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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有5個自治區，31個自治州、96個自治縣（旗），共132個自治地方。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日期滿族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1985.6.7遼寧岫岩滿族自治縣1985.6.11遼寧鳳城滿族自治縣1985.6.13錫伯族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1954.3.25朝鮮族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1952.9.3吉林長白朝鮮族自治縣1958.9.15蒙古族內蒙古自治區1947.5.1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6.23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7.13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1958.4.1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1958.4.7吉林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1956.9.1黑龍江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1956.12.5甘肅肅北蒙古族自治縣1950.7.29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縣1954.10.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1954.9.10達斡爾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1958.8.15鄂溫克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1958.8.1鄂倫春內蒙古鄂倫春族自治旗1951.10.1回族寧夏回族自治區1958.10.25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1956.11.19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1954.7.15河北孟村回族自治縣1955.11.30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1953.7.6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1953.7.6青海門源回族自治縣1953.12.19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1954.3.1青海大通回族自治縣1985.11.10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1954.3.15裕固族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1954.2.20東鄉族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50.9.25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1954.2.17撒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1954.3.1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5.10.1哈薩克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1954.11.27新疆木壘哈薩克自治縣1954.7.17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1954.9.30甘肅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1954.4.27柯爾克孜族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1954.7.14塔吉克族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1954.9.17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自治州1954.1.25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1986.6.27雲南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1979.12.20甘肅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1981.9.30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日期藏族西藏自治區1965.9.9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10.1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1951.12.25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1953.12.6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1953.12.22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1953.12.31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1954.1.1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0.11.24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1953.1.1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1957.9.13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1950.5.6四川木里藏族自治縣1953.2.19羌族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1958.7.7彝族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1952.10.1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1958.4.15四川馬邊彝族自治縣1984.10.9四川峨邊彝族自治縣1984.10.5雲南峨山彝族自治縣1951.5.12雲南路南彝族自治縣1956.12.31雲南南澗彝族自治縣1965.11.27雲南漾濞彝族自治縣1985.11.1雲南景東彝族自治縣1985.12.20雲南寧蒗彝族自治縣1956.9.20白族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56.11.22哈尼族雲南墨江哈尼族自治縣1979.11.28傈僳族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4.8.23雲南維西傈僳族自治縣1985.10.13拉祜族雲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1953.4.7納西族雲南麗江納西族自治縣1961.4.10傣族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1953.1.24佤族雲南滄源佤族自治縣1964.2.28雲南西盟佤族自治縣1965.3.5苗族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1956.11.30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1952.11.26貴州松桃苗族自治縣1956.12.31雲南屏邊苗族自治縣1963.7.1侗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1954.5.7湖南新晃侗族自治縣1956.12.5侗族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1952.12.3貴州玉屏侗族自治縣1983.9.7水族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1957.1.2土家族湖北五風土家族自治縣1984.12.12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1984.12.8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縣1984.11.18壯族廣西壯族自治區1958.3.15瑤族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1955.11.25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1952.5.28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1955.12.15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1956.2.6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1984.1.1瑤族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1953.1.25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1963.10.1雲南河口瑤族自治縣1963.7.11仫佬族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1984.1.10畲族浙江景寧畲族自治縣1985.4.22貴州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1954.11.11雲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1956.11.9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1980.11.25■勸彝族苗族自治縣1985.11.25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957.11.18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1980.11.22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1954.5.8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1985.12.15雲南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1985.12.20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1953.7.24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1954.6.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1955.10.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1985.12.25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6.7.23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1966.2.11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1984.11.10雲南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1985.12.7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6.8.8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5.1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1963.9.11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1981.12.31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7.9.20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12.1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83.11.7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83.11.11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84.11.13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1958.4.1廣東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1962.9.26廣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1952.7.1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1951.8.19隆林各族自治縣1953.1.1防城各族自治縣1958.5.1第三節統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疆域問題編撰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有三個重要的問題需要研究。一個是疆域問題，一個是歷史時期的劃分問題，再一個是多民族的統一問題。
疆域，是歷史活動的舞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台，也就是我們撰寫中國通史所用以貫串今古的歷史活動的地理範圍。
這個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漢族的歷史活動的地理範圍，但並不局限於這個地理範圍。如果局限於這個範圍，許多少數民族的歷史都要排擠出去了。這個疆域，是國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台，但並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國成員的活動在內。這是因為有些民族是跨國境的，我們只寫這些民族在我們國境內的這部分人的活動，一般不寫這些民族在國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動。例如，我們要寫傣族，但一般不寫泰國的傣族。我們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俄羅斯族，但一般不寫作為蘇聯主要民族的俄羅斯族。我們寫朝鮮族，但一般不寫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朝鮮族。這是因為，我們不能把外國人算作中國人，不能把跨國境的血統關係相同而國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們的歷史範圍內。當然，在論述這些民族族源的時候，是不應當受國界限制的。有些歷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經煊赫一時，但後來在中國歷史上不見了。還有一些民族，見於古老的傳說和記載，但弄不清楚他們跟現在國內民族的關係。只要有適當的材料，對於這些民族也要寫，因為他們都曾在這塊廣大的國土上生存過，活動過。
在歷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圖超越現在的國境，有些戰爭或別的重大的歷史活動超越了現在的國境。有時候，有一些外國人進入中國境內從事各種活動，甚至還有外**隊來侵略。雖然是在國境以外，或是外國人進入我們國境之內，都跟我國歷史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也都要寫在我們的歷史內。我們說本國疆域的範圍，並不限制關於中外關係的記載；相反，我們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有到外國去的，有在外國居住好幾代的，只要他們對人類的進步有貢獻，跟祖國的事業、祖國的威信有聯繫，也都要寫在我們的歷史裏。關於疆域問題，有一部分歷史工作者，還不能完全擺脫皇朝疆域的圈子。他們把殷周史限制在黃河流域，把春秋戰國史基本上限制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把秦漢隋唐的版圖要說得是如何地統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圖要說成跨歐亞兩洲等等。就殷周史說殷周史，就春秋戰國史說春秋戰國史，就秦漢隋唐的版圖說秦漢隋唐的版圖，這都是對的。但如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來看，這是不能說明中國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創造祖國歷史的。很顯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會掉入大民族主義的泥潭裏，這既不符合歷史的真相，也不利於民族的團結。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在《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的一些意見》裏，說：“我們需要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是，大俄羅斯的歷史不脫離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歷史，這是第一，而蘇聯各族人民的歷史不脫離整個歐洲歷史，並且一般的也不脫離世界歷史，這是第二。”①在我們處理歷史上祖國疆域問題的時候，象這樣的指導原則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們既要注意疆域問題同祖國各族人民的密切聯繫，也要注意到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國家間的歷史關係。
歷史的分期歷史分期是研究歷史發展的重要問題。在遠古時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學上的材料去解決。自有文字記載以後，中原地區已進入上古時代，即奴隸制時代。到了春秋戰國，是上古時代向中古時代的過渡，即奴隸制在中原地區向封建制過渡時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可以說是封建制在全國占支配地位的標誌。
建國以來，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分期展開了不同意見的爭論，至今仍在繼續。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關於中原地區奴隸社會跟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我們應當放開視野，努力在全國的範圍內考察這個問題，不要局限於中原地區。封建社會歷史很長，記載很多，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也很大。我們也應該重視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問題。近代史距離我們的時代近，跟今天現實關係密切，我們更應該重視近代史的分期。
歷史上，我國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各民族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一個民族內部的發展也不平衡，我們應當從不平衡的狀態上掌握一個歷史時期的整體性。
我國封建社會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秦漢時期，在中原地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成長時期。封建等級制，在①見《斯大林文選》上冊，第21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成長起來。皇帝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襲特權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分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階級中佔有支配地位。此外，還有豪族地主和高資地主，他們在財產和社會影響上有相當的實力，但在身分上不屬於較高的等級、甚至是等級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剝削對象是具有國家戶籍的農民，是由封建國家恩賜的。這種農民在當時農民階級中占最大的數字，他們有私人經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隸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剝削的。他們之間也是有等級的。他們在國家規定作為世家地主的農戶后，並不改變他們在國家戶籍上的身分。他們向世家地主交納的地租也就是國家的賦稅，二者是統一的。象上述的生產關係，在秦統治時期已經樹立，而在西漢和東漢時期不斷加以發展。奴隸制在秦漢時期沒有消滅，在官私手工業中仍舊存在。家內供役使的奴隸，在整個封建時代都是存在的。不過，這些都只是奴隸制的殘餘，在社會生產中是越來越沒有地位的。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單一的郡縣制，但對推行的具體情況，歷史記載缺乏。西漢和東漢，都同時施行郡縣制和封國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國，郡和封國的下面有縣，縣的下面還有地方上的基層行政機構。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級制，每一等級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公元三世紀以後，郡縣制逐漸排擠了封國制，而郡縣制本身也不斷地有些變化。但總的說來，朝廷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地方上各級行政機構的權力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
秦都咸陽，西漢都長安，東漢因長安遭到戰爭的破壞而東遷洛陽。涇渭、伊洛平原和黃河下游地區是當時最富饒的地區。秦漢的統治範圍，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圍繞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有相當部分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別活躍，有時還給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脅。但當時所有的少數民族，都還處在前封建社會階段。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是經過有關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漢時期形成的。漢族的名稱，也是跟這一個偉大朝代的名稱相一致的。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在這時期，發生了民族間的長期鬥爭，發生了民族的大規模流動和移居。本來在兩漢時期就已開始內遷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現在他們深入內地，並且又有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內遷。結果是無論在北方和南方，民族雜居的地區都擴大了。因而，漢族充實了自己，少數民族提高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內遷的少數民族，跟漢人很難區別。這就在新的民族關係的局面出現后，有了民族重新組合的出現，而促進了原來地區封建化過程。這是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
前一歷史時期的世家地主階層，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興的門閥地主。門閥地主與世家地主一樣，也是有政治身分、世襲特權的地主。但門閥地主是依靠家族的傳統地位形成的，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於皇家所規定的政治身分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權上，門閥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質。在勞動力方面，門閥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蔭附農民。蔭附農民是脫離了國家戶籍的農民，他們交納的地租不再具有國家賦稅的性質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比戶籍農民要低些，但對於國家賦稅，其中包括繁重的勞役，是可以擺脫的。這種生產關係上的相對變化，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這是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又一標誌。
三國時期的魏、西晉和北朝的後魏，都建都洛陽。隋唐都建都長安，而以洛陽為東都。三國時期的吳、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建都南京。魏晉以後，北方人民的南遷，在勞動力的增強和生產技術的傳播上，都為東南方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刺激和推動。南京得以長期地佔有顯著的政治地位，這跟東南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長江中下游經濟的發展，在向黃河流域的富饒地區看齊，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一個特點。
五代以後，到了元末，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在這時期，先有五代十國，繼有遼、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後有元的統一。廣大的邊區，從東北的部分地區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進入了封建社會，而漢族與各民族間又經歷了一次新的組合。這是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的重要標誌。東南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這是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的又一重要標誌。
前一歷史時期的門閥地主階層，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統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權，但所擁有的世襲特權是很有限度的，他們的土地大量是由購買和侵佔得來的。他們佔有土地，可以無限地擴大，不會受到法令的限制。他們應按照規定向國家繳納賦稅，而他們則向農民徵收地租。賦稅和地租的區別，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營商業的地主。農民階級中，也有佔有少量土地的，而佃農是大量的，他們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勞動。他們比起前一歷史時期的蔭附農民，社會地位較高，人身自由較多。他們也有國家的戶籍，除向地主交納地租外，還擔負對封建國家的身丁錢，有時也有一些勞役。但他們一般地不會被封建國家指定為某某地主的農戶，這是跟西漢和東漢的戶籍農民的一個很大區別。無論地主或農民，封建身分性的印記趨向淡化，財產性的土地剝削關係趨向顯著，這是兩宋時期封建制生產關係的特點。
元統一全國后，南宋地主階級的勢力基本上保存下來了。他們所在的地區是當時封建經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貴族地主的出現，還規定了形形色色擔負封建義務的民戶，又擴大了奴隸的數量。但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況。在北方出現的這種生產關係，是這一時期局部地區的倒退現象。廣大邊區的封建化，是元代社會生產發展的新氣象。
五代時期的梁、晉、漢、周，都在今河南開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開封。遼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這裏，自古以來就是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方重鎮，元建為都城后，明清相繼建都，今天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的發展，是漢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創造的。宋都開封，元都北京，雖離東南富饒地區較遠，但也都是要利用溝通南北的運河，以便於南糧北運並聚斂東南的財富。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明代的農民，自耕農外佃農占很大的數量。從法的觀點來看，佃農對地主的封建依附關係，又較前代有所減輕，他們可以選擇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農民中還有僱工的出現，以出售勞動力取得物質報酬。清代的稅法，把人頭稅平均分攤在地畝稅內，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稅，這就使賦稅具有單純的財產稅性質。諸如此類的情況，都說明封建束縛有較多的解除。這並不是由於統治者的恩賜，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和勞動人民激烈鬥爭的結果。但這只是當時社會現象的一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進行貪婪殘暴的掠奪和迫害。明廷是濫用宦官，清廷是加強軍事的統治，從而企圖保持高度的封建**統治。這兩個方面好象不相協調，但正是一個問題在不同方面的表現。第二個方面的表現，並不能顯示封建地主階級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頹廢和虛弱。這兩個似乎矛盾的現象，正是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特點。在民族關係上也是這樣。一方面，民族間的關係比前一歷史時期要密切了，但屬於民族性質的封建枷鎖卻更加沉重了。
前一歷史時期的品官地主和他們延續下來的勢力，以及蒙古貴族地主，在農民起義重大打擊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們的，是新興的官紳地主。這個階層，在官員以外，還包括很多獲得科舉功名的人，其人數是相當多的。這一階層中富有資財的人，不只廣有土地，而且作生意，開當鋪，放高利貸。這是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但它們在依附於封建勢力的情況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明代朝廷有皇莊，直接佔有大量土地。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稅礦稅及大量征儲金銀一樣，暴露了末世朝廷對財富的貪婪、追求。皇族和勛貴的莊田以及皇族的祿米，也是數量巨大，成為當時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對此有所覺察，想解決這個問題。它雖然也有皇莊，而遠比明代要少。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清廷以東北為禁區，大大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明初，資本主義已有萌芽，明中葉后，出現較多。清初以後有所發展。
但這個芽始終不能茁壯成長，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已經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從對外關係上說，隋、唐、宋、元都居於主動的地位，明清時期的對外關係顯然逆轉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陸。明廷在沿海設置衛所，進行防禦。明中葉以後，倭寇在東南沿海騷擾，為南直、浙、閩各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明清之際，西方資本主義已在興起，而中國的封建制依然老態蹣跚，專政者對於世界形勢一無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在十六世紀初已經東來進行殖民活動，並侵及中國領土。此後，沙俄、英、美繼來，對中國的野心日益擴大。明初鄭和下西洋和清初對沙俄的侵略進行了反擊，這是對外關係上的大事，但從總的形勢來看，中國的處境日益被動。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災難。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國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時代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也是中國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時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是這個時代的前期，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是這個時代的後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歷了清朝晚期及民國初年近八十年的時間。在這個時期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並殘酷地統治了中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較封建社會時代的情況複雜了。社會經濟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繼續存在外，出現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又包括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三個部分。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經濟則佔有顯著的優勢地位，二者並互相勾結在一起。官僚買辦資本是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並跟封建剝削關係緊密相聯結。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十分微弱，沒有成為一個能獨立的經濟體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佔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都有這樣那樣的聯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中國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生產發展了，但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經濟生活卻越來越陷入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漩渦。這些情況，表現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主要特點。
伴隨着社會經濟的激烈變化，階級關係也發生新的變化。外國資產階級侵入中國后，成了中國社會生活裏面一種統治力量，操縱控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他們不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階級，使其成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而且造成了為其侵略需要服務的買辦階級。在封建地主階級內部，新起的軍閥官僚地主在外國資產階級的支持下，代替了原來的官紳地主占支配地位。軍閥官僚地主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而且一般都還兼有早期官僚資本家的身分，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他們在地主階級政權中握有實權，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這也是地主階級政權買辦化的重要表現。農民階級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和僱農，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下，農民日益貧困破產，出現了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的趨勢。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這個時期新產生的兩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為其經濟地位所決定，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無產階級是最偉大、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是作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和階級關係，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各族人民為了反對國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進行了不懈的艱苦鬥爭，但沒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沒有取得最後的勝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無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成立了，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領導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跨進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多民族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經過一個漫長過程的。我們的祖國，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多民族的統一，也曾經有過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還是有統一。我們經歷過的統一，有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多民族內部的統一和多民族的統一，後者又包含區域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
單一民族的內部統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發展而來。有時，一個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後來重新組合，形成這個民族內部新的統一。匈奴族原來是一些部落，部落與部落間的關係是不穩定的。《史記·匈奴列傳》說它：“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後來頭曼單于和冒頓單于在位的時候，有血緣關係的許多部落連合起來，形成了匈奴內部的統一。松贊干布時的吐蕃、阿保機時的契丹、成吉思汗時的蒙古，都有一個統一民族內部的過程，都是由分散的許多部落統一起來，形成較高發展階段的民族共同體。努爾哈赤時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況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組合起來，形成了女真內部新的統一。漢族是一個民族混合體。它的祖先也必然經歷過由部落發展起來的過程，但已難於詳考。有的學者設想，傳說中的夏禹治水，必須有許多部落參加，可能在這時形成了夏民族，而為漢族來源之一。但這畢竟還是設想，尚無從證實。
多民族的統一，比起單一民族的內部統一，可以說是較高的發展階段。
說是多民族，當然不限於一個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個主體民族。戰國七雄都是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體，它們都各有自己的主體民族，而分別與東方諸夷、西方諸戎、北方諸狄、南方諸蠻以及其它民族統一起來。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也都是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它們都以漢族為主體，而分別與本地區的少數民族統一起來。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我們習慣上認為它們是漢人的朝廷和鮮卑人的朝廷，實際上它們都是地區性的統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北朝儘管鮮卑人當權，但這個地區的主體民族仍然是漢族。秦漢、隋唐、元、明、清等時期都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元代的最高統治者是蒙古貴族，清代的最高統治者是滿洲貴族，但漢族人民在這兩個時期仍然是社會生產力的主要承擔者，元、清的政權實質上也是蒙古貴族、滿洲貴族跟漢族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政權。
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繼承，而在本質上跟歷史上的統一又有根本的區別。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是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只有在中國**的領導下才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進，一步高於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後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然後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後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全國性多民族統一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分裂。秦漢以後，出現了魏、蜀、吳的割據。經過西晉暫短的統一，又有五胡十六國之亂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與元之間，又有遼、夏、金與宋的對峙。但每經歷一次曲折，統一的規模就更為盛大，元比隋唐還要恢廓。在曲折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政權，就全國來說，是割據政權。從它們本身來說，也自有其歷史性的意義。在這些政權的統治範圍內，由於先進生產力的影響和統治者謀生存的需要，往往會出現生產力狀況的改善。自三國至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顯明的例證。地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為後來統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產發展的一些條件。同時，地方政權往往也能根據本地區的特殊情況，創造和積累了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經驗。隋唐的官制、軍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繼承北朝長期實行的制度。從歷史的某一片斷來看，確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狀態的存在，但從歷史發展的全貌來看，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才是主流。
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幅員之廣大，自然條件的差異，生產狀況的不齊，如果得到適當的協調，則可轉化為發展生產的有利條件。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因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交通運輸很不發達，交換經濟只起社會經濟的輔助作用，各民族地區間的物資交流基本上停滯於潛在的階段，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從而加強民族間的團結。但鹽鐵的販運，茶馬、皮毛、藥材的交易，植棉、紡織的推廣，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興修，還是多民族的統一為社會經濟帶來的進步。在經濟制度上，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區，漢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步前進的。在這時候，匈奴還處於奴隸制階段，西南夷還處在氏族社會末期。兩千多年過去了，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們還有封建所有制，奴隸主所有制、原始共產的殘餘以及民族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是多民族在經濟制度方面的表現。但無論如何，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漢族靠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別通過不同的形式，向社會主義邁進。
在思想上，統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所謂“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無從稽考，但總是詩人心目中很廣大的地方。他這兩句詩，表明了他的天下統一的思想。可能由於詩人對王權崇拜至極，難免有相當多的誇大。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①。南宮适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②。這所謂“天下”，意味着極為廣大的地區的統一。戰國時期，變亂日亟，人心思治。有人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孟子的話比孔子的話要更明白些，他說的是七國的統一。在戰國時期以後成書的《禹貢》，描畫了九州山川物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引鄒衍大九州之說，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國為赤縣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國還有九州，即如《禹貢》所說的九州。《禹貢》和鄒衍以九州說中國，都是指中國說的，但都還屬於地理概念，與孟子所謂“定於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頌秦功德，把破滅六國的統一，看作空前的大業。漢初，公羊學派藉助經典，把大一統的學說塗上神聖的光彩。此後，歷代皇朝都拿統一的規模作為當時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標。
在分裂的年代裏，割據勢力往往把自己說成是皇朝的正統，把統一作為奮鬥的方向。三國時期，魏地處中原，把自己說成是漢朝的繼續，要恢復全國的統一。蜀以自己姓劉，說自己是漢室宗親，要恢復漢家的舊業。南北朝時期，北朝說南朝是“島夷”，南朝說北朝是“索虜”。他們都自居為中國，要滅掉對方，統一全國。遼、宋、金的相峙時期，這三個朝廷也都自命為中國的主人，都設想由自己統治全中國。
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長期積累下來的政治威望，對少數民族是有吸引力的。這可能在形成傾向統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資治通鑒》卷一零四，晉孝武帝太元七年記載：秦王堅銳意欲取江東，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胡三省註：會，要也。言天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
陳垣《通鑒胡注表微》引《通鑒》和胡注，並加按語，說：正朔不歸夷狄，乃當時一般公論，不獨苻融言之。劉聰卒時，太子粲即位，靳准執而殺之，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盡臣節，無為不義。”此又一事也。嗚乎！晉澤實淺，何由得此。更可以楊盛①見《論語·季氏》。
②見《論語·憲問》。
父子之事觀之。《宋書·氐胡傳》：“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為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①99900041_0095_0這裏所舉的事例足以說明，在少數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這對於促進統一是有好處的。
在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之間有和好，有爭吵。和好，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民間的各種往來。爭吵，有時發展為戰爭。因此就有人問，民族關係史是以民族友好為主流，還是以民族鬥爭為主流？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須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鬥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鬥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鬥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第二，在歷史記載中，對於民族友好的記載往往不象記載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那樣引人注目。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即使是暫時性的、自發性的，也可以改變人們對於長期友好的印象。廓清歷史上所籠罩的一些迷霧，揭示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是須下一些苦功的。現在根據我們所接觸的材料看，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係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係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係到的地區上，在牽涉到的方面上，都是這樣。清代的統治者，對少數民族一手拉，一手打。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鬥爭中的聯合，聲勢極為浩大。辛亥革命以後，各族人民的聯合更為顯著。通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國**的領導下，大大增強了民族間的親密友好。這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主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很大的發展。在歷史上，民族之間曾發生過這樣那樣不愉快的事情，這基本上是由反動統治階級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們撫今追昔，應該特別珍重歷史的主流。
對我國在歷史上的各方面的貢獻，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們研究得很不夠。對於漢族是這樣，對於少數民族更是這樣。比如，火藥、羅盤、造紙、印刷等四大發明，是應該大書特書的。這在有關的歷史書里也都寫了，但對於它們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人類文化發展上所起的作用，卻很少認真地寫。至於它們後來在西方各國的發展，為什麼會超過中國，這個問題似乎是還沒有認真地研究。又比如，對祖國國土的開發，我國各族人民都有他們各自的功勞，但往往對少數民族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注意得不夠。范文瀾同志說得好：“依據歷史記載，共同開發中國的各民族，一般說來，漢族最先開發了黃河流域的陝甘及中原地區，東夷族最先開發了沿海地區，苗族、瑤族最先開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最先開發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南地區，東胡族最先開發了東北地區，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各族先後開發了蒙古地區，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北各區，黎族最先開發了海南島，高山族最先開發了台灣。所以按照漢族今天居住地區看來，似乎中國領土上的極大部分都是漢族所開發的，其實，其中不少地區最先開發者，卻是已經消失了的和現實存在並發展的許多民族。事理很顯然，中國之所以成為疆域僅次於蘇聯，人口在全世界各國中居第一位，歷史悠久，延續不絕，在全世界各國中也居第一位的偉大國家，首先必須承認，這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男女勞動人民長期共同創造的成果”①。
我國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貢獻。舉例來說：完善的鐵器的製造和風箱的使用，是開始出現於有關南方民族的記錄上。《荀子·議兵篇》說“楚人宛巨鐵鉇，慘如蜂蠆”。《史記·范睢傳》記秦昭王的話，說：“吾斗楚，鐵劍利而倡優拙。”這是戰國末年的事，楚就是屬於“荊蠻”的民族系統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記吳人幹將鑄劍，“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逐以成劍，陽曰幹將、陰曰莫邪。”橐就是冶鐵用的風箱，幹將、莫邪是古傳說中很有名的兩把利劍。這是春秋末年的事，吳也是屬於“蠻夷”的民族系統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們長期以來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種植和織紡，主要從南方海島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數民族推廣的。《尚書·禹貢》篇說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揚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間的廣大地區。貝就是吉貝、劫貝、古貝的省稱，這原是印度以至馬來半島、中南半島等地對於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稱，後來廣東、福建也使用這個名稱。織貝就是用棉作成的織品。《禹貢》是一篇後起的書，但寫成的時期總也在戰國末年。據此可見南方海島上居住的少數民族用棉之早。後來又有新疆產的棉，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逐漸傳布到全中國，代替了往日以絲麻作主要服裝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國的建築術，梁思成在《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的結尾，盛讚北京城是“世界絕無僅有的建築傑作的一個整體”，“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時代所沒有，即在現在，用最進步的都市計劃理論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條件的。”應該指出來，最初設計這個偉大傑作的工程師，正是一個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兒丁。這是陳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華化考》裏已經考實了的。近年以來，北京市的建設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築史上的成就還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歷史發展和多民族統一的發展不一定是同步的發展。但到了今天，這二者是同步前進的。
“一”和“多”，是辯證的統一。“一”存在於“多”中。“多”好了，“一”就會更好。反過來說，“多”要團結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歷史上的統治者，對“一”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多”，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發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發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這樣科學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個指頭都各有用處，但把指頭團結成拳頭，作用就會更大。
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這個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現在作這個工作，還只是初步的嘗試，希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這項工作能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提高。
①見范文瀾：《中華民族的發展》，《學習》三卷1期。
第二章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第一節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中國史學家的有關撰述一定的歷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歷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於這方面的撰述。
物產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歷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並從而產生經濟區域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確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着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產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產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確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着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這可見他關於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別。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后，於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產、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讚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標《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係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佈的關係。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歷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眾”；三河北①《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眾”；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眾”。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係比較具體：關中之地佔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穡”，有的地區則“業多賈”①。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佈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朧認識。司馬遷還看到，關於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財富卻很多，以至佔了全國財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財富來。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誌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它們或記人口的分佈，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着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歷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婁敬建議都長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99900041_0102_0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劉邦徵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於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內。”這是從歷史上來看。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②99900041_0102_1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①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①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歷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歷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歷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歷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②。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係，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③這說明他對於都城在國史編纂內容上的重視。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歷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着重於地理條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朴曾上書言當世事，並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①99900041_0104_0朱朴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採納。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於社會的動亂、政治的**，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着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裏引證了朱朴的遷都議，認為：“其論‘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這也是贊成他的“隨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係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係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係作總的考察。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歷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於汴京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係；（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采唐人朱朴之議，移都南陽。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並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歷代“建邦設都”的歷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於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討歷史上“建邦①《元和郡縣圖志·序》。
②徐元文：《歷代宅京記》序。
③《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歷代宅京記》，就歷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他指陳了秦佔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內，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於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禎十二年（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主張①，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他窮究於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致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敘“輿地山川總論”。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它從地脈（山脈分佈）、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別）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別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內地而後邊疆，並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係、貿易關係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內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係。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①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關於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製度、佔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并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①，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勛田、僧田等情況②。關於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於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於江南的賦役之重。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③又引證王象恆《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①顧炎武在《日知錄》裏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②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別是江南賦役情況后得到的結論。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③；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的地步了④。關於水利，作者徵引大量歷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着重臚列歷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於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於江南水利論述尤多。這反映了明朝時期，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
《天下郡國利病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於選材、標目、編次之中，亦足以窺見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政治見解和經世致用的編纂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但卻蘊含著編纂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國利病書》稍晚的《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書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讀史方輿紀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是“歷代州域形勢”。這是有關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歷史地理部分。二是分敘全國各地方輿。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驛等軍事設施。這是政治、軍①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廣五。
②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三。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三。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六。
②《日知錄》卷一○。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五。
④《天下郡國利病書》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總敘全國山川分佈。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資料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於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內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①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二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②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①這是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
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到結合社會歷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例如，他論山東方輿說：山東之於京師，犬牙相錯也。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揚之曠衍。然而，能為京師患者，莫如山東。何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貫于山東，江淮四百萬粟，皆取道焉。②99900041_0110_1這是從漕運與京師的關係來看待山東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論四川方輿，則認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③99900041_0110_2這是強調險不足恃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所以作者感嘆地說：“夫恃其險而坐守之，以至於亡，又豈惟蜀為然哉！”
在講到陝西方輿時，作者指出：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蒲洪、姚萇之時，可以用關中矣，而其人非也；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關中矣，而其時非也；張浚之時，可以用關中，浚之識亦知關中為可用，而其才非也。④99900041_0110_3這是一方面講了關中地理形勢的重要，一方面又講了這種地理形勢要發揮作用是跟一定的時機、人的行為和才能有密切的關係。
在講到湖廣方輿時，作者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①99900041_0111_0作者一一分析了這三種不同結論的根據。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條件時，能夠緊緊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關係，並按照不同的層次來評價它們之間的關係。
以上這些，都顯示了顧祖禹的淵博和卓識。
《讀史方輿紀要》歷來受到人們很高的評價。人們稱讚它“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①《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②《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
①《讀史方輿紀要·浙江方輿紀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鑒，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②。說它“不征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③。認為“非具上下縱橫之識而悠然有所會者，亦何有於是書”④，而其特點則在於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得失成敗之跡”⑤。這些評論，大多還是比較中肯的。
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有關論點西方學者對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這一問題，也有不少的論述。
近代歐洲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從而具有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deSecondatMontesquieu，89—1755）在其所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土壤的性質和地形的特點直接影響着國家的政體和法律的形式。他認為：一個國家土地優良就自然地產生依賴性。鄉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們不很關心他們的自由；他們很忙，只是注意他們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國家常常是“單人統治的政體”，土地不太肥沃的國家常常是“數人統治的政體”；這有時就補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山地、平原、近海三種地形會產生三種不同的政體，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在孟德斯鳩看來，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衛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熱情上有很大的差別，進而造成了他們對政體選擇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鳩還認為，土地腴瘠的不同，對於人們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會造成很大的差別。他說：“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土地所不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怠惰、貪生怕死。”他還認為，氣候的不同，會影響到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面貌和命運：氣候比較好的地區容易受到別的民族的侵擾，如“波斯、土耳其、俄羅斯和波蘭的最溫暖的地區曾受到大小韃靼人的蹂躪”；而“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等等。①孟德斯鳩從論證“法律和土壤的性質的關係”出發，廣泛地探討了地形、氣候、土壤跟社會發展的關係。他在探討中所得到的一些具體的結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甚至是極其荒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國家的政體的形式，統通歸結為地形、氣候、土壤等地理條件，顯然是片面的。由於孟德斯鳩沒有較多地從物質生產方面來認識地理條件的作用，所以儘管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後世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即片面誇大地理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②《讀史方輿紀要》吳興祚序。
③《讀史方輿紀要》熊開元序。
④重刻《讀史方輿紀要》黃冕跋。
⑤《讀史方輿紀要》魏禧序。
①以上參見張雁深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279—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版。在孟德斯鳩后的一個多世紀，德國大思想家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精闢地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中明確地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這個概念，他這樣寫道：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假如把自然的聯繫同道德“全體”的普遍性和道德全體的個別行動的個體比較起來，那末，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作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
這一段話，可以看作是黑格爾關於“歷史的地理基礎”的總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礎”也看作是他的“絕對精神”藉以“表演的場地”，但他卻明確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礎”跟“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聯繫。在這裏，黑格爾思想中的合理的內核，是被他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包裹着的。
黑格爾認為，由於氣候條件的差別，各個地區在世界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是極不相同的：有好些自然的環境，必須永遠排斥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在寒帶和熱帶上，找不到世界歷史民族的地盤。因為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上，人類不能夠作自由的運動；這些地方的酷熱和嚴寒使得“精神”不能夠給它自己建築一個世界歷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着一個廣闊的胸膛。
這裏，黑格爾以全球的眼光來看待寒帶、熱帶和溫帶在世界歷史上的不同作用，這在人類認識史上還是第一次。他把寒帶和熱帶“永遠排斥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的論點，當然是不對的，因為熱帶至少曾經是人類祖先活動的地方；但是，黑格爾指出溫帶在人類歷史發展上具有比寒帶和熱帶更大的優越性這一事實，則是正確的。
黑格爾還認為，地形條件的不同，也影響着人民的生產、生活形式和性格的類型，從而影響着各個民族在歷史上發生、發展及其所處的地位。他認為，人類歷史的地理條件有三種特殊的差別：一是“乾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過的地方”，三是“和海相連的海岸區域”。處在第一種地理條件下的居民主要從事畜牧業，他們“沒有法律關係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奪”。具有第二種地理條件的居民主要經營農業，“在這些區域裏發生了偉大的王國，並且開始築起了大國的基礎”，在這裏“土地所有權和各種法律關係便跟着發生了——換句話說，國家的根據和基礎，從這些法律關係開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於第三種地理條件，黑格爾則特別予以讚揚，他這樣寫道：大海給了我們棉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邊，但是大海卻挾着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獲利，然而他們所用的手段卻是緣木求魚，因為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恰巧相反。這一層關係使他們的營利、他們的職業，有超過營利和職業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築，就算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為界——象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黑格爾進而指出，這三種地理條件的典型分別是非洲、亞洲和歐洲。從這裏可以看出，黑格爾作為一個歐洲人，他為歐洲擁有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這裏特別提到了中國，認為中國雖然也是“以海為界”，但中國人卻把海看作是“陸地的中斷”和“陸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黑格爾的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早在歐洲人進行遠航之前，中國人已經進行過偉大的航海事業，只是因為中國那時的社會生產水平還沒有達到使這種事業成為真正的需要而得繼續發展罷了。然而，黑格爾所說的這三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非洲、亞洲和歐洲在歷史發展上的差別，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在講到海的時候，黑格爾對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種特殊的評價。他認為，由於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亞洲和歐洲這“組成舊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間保持着一種本質上的關係，形成一個總體”，所以地中海“是世界歷史的中心”。黑格爾是這樣說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積結合的因素，也是世界歷史的中心。號稱歷史上光芒的焦點的希臘便是在這裏。在敘利亞則有耶路撒冷——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點。它的東南部則有麥加和麥地那，乃是伊斯蘭教徒信仰的搖籃地。迤西則有特爾斐和雅典，更西則有羅馬，還有亞歷山大里亞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因為它是舊世界成立的條件，和賦予舊世界以生命的東西。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便無從設想了：那就好象羅馬或者雅典沒有了全市生活會集的“市場”一樣。
黑格爾強調海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歷史上的特殊作用，誠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地中海“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是舊世界的心臟”，“是舊世界的中央和終極”等等，這就過分誇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爾說的“舊世界”，是跟被他稱為“新世界”的美洲和澳洲相對而言的；他甚至認為，“新世界裏發生的種種，只是舊世界的一種回聲”①。這位辯證法大師終於還是承認“終極”的存在，從而使他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理論蒙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使它無法擺脫“終極真理”的羈絆。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人們對於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發展關係的看法，其積極的方面在於，它們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這無疑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些看法或者過分地誇大了地理條件的作用，或者最終還是對地理條件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儘管已經有了比較豐富的思想資料的積累，但並沒有達到對於這個問題的科學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①以上引文，見《歷史哲學》第121—147頁，王造時譯，三聯書店1956年12月第1版。面。它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的關係。
第一，地理條件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之一。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又必須有一定的“自然基礎”；這個自然基礎包括“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①。關於“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意義，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章予以論述；這裏，着重就自然條件即地理條件之作為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談談我們的認識。
從生產和勞動的觀點來看，地理條件乃是生產得以進行的原始條件，是勞動存在的前提。關於這一點，馬克思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說：生產的原始條件表現為自然前提，即生產者生存的自然條件，正如他的活的軀體一樣，儘管他再生產並發展這種軀體，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創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存在），是一種並非由他創造的自然前提。被他當作屬於他所有的無機體來看待的這些生存的自然條件，本身具有雙重的性質：（1）是主體的自然，（2）是客體的自然。②99900041_0118_1這說明，如果沒有作為自然的人的存在，沒有作為人的生存的自然條件，生產是不可能進行的；而如果沒有生產，也就沒有人類的歷史。馬克思還說：“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生存所需的資料。”①這就是說，不論是勞動的存在，還是勞動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離開自然界。總之，地理條件對於生產和勞動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從而也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舉例來說，土地是地理條件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對此，早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人們已經提出過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時候，才把這些看法發展為科學的見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沒有人耕作僅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動的首要條件恰恰就是土地。”②這裏，恩格斯把人的活動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兩種關係都講到了。關於土地對於生產的重要性、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馬克思作了詳細的論述，他寫道：土地是一切生產和一切生存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
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土地本身，無論它的耕作、它的實際佔有會有多大障礙，也並不妨礙把它當作活的個體的無機自然，當作他的工作場所，當作主體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生活資料。①99900041_0120_0從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來看，土地是人類生產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體得以建立的基礎；離開了土地，生產和生存不能維持，共同體無法出現，民族的形成、國家的建立也都成為不可想像的事情。土地跟人類生產和生活的這種密①《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①《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92頁。②《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2頁。
切關係，有力地說明了地理條件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產力的分佈狀況和發展水平。上面講到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關係，這裏涉及的是這種關係的具體的或特殊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具體的或特殊的表現形式，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條件曾經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形成的前提。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體同土地的關係時是這樣講的：游牧，總而言之流動，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裏找到草場就在哪裏放牧（人類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別富饒的自然環境裏，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樣棲息在某一棵樹上，否則總是象野獸那樣到處遊盪），所以，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並不是共同佔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①這就是說，有了豐盛的水草這樣的地理條件，才有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的出現。這種情況，從我國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歷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條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類型的不同，從而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地理條件的差別，對定居下來的原始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認為：“一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依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習性（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②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公社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即對於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關係的種種不同形式上③，而且還表現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類型的自然差別上。這是因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公社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④99900041_0121_3。
在馬克思看來，產品交換的發生，即產品逐漸變成商品的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同地區的自然差別所造成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的不同的結果，即由於地理條件不同所造成的生產分佈不同和社會分工不同的結果。他在批評那種“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的論點時，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這個思想：亞當·斯密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但是相反，交換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結果。霍吉斯金正確地指出，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職業劃分，即社會勞動的分工。這種分工最初存在於家庭中，它是由於生理差別即性別和年齡的差別而自然產生的。個人的體質、**和精神方面的差別是這種分工的新原因。後來，由於自然條件不同，即由於土地肥力、水域和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佈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互相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①99900041_0122_0這一段被馬克思所引證並且也為他所贊成的論述表明：社會勞動的分工，最初是由於勞動者的生理差別而產生的；而在比較發展的階段上，這種分工則①《經濟學手稿》（1857—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頁。②同上。
③《經濟學手稿》（1857—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頁。是由於勞動者所處的地理條件的不同而引起的。從後者來看，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產力的分佈狀況是顯而易見的。
再如，在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上，地理條件的差異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溫床；反之，在地理條件的單調和自然產品的單調的地方，一般地說，生產力發展要緩慢得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勢必就步履蹣跚，難得到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地理條件的關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並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公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佔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着最有決定性的作用。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說，肥沃的土壤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需要有相當發展的商品生產作為前提的，而商品生產只有在地理條件存在着差異性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的情況下，只有在具備了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則可能造成產業史發展的緩慢。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條件不僅影響着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甚至也影響着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
由於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生產力的分佈狀況和發展水平，因而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這個特點，不論就世界範圍來說，還是就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地域遼闊的國家）來說，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條件還影響着一些國家的政權的形式和政權的職能及其歷史特點。馬克思特別舉出亞洲許多國家的歷史來闡明上述論點，他寫道：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地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彼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一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99900041_0125_0從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氣候和土地條件引起對水利工程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影響到政權的形式和職能，這種政權的形式和職能的存在與否則影響到這一地區的國家的歷史進程。在這裏，地理條件對國家政權形式及其職能的影響是通過經濟的槓桿而發生作用的。這是亞洲許多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歷史上歷代皇朝都重視興修水利工程的事實，同樣證明了馬克思論斷的正確。
第四，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隨着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地理條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間接地和生產聯繫起來時，才可能顯示出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果離開了生產活動，這種影響也就不復存在。質而言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它與生產相聯繫而實現的。因此，隨着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條件相聯繫的狀況會不斷發生變化，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會不斷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繫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①99900041_0126_0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人類越是進步，社會越是向前發展，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失去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而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增強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這是因為，只有在社會生產發展較高的階段上，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廣泛地和生產相聯繫，它們對生產的作用才能愈來愈多地被釋放出來；反之，在社會生產發展較低的階段上，儘管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於生產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夠大量地、廣泛地把生產跟這一部分自然富源結合起來，而只能較多地利用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這說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之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影響所發揮的作用，是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增強的。馬克思在講到近代勞動生產力和自然條件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產技能上的區別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產力主要應取決於：（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並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於這些發明而得發展起來。①99900041_0127_0這裏所說的（1），指的是自然條件本身；所說的（2），指的是生產的規模、分工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生產方法的改進和對於種種自然因素的應用及各種科學發明等等。可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要取決於自然條件，一方面也取決於人們對“自然因素的應用”即“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換言之，人們應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強、水平愈高，則地理條件對勞動生產力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證明馬克思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第五，人類在利用地理條件中也不斷改變着地理條件，並獲得對於地理條件的新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確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並不認為作為社會的人在地理條件面前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而並不認為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正確的。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寫道：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日爾曼民族移入時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論點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這個事實，從而說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並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同時，他又指出了歷史時期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要比未經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自然界的變化大得多，從而說明人反作用於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們認為，只有既承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承認社會的人也反作用於地理條件、可以改變地理條件，才是堅持了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間關係的辯證法則，才能夠同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劃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對於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是堅持這種辯證法則的典範。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這個論點，並不只是着眼於這種反作用所帶來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且十分重視這種反作用及其後果在人們的認識上的意義。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裏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徵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種事情發生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發生並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①人類對於因自身活動而改變自然界所帶來的積極結果與消極結果的自覺認識，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②，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認識的獲得對於人類重新審查、調整自身活動與自然界的關係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即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恩格斯的這些話寫於一百年前，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都還沒有能夠免除自然界的這種“報復”，可見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條件是經濟關係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之一。一**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講到“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時，明確指出：“包括在經濟關係中的還有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力才繼續保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着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①恩格斯把經濟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也作為經濟關係的一部分看待，這就把地理條件與生產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它和生產關係的關係都全面概括了。後來，斯大林也指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①斯大林說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說的“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一致的。他們把地理條件作為“經濟關係”體系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的一環來看待的論點，對於我們認識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之認識上的錯誤。普列漢諾夫的早期著作在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關於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他也作過一些精採的論述，這主要見於他撰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兩書。但是，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述卻導致了下列一些錯誤的結論，如：“總之，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則決定着經濟的、以及隨着經濟之後的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現在我們知道，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決定着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而決定生產力的發展的則是地理環境的性質。”②“歸根結底，這個制度（指社會制度—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7—518頁。
②《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8頁。
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28、29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引文中的着重號是—引者）是由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③。這樣的結論，無疑是把地理環境看作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的決定因素了，這顯然是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相違背的。誠如斯大林所說：地理環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表現在它能夠“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在幾萬年間幾乎保持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化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①斯大林的論點，概括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見解，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
馬克思主義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於任何唯心主義歷史觀和自然主義歷史觀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地理基礎這個古老的、同時又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這個理論，是我們正確認識世界歷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也是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歷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第二節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中國地理條件的概貌和特點中國幅員遼闊。國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龍江心，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匯合的地方。總面積約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陸地邊界長達二萬餘公里，東鄰朝鮮，北鄰蒙古人民共和國，東北和西北鄰蘇聯，西和西南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南鄰緬甸、老撾和越南。大陸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餘公里，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汶萊等國家和地區遙遙相望。
全國有很多山脈，主要是在西部。其中，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有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崑崙山脈、祁連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岡底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陰山山脈、秦嶺山脈和南嶺山脈；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脈，有橫斷山脈，是由大雪山、怒山和高黎貢山等東西並列的山構成的。在國境東部，另有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脈。其西側有大興安嶺山脈、太行山脈、巫山、武陵山、大婁山、雪峰山等。其東側有長白山、遼東丘陵、山東丘陵和閩浙丘陵。以上這些山脈，構成了全國地形的基本骨架。
就海拔高度的顯著變化說，由西向東，全國地形可分為三級階梯。青藏高原，以崑崙山脈北支和祁連山脈為北緣，以喀喇崑崙山脈、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脈為西緣和南緣，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位於中國和尼泊爾邊界線上，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點一三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高原東北部的柴達木盆地，稍為低平，海拔也近三千米。這是最高的一級階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東面，下降到海拔大多為一千米至二千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有雲貴高原有的。
③《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第195頁，博古譯，三聯書店1961年6月第1版。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第191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原，有在甘肅中部東部、寧夏回族自治區東南部、陝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西部的黃土高原，有內蒙古高原，有四川盆地、有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這是第二級階梯。在大興安嶺以至雪峰一線以東，是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丘陵至二百米以下的平原。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三大平原，都在這裏。沿海平原，多在海拔五十米以下。這是第三級階梯。
全國的河流，也多是由西向東，最後流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如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松花江、遼河、海河和淮河，大部都向東流。也有向南流的，如雅魯藏布江、怒江，分別經由印度、孟加拉、緬甸，流入印度洋；瀾滄江、元江，分別經由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流入太平洋。有向北流的，如額爾齊斯河是流入北冰洋。以上都是外流河。還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內陸河流，有塔里木河、柴達木河、疏勒河等。
長江是我國最長的河流，長達六千三百八十公里，流域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其次是黃河，長達五千五百○一公里①，流域面積七十五萬多平方公里。再次是黑龍江，流經國境內和中、蘇邊境的長度，是二千九百六十五公里，流域面積佔東北的大部分地區。塔里木河流長二千一百七十九公里，但由於支流不多，流域面積只有一十九萬八千平方公里。珠江，以西江的上游南盤江為正源，流長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流域面積四十二萬五千七百平方公里。松花江流長一千八百四十公里，而流域面積卻有五十四萬五千六百平方公里。雅魯藏布江在國境內的流域面積和海河的流域面積，都在二十萬平方公里以上。
全國各地，分佈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佈最密。較大的湖泊有鄱陽湖，面積有三千九百七十六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積有三千九百一十五平方公里；洪澤湖，面積有三千七百八十平方公里；太湖，面積有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這些都是有名的淡水湖。還有鹹水湖，主要有青海湖，面積有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羅布泊，面積有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們的面積和形狀都不穩定。在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面積有四千三百八十平方公里，分屬於中、蘇兩國，是一個淡水湖。
中國大陸的東面和南面都是大海。在東面，最北的，是渤海。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南北對峙，成為渤海的天然門戶。渤海之南是黃海，長江口以南是東海，台灣海峽以南是南海。渤海是中國的內海，其他三個海都是太平洋的邊緣海。在大海中，羅列着五千多個島嶼，總面積約八萬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半在東海。台灣是我國最大的島，面積三萬五千七百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島，面積三萬四千多平方公里。再次是位於長江口的崇明島，面積一千零八十三平方公里。此外，位於渤海門戶的廟島群島、錢塘江口外的舟山群島、台灣海峽的彭湖列島，都相當著名。南海中的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最南端的島嶼。南海諸群島都是由數目不等的島嶼、沙洲、暗礁、暗沙所組成。在綿長曲折的中國海岸線上，有不少地方可供營建成優良的海港。
由於大洋和大陸之間在熱力上的差異而造成的季風氣候的顯著，加上土地的遼闊、地形的複雜，中國各地的氣溫和雨量相差很大，而氣候類型多種多樣。在夏季，全國氣溫普遍較高。七月份平均氣溫，在黑龍江是二十攝氏①1985年8月24日國家有關方面公佈的測量長度，見《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5月24日。度以上，在拉薩市是十五度，在杭州市是二十八度。在冬季，黑龍江最北平均氣溫在零下三十攝氏度左右，而海南島則高達十五攝氏度以上。正當北方千里冰封的時候，南方卻是氣候溫煦。同是一個盆地，盆地內部的氣溫與邊緣不同。同是一個山脈，迎風坡的氣溫與背風坡也不同。在垂直自然帶特別明顯的高峻大山，如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隨着海拔的升降，氣溫和自然景象都有很大的差別，低處是溫暖濕潤的常綠闊葉林林帶而最高處則是終年積雪的冰雪帶。
土地的遼闊，地形的複雜，氣候的差異，以及有關的地區各種不同的自然特點，都使中國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多樣。肥沃的平原地區盛產小麥、水稻、玉米、粟、高粱等糧食作物和棉、麻、油料、糖料等經濟作物。在廣大山區，除生產糧食外，還出產茶葉、茶油、桐油、蠶絲、白蠟和藥材。內蒙、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和自治區有大面積的草原，生長着豐茂的牧草，畜牧着大量的牛羊馬駝。森林主要集中在東北、西南及福建省和台灣省東部，林型複雜，樹種繁多，單是喬木就有二千八百多種，有較高經濟價值的用材樹近一千種。全國各地的野生動物，鳥類約有一千一百五十種，獸類約四百多種，爬行兩棲類約四百二十餘種，其中有不少珍禽異獸。水力資源豐富，據初步估計，河流的年總流量達二萬七千多億立方米。各主要河流，又都有通航之利。儲量極為豐富的煤、石油、鐵遍及全國各地。銅、鋁、鎢、銻、鉬、錫、錳、鉛、鋅、汞等礦產，以及油頁岩、磷、硫磺、菱鎂礦、鹽、石膏等，分佈也很廣泛。
中國的地域範圍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地域範圍內的地理條件及其變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地域遼闊，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遠的年代，黃河流域為我國歷史譜寫了豐富的、瑰麗的篇章，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是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些，都和那時黃河流域的地理條件有密切的關係。考古資料表明，我國遠古時期文化發達的地區是黃河流域，西起隴山、東迄泰山這一廣大平原地區，它與渭河下游、黃河中下游之間以及濟水的上中游相連的東西一線。這是仰詔文化遺址和龍山文化遺址分佈最稠密的地區，也是夏、商、西周三個王朝先後興起和立國的地區。在全國範圍之內，遠古遺存能夠與文獻記載的史跡相銜接，當首推這一地區。這決不是偶然的。從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的面貌來看，從西周到漢代，黃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體上到處呈現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農作物組成的植被相當豐茂，說它是鬱鬱蔥蔥、到處顯現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風光，是並不過分的。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不僅有湖泊，有的湖泊還相當大，在全國的湖泊中也未見得有任何遜色。黃土高原雖然相當高亢，卻也有較為低下的平原，黃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還有相當開闊的河谷。那個時期的湖泊，許多就散佈在這些平原上或開闊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獲、楊紆和昭余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並非沒有湖泊，加弦蒲藪，就與楊紆、昭余祁齊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黃河泛濫、決口和改道的種種事故是很少見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濟之間，植被豐富，森林茂盛，氣候溫暖而濕潤，土質疏鬆、肥沃，宜於耕種，是當時農業最發展的地區。這樣的地理條件，比起當時周圍鄰近的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因而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都處於領先地位。①上面說的這種情況，從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成書的《史記》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盛讚關中的地理條件及其富庶的情況，他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是全國財富最集中的地方。黃河下游的齊、魯一帶，雖比不上關中，但也是比較富庶的：“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鄒、魯一帶，也“頗有桑麻之業”。總之，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都是膏壤千里，氣候溫潤，宜於桑麻。與此相對照的是，當時的淮河以南及廣大的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遠不如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之高。在司馬遷筆下，西楚，“地薄，寡於積聚”；東楚，“其俗類徐、僮”，也比較落後；南楚，“其俗大類西楚”，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勞動人手的不足。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以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和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兩相比，可以看出，在西漢和西漢以前，這兩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優於南方的趨勢異常明顯。這與它們當時的地理條件是密切相關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不好；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為，當時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也有其優越於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之處，這應當是沒有疑問的。這種情況，只是由於後來地理條件本身的演變和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才有所改變。改變的結果，並不是二者趨於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舊的不平衡，即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超過了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宋代以後的大量的歷史資料反映了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長的時期里，人們在研究和說明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條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們今天所處的地理條件同歷史上的地理條件混同起來，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來，關於古代黃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條件的研究，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示。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所造成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當然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這兩大水系的差別；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氣候、物產等不相同的地區，都是存在的。同時，這種不平衡現象不僅表現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總的趨勢的差別，也表現為各地區在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這后一種差別，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正是促進各地區、各生產部門加強聯繫的物質因素。在漢代，關中平原，人民“好稼穡，殖五穀”，以農業為主；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天水、隴西一帶，“畜牧為天下饒”；燕地，“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吳郡，“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等等①，各不相同。顯然，這種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也是和地理條件分不開的。①參見：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載《歷史地理》第三輯；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第174—178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①《史記·貨殖列傳》。
具體說來，生產部門發展的差別，是與一定的地理條件所能提供的產品分不開的，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尤其是這樣。司馬遷給我們提供了認識這個問題的很生動的歷史資料：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①99900041_0140_0這裏說的陸地，澤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漢、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陳、夏，齊、魯，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主要是著重指出了地理條件的不同。人們只能根據自身所處的地理條件從事生產和組織生產，其產品自然也因地理條件的差別而有所不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之影響於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還間接地從各地區城市分佈狀況反映出來。城市本身並不是地理條件的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現以及它們在各地區的分佈狀況，卻不能離開一定的地理條件。古代東方的城市多具有軍事堡壘的性質，中國也是如此。所謂“城為保民為之也”②，“城者，所以自守也”③，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城，首先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脫離經濟上的支持。隨着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進一步聚集，日益增長的對手工業和商業的需要，城市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就逐漸顯得突出了。司馬遷論西漢社會經濟，對於都城長安和邯鄲、洛陽，臨菑、陶、睢陽、江陵、壽春、合肥、番禺、南陽等城市作為一方都會的作用，是很重視的①。而《漢書·地理志》記全國各縣治所，除備載其建置沿革、戶口多寡，亦注重記其山川形勢、物產所出，可見城市的興建和發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條件有關係的。從宏觀方面來看，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於西起今雲南境內瀾滄江與四川境內岷江以東、北至黃河河套與灤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即黃河流域中下游、長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經的區域②。歷史上城市分佈的這種狀況，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這一地區的良好的地理條件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發展和分佈的不平衡性，是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的一個表現；人們要認識或改變這種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認真考察各種地理條件因素。
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產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和“定於一”的大一統思想③，但政治上統一局面的出現、發展和鞏固，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爭霸和群雄兼并，出現了秦、漢皇朝的統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漢統一后卻又出現了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統一有過於秦、漢，但隋、唐之後再一次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不過分裂並沒有長期存在，最後是元、明、清三朝的統一。造成②《穀梁傳》隱公七年。
③《墨子·七患》。
①參見《史記·貨殖列傳》。
②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附圖21，三聯書店1983年12月第1版。③《詩經·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
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固然有種種，而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的特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先從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來看。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極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條件較好的天然區域，這些區域的土壤、氣候和物產，可以造成若干個並立的經濟、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形勢正是各地封建勢力分疆割據的有利的客觀條件①。漢初，劉濞為首的叛亂，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②，這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物質力量無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在東漢末年預見到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慮到江東“國險而民附”、“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③，這些地理條件的。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日甚一日，這與安史之亂后中央集權的衰弱有很大的關係，但因地理條件而造成的各地經濟、政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原因。中唐時期的政治家、史學家杜佑論天下形勢說：巴蜀之地，“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揚州，“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荊楚之地，“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①。杜佑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從地理條件和歷史經驗來說明政治統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見解是很深刻的。在歷史上持續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縣制的爭論，也同地理條件與政治統治局面的關係相關聯着。從主張郡縣制的人來說，他們反對分封制，就包含了從地理條件上考慮問題的因素。西漢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認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②。這句話明顯地考慮到封國地域範圍的廣狹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與封建割據的關係。唐人李百葯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勢必要造成“紀綱弛紊”的局面③。柳宗元認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是其衰微喪亡的主要原因④。他們也是把地理條件作為立論的根據之一。至於南北朝的對峙，五代、十國的割據，以至宋、遼、西夏和宋、金的並立，都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條件的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物質因素。
再從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來看。我們認識中國地理條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僅僅從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來看，僅僅認識到這種獨立性對於造成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政治局面有很大的關係，還是很不夠的。我們還應該考察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考察這種統一性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這同樣是很重要的。中國地理條件，由於天然特點而自成一個自①參見鄧拓：《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第5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2版。②《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①分別見《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新書·藩強》。
③《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柳河東集》卷三。
然地區。這個自然地區的環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東與南濱海；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是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在這個自然地區里，任何局部地區的特點、局部地區與局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及其產生的種種社會結果，一般地說，都不能不受到這個整體所具有的統一性的約束。中國地理條件的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着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這個影響至少表現在：第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歷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內向性，這是因為一則四齣受阻，一則為大河流域的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漢唐而下，有所謂“絲綢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業也有發展：但這對歷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產生多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後來的明、清兩代，其政治統一的局面，都是對這一地域範圍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政治活動的內向性，從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史的發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馬克思所說，亞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執行公共工程的職能。在中國歷史上，從傳說中的統治人物開始，直到歷代封建朝廷，都與執行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相關聯。水利事業的發達和封建**的強化，這兩種表面看來完全不同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繫。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總論》引《荒政要覽》說：“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矣”①。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這種聯繫。我們從《二十四史》有關名史的《溝洫志》、《河渠志》、《食貨志》以及《地理志》關於水利事業的記載中，可以大致看出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在機構設施、具體措置和社會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見，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影響於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它有維繫國家統一的一面。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不只一次地出現過分裂割據狀態，但統一畢竟是主要的趨勢，這與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有極大的關係。
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在具體的表現上是很複雜的。如割據政權的建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地理條件，即必須有地方上的經濟條件作基礎。而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建立的割據政權，在利用地區經濟條件方面的情況是有差別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情況是開發，一種情況是濫用。從總的方面來看，南方的割據政權大多注意於開發，北方的割據政權則濫用多於開發。這是因為：第一，北方的割據大多表現為政治上的混亂、紛爭，極容易造成對自然富源的濫用；南方的割據，比之於北方的混亂和紛爭來說，顯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對自然富源作合理的開發。第二，由於北方開發較早，北方割據政權可以濫用這些已經開發出來的經濟成果；南方開發較晚，南方割據政權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於開發。從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的割據，還有南宋和金的割據，大致可以看出這種差別。再如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與地理條件的關係，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奪取和佔據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如漢、唐都以佔據關中地區作為統一全國的第一步。二是統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並不是豐腴的地區，但由於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通典·州郡典》一。
②《元史·地理志》一。
①《農政全書》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的運輸渠道，從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生產資源，因而也能使統一得以存在和發展，如唐代後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條件影響到歷史上政治統治局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
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係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別和交往也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歷史，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論述。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係。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至於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①。杜佑在這裏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別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於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佈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別顯得更為突出。一般地說，漢族居住的地區宜於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於牧業。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於農業。這對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別，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游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於聯繫和融合。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於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歷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
中國的地理條件，哺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這些民族各有特點，因而產生了相互間的差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條件，也維繫着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間的聯繫，如同它維繫着歷史上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局面一樣，經久而不衰。這是因為：第一，漢族聚居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其地理條件的優越，生產的發展始終處於領先的地位，並在物質上、生產技術上和文化方面影響着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因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這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第二，在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條件下，周邊少數民族向內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向性。這種自然的內向性與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結合，成為維繫中華民族各族①《通典·邊防典·序》。
間的聯繫的紐帶。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民族關係史上，儘管有時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見，有時候“和親”通好，會盟、互市，各族間的關係歹一陣，好一陣，但總的趨勢是相互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離。
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於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地理條件影響着社會歷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着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從中國歷史上看，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注意的。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一）河流變遷對歷史進程的影響。黃河和長江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中國歷史的發展。歷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如果對黃河流域作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歷史的發展變化。根據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歷史時期，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后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將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解放以前。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游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游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癥結則在於河水挾帶泥沙，隨處淤積。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決不如歷史時期這樣嚴重。這裏，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松疏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歷史時期以來，由於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闢，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致造成頻繁的河患。黃河流域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產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游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即發生劇變。因為金朝在破遼滅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內遷，廣占土地。這些人不嫻於農桑，因而盡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於事。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致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匱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①。類似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362頁，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279頁，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變遷對歷史的影響。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然而，在歷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並非原來都是這樣。例如在今內蒙古和寧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亘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歷史。關於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着，是黃河改道所致；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於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又如西遼河下游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乾燥，產生很多壠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濕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歷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到遼代，由於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裏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到了金代，這裏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產活動。還有，在今陝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裏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濕潤，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進入歷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裏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①。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長時期里，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歷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產生片面的認識。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至於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產部門及產品的變化，人口分佈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產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①，本書不再一一論列。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到歷史發展進程，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係的變化。《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紇等“相率叛之”；頡利與突利之間產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叛之。”②這段話指出，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內之②參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95—1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①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第339—34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①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5頁—第22頁，1983年12月第1版。②見《通典·邊防典》一三。
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兩端”。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紇》條所記“連年飢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③，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紇，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類似的史實還見於《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彝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於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④。所以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於天災及內亂”⑤。象這種由於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係、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也是應當予以重視的。
這裏，應當著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關係，是在辯證的發展中不斷開闢前進的道路的。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於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會反作用於自然。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中，人並不是消極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說的：“隨着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①。人的生產活動就是對自然的利用。這種生產活動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着自然，其後果固然有破壞自然界生態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舉的那樣；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條件，仍然是人們生產活動的主導方面。如人們把野生動物馴養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農作物；人們從游牧生活發展為定居生活；鄉村的形成與城市的興建及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農田的開闢；礦山的採掘；道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橋樑的架設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變着地理環境。舍此，則無從談論人類的歷史，更無從談論歷史的進步。關於這一點，中國歷史為全世界的歷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
普列漢諾夫（1856—1918）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於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響，就是對於所謂開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地理環境對於社會人類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因而使人類對於周圍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係。現在英國人對於這種地理環境的反應自然同凱撒時代移居英國的部落對於這種環境的反應完全不同。”①我們在上文曾經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之關係的論點上的錯誤，但是他在這裏所說的則是正確的。隨着歷史的進步，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將日益增強。中國歷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係的認識，是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者的貢獻是應當特別受到重視的；而對於中國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和撰述，也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我們研究歷史和撰寫歷史書籍都是會有啟發的。
③見《唐會要》卷九八。
④見《新唐書》卷二一六。
⑤參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30—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新1版。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57頁。
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32、33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第三章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第一節作為直接生產者的人直接生產者在社會生產力中的重要地位生產活動是人類的基本活動。人類有了生產活動，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①99900041_0155_0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論點，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活動的基本條件”，在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後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系統地表述他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時，又著重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①。對於這一偉大發現的理論意義，恩格斯作了這樣的概括：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的基礎上；一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②99900041_0156_1。
這些話，是恩格斯在1877年講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是人類歷史的起點，也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關係和各種趨向產生的根源。人類的生產活動，表現為人和自然的關係，即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這就是社會生產力。按照斯大林的說法，生產力“所表現的是人們對於那些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自然對象和力量的關係”③。這種能力或關係，一方面，具有歷史繼承性，因此，“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④人們只能根據自己所處的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和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來創造出新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斷變動性。正如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一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所以生產力的增長“是不斷變動的”①，“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②。生產力所具有的這種特性，使它成為人們的一切社會關係變革的動力，並最終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列寧在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義者。他們用唯物主義觀點觀察世界和人類，看出自然界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2頁。
③《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2頁。④《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21頁。①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09頁。
②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4頁。中一切現象都有物質原因作基礎，同樣，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由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③99900041_0157_2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理論之一，就是科學地闡明了生產力的這種重大作用。因此，我們研究和撰寫歷史，無疑應當對社會生產力問題予以特別的重視。社會生產力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勞動過程的所有這三個要素：過程的主體即勞動，勞動的要索即作為勞動作用對象的勞動材料和勞動藉以作用的勞動資料，共同組成一個中性結果——產品。”④“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⑤馬克思說的“勞動本身”指的是勞動力的物質表現；他說的“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指的是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這可以說，生產力包含了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斯大林說：“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①這也是從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方面對生產力所作的概括。這裏，我們不來闡述生產力二因素說和生產力三因素說的各自論點及其所展開的爭論；我們所要着重闡述的，是勞動力即直接生產者在生產力中所處的地位。
勞動力即直接生產者作為生產力的一個因素，具有不同於其他因素的鮮明的特點，即這一要素包括了人的**活動和精神活動②。馬克思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③勞動力所具有的這種體力和智力的結合，使其成為生產力中的能動因素。這種能動因素的作用，不僅表現在人可以製造和不斷改進生產工具，而且還表現在甚至大多數被看作自然產物的東西，如植物和動物，它們現在被人類利用，並處於重新生產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藉助人的勞動不斷使它們的形式和實體發生變化的結果④。因此，馬克思把人即勞動力或直接生產者稱作“活的主體的勞動能力”①。列寧也不止一次地把勞動者稱為“主要生產力”或“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②。所有這些，都說明直接生產者在生產力中所佔有的特殊的重要作用。當然，這種作用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只有在跟生產力的其他因素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中才能充分顯示出來。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那樣：這裏很明顯，生產工具的發展和改善是由參加生產的人來實現的，而不是與人無關的，所以，生產工具變化和發展了，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隨着變化和發展，人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能以及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隨着變化和發展。③④《經濟學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60頁。⑤《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202頁。
①《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2頁。②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07頁。③《資本論》第二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190頁、第555頁。④參見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58頁。①《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②參見《列寧全集》第三二卷第222頁、列寧選集》第三卷第843頁。
99900041_0159_2這就是說，生產力中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我們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並且只能在這個意義上來強調直接生產者在生產力中能動作用。
直接生產者在生產力中所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求任何科學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必須對它們的存在和發展給予歷史的說明。
直接生產者的技術性特點中國歷史上的直接生產者，有農民、牧民、漁民、鹽民、礦冶勞動者、林業勞動者，有各種手工業勞動者，還有車船等運輸業勞動者及其他直接生產者。這些直接生產者，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都有技術性和社會性的兩個方面。生產者跟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技術狀況、生產規模和生產技術的傳統，都屬於技術性方面，是屬於社會生產力問題的，直接生產者的身份，即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是屬於社會生產關係問題的。從具體的情況說，直接生產者的技術性方面和社會性方面的特點是密切結合的，只是為了論述上的方便，才分開來說。在這裏也只對直接生產者的技術性特點，作一些論述。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裏，農民占直接生產者中的主要地位。他們的特點也比較顯著。這就是：（一）直接生產者束縛於土地，（二）男耕女織，小農業跟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三）生產技術的世代傳習。
直接生產者束縛於土地，這是農民跟奴隸和公社成員的重要區別。奴隸的生產勞動主要聽從主人的隨時支配，公社成員的生產勞動也不能固定在一塊土地上。只有農民的生產勞動是在一塊固定的土地上進行。相對他說，這會使農民感到較多的生產興趣，也使他們熟悉勞動對象，使他們在正常情況下對自己的生活比較安心。因此，封建統治者為了穩定自己的統治秩序，推行以“地著為本”的政策，防止農民脫離土地，以保證封建國家的糧源和兵源，但也因此限制了農民的眼界，使他們很難得到發展生產的條件，也不關心政局的變遷和朝代的興替。
男耕女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是一種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組織形式。在這裏，農業生產是主體，家庭手工業除紡織外，還有農具和生活用具的製造，房屋的修繕等等。孟子有一段話，可能是反映了這種生產形式的最早記載。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99900041_01_0孟子所描寫的農家圖景，反映了這種經濟生活的穩定性，也反映了它的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最好的景況也不過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在社會生產力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發展。封建統治利用了這種經濟組織的穩定性，並以法令來鞏固它。秦始皇刻石：“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就是以法令肯定了這種男耕女織的組織形式。刻石又有這樣的規定：“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②這也無非是鞏固這種個體家庭生產單位的措施。後來的封建皇朝的稅法多以糧和布帛兼收，即是男耕女織生產形式在國家法令上的反映，也是對男耕女織生產形式的強化。孟子所說的孝悌，是父家長制小農經濟在道德思想上的反映，也是與男耕女織的生產形式密切聯繫的。
唐代詩人白居易有一篇《朱陳村》，描寫以男耕女織為基礎的農村景象：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芬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紛紜。女汲澗中水，男采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聚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①99900041_02_0詩中描寫了這個山村在自然經濟環境中恬靜、安適的情趣，也反映了它安於現狀的保守思想。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干擾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生產結構，使農民可以吃飽穿暖，在鹽鐵之外，不必外求。但這種狹小的生產規模，在封建制度的社會條件下，很難擴大再生產。它在家庭內部之性別的分工，阻礙了社會的分工。它的自給自足的性質，阻礙了交換經濟的開展。這是一種很穩定的生產結構，也是一種很頑固的生產結構。它在農業地區擔任了生產主力軍的角色，也扮演了阻礙生產發展的角色。
農業生產技術在農民以一塊固定的土地為生命線的時候，必然是世代相傳的。這對於菜農、果農、葯農等需要較多的技術性作業的農民應該更是這樣。這種祖孫相傳的生產經驗，可能有相當可貴的因素，但由於習慣上的保密，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很難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技術本身在遭遇戰火或家庭變故的時候也可能失傳。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的地區里，手工業勞動者的身上也打上了類似農民的這些特點的烙印。手工業者也有束縛於土地的特點，有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和生產技術世代傳習的特點。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很長的時期里，極大數量的手工業勞動者不能依靠自己在專業技術上的收入來解決生活上的需要和各種封建負擔，因而不能不兼營農業，這也就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束縛於土地的情況。據記載，北魏京都“入工技巧十餘萬家，各給耕牛，給口授田”①。唐的丁匠出租調②。元代“民匠限地一頃”，並負有繳納“丁地稅糧”的義務③。明代龍江船廠有廠田，“則查審各匠丁力多寡”，“量分承佃”④。在農業與手工業結合上，手工業勞動者與農民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農業生產在生產活動中所佔地位有主次的不同，而農民的手工業生產是為滿足家人在生活上的需要，手工業勞動者的手工業生產則是為了滿足官府和市場的需要。由於手工業勞動者與農民之間的這種差異，土地對於他們也就有不完全相同的意義。官府分配給手工業勞動者以少量的土地，其意義不在於使他們束縛於土地而保證皇家的②《史記·秦始皇本紀》。
①《魏書》，卷一一○《食貨志》。
②《通典·食貨志》。
③《元史》卷一四九《郭寶玉傳》。
④李昭祥：《龍江船廠志》。
根源和兵源，而在於保證手工業勞動者作為各種手工業的特定戶口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
關於手工業生產技術的世代傳習，文字的記載較早。《左傳·定公四年》記，周初分魯公以六族，有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這十三個族都是手工業家族，也就意味着當時手工業技術的世代傳習。《周禮·考工記》記有築氏、桃氏、鳧氏等，都可理解為手工業家族。後來，《唐六典》卷三記“工商皆為家專其業以求利”，《元史·刑法志》記：“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黹綉，其輒敢拘刷者，禁之”。《明會典》卷一**記：“凡匠役事故，揭冊查戶下應補親丁，驗送上工。”這都是官方以法令來保護手工業技術的世代傳習。有時，為了技術的世代傳習，官府還要干涉到某些手工業者家屬的婚姻，使民間技術的傳習成為頑固的傳統。元稹《織女詞》：“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①可見其一斑。一直到不久以前，各地還有所謂“祖傳秘方”的存在。這種傳習，主要由於手工業市場的狹小，手工業勞動者為了防止技術競爭而採取的自衛措施，手工業成品也往往因此而保證了工藝水平。但這種世代傳習顯然是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
以上所說農民和手工業勞動的特點，是就其在封建社會的典型狀態說的。隨着歷史發展，這些特點會逐漸發生變化。在不同地區之間，因自然條件的不同，有的農民還兼營畜牧業，有的兼營採集和漁獵，情況是相當複雜的，都需要作具體研究。牧民在直接勞動者中所佔的數量，僅次於農民，而活動地區相當廣大。對於牧民的研究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做的工作還很有限。對於其他勞動者，特別是鹽業勞動者、礦冶勞動者，都應該進行研究，以豐富我們社會生產史的研究內容。
人口問題歷史上直接生產者的社會性特點和技術性特點，都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影響。他們的人口現象，包括素質、數量、分佈、部門構成、民族構成和階級構成，也都可能對生產力發展有影響。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研究。曾經有過一種流行的看法，以人口的多少衡量社會經濟的盛衰，這是不能說明複雜歷史現象的。歷代政治家、歷史家，在談論人口問題時，也並不是這樣簡單地看問題的。
春秋晚期，孔子到衛國去，看見衛國的景象，感嘆地說“庶矣哉！”他的學生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①這是說，人多了是創造財富的重要條件，但還要想法讓他們富起來，並不是說人多了就富了。戰國時期商鞅變法，他看到秦國地多人少，土地荒蕪而無人耕種，就招誘三晉之民入秦，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這是他把人口的多少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直接聯繫起來的作法，但同時他又認為三晉地少人多，勞動力過剩，也會出現另外的一些問題。《商君書·徠民篇》，詳細地說明了他的這種看法。孟子大致是與商鞅同時的人。有一次，梁惠王問他：“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說：“不①《元稹集》卷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