子·萬章》引孔子的話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意思是說，唐虞時代實行禪讓制度，而夏商周則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禪一繼，把兩個時代區分得非常清楚。所謂“其義一也”是說二者又有聯繫，都是合乎天意即時代的要求。《堯典》中談到那時除帝堯、帝舜外，還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組成的貴族議事會；有以司主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類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樂、納言等部門官員的行政組織；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有軍隊並有顯赫的戰功。這已經是一種雛形的國家了。當然，《堯典》系後人追述，難免有記不準確而把作者當時的某些情況附麗增飾進去的地方，但也不會是向壁虛構。只要看看龍山時代已有很大的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城內面積就達20多萬平方米），就知當時一定有了城鄉的分化，有了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兩槨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貴族，制銅、制玉和蛋殼黑陶等當時的高技術產業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當時普遍出現的亂葬坑，死者身首異處或肢體殘亂，當是酷刑的犧牲者。如果我們能把這兩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結合起來，特別是把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就會更好地把我國的遠古歷史同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更好地銜接起來，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產生私有制和階級，最後出現國家的具體進程及其特點闡釋得更加清楚。那時我們將有理由說我們所作的確實稱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書的中國續篇！
蘇秉琦1991年4月於北京題記本卷論述中國遠古時代的歷史，是由蘇秉琦教授主編，張忠培教授、嚴文明教授共同撰寫的。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剛、許永傑、趙輝、戴向明、吳賢龍、劉雪英等同志也都參與了與本卷撰寫有關的一些工作。
蘇秉琦教授，生於1909年10月，河北高陽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1952年至1982年主持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工作。自1934年起，先後主持和指導陝西寶雞鬥雞台、西安郊區、洛陽中州路、陝西華縣、河北邯鄲及洛陽王灣等遺址大規模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著《鬥雞台溝東區墓葬》、《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圖說》、《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及主持編寫《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等書，並著《談“晉文化”考古》、《遼百古文化古城古國——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及《中華文明的新曙光》等論文數十篇。他在培養了好幾代考古學者的同時，並以考古類型學理論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國道路等科學理論，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張忠培教授，生於1934年8月，長沙市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吉林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院長。1972—1987年，主持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工作。自1958年起，先後主持或參與主持陝西華縣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區、年蒙古哲盟、楚紀南城、河北蔚縣及易縣和晉中地區的大規模考古調查、試掘及發掘工作，著《元君廟仰韶墓地》、《中國北方考古文集》等書，和《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中國考古學的現代與未來》、《當代考古學問題答問》、《關於馬家窯文化的幾個問題》等論文數十篇，對中國北方考古學文化譜系、史前社會制度的變遷和考古學基本理論及方法，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索。
嚴文明教授，生於1932年10月，湖南省華容縣人，1958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並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UIPPS）常務委員。長期從事新石器對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參加和主持河南洛陽王灣、山東長島北庄等數十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發表專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論文《龍山文化與龍山時代》、《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東夷文化的探索》等60餘篇。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工作發展歷程中，我們的作者不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開拓工作。他們的理論興趣更為他們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極大程度上概括了遠古時代考古學研究尤其是他們本人的研究成果，他們堅持實事求是，認真地從考古學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國史前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脈絡。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沒有前例的。這在考古學工作上，也是一項創舉。本卷的出版，我相信會在我國學術工作上產生有益的影響。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友誼。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的機會，我非常地高興。我對於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還有其他的同志，給予《中國通史》工作以這樣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表示不勝由衷地感謝。
白壽彝1990年12月於北京中國通史2第一章我們的遠古祖先（約180萬年前至1萬多年前）
第一節遠古時代的地理環境我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西北有阿爾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東北有興安嶺和長白山，東邊和東南為海洋所環繞，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這幅員十分遼闊的地理大單元內，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類較難生存和發展，更難以與外界發生交往；中部們東的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氣候適宜，土壤肥沃，是我國史前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一情況決定了我國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諸史前文化中的濁特地位，決定了它在很長時期都基本上走着獨立發展的道路。
我國的地勢西高東低，山脈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西而東，形成四個與緯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區域。從北往南算，第一個是塞北區，大致在長城以北.包括東北、內蒙和新疆等地。屬溫帶氣候，年平均溫度僅0°—10℃。除東北外，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為草原和荒漠景觀，年生長期一般低於20天。青藏高原緯度雖低，但因地勢特高，故自然條件與本區基本相似，現均為我國的主要牧業區或農牧混交區。第二個是華北區，大致在長城以南和秦嶺——淮河一線以北，主要是黃河流域。屬暖溫帶氣候，年平均溫度約10°—15℃。年降水量約400—800毫米，是半乾旱地區。年生長期約210—270天。現為我國旱地作物的主要產區。第三個是華中區，大致在秦嶺——淮河以南和南嶺山脈以北，主要是長江流域。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溫度約15°—20℃，年降水量約800—1500毫米，年生長期約270—300天。溫暖濕潤，四季分明。現為我國水稻的主要產區。第四個是華南區，在南嶺山脈以南，包括台灣、福建南部、廣東、廣西南部、雲南南部、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屬熱帶氣候，年平均溫度約20°—25℃，年降水量約1500—2oo0毫米，全年都是生長期。現為我國水稻和熱帶作物的主要產區。各大區內的地形、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也不完全一致，因而還可細分為若干亞區。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
現代科學證明，在整個史前時期，我國的自然地理環境也同世界上許多地方一樣，曾經發生過很大的變化。地質學者在全國範圍內發現了許多古冰川遺迹①，它們大體可分為五期，即龍川冰期、鄱陽冰期、大姑冰期、廬山冰期和大理冰期，其年代約從3oo萬年前至1萬多年前。每次冰期都使氣溫大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動植物群落髮生很大變化，尤其是緯度較高的地區，其變化更為明顯。而兩次冰期之間的間冰期則氣溫明顯上升，雨量增加，喜溫動植物繁榮滋長。除了這種大幅度的氣候波動以外，在每一冰期或間冰期也還有較小的氣候波動。這種氣候的波動和由它所引發的生態環境的變化，給史前文化的發展和遷徒帶來巨大的影響。
①SunTienching＆YangHuaijen，1963：TheGreatIceAgeGlaciationinChina。TheVIthInternationCongressonQua-ternary.Vol.ш.pp.363-374.第二節最早的人類及其文化考古發現證明，至少在180萬年以前，在中國的大地上就已有了人類的足跡，其時正是地質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龍川冰期以後的一個時期。
西侯度文化西侯度在山西省南部芮城縣西北隅的中條山陽坡，黃河從西邊和南邊繞過。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廣泛分佈的河湖相砂礫薄層和交錯砂層，其中發現了一批石製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燒骨和大量動物化石①。
石製品共32件，原料主要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脈石英和火山岩。
石製品的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從石核和石片來看，打制的技術雖比較原始，但已有多種方法，包括錘擊法、砸擊法和碰砧法，這都是我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常用的幾種方法。石器種類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為單頁或雙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圓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狀器等。這些石器大多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單面加工者為主。它們是直至目前為止在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圖11）。
圖1-1西侯度石器1.三棱大尖狀器；2.凹刃刮削器，3.直刃刮削器；4.砍砸器與石器共存的一些遺物中有帶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燒過的動物骨骼、角和牙齒，許多動物的頭骨被砸碎。說明當時的人們獵取動物后，曾經肢解、燒烤，乃至砸開腦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隨地拋棄，而長角則被加工為某種器具。
共存的動物化石種類頗多，主要有鴕鳥、大河狸、刺蝟、兔、納瑪象、李氏野豬、雙叉麋鹿、晉南麋鹿、山西軸鹿、平額象、鼠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齒犀、三門馬、三趾馬、古中國野牛、粗壯麗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其中絕屬的佔47％，絕種的佔100％，並且有古老的種如步氏羚羊等，因而被定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組。根據古地磁法的測定，西侯度組的年代約為距今180萬年。
元謀人及其文化如果說西侯度只發現人類的文化遺物而沒有發現人類自身的遺骸的話，那麼在雲南元謀上那蚌則是兩者兼有的一處遺址①。
上那蚌在雲南北部元謀盆地的東緣，是一個由棕褐色粘土組成的小山丘，四周為沖溝所包圍，南邊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龍川江。在那裏曾發現兩顆人牙化石、石製品、帶有人工痕迹的動物骨片、燒骨和大量動物化石。出上層位在元謀階第四段下部的第廿五層，屬更新世早期。據古地磁測量距今170萬年左右。據說在這一層的下部更早的地層中也還發現有文化遺①賈蘭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①周國興、張興永主編：《元謀人——雲南元謀古人類古文化圖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物。
兩顆牙齒化石屬同一個體的上中門齒，石化程度很深，並呈現淺灰白色。其形體粗壯碩大。磨蝕程度不高，切緣剛露出齒質，可能屬於青年男性個體。這兩顆牙齒的特徵是齒冠基部腫厚，底結節發達，呈圓丘狀隆起，有發達的指狀突，舌面有鏟形舌窩。基本形態同北京直立人較接近儷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應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纖細型向直立人過渡的一種形態，被命名為元謀直立人（Homoerectusyuanmounesis）。
石製品主要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狀器和石片。主要用錘擊法製成，加工方法粗糙。
化石產地中發現有許多哺乳動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顯的人工切削等痕迹。伴隨這些骨片還有一些燒骨和大量炭屑，看來元謀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樣都已懂得用火了。
元謀人化石產地中發現的大量哺乳動物化石中有雲南馬、爪蹄獸、野豬、水牛、纖細原始鹿、劍齒象、豪儲、竹鼠、鬣狗、斯氏水鹿、雲南水鹿、山西軸鹿、最後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類動物為主。對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屬佔三分之一，榿木屬佔13%，草本植物則佔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屬等草甸植物。表明當時的自然環境是氣候溫和，呈森林——草原景觀。陽原小長梁的石器河北陽原小長粱的石器發現於歷來被認為是華北更新世早期標準地層泥河灣組中①。原料以燧石為主，也有脈石英、石英岩和水晶。製法有錘擊法和砸擊法，不少石片未經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等，形體普遍較小，個別器物似較進步。由於小長梁出石器的地層較厚，跨越的時間較長，遺物中也可能有較晚的成份。與小長梁石器伴生的動物有鬣狗、三門馬、三趾馬、腔齒犀、古菱鹵象、羚羊、牛類和鹿類等，多系已絕滅的動物，年代應為更新世早期。
繼小長梁石器地點發現之後，1981年又在泥河灣對岸東谷地西北側發現了一處面積極大、遺物十分豐富的石器地點①。該處屬湖相堆積，石器發現於距地表約40米深處的灰綠色砂質粘土和黃綠色粉砂互層靠下部的粘上層中，下與侏羅紀礫石不鱉合接觸。據古地磁測定距今約100萬年，可能屬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點上。
在東谷坨發現的石製品有石核、石片和許多廢棄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類型也很複雜，還有不少尖狀器，砍砸器甚少。總體特徵是個體較小，加工精細，並己分出明確的類型，顯然不是最早的石器。與同時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顯不同於西侯度和元謀上那蚌者，而與附近的小長梁石器十分相近。鑒於東谷坨石器最為豐富，故有人稱之為東谷坨文化。
中國是人類起源的搖籃嗎？
過去只知道中國最早的人類化石是距今約50萬年的北京人。後來發現了①尤玉柱：《河北小長梁舊石器遺址的新材料及其時代問題》，《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①衛奇：《東谷坨舊石器初步觀察》，《人類學學報》1985年第4期。藍田人，據古地磁法測定距今約100萬年。二者都屬於更新世中期。早在1957年，賈蘭坡就提出最早的人類足跡應到更新世早期地層中去追尋①。後來果然陸續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層中發現了西侯度文化、元謀人和小長梁石器，其年代距今已達一百七八十萬年。但是根據對西侯度石器的觀察，儘管在打制技術和類型方面比較古拙而原始，但從其已注意選料並運用了不同的打擊方法，製造出不同類型的石器來看，似乎已走過了相當漫長的路程。所以有的學者提出最早的人類遺骸還應到更加古老的地層中去尋求②。
人們注意到，目前在非洲已育更多和更早的古人類化石及文化遺存的發現，其中最著名者是在東非發現的能人，年代達2oo萬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亞阿法爾地方發現的石器則達260萬年以前。於是人們認為人類的起源地應在非洲和亞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學術界早已公認，人是由類人猿發展而來的，但究竟是由哪種類人猿演化而來，因為什麼機制使類人猿向人的方向轉化，是什麼地方最具備從猿轉化為人的客觀條件，從而出現了最早的人類，則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課題而至今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
在所有古代類人猿中，大約生活在1500—1000萬年前的旁遮普拉馬古猿是較接近於人的，有的學者認為它是最早人類的祖先。這種猿發現於印度旁遮普等地，我國雲南開遠小龍潭及祿豐也發現了類似的化石。不過由於最近在祿豐石灰壩大量古猿化石的發現，學術界已將其重新定名為祿豐古猿祿豐種③，其所在地層屬最晚中新世，距今約七八百萬年。
祿豐古猿化石數量之多和形態之完整程度在同類古猿化石資料中是僅見的。據整理研究共有顱骨五個，下頜骨十個，顱骨和頜骨碎片四十七塊，上下齒列二十九組和牙齒六五○顆，還有肩胛骨和鎖骨各一根，指骨二根。其體征不但有雌雄之別，也有許多個體差異，呈現着相當複雜的情況。但從總體來說，有許多性狀接近於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狀接近於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亞洲現代大猿，從而為探索人類起源的譜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人類不是從某一種古猿直接演化而來，而應是從某種人猿超科不斷分化的結果。人類最早同古猿分開大約發生在四五百萬年以前，那時已出現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稱為粗壯南猿，他們有的能製造石器，也應該是人，但因身體構造過分特化，終於在100萬年前或稍晚一些時候滅亡了。另一支纖細型南猿則可能通過能人而發展到直立人，再發展到後來的智人。在這一過程中也並不排除繼續存在着分化，不排除某些分支先後絕滅。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雖已遠遠超出過去的水平，但仍然未能完全闡述清楚。現在我們只能這樣說，要探索人類的起源，非洲和亞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區，其中也包括中國在內。因此有人提出中國（特別是中國西南地區）是人類起源的搖籃之一，並不是沒有一些道理的。
①賈蘭坡、王建：《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科學通報》1957年第1期。②賈蘭坡、王建：《上新世地層中應最早的人類遺骸及文化遺存》，《文物》1982年第2期。③吳汝康：《祿豐大猿化石分類的修訂》，《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6期。第三節從藍田人到北京人大約從距今100萬年起，地質史即進入更新世中期。屬於這一時期的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存都十分豐富，表明這個時期的史前文化有一個較大的發展。在相當豐富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中，最重要的是藍日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並分別為較早和較晚時期的代表。
藍田人及其文化藍田人是1963年和1964年分別在陝西藍田縣的陳家窩和公王嶺發現的。公王嶺在監田縣城東南17公里，是一個小土崗，前臨灞河，后依秦嶺。登上公王嶺，即發現厚約30米的礫石層、上面覆蓋著厚約30米的“紅色土”。紅色土的下部夾有兩層埋藏土，就在這兩層埋藏上之間發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人頭蓋骨和三枚牙齒化石，還有石器和許多動物化石。在陳家窩則發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下頜骨化石。
公王嶺的頭骨大約是屬於一位30歲左右的女性。其特徵是頭骨壁極厚，額部明顯后斜，前額低平，沒有額竇，眶上圓孔碩大粗壯，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條橫行的眉峭。圓枕兩側向外延展，向後明顯縮窄。頭骨高度較小，腦容量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圖1-2）。
陳家窩的下頜骨化石大概屬於一位老年女性個體，其特徵是具有多的頦孔，有明顯的聯合部突起和聯合棘，下頜明顯向圖1-2藍田人（復原）
后傾斜並有明顯的頦三角。從整體看同樣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嶺的頭骨所顯示的要稍稍進步一些。儘管如此，由於二者的主要特徵所顯示的階段性相似，故可定為同一類型，稱為藍田直立人（HomoerectusLantianensis）①。其年代據古地磁法測定，分別為蹈今98萬年（公王嶺）和53萬年（陳家窩）或110—115萬年和65萬年。
在藍田人產地發現的石製品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脈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種類有大尖狀器、大型多邊砍研器、中小型多邊砍斫器和單邊砍聽器，還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術粗糙，有單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規整，對原料的利用率也較低，表明當時的石器製作技術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①。
與藍田人伴生的動物有三門馬、大熊貓、鼢鼠、李氏野豬、葛氏斑鹿、中國鬣狗、東方劍齒象、劍齒虎、中國獏、爪獸、碩彌猴和免等，有明顯的南方動物群色彩。根據動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層判斷，年代應屬中更新世早期。匼河文化匼河村屬山西省芮城縣，位於西侯度西南的黃河岸邊。1959年調查時發現若干石器地點，1960年對其中幾個點進行了發掘，總共在十一個地點發現①吳汝康：《陝西藍田發現的猿人頭骨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6年第1期。①戴爾儉、許春華《藍田舊石器的新材料和藍田猿人文化》，《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石製品一三八件，以及燒骨和許多哺乳動物化石②。除6055地點是發現於紅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層中以外，其餘都是發現於紅色上之下的礫石層中。前者很少受水沖磨，後者則多有不同程度的沖磨現象。
石製品的原料除極少數為脈石英外，絕大多數是采自當地河灘的石英岩礫石製成的，不少製品還保留有原礫石的岩面。匼河石器的製法主要是錘擊法和碰砧法，也有砸擊法，有的用原礫石的平面作檯面，有的則用已打過石片的疤痕作檯面。石片大多寬短。石器器形有砍斫器、刮削器、太三棱尖狀器、小尖狀器和石球等，多用石片加工而成，也有由石核製成者（如石球等）。砍砸器分單面刃和雙面刃兩種，刮削器則多為單面加工，即從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圖1-3）。
圖1-3匼河石器1-3.砍砸器；4.大三棱尖狀器；5.小尖狀器。
匼河石器的特點是個體較大，類型比較明確，同藍田人石器乃至西侯度石器有不少相似之處，應是同藍日人一起繼承西侯度而發展起來的石器文化。
在匼河發現燒骨一塊，表面呈灰褐色，骨壁裏面呈灰藍色或黑色，應是用火的一個證據。
與石器伴出的動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馬、腫骨鹿、斑鹿、劍齒象、納瑪象、水牛和野豬等，其時代應屬中更新世早期，與藍田人的年代接近。周口店和北京人周口店位於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腳下，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人在那裏開採石灰，挖掘“龍骨”（即古動物化石）。1918年，當時地質調查所的礦業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來到周口店雞骨山，發現有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等人又訪問了雞骨山，並由當地礦工引導在雞骨山北約之公里的龍骨山找到了一個化石更為豐富的地點，並預言那裏會發現人類化石及其遺物。1927年正式組織發掘。1929年12月2日由裴文中發現了完整的直立人頭益骨。那次發掘一直持續到1937年。解放以後又多次進行發帆前後發現了六個比較完整的人頭蓋骨化石以及大量的頭骨碎片、肢骨和牙齒化石等，代表四十多個不同年歲和性別的個體。同出的石器和石製品數以萬計，還有大量的燒骨，成堆的灰燼，被燒過的石頭和朴樹子等，伴出的動物化石多達一百多種。這個被稱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點，至今仍是我國發現資料最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①。
周口店第一地點所發現的人類化石的特點是顱蓋低平，前額后傾，頭骨最寬處位置偏低，眶上圓枕兩側端稍向後彎曲，眶上園枕與額鱗之間出現明顯的寬溝。頭骨有矢狀脊，鼻骨較寬，屬闊鼻型並接近特闊鼻型，顴骨很高，顴面前突且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沒有下頒，下頜骨具有下頜圓枕。牙齒粗壯，門齒呈鏟形。平均腦容量約1075毫升，1966年發現於頂部堆積的5號頭骨腦量更達1140毫升，顯然比藍田直立人進步一些。但仍屬直立人范②賈蘭坡、王擇義、王建：《匼河——山西西用部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遺址》，科學出版社，1962年。①賈蘭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
疇，並被命名為北京直立人（Homoerectuspekinensis）（圖1-4）。
圖1-4北京人（復原）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現着與頭骨不完全相應的特性，上肢骨已短於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較厚、髓腔較小外，已與現代人的相似，鎖骨和月骨也與現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於現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幹上半內側緣顯著隆起，這一特點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幹最向前彎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細處，也和現代類人猿的相近。根據肢骨計算身長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1.52米，比現代中國人稍矮。
北京人頭骨較為原始而肢骨稍較進步的現象，可能與肢骨構造比較簡單因而難以作細緻的比較研究有關，也可能是反映着人類體質進化過程中的一種鑲嵌現象。這種情況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發展階段的爪哇直立人和發現於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過是在動物進化中有時出現的鑲嵌現象的一種新的表現。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脈石英、綠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製法有錘擊法、碰砧法和砸擊法，並已懂得對不同的石料採用不同的製法。石器個體大多較小，僅少數為大型器，主要類別有刮削器、尖狀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數量最多，尖狀器次之，其它幾類較少。大多數是石片石器，單面加工。其中以用砸擊法製成的兩極石片和用兩極石片加工而成的兩端刃器最富特色（圖1-5）。
北京人遺址中發現有許多破碎的獸骨，其中有一些頗象有意製造的骨器，但絕大部分應是敲骨吸髓時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許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燼，燒過的骨頭、石塊和土塊等。灰燼堆中還有燒過的朴樹子和紫荊木炭塊。這說明北京人已會控制用火，雖然元謀人和西侯度圖1-5北京人石器1.2.砍砸器；3.7.9.尖狀器；4-6.刮削器；8.雕刻器；10.礫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會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遺址中那種成堆灰燼等所表明的會控制火併保存火種。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還可禦寒和抵禦猛獸侵害，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北京人的生活還是十分艱苦的，據對40多個個體的年齡分析，大約有三分之一不到14歲就死了，其餘的年齡也不很大，於此可見一般。
與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動物化石達一一五種，稱為周口店動物群。其中有中國鬣狗、腫骨鹿、梅氏犀、水獺、劍齒虎、三門馬、李氏野豬、碩彌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轉角羚羊和豪豬等，其中現已絕種的佔63%。這個動物群代表的年代，大體上相當於更新世中期。
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點的堆積厚達40米，按其質地和顏色可分13層，顯然是經過很長時期才形成的。依據古地磁法、熱釋光法、裂變徑跡法和鈾系法等多種方法測試的結果，其年代約距今71萬年至23萬年。在這個長時期內，人類曾經歷了三個主要的活動期，第一活動期的文化層主要在第八、九層，少量在第十層，第二活動期主要在第四層，第三活動期則只在表層的局部地方。每一個活動期電許還有幾個小期，例如第一活動期顯然還可細分為幾個小期，而期與期間在年代上並不連續，很難說後來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於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孫。更不能簡單地用洞穴中發現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個個體，來估算北京人實際社會群體的大小。由於時間很長，不但每次進入洞穴居住的人數和連續居住的時間都無從查考；每次居住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也都有可能發生較大的變化。據劉澤純的分析，從最初住人的約前70萬年到最後住人的約前23萬年期間，大致發生過四五個冰期旋迴的氣候變化，每個旋因包括溫暖的間冰期和相對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層、上文化層和表層大致都處在間冰期內。總的變化有大陸性氣候程度逐漸加強的趨勢①（圖1-6）。
圖1-6北京猿人洞堆積記錄的氣候變化曲線觀音洞石器在我國南方，屬於更新世中期的遺址首推貴州黔西觀音洞。
圖1-7觀音洞石器1.端刮器；2.長刮器；3.雕刻器；4.尖狀器；5.砍砸器；6.刮削器。該洞1964年起曾先後經過四次發掘，在紅上層及含角礫的黃色堆積中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和動物化石①。
該地發現的石製品有三千多件，原料為燧石、矽質灰岩、細砂岩和火成岩。石核大部分不經修理即行打片，只有少數修理檯面。多數使用錘擊法，也有用碰砧法製造的。石器多用石片做成，形狀不甚規則，大小相差懸殊，類型也較複雜，主要有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狀器、雕刻器等，以刮削器數量為最多。許多器物有細緻的第二步加工，多為單面加工，也有錯向加工和交互加工的。加工之細緻和方法之多樣，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圖1—7）。
與石器伴出的哺乳動物化石有二十二種，其中有大熊貓、最後鬣狗、貴州劍齒象、巨獏等，屬華南的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與周口店動物群大致屬於同一時期。
中國其它地方的直立人我國境內發現的直立人，除較早形態的元謀人和較晚形態的藍田人與北京人外，還有和縣人、沂源人、南召人、鄖縣人和鄖西人等，他們分佈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
和縣人發現於安徽和縣龍潭洞，有頭蓋骨一個，下頜骨一塊，牙齒五枚，代表三個人的個體②。
和縣人頭蓋低平，顱骨壁寬厚，額部后傾，頭頂有矢狀脊，眶上圓枕特別粗壯，眉嵴高而連在一起，下頜粗壯，其厚度大於藍田人和北京人。其總體特徵有些象北京人，又有一些象爪哇人，似是二者中間的一種類型，被命名為和縣直立人（Homoerec-tushexianensis）。
①劉澤純：《北京猿人洞穴堆積反映的古氣候變化及氣候地層上的對比》，《人類學學報》1933年第2期。
①裴文中等：《貴州黔西觀普洞試掘報告》，《古脊椎與古人類》1965年第3期。②吳汝康、董興仁：《安徽和縣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類學學報》1982年第1期。與和縣人伴出的還有一些骨角製品和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其中有大熊貓、東方劍齒象、劍齒虎、腫骨鹿等，屬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與觀音洞的年代大體相當。，沂源人發現於山東沂源騎子鞍山的一個石灰岩裂隙中，包括一塊頭蓋骨、二塊眉嵴骨、六枚牙齒和部分肢骨。眉峪的粗壯程度與牙齒的形態與北京人相近。同出的動物化石有腫骨鹿和梅氏犀等，故當屬更新世中期。
南召人發現於河南南召杏花山第二階地的褐黃色砂質粘上層中，僅得右下前臼齒一枚，其特徵與北京人牙相似。伴出動物既有華南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的成分，又有華北腫骨鹿——劍齒虎動物群的成分，表現為南北過渡型的特徵。地質年代屬更新世中期。
鄖縣人發現於湖北鄖縣龍骨洞，僅得牙齒4枚，與北京人牙齒相似。同出一人工打制的石核和許多哺乳動物化石，包括大熊貓、劍齒象等。
鄖西人發現於湖北鄖西白龍洞，僅得牙齒七枚。同出人工打制的石片二十多件及許多動物化石，後者屬大熊貓——一劍齒象動物群。
除上述各處人骨化石外，在安徽巢縣銀山村曾發現枕骨化石1塊，河南淅川也曾收集到牙齒十三枚，這些都應是屬於直立人階段的標本。由此看來，大約在更新世中期，我國的直立人已有相當廣泛的分佈。所謂直立人也就是猿人，過去我們曾把在中國境內發現的猿人一概稱為中國猿人（SinanthropuS），現在為了區別，分別命名為各種直立人，但仍有一些共伺特徵，最明顯的就是門齒呈鏟形，這是後來蒙古人種的特徵。由此看來，人類在直立人階段雖談不上劃分種族，但在體質特徵上也還是有些分化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特徵及其分區考古學家把屬於更新世的，以打制石器為主要工具而基本不知道磨製石器的文化，稱為舊石器時代文化。舊石器時代一般又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約相當於更新世早期和中期，與此相適應的人類化石，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直立人或猿人。這個時代的絕對年代，就我國至今發現的資料及研究結果來看，大約是距今180萬年到10萬年前，時間是極其漫長的。
這個時期的主要文化成就，一是學會了製造石器，掌握了製造石器的一套具體辦法，二是學會了使用火和管理火。
為了製造石器，首先要學會選料，包括石頭的質地和形狀。我國舊石器早期石器所選用的原料多為石英岩、脈石英和燧石，因為這些石質堅硬，便於打製成一定的形狀。如果原有形狀較為理想，可以省很多功夫，故往往用上述岩性的礫石做原料。
我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石器的基本特徵是：石片和用石片製造的各種石器在全部石製品中佔有重要的比例，石核石器相對較少；各類石器以單面加工為主；基本類型是刮削器、尖狀器、端刮器和砍斫器，其中以刮削器為主，砍斫器僅占較小比例。例如在北京人的石器中，刮削器約佔70%，砍斫器約佔10％：在觀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佔80%，砍斫器不到6%。這同非洲和歐洲舊石器時代早期以礫石石器和石核石器為主（除英國的勒瓦婁哇技術以外）和以砍斫器與手斧為主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它們分別代表着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兩大技術傳統。
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除了上述基本特徵外，也還存在着明顯的地方性差異。根據目前的材料，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文化區。
第一個文化區以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為代表，包括藍田人文化，還有陝西藍田錫水洞、潼關張家灣和卧龍鋪，山西垣曲南海峪及附近的若干地點、平陸廟后、羅家嶺和棗樹堙、萬榮西馬鞍梁，河南三門峽水溝和會興鎮、陝縣張家灣、靈寶謝家坡等處所發現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屬於同一系統的。分佈範圍大致在山西南部、陝西東部和河南西部，遺址和石器地點總數達一百處以上，單是垣曲一縣即有六十五他可說是十分密集的。其中除南海峪外，都是曠野型的遺址。遺物稀少而分散，石器類型比較簡單，個體相對較大，石片角也較大，一般在115°—120°之間。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狀器、小型尖狀器和石球等。同其它文化區比較，砍砸器比例稍高，大三棱尖狀器形態特殊，故有的學者將這個地區的石器文化單列為一個系統，稱為“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狀器傳統”①。也有學者指出在這些遺址中大三棱尖狀器並不普遍，除了大型石器以外，還有不少小型石器，似不宜獨立劃為一個文化傳統②。僅用大石片砍砸器和大三棱尖狀器來概括本區文化的特點固然不盡恰當，但不可否認這個文化區的石器的確同其它地方的石器有較大的差別，客觀上存在着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
第二個文化區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為代表，包括小長梁和東谷坨、周口店第十三地點、河北陽原后石山、山西大同青磁窯、河曲河會村和遼寧營口金牛山下層等處，大體相當於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遼寧西南部一帶。這個區域的洞穴遺址較為發達，同時也有曠野遺址。石器大多數個體較小，類型較複雜，刮削器占絕對優勢，並有少數雕刻器，缺乏大三棱尖狀器和典型的石球，故有的學者將其歸納為一個文化傳統，稱之為“船頭狀刮削器——雕刻器傳統”。這個稱謂容有商榷的餘地，但這些遺址的總體特徵與第一文化區顯著不同而白成一個文化區則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個文化區可以觀音洞石器為代表，其前身可能與元謀人文化有聯繫，和湖北等地同時期的一些遺址也有一定關係，分佈範圍偏於西南地區。其石器特點是個體大小相差懸殊，類型或式樣繁多而不甚固定，且多數有較細緻的加工。
由於大多數遺址未經正式發掘，資料比較零散，難於將所有遺存歸入某某文化區或某某文化傳統，現在的劃分只具有相對的意義。遼寧本溪廟後山和內蒙呼和浩特四道溝按地理位置應歸入第二文化區，但其石器多大型者，石器加工方式也頗不同，似不宜簡單地歸入第二文化區。至於我國南方的舊石器早期遺存也是相當複雜的，觀音洞一類的遺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隨着發掘資料的增多，將有可能劃分為更多的文化區。
舊石器早期文化雖有一些地方差別有如上述，而統一性仍是主要的。不論哪個文化區，最基本的工具都是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狀器，有的還有石球和雕刻器。它們有的是砍伐或修理木質、骨質器具的，所以我們推測那時還會有一些木器和骨器，有些遺址發現的骨製品是否骨器雖然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只要做些對比實驗是會搞清楚的。而砍斫器和石球同時是獵捕野獸的重要工具，尖狀器、刮削器可以處理獸肉獸皮，有些大尖狀器更可用來挖掘塊根等植物性食物，由此可知當時的經濟主要是狩獵和採集。遺址中常常發現①賈蘭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1978年②裴文中等：《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科學出版社，1935年。
燒骨和許多砸碎的骨頭，其中往往以較溫馴的鹿類為主，又在北京人的灰堆中發現了許多朴樹子，這些也都是當時存在狩獵和採集經濟的證明。
至於用火，可能是從西侯度和元謀人那個時候就開始了的。到北京人就達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即不但會用火，還會控制火、管理火，長期保存火種不滅。否則就不會在遺址中形成固定的灰燼堆。那些灰燼堆應是當時的火塘，並且永遠保存火種，需要的時候即可燃燒，經過很長時期才能有厚厚的灰層，才能把石頭和土塊都燒紅燒裂。
第四節早期智人的出現中更新世末期，我國經歷了一次廬山冰期，其後氣候變暖，在人類體質和文化發展上也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人類體質普遍由猿人或直立人發展為早期智人，而人類文化則發展為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
從猿人向早期智人的過渡從猿人向早期智人的過渡，在我國大約發生在中更新世之未和晚更新世之初。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人類化石有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許家窯人。
金牛山人發現於遼寧營口西南8公里的永安鄉金中山的洞穴裂隙中，為一25—30歲的男性個體，其頭骨、脊椎、肋骨、髖骨和四肢骨保存相當完整。其特徵明顯比北京人進步，如眉骨嵴較低，顱骨壁較薄，牙齒也沒有北京人那樣租壯，一般認為應屬早期智人或由猿人向智人過渡的類型，也有認為是屬晚期猿人的①。
在金牛山人保存的同一層位上發現了兩處灰堆，其中一處由三個直徑約50—60厘米的圓形灰堆連在一起。灰堆中有燒土和炭屑以及燒過的動物骨骼。在兩處灰堆之間約7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有大量動物骨骼碎片，有些碎片有明顯的人工敲砸痕迹，當是敲骨吸髓后遺留下來的。
伴出的動物化石有腫骨鹿、梅氏犀和擬布氏田鼠等，當同中更新世晚期或略晚。
與金牛山人大體同時的還有陝西大荔甜水溝發現的大荔人化石。那是一個基本完整的頭骨化石，大約是屬於一個30歲以下的男性個體。頭骨粗壯厚實，屬長頭型，顴骨不高，眉嵴厚重，額骨低平，額部后傾，頭頂有矢狀脊，骨壁厚度大於北京人的平均值，腦量約1120毫升。應屬早期智人的一種古老類型，被定名為大荔智人（Homosapiensdaliensis）①。
與大荔人同出的石器多以石英岩和燧石為原料，多用錘擊法打制，器形主妄是包括直刃、凹刃和凸刃等的各種刮削器，個體較小，加工也較簡單。伴出的動物化石有鴕鳥、腫骨鹿和古菱齒象等，應屬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許家窯人發現於山西陽高許家窯的黃綠色粘土層中，同出的還有大量石器、骨角器和動物化石②。
人類化石有頂骨11塊和枕骨、頜骨和牙齒等，大約屬於十多個不同年齡和性別的個體。其體質特徵是骨壁較厚，頂骨曲度介於北京人與現代人之間，腦動脈分枝比北京人複雜，后枝比前枝長。枕骨圓枕沒有北京人那樣寬而突出，位置也比較高。上頜骨粗壯，吻部仍然前伸，但不及北京人那樣顯著。牙齒粗大，嚼面紋理比較複雜。同樣具有從猿人向早期智人過渡的性質。許家窯的石製品非常豐富，前後發現有三萬多件。以脈石英、燧有、火山岩等為原料。製法以錘擊法和砸擊法為主，打下的石片一般較小。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尖狀器、石球、雕刻器、石鑽、小型砍砸器等，其中石球發現①呂遵諤：《金牛山猿人的發現和意義》，《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①吳新智、尤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②賈蘭坡，衛奇：《陽高許家窖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有一千多件，成為許家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
遺址中發現許多骨片有鋒利的刃口，刃部有時還有加工痕迹，當為骨器，也有少量角製品，種類大約有刮削器、尖狀器、三棱尖狀器和鏃形器等。伴生的動物有鴕鳥、古菱齒象、披毛犀、許家窯扭角羊等，時代當屬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早期智人的體質特徵我國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除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許家窯人那樣古老並表現為由猿人向早期智人過渡形態的以外，還有典型的早期智人如馬壩人和長陽人等。在北京周口店新洞、山西襄汾丁村、遼寧喀左鴿子洞、貴州桐梓岩灰洞等地也都發現這一階段人類的牙齒等化石。
馬壩人發現於廣東曲江馬壩獅子山的一個石灰岩洞中。僅有一殘頭骨，包括額骨、頂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推測為一中年男性個體。額骨向後逐漸傾斜，眉嵴粗壯而向前突出，眉嵴後方的額骨部分明顯縮窄，骨壁較薄但仍比現代人為厚。其型態明顯地區別於直立人而為早期智人①。
與馬壩人伴生的動物有大熊貓、鬣狗、東方劍齒象等。地質年代屬晚更新世早期。
長陽人發現於湖北長陽龍洞的角礫岩和深黃色沙質泥土中，僅存一個左上頜骨（保留兩枚牙齒）和另一枚牙齒。頷骨吻部並不明顯前突，表面粗糙不平，牙齒冠面有較多皺紋，犬齒隆突顯著，鼻腔底壁較平，梨狀孔下部稍寬，這些都是早期智人的特徵。
長陽果酒岩的一處岩屋內也發現了同一階段的人類化石，包括頭骨和肢骨。頭骨骨壁較厚，下頜骨較大，臼齒粗壯。肢骨髓腔較小，矢、橫徑指數比現代人原始，故被定為早期智人。
從總體特徵來說，早期智人比直立人腦蓋較薄，腦容量較大，動脈枝較複雜，說明其智力已有明顯發展。我國早期智人一般顴骨較為前突，眉嵴較平宜而非前突弧狀，這些都與歐洲、非洲乃至西亞的早期智人明顯不同，其頭面已顯示出蒙古人種的某些特色，雖然作為人種在這時期還沒有最後形成。
丁村文化丁村文化發現於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在汾河東岸十多個地點的砂礫層中發現了大量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同時發現有一塊人類頭頂骨和3枚牙齒①。丁村的石製品共發現有二千多件，以角頁岩為主要原料。多數石器用碰砧法打制，石片角偏大，也有用錘擊法打制的。石片石器約佔三分之二以上，以單面加工為主，交互加工的不到四分之一。一般個體較大，主要類型有刮削器、砍斫器、單邊形器、多邊形器、尖狀器、厚尖狀器和石球等。其中大三棱尖狀器最富特色（圖1—8）。
①吳汝康、彭如策：《廣東韶關馬壩發現的早期古人類型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①裴文中等：《山西襄汾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8年。丁村文化的石器很明顯是繼承匼河文化的石器而發展起來的，但又較匼河石器有所進步。如有些尖狀器修整得很平整，器形比較規則，類型的劃分也比較明確。類似丁村的石器分佈較廣，如山西南部的曲沃里村西溝、侯馬南梁，山西中部的太原古圖1—8丁村石器1.尖狀器；2.3.大三棱尖伏器；4.小尖狀器；5.舌形器；6.多邊形器；7.刮削器；8.石球；9.砍砸器。
交、交城范家莊，河南靈寶孟村，陝西藍田澇池河等地，也都是丁村文化的分佈範圍。
舊石器中期文化的特徵及其分區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較早期文化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打制石器的技術有所提高，石器形狀比較規整，類型比較確定，種類也有所增加，這都表明當時的技術和生產力水平較舊石器早期有圖1—9許家窯石器1.龜背狀刮削器；2.3.凹刃刮削器；4.5.尖伏器；6.喙形尖狀器：7.雕刻器，8.小石鑽。所提高。
正如舊石器早期文化已表現出明顯的地區性特徵一樣，舊石器中期文化也有地方性差別，例如許家窯文化的石器同丁村文化的石器就大不相同。大致說來，許家窯文化多小型石器，類型較多，加工不甚精細，小型刮削器占絕大多數（圖1—9）。丁村文化則多大型石器，石片角較大，加工較精，類型較確定，大三棱尖狀器是其突出特點。
許家窯文化很明顯是從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發展而來的。與許家窯文化相近的遺存，有北京周口店新洞和22地點，山西朔縣后疙瘩峰、遼寧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鴿子洞等，與北京人文化系統的分佈面基本一致。
丁村文化則是從匼河文化發展而來，其分佈範圍在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與匼河文化系統的遺存分佈面基本一致。
華南舊石器中期文化遺存至今發現甚少，僅貴州桐梓岩灰洞有十二件石製品，似與觀音洞石器有些聯繫。至於甘肅鎮原寺溝口和姜家灣等處的石器，從總體特徵看很難歸入某一系統，但與許家窯石器較為接近而與丁村石器相差甚遠。
第五節原始蒙古人種的形成大約在距今5萬年前，地質年代進入晚更新世晚期，人類體質也發展到晚期智人階段。與此同時，世界上三大人種基本形成。中國境內的人骨化石全都屬於原始蒙古人種，而現代中國人基本上都屬於蒙古人種，因此可以說中國的晚期智人乃是我們的直系祖先。這時的文化也有較大進步，進入了舊石器時代晚期。
貌似奇特的山頂洞人山頂洞人化石發現於北京西南周口店龍骨山頂，緊靠發現北京直立人的第一地點。全部化石包括相當完整的三個頭骨及許多頭骨殘片、下頜骨、牙齒、脊椎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個人的個體①。三個比較完整的頭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態。根據著名人類學家魏敦瑞（F.Weidenreich）的觀察，101號男性頭骨在測量上很象某些西歐智人化石，從外形觀察卻應確定為原始蒙古人種；102號女性頭骨很象美拉尼西亞類型：103號女性頭骨則象愛斯基摩人類型。由此他得出一個奇怪的推測：這些山頂洞人是由外地遷來的居民，因受到原住當地的蒙古人種的攻擊而絕了種，所以後來的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同他們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吳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頂洞人的三個頭骨，認為魏氏過分地強調了三者的差異而對其共同性估計不足。實際上，三者頭骨都較粗碩，頭很長，額部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較低，梨狀孔寬闊等，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徵，有的則與今日蒙古人種相近，他們都應代表原始蒙古人種，與中國人、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別相近。因為這些人都屬於蒙古人種，而晚更新世晚期的大人種剛剛形成，一些形態細節還在形成之中，難以象現代人那樣分出許多明確的支系，所以山頂洞人也可看作是上述幾種人的共同祖先，並不是幾種人聚集到了一個山洞。
山頂洞由上洞和下洞組成，上洞接近洞口，較為寬敞，有燒火的灰燼等，當是住宿的地方。下洞比較集中地擺放人骨，人骨旁有許多紅色的赤鐵礦粉末，還有不少裝飾品，看來是有意的埋葬。如果這個推測不至大錯，那麼山頂洞下洞就是當時的墓地，並且是我國至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墓地。
柳江人和資陽人柳江人發現於廣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個洞穴中，包括一個頭骨、兩段股骨以及髖骨、椎骨、骶骨等。除股骨可能屬於女性外，其餘都屬於一個男性個體，年齡約在40歲以上。柳江人已基本上具有現代人的特徵，但也還有若干原始性。如前囟點的位置較現代人靠後，面部短寬，眼眶低扁，鼻部寬闊，門齒為鏟形。據體骨和股骨知其身體比較矮小，與現代華南和東南亞人比較接近。其總體特徵應屬蒙古人種中的一種較早的類型。
資陽人發現於四川資陽黃鱔溪，主要是一個頭骨。顱頂保存完整，顱底大部缺失，另有一塊硬齶，屬於一位50歲以上的老年女性個體。資陽人的基本特徵已同現代人接近，但也存在若干原始性。如眉嵴顯著，前囟點的位置①吳新智：《周口店山頂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1年第3期。較現代人靠後，顳骨鱗部較低矮而平整，弧度較現代人稍小。因而應屬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種。
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徵和蒙古人種的形成中國境內發現的晚期智人化石，除前舉山頂洞人、柳江人和資陽人以外，還有內蒙伊克昭盟烏審旗薩拉烏蘇河岸邊發現的河套人，吉林安圖明月鎮附近洞穴發現的安圖人，山東新泰縣烏珠台附近發現的新泰人，雲南麗江木家橋附近發現的麗江人，安徽泗洪下草灣地方發現的下草灣人，貴州普定發現的穿洞人，以及台灣台南左鎮菜寮溪發現的左鎮人等，分佈地幾乎遍及全國。上述晚期智人的共同特點是腦量增加，如柳江人和山頂洞人的腦量為1300—1500毫升，在現代人腦量的變異範圍之內。腦內動脈支也同現代人接近，說明其智力發達程度已與現代人接近了，由於這一變化，使顱骨變高，厚度減薄，頭骨最大寬度上移，額部豐滿，眉弓變矮，吻部后縮，牙齒變小，頦部突出。總之同現代人已經十分接近。與此同時，各地晚期智人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較原始的特徵，彼此之間也不盡相同，甚至某些蒙古人種的特徵也還沒有最後形成，個別特徵甚至與歐洲晚期智人相近，但蒙古人種的大多數基本特徵都已具備，所以被稱為原始蒙古人種，並且應是現代中國人的直系祖先。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較中期文化又有明顯的進步。例如在石器製作中普遍修理檯面，許多地方出現了細石器，能用間接打擊法生產出細長石片，還能用壓製法加工石器。石器的種類更加多樣化，往往有各種類型的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錐或鑽等，甚至還有個別的箭頭。其中不少應為複合工具。這些石器技術的進步和類型的分化，反映了狩獵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石器工藝發生明顯進步的同時，骨角器也大大發展起來。在遼寧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四川資陽黃鱔溪、寧夏靈武水洞溝、貴州興義貓貓洞和普定穿洞都曾或多或少地發現骨器，有時也有一些角器。其種類包括錐、針、魚叉、刀、鏟等，是採用鋸、切、削、磨、鑽等一系列工藝製作出來的。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於石器製造方法的特殊工藝。同時也說明當時人們使用的工具已更加多樣化了。
舊石器晚期文化發展的又一重要標誌，便是多種裝飾品的出現，周口店山頂洞和海城小孤山都發現了許多這類物品。山頂洞的裝飾品有以下幾類：（一）穿孔石珠：將白色小石珠從一邊鑽孔，再將另一邊稍稍磨平；（二）穿孔礫石：將一塊黃綠色小礫石從兩面對鑽穿孔，將一面稍磨井塗朱紅彩；（三）穿孔獸牙：有一百幾十個，均在齒根兩邊對挖成孔，（四）穿孔青魚上眼骨，（五）穿孔海蚶殼：其孔是在砂石上磨穿的；（六）鳥骨管：將鳥骨截斷、上刻短紋道；（七）魚脊椎骨。這些裝飾品大多發現在人骨化石旁，應是頭頸部的佩飾、項飾、墜飾。由此可知當時人們已有愛美觀念，並設法用各種裝飾品來打扮自己（圖1—10）。
由於技術的進步，人們開發自然的能力也大為提高。許多過去沒有人去過的地方，這時也已彼廣泛佔領。至今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遠遠超過舊石器早期和中期遺址的總和。其分佈範圍除華北、西南等傳統地區外，最北達黑龍江北界的漠河、呼瑪十八站，東到江浙、台灣，南達雲貴、兩廣，西抵青藏高圖1—10山頂洞人的裝飾品和鹿角棒原。在這樣廣泛的範圍內，文化面貌自然更加複雜，地區性的差別也更加明顯。
在華北地區的舊石器晚期遺址甚多，尤以山西為最密集。其中最重要的有內蒙烏審旗的薩拉烏蘇、寧夏靈武的水洞溝、山西朔縣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陽小南海、河北陽原虎頭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等。這時期的石器有普遍小型化的趨勢，這不僅表現在原本較小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所分佈的領域，也表現在以大型石器著稱的匼河——丁村系所分佈的領域，如山西南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就有許多很小的細石器。
華北各地舊石器晚期文化雖有若干共同點，但也存在着明顯的地方差異。例如薩拉烏蘇的石器特別小，多數僅長2—3厘米，寬1厘米，有一件尖狀器長僅1.2厘米，寬不及1厘米。峙峪文化的石器類型相當複雜，石製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鋸、斧形小石刀和石鏈等從前沒有的新類型；同時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等明顯是承襲許家窯文化的傳統（圖1—11）。下川石器不僅有許多小型器，也有一些大型石器，種類相當複雜。石製品中有錐狀石核、稜柱狀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以及大量小石葉、石鏃、石鑽等細石器製品（圖1—12），虎頭梁遺址的石器與下川石器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年代更晚，當是向中石器時代過渡的一種遺存。至於水洞溝文化的石器則具有較大的特色，以中型器為主，種類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狀器、砍斫器等。修理痕迹較深，刃緣不平近鋸齒狀。有些器形具有歐洲莫斯特文化和奧瑞納文化的特徵。
在華北還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製作場，地點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北的大窯村附近。在馬蘭期黃土和黑護士底部，發現許多石渣、石核、石片和石器半成品，堆積成片成層。已製作完成的石器很少，類型也簡單，主要是砍斫器。尖狀器和刮削器幾種，其中龜背形刮削器是這一石器製作場最富特徵的產品。
東北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也發現較多，主要有遼寧凌源西八間房、錦縣沈家台、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樹周家油坊，黑龍江呼瑪十八站和哈爾濱閻家崗等處。其總體特徵與華北舊石器晚期文化比較接近。一般石器個體較小，以刮削器為主，西八間房的琢背小刀與山西下川的產品基本相同，西八間房和呼瑪十八站圖1—11峙峪石器1—3.石核；4—8.石片；9.13.14.19.20.刮削器；10.1518.雕刻器；11.12.尖狀器；17.石核石器。也都出現了細石器。
在東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海城小孤山和哈爾濱閻家崗特別值得注意。小孤山是位於遼東半島北部的一處洞穴遺址，出土大批動物化石和一萬多件石製品。除刮削器、尖狀圖1—12下川石器1.錛形器；2.3.9.10.尖狀器；4.5.鏃；6.鋸；7.雕刻器；8.刃尖兩用器：11.12.小刀；13—17.刮削器。
器和雕刻器外，還有較多的鑽具，同時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骨器、蚌器和牙器。骨器中有一件魚叉，有雙排倒刺，為我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所僅見。另有一件骨槍頭和三件穿孔骨針，骨鼻系兩面對鑽而成，比山頂洞人骨針的製法更進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裝飾品，作風與山頂洞人的裝飾品相似。
閻家崗位於松花江右岸第二階地上，系一處十分難得的獵人宿營地，發現有兩處用獸骨壘成的營房遺迹。一處用二百多塊骨骼壘成橢圓圈，東西長4米，南北寬3米，所用獸骨至少屬於六隻野驢、五頭野牛、二頭披毛犀、一隻鹿和一隻狼。在其西北約40米的另一處營房系用三百多塊獸骨壘成的半圓圈，所用獸骨至少屬於五頭披毛犀、五隻野驢、三頭野牛、四隻鹿、二隻羚羊、一隻鬣狗和一隻狼。獸骨上多有人工砸擊痕，排列有序，圈內還發現有炭屑。說明它是當時的獵人把吃剩下的獸骨作支架搭成窩棚住宿目下的遺迹。
華中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資料主要發現於湖南北部澧縣一帶，湖南西部新晃柏樹坡也發現過一些較大型的石器。湖北房縣樟腦洞為一處洞穴遺址，出土石製品二千多件，以中小型者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和鑽具等，以邊刃刮削器數量最多。發掘者認為它很可能代表長江流域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新型文化①。
東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至今發現甚少，見於報導的僅有江蘇東海大賢庄、浙江建德烏龜洞、廣東封開垌中岩和台灣台東長濱等處。長濱鄉發現的遺存被稱為長濱文化，以小型石片石器為主，也有不少骨角器，在更新世晚期後段氣候變冷，海平面下降，台灣海峽變為陸地，人和動物都可以從大陸遷移過去。長濱發現的動物化石種屬與大陸所見基本相同，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西南地區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較多，其中主要的有四川的漢源富林、銅梁張二塘、資陽鯉魚橋，貴州的興義貓貓洞、普定穿洞，廣西的桂林寶積岩、柳州白蓮洞和雲南的呈貢龍潭山等處。這些地點的文化特徵頗不相同，如富林的石器個體甚小，有些已可稱為細石器，其長度很少有超過3厘米者，很可能與華北小石器傳統有些聯繫。張二塘石器多粗大，砍砸器比例較高。貓貓洞石器多用銳棱砸擊法加工，並發現有製作較精的骨角器。最特殊的是普定穿洞，有上下兩個文化帶。下文化帶石器少而小，其特徵與富林石器接近；上文化帶石器多而大，骨器也多，其特徵接近於貓貓洞者。這說明當時存在着複雜的文化遷移和相互傳播影響的關係。比較而言，西南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石器加工較粗糙，類型繁雜而不同定，也沒有象華北那樣普遍變小的趨勢①。
在西北，除甘肅、寧夏外，最近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的小柴旦發掘了一處湖濱遺址，發現石製品約0件，石器中等偏小，與華北小石器相近。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緣據說也發現多處舊石器地點②。至於青藏高原的舊石器，將在本書第四章談到。
總之，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已經遍佈全國各地，並且出現了明顯的地方性差異，有的已可劃分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國新石①黃萬波等《湖北房縣樟腦洞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6期。①張森水：《我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若干問題》，《人類學學報》1983年第3期。②黃慰文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新發現的石器》，《人類學學報》1988年第7期。器時代文化一開始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再者，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若干因素，如複合工具、細石器鑲嵌技術、磨製和穿孔技術等都為往後的新石器文化所繼承和發展。隨着考古工作的發展，這兩大階段文化的承襲演變關係將會越來越明朗。
第二章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萬年至前3500年）
第一節從靈井到磁山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大約在公元煎1萬年左右，人類進入了地質上的全新世時期，地球上的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了。隨着氣候的逐漸變暖，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在新環境下，原始人群的生產活動也隨之改變，導致了舊石器時代的結束，而開始了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恩格斯總結說：“蒙昧時代是以採集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類的製造品主要是用作這種採集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經營畜牧業和農業的時期，是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①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就是從單純的攫取天然產物的掠奪經濟轉變為以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主的生產經濟的過程。
在考古發現中，新石器時代是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在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及飼養家畜為特徵的。與舊石器時代相比，狩獵、採集、捕撈活動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極大改觀。當然，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是隨着人類生產能力的進步逐漸實現的，上述新石器時代的幾種基本特徵也並非同時出現，因此，人們提出“中石器時代”這一概念，作為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的橋樑。與舊、新石器時代相比，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過渡狀態。
中石器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石器向細小化發展，在石器製造方法上，大量採用間接打擊法及壓削法，由這些方法產生的細石器工具廣泛應用於當時的一些主要生產領域；發明了弓箭這一遠射程狩獵工具；狗作為人類最早馴養的動物，也是中石器時代的產物。
間接打擊石器的方法，比起舊石器時代始終以直接打擊法為主製作石器來說，是一種技術上的重大進步。生產工具以細石器為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產活動對勞動工具的新的需求。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嶄露頭角的複合工具，在中石器時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種極薄的小石葉，被鑲嵌在木或骨質的柄上，二者組成的複合工具，具有刃口鋒利，便於把握，輕便靈活等特點。當時人所使用的複合工具種類很多，弓箭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恩格斯對人類發明和使用弓箭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弓矢對於蒙昧時期，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期和槍炮對於文明時期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①弓箭的使用，“使狩獵也成了普通的勞動部門之一”②，無疑提高了人們捕獲野獸的能力，從而使人們有可能將暫時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獵獲物豢養起來。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進一步了解了動物的習性，逐漸將野生動物馴育為家畜，為家畜飼養業或畜牧業的出現打下了基礎。這階段採集仍然是與狩獵、捕撈並重的生產部門。長期採集植物籽實、根莖的活動，促使人們了解植物的生長規律，為適時收穫作好準備。正是在這種對植物生長規律逐步深入的認識中，人們開始掌握栽培植物的技術，為進入新石器時代邁出了關鍵的一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5頁。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1、20頁。
步。
在我國，屬於中石器時代的遺址發現得很少，研究工作亦很薄弱，對這一時期文化的總體面貌知之不多。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情況還很不清楚，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缺環。此外，新石器時代諸代表性特徵出現的年代順序如何？在我國，是否也如西亞等地一樣，存在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尚都無法回答。從已經發現的材料看，人們比較傾向於把以靈井、沙苑為代表的遺存看作我國中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
靈井和沙苑的細石器河南許昌的靈井和陝西大荔的沙苑兩遺址的發現，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化類型①。兩處遺址的遺物分別采自地下十米深處的砂層和地面流動的沙丘，遺物基本上都是石器。兩地石器的質料並不相同，靈井以石英為主，沙苑的燧石石器佔80％左右，但在石器製法及類型上，二者卻有許多共同之處。兩處遺址中的細石器及產生細石器的石核都相當豐富。靈井遺址中的細石器佔全部石器的多數。在製作方法上，幾乎所有的細石器都採用間接打擊石片的技術，第二步加工則以壓削法為主，加工方式主要為單面加工。石核以圓錐形、半錐形、扁錐形、柱形、楔形、扇形（亦稱船底形）為典型。從這幾種石核上，採用間接或直接打擊法，就可以打下形狀規整、厚薄均勻的石片，這些石片再經壓削法加工，就形成適於各種用途的細石器。遺址中典型的細石器有各種形狀的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另外，靈井遺址發現的一種特小型的窄長石片，一般長0.9—1.7、寬0.3—0.7、厚0.1—0.3厘米，個別有使用痕迹，這應是一種複合工具的刃都，與沙苑遺址的石葉是同一類器物。沙苑遺址細石器特點基本與靈井相同，錐狀石核、小圓刮削器、石葉等的形制亦很接近，加工方式也以單面為主，只是兩地部分石器的種類及數量略有區別，沙苑遺址發現較多的石鏃不見於靈井遺址（圖2—1）。
峙峪遺址是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的代表性遺存①，那裏就已存在用間接打擊法產生的石片，只是石片的體積稍大。峙峪石器中的原始扇形石核、帶有柄部的斧形器、小圓頭刮削器、雕刻器及石鏃等，都被認為與靈井、沙苑的同類器物接近，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但在靈井、沙苑遺址發現的細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錐狀、柱狀、楔狀石核及窄長小石片，卻不見於峙圖2—1靈井和沙苑採集的細石器1.弧背長刮器：2.3.8.10.石核；4.7.尖狀器，5.6.石鏃；11.刮削器；9.扁平小礫石。
（1.2.4.8.9.—靈井，余為沙苑）
峪遺址。與峙峪石器比較，靈井、沙苑石器表現出明顯的進步狀態。後者以細石器為主，細石器品種齊全、製作方法較進步等特點，構成區別於舊①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74年第2期。安志敏、吳汝祚：《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半坡博物館等：《陝西大荔沙苑地區考古調查報告》，《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
①賈蘭坡等：《山西嶺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石器晚期階段遺存的獨特文化面貌。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遺址中，發現的細石器數量較少。將靈井、沙苑的細石器與更晚些時候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細石器相比，前者的加工技術顯然比較落後，從工藝上看，新石器階段的細石器基本上是兩面加工，形狀也更加規整。
靈井與沙苑兩地石器均系採集，遺物在各自遺址中是否屬同一時期，亦難準確判斷。沙苑遺址發現了輕微石化的撓骨。靈井遺址還採集到兩段人類股骨化石，從其石化程度和本身形態看，介於新人與智人之間。將幾方面材料綜合推斷，這兩個遺址的年代應介於目前所知的舊石器晚期之後與新石器早期之前這樣一個階段。
鵝毛口石器製作場鵝毛口有器遺址①位於山西省北部懷仁縣境年、桑乾河的支流鵝毛口河附近幾個相連的小山包上，山包高出現河床80—100米，山體主要由岩石構成。在現今鵝毛口村附近的兩條沖溝的源頭及附近山包地表，分佈着大量的打制石器，整個遺址的範圍約2萬平方米。尤其重要的是，發掘結果表明，在這一帶的全新統地層中，也埋藏有大量的石器，而晚更新世地層中，卻未發現任何石器，這就為判斷這批石器的時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鵝毛口遺址中除三小塊陶片外，文化遺物只有石器一種。這裏石器多半比較粗糙，其中半成品、廢品佔了很大比例。遺址範圍內分佈着煌斑岩堵、岩床和凝灰岩層，這些都是質地堅硬的岩石，是製造石器的天然石料來源，發現的石器都是以此為原料製作的。在有些暴露於地表的巨大凝灰岩塊四周，常可發現打擊石片所留下的巨大疤痕：在有些岩塊的表面還有許多坑疤，可以看出將石料墊在上面打擊所產生的硌痕，顯然，這是利用其作為石砧而留下的印記。
這裏的石器80％以上是用凝灰岩製作的，絕大多數石器是由較厚大的石片加工而成的。當時人們除了從一般的石核上生產石片外，還經常從巨大的岩塊上或岩石露頭上直接打擊石片。石器都是用直接打擊法製作的，未發現間接打擊的遺物。直接打擊主要採用砸擊、摔擊兩種方法。由於打制石片的技術水平還很原始，絕大多數的石片都短且厚，有些石片的劈裂面甚至呈半球狀，其厚、長几乎相等。這類短厚石片的顯著特點是尾端均有向一側歪斜的長尾，遺址內的許多大型石器，都是用這種石片加工而成，這成為該遺址石器的重要特徵之一。這種石片是由砸擊法產生的，從這種石片形狀的規範性來看，生產這種厚大石片的方法是非常熟練的。
石器以厚重型的為主，一般重量有幾百克，大的可達千餘克。石器的種類有鋤、刮削器、砍砸器、手斧、尖狀器、斧、龜背狀斧形器、錘、彎尖厚尖狀器等。數量最多的是石鋤，基本為長方形，寬度是長度的二分之一稍弱。有大、小兩種，大型的長近20、寬在9厘米左右；小型的長約10、寬在5厘米左右。刮削器的數量僅次於鋤，器形稍小，有盤形、矩形、凹刃、凸刃、直刃、圓刃等多種。石斧有二十七件，器身長柱形，斷面橢圓形，刃口或與兩側邊垂直，或向一面偏斜。實際上，后一種形式的斧，亦可稱為鑄。石斧中有一件的兩面和頂端經過磨製，其餘部分表面仍遺留砸擊痕。根據這件石①賈蘭坡、尤玉柱：《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製造場遺址》，《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斧推測其加工程序，首先是打制毛坯，然後敲去表面因石片疤顯示出的棱脊，使之成為平面，最後一道工序是磨光。此地其餘的石斧，在加工程序上比磨光石斧只少一個工序（圖2—2）。
圖2—2鵝毛口的石器1.石鋤；2.歪尾石片；3.石斧；4.長石片；5.厚尖狀器；6.盤形刮削器；7.磨光石斧；8.短身圓頭刮削器；9.扇形凸刃刮削器：10.尖伏器；11.彎尖厚尖狀器。
鵝毛口遺址內未發現人們日常生活的遺迹、遺物，只發現了大量的石料及未完成或廢棄的石製品。可以認為，這裏是一處製造石器的場所，生活於附近的人們，長期利用了這個合適的原料產地，加工製作生產中所需的各類石器。在這個石器製造場中，見到的直接打擊巨厚石片的方法，以及由器身兩面加工的手斧及厚尖狀器等工具的形制及製造工藝，早在舊石器時代初期就已存在，顯得有些原始，但是這裏石器的某些品類，如鋤、斧、鐮的形制均基本上同於新石器時代磨製的同類製品，石鋤及磨製石斧等，無疑又是一些很進步的生產工具，具有新石器時代的某些特徵。同時，這裏的石器均出於全新世地層之中。綜合考察，石器製造場的年代與新石器時代十分接近，或者就是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階段。
雖然鵝毛口只是一處石器製造場，但透過這裏的石器，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情況。數量最多用於翻土的石鋤，和數量雖少而被報告作者認為用於農業的石鐮，似乎難於將其與舊石器時代的掠奪經濟聯繫起來，而或與某種形態的農業有關。各種形式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等，是用於狩獵、採集的工具。從工具的種類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生產門類已進一步擴大，狩獵、採集的同時，或許出現了原始的農業。
鵝毛口遺址發現的石器多由較大的厚石片加工而成。報告的作者認為，這裏石器的加工方法及器物類型與某些時代相近的遺址中以細石器為主的現象相去甚遠，是一處以大型厚重石器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據此將其歸入“匼河——丁村系”石器系統，認為它是這一系統在新石器早期階段的繼續和發展。近年在鵝毛口遺址的西緣，與鵝毛口遺址僅隔一條沖溝的窯予頭①地點，在晚更新世粉砂土之上，發現了石器遺存。石器以細石器為主，其形式與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及更晚階段遺址中的細石器相近，同時，這裏還存在與鵝毛口遺址相同的粗大石器。這個地點很有可能也是石器製造場的一部分，以製造細石器為主。如果這個判斷不錯，那麼，這一發現，不僅擴大了石器製造場的範圍，也豐富了石器製造場的產品，使人們對這階段的石器生產有更全面的認識。從粗大石器與細小石器製造地點相對集中而存在着區域差別來看，或許可認為當時在石器製造中已經存在某種專業分工。
關於兩種石器傳統的假說在整個原始社會階段，石器一直是生產中的主要工具。從學會製造石器的最初階段開始，人類就在為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斷地改進石器的①陳哲英、丁來普：《山西懷仁窯子頭的細石器遺存》，《史前研究》1931年第4期。製造工藝，使工具更適用、合手。不同的勞動對象和生產方式，對工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就產生了種類繁多、形式各異的石器。人類製造工具技術的繼承與發展，久而久之形成一些不同風格的石器傳統。
華北是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發現最多的地區。對這一地區諸遺存可劃分為不同的文化類型的認識，早在通過對丁村遺址石器的分析研究時就已提出①。當時在對丁村文化的年代估定偏晚的基礎上認為，“丁村文化中的各種石器都很粗大，與薩拉烏蘇河的河套文化以及相當的寧夏附近的水洞溝的石器文化，頗不相同，應是不同的‘相’”，同時把這類差別主要歸為製作石器的原料不同，從而導致技術及產品有所區別。並進一步提出丁村的許多石器，如砍砸器、尖狀器等與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中的石器很多是類似的認識。可見，當時已孕育了這裏要討論的關於兩種石器傳統說的認識。隨着新發現的增多，通過對不同階段遺址內石器類型、製造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提出了關於兩種石器傳統的認識①，認為華北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即存在着兩個文化系統，二者以不同的石器傳統相區別，這兩大系統一直延續至新石器時代，分別是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不同經濟類型的文化產生的基礎。這兩大系統分別被命名為“鷹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匼河——丁村系”，亦稱“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狀器”傳統。其基本特徵是利用寬大石片製造不同型式的大砍砸器，石器中大型器物的種類，數量都佔多數，小石器數量有限，類型也很少。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錘擊法。
“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也稱“船頭狀刮削器——雕刻器傳統”。主要特點是：打片多採用錘擊法，產生的石片長寬多在4厘米左右，石器中利用不規則小石片製造的細小石器比例大，類型多，工具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石錐、雕刻器、石球等，以刮削器為主，尖狀器是這一系統的重要產品。這個系統的石器地點數量較多，分佈很廣，除前面提到的外，還包括周口店第15地點、朔縣石屹塔峰、薩拉烏蘇河、小南海等，時代從舊石器早期至晚期。這一系統的大量細小石器，已帶有細石器的技術風格，被認為是產生華北地區典型細石器的基礎。
同時，這兩種石器傳統，被認為是不同經濟類型的人們對生產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主要使用大石片石器的人群，生產活動是以採集為主，輔以漁獵。栽培農業最早很可能是由他們發明的。在細小石器傳統中，與狩獵有關的工具佔主體，其經濟生活當以狩獵為主，採集則只是一種補充手段。
上述認識，基本上還只能看作是一種有待證實的假說。同時，要確認這一假說，且與目前有關現象相抵牾：一、兩個系統的各自一系列代表性遺址的分佈，無確定的地理界線，即均無穩定的分佈區。
二、被分屬為不同系統的遺址，均同時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細小石器，只是二者所佔比例不同。就是說，在同期同一遺址內，兩種傳統並存，區別僅是一傳統佔主流，另一傳統處於支流地位，或者反之。一般來說，兩種傳統各自處於主流或支流的現象，當與遺存的年代有關。從目前發現的材料看，所謂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遺址，主要屬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細小石器系統的①裴文中、賈蘭坡：《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8年。①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遺址，以舊石器時代晚期居多。隨着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及製作石器技術的進步，石器愈益精、細。即使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僅未停止這一過程，而且還加快了前進的節奏。屬舊石器晚期後段的下川遺址①，下層的粗大石器較為豐富，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數量較少，中、上層的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極為豐富，粗大石器則較少。
三、兩種傳統之說，有的還與材料被揭示不夠全面有關。例如，以往一直被認為屬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鵝毛口石器製造場，近年來在同它僅隔一條沖溝的窯子頭地點，發現了和鵝毛口同時的遺存，但以細石器為主。這隻能由此得出窯子頭與鵝毛口當是統一的同時生產兩類製品的石器綜合製造場。四、新石器時代存在的農業型和狩獵型兩類不同經濟類型的遺存，其起因或淵源自當向前追溯，然而，從目前的材料看，則至少難以尋至舊石器時代中期，甚至早期那樣遙遠的時代。如此素源的話，那麼，舊石器時代早期被確認存在的採集型和狩獵型兩類經濟類型遺存，又源於人類哪一時代！黃河流域最早的農業文化原始農業的出現，是人類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文明的產生是與農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也是世界上農業出現最早的地區之一。
黃河中游地處黃土高原的東端。這裏的黃土由於其風成起因，土壤結構均勻、鬆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雖然黃土地帶氣候乾旱，年降水量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於抗旱作物的生長。這些條件，就使得在這裏種植穀物容易獲得較高的收成。總之，黃河中游的地理環境與世界上農業發生最早的西亞地區的扇形地帶接近，具備產生早期農業文化的適宜條件。
對仰韶時期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這時期的農業是經歷了比較長時期的發展后的階段，黃河流域理應存在年代更早的農業文化遺存。1958年在陝西第一次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進入七十年代，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掘了磁山、裴李崗、大地灣、北辛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的遺址，出土了大量的農業遺迹、遺物，為探索前仰韶時期農業問題提供了大批資料。從地層提供的材料看，這類遺存都疊壓在仰韶時期遺存堆積之下，碳14測定數據表明這些遺址的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一前5000年前期。這批早期遺址都處於平原與丘陵或平原與淺山的交界地帶，遺址的範圍都不太大，形成的堆積也比較薄。遺址內房屋分佈稀疏，表明當時的村落規模比較小，人們在一個地點居住的時間並不很長。在這個時期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糧食的遺骸，鑒定結果都屬於耐早的粟類作物，這是黃河流域傳統的栽牆植物，至今仍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遺址里還有專門用於儲存糧食的窖穴，有些窖穴內還可見到堆積較厚的腐朽穀物。
從遺址中獲得的各類遺物，反映出當時人們所掌握的較多的生產門類。
除種植農業外，飼養、漁獵、制陶術、紡織、編織等都成為有一定地位的生產部門。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在石器製作上雖然已出現了磨製石器，但從數量上看，打制石器仍占相當數量。打制石器的器形相當規範，表面也都①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修洽得比較平整。磨製石器製作得還比較粗糙，表面常保留制坯時的打琢痕迹，很多器物還只是在刃部略加磨光，通體磨光的數量較少。一般是利用而石加砂、蘸水研磨的方法，進行石器磨光。經磨製的石器，表面較光整，器類依功能而有確定的形制。這階段的石器一般不見穿孔者。將器物刃部磨光或將器身修治平整，都可以減少使用時的阻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工具製作中的一大進步。石器中用於農業生產的已佔大宗，其主要類型是鏟、刀、鐮，木作工具有鑄、鑿，石斧則兼具上述兩種功能。這時的石斧以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者為主，斧頭多為半圓形。用於穀物加工的石磨盤、磨棒，是這時期盛行而引人注目的工具，磨盤多數是琢制的，平面呈鞋底形或橢園形，長度在半米左右，有的帶三、四個矮足，磨盤表面常有加工穀物時留下的磨蝕痕迹，中部亦較兩端薄。
骨質工具在這個時期生產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它們主要用於狩獵、捕撈、紡織、縫紉等部門，主要器類有鏃、錐、針、魚鏢、梭、匕、鑿等。在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大量陶器。陶器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自掌握取火技術和飼養家畜、栽培植物之後或同時取得的又一劃時代的進步。在制陶術產生之前，人們主要是食燒、烤食物，甚至以生食為主，陶器的發明，改善了人類致熟食物的方式，使推廣熟食成為可能。在當時條件下，熟食大大加快了人類體質和腦力的發展。同時，陶器的產生及流行，也是人類定居生活穩定性的一種反映。由於陶器在人類智力發展和文化進步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因此，一直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標誌而受到廣泛的重視。這時的陶器都是手制的，除少量手捏直接成型的外，其餘大多都是採用泥片貼築法製作的①。泥片貼築法製作陶器，一般是先從器底開始，逐漸向上貼築。泥片少的有兩層，多則有三四層或更多。陶器顏色以褐色為主，且表皮斑駁不一。這可能是由於露天或在無封閉設置的窯室內燒陶，致使陶器各部氧化不均而產生的現象。
陶器種類少，造型簡單，以圜底器、三足器居多，主要器形有三足缽、鼎、小口壺、深腹罐、盂等。陶支座也是這時期的典型器物之一，這種器物的出現，是與此時流行圜底器相適應的，它主要是為了增加圜底器的穩定性。對炊器來說，支座還有擴大其與火的接觸面的作用。在缺乏支座的遺址中，是以在炊器底部加三足的形式來達到上述目的的。部分陶器表面施篦紋、繩紋、附加堆紋、刻劃紋等紋飾。此外，在陶器底部經常可以見到編織物的印痕。後者與前幾種紋飾不同，前者是有意識地加固或修飾陶器，後者則可能是將陶坯擱置於席、麻編織物上涼干，無意中形成的印痕。彩陶在這時也已經出現了，但數量很少，通常是在缽、碗類器物的口沿部施一周紅色綵帶。當時人們雖然已經實現了定居生活，但營造房屋的技術還比較落後。房屋的形式和建築方法都比較簡單，基本上都是一種圓形半地穴式的窩棚，室內面積很小，一般只有5-7平方米，僅能容納二三人，最大的也只有11平方米，房內都發現成套的日用陶器及生產工具。居住在這種房子裏的人們無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單位。
定居及農業生產促進了飼養業的發展，家畜飼養在這個時期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遺址中都發現了為數不少的顯然是經過人工飼養的豬、犬的骨骼。有些地方還出現了用豬骨隨葬的現象反映出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①俞偉超：《中國早期的“模製法”制陶術》，《文物與考古論集》，1987年。它不僅是一種肉食來源，同時，可能還具有財富的象徵意義。
總之，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黃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普遍存在着農業文化遺存，從其農業和家畜飼養業的發展程度看，脫離其起源階段已有一段歷程。這一時期陶器的形制比較規整，已脫離了陶器產生的最初形態。在這個區域內，還應存在早於公元前6000年的農業文化。真正的早期農業文化的面貌，是一千尚待解析之謎。
黃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北辛文化得名于山東滕縣的北辛遺址①。1978—1979年對該遺址的發掘，發現了窖穴、灰坑、墓葬等遺迹及大批遺物。根據層位疊壓情況，北辛遺址的文化堆積被分成三期，碳14測定的數據指示出，遺址早期堆積的年代為公元前5875年，大體與磁山、裴李崗文化的年代相當；晚期遺存中的相當多的因素，文化面貌很接近后岡一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550—4350年間，早於此地的大汶口文化，而與仰韶時代的早期大體相當，故很可能它已進入后岡一期文化範疇，或是后岡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北辛遺址的石器種類很多，以打制石器為主，磨製石器只佔全部石器的1／5。打制石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橫剖面為扁橢圓形的石斧，這種形式的斧，用於砍伐樹木或翻土，都很合適，是一種用途較廣泛的工具。打制的盤狀器、敲砸器基本不見於同時期的其它文化遺址。磨製石器中鏟的數量最多，其次還有刀、鐮、斧、錛、鑿、磨盤、磨棒等。石鏟的原料質地較軟，容易打磨，這種鏟一般都通體打磨得很光滑，製作精緻。從遺址中發現的一些由殘石鏟改制的石器，知當時的人們很珍惜磨製石器，而努力做到物盡其用。這裏的磨盤為圓角長方形或長三角形，以後者居多，且都無足。
石器中不見鏃類，但骨鏃的數量居骨、角器之首。骨角器不僅數量多，形式也很複雜。製作過程一般是先截切骨料，再用劈、削、刮等方法製成器物雛形，最後打磨表面。骨器種類除鏃外，還有魚鏢、鹿角鋤、鑿、匕、刮削器、梭形器、針、錐、等等（圖2—3）。
圖2—3北辛遺址的生產工具1.石斧；2.4.石鏟；3.石磨盤；5.石磨棒；6.骨鏃；7.骨魚鏢；8.石鐮；9.石刀；10.角鋤；11.蚌鐮陶器按質地可分泥質、夾砂（蚌）兩種，以夾砂（蚌）陶為主。作為炊器、盛儲器的鼎、釜、罐等都屬夾砂（蚌）陶。泥質陶主要為碗、缽等。從器形看，最能代表北辛文化面貌的陶器是深腹、圜底或尖底的鼎及釜。陶器表面基本呈黃褐色，相當多的夾砂陶器表面都有紋飾，以堆紋和壓印紋數量最多，尤以堆紋最富特色。所說堆紋，是指由寬約1毫米左右的極窄的泥條在器表堆塑的各種直線幾何形圖案。早期以單線條組成的圖案為主，中晚朗出現了複線窄堆紋構成的圖案。壓印紋的印痕很深，通常是由幾組壓印的直線、曲折線構成回形、棋盤格形、正（倒）三角形和魚鱗形等圖案。只有少數泥質陶的缽、碗口沿塗紅彩（圖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