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囂張悍匪伍勇

伍勇的人生軌跡顯得複雜且充滿變數。他的家人至今仍深感懊悔，時常感慨地說：“倘若他當時上了大學，或許一切都會不同。”彷彿那個放棄上大學的機會，成為了定義他人生走向的關鍵節點。時光回溯到1999年，那時的伍勇年僅21歲，因家庭經濟困境和父親微薄的人脈資源，他選擇了走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應徵入伍。儘管家中清貧，他們未能支付那3500元的“入門費”，但這並未能阻擋他對軍旅生涯的憧憬與熱情。

伍勇的母親羅文秀，每當提及兒子在部隊的經歷，都會眼中含淚。她珍藏着一封來自部隊的信，那是兒子寄來的第一封信，信中寫道：“一切都破滅了。”在羅文秀的理解中，因為未能支付那筆費用，兒子被分到了河北的高炮團，與其他一同參軍的同鄉們分隔兩地。這讓她和丈夫伍毅堅信，是部隊的環境導致了兒子的後來的變故，“僅僅半年後，孩子就離隊了”。

在部隊的日子裏，伍勇曾給母親寫下多封信，信中的內容充滿了對部隊形式主義的批判、老兵對新兵的欺凌以及團隊內部幫派鬥爭的描述。他也曾激烈地給部隊首長寫信，言辭之中甚至威脅要將某些軍官“送上軍事法庭”，並聲稱自己手中握有他們的“犯罪證據”。同時，他還要求軍隊為自己辦理所謂的“退伍證明”等手續。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如他所願，最終在2000年5月，他與同伴郭小明一起選擇了逃離部隊。

對於伍勇在部隊的遭遇，其代理律師羅和輝曾多次詢問他具體的困境，但伍勇的描述總是簡潔而具體：“就是老兵讓新兵做一些瑣事，比如洗襪子，我看不慣這種待遇。”與此同時，羅文秀則堅定地認為：“他原本計劃在部隊中繼續深造，考取軍校，而且他有這個能力和決心一定能夠考上。”這兩段話彷彿揭示了伍勇內心的矛盾和掙扎，也預示着他人生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2000年末，伍勇踏上了歸途，回到了宜賓，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憑藉著那張來之不易的退伍證，他在一家保安公司找到了相對穩定的工作，生活似乎正逐步步入正軌。然而，這份寧靜僅僅維持了一年光景。2001年，命運的轉折悄然降臨。在藥廠擔任保安期間，伍勇結識了曾科與胥良君，這兩位新朋友的出現，用伍毅的話來說，“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讓他走上了歧途”。昔日那個在眾人眼中乖巧懂事的少年，如今卻與所謂的“社會渣滓”為伍，甚至捲入了暴力搶劫的漩渦，這樣的轉變令人唏噓不已。

回望過去，伍勇曾懷揣着崇高的理想——“為人類的共同幸福而奮鬥”，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他年少時純真夢想的見證。那行用毛筆儘力書寫得工整有力的字跡，至今仍留在自家那破舊不堪的牆壁上，彷彿在默默訴說著一個關於夢想與現實碰撞的故事。對於母親而言，那面牆承載的不僅是歲月的痕迹，更是兒子曾經燦爛少年時光的珍貴記憶。

伍勇的童年，曾是一片用文字編織的夢幻之地，他筆下的後山大樹，承載了他無盡的想像與讚美。然而，生活的風雨在他10歲那年悄然降臨，父母的離異讓他的世界開始傾斜。學習成績的不佳與調皮搗蛋的行為，讓他幾乎成了學校的“難題”，多所學校都對他望而卻步。但正是這段在家中的輟學時光，成為了他人生轉折的契機。

在母親的反覆教誨下，伍勇彷彿一夜之間長大了。他深刻理解到家庭的貧困與未來的責任，那份“為生活而讀書，為改變命運而奮鬥”的信念在他心中生根發芽。他開始努力學習，奮發圖強，用一張張“三好學生”、“總成績第一”、“優秀班幹部”的獎狀，證明了自己的轉變與成長。母親羅文秀保存着這些獎狀，它們雖已泛黃，卻記錄著伍勇那段不凡的奮鬥歷程。

然而，生活的現實總是比夢想更加殘酷。儘管伍勇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宜賓市四中，但貧窮卻如影隨形。羅文秀拼盡全力，每月僅靠微薄的收入支撐著兒子的學業與生活。她儘力讓兒子吃飽穿暖，每周一次的肉菜成了母子間溫馨的紐帶。但伍勇深知，這些遠遠不足以支撐他在城市中的求學之路。

在這樣的環境下，伍勇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加複雜。他渴望通過理想來抵禦現實的冷漠與歧視，卻也不得不面對貧窮帶來的無奈與挫折。他的文章中充滿了對物質與現實的鄙薄，試圖用文字構建起一個理想中的世界。但偶爾流露出的自殺念頭，卻讓人窺見了他內心深處的痛苦與掙扎。

伍勇的《目睹四中之怪現狀》不僅是對學校現狀的批判，更是他內心情感的真實寫照。他批判學校的功利化教育、出題者的刁難以及學生間的勢利與殘忍，同時也表達了對純真與真誠的渴望。同班同學唐正方的遭遇，更是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柔軟，讓他不禁發出“我羨慕他，我也想成為一個瘋子”的感慨。這不僅僅是對現實的逃避，更是對心靈深處那份純真與自由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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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勇的初高中時期，一位與他保持密切書信聯繫的老師向本刊透露：“他顯得異常孤僻，彷彿置身於人群之外，鮮有真正的朋友。”伍勇的文字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近乎絕望的心理獨白，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種不顧一切的決絕。進入高三后，他在完成會考後毅然放棄了高考，這一決定讓老師們深感意外。據老師們回憶，伍勇原本有意報考師範或軍校，因這些選擇相對經濟負擔較輕，但恰逢學費上漲且他對教師薪資的微薄表示不滿，加之認為軍校需要人脈關係，最終他選擇了放棄。母親的苦勸未能改變他的決定。

2001年，伍勇因搶劫藥店老闆而遭到通緝。此時，他的父親伍毅好不容易與他取得了聯繫，並勸他投案自首。伍毅提出先讓兒子回家拿些換洗衣物，與家人見上一面，並承諾周一早上親自送他到派出所。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就在伍勇返家后不久，警察便迅速包圍了他們的住所，顯然對伍毅的提議持懷疑態度。混亂之中，伍勇再次逃脫，從此音訊全無，彷彿人間蒸發。

此後的歲月里，伍勇再也沒有真正回到過父母的身邊。即便偶爾回來，他也對自己的行蹤和所從事的活動諱莫如深，對父母的詢問總是敷衍了事，匆匆離去。在歷次合夥作案中，伍勇與同伴之間似乎並無深厚的交情，他甚至不屑於向他們解釋自己的動機和“理論”。在律師面前，他坦言：“我清楚他們只為錢財而來，而我，則是為了讓人聽見我的反抗之聲。”這句話，或許正是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寫照。

伍勇將自己內心的世界毫無保留地傾注於紙上，記錄下那些未竟的暴力幻想，包括幻想中精神病人的極端行為，或是帶領流浪者實施搶劫的“革命”壯舉。他的文字，如同一部龐大的編年史，清晰地劃分為入獄前後的兩個階段。入獄前的篇章，充斥着對暴力犯罪的詳盡規劃與自我剖析的“自述”，這些“自述”成了他隨身攜帶的伴侶，彷彿是一種證明，一種對未知的自我慰藉：“若我遭遇不幸，至少有人能知曉我的信念與經歷。”

在被捕的那一刻，伍勇的第一反應竟是引導警察去取那份混雜着真實與虛構的文本，它不僅是他的思想記錄，更是他靈魂的寄託。面對羅和輝律師，他流露出一種異樣的渴望，希望能將重慶哨兵案的罪名攬於己身，卻又擔心這份勇氣無法被外界所信。在伍勇的認知里，他似乎已洞察世間萬物，然而，當羅律師提及曼德拉與甘地這些非暴力抗爭的領袖時，他的臉上卻浮現出一絲茫然，顯示出他對這些理論或歷史的陌生與無知。

對於案件的審理結果，伍勇似乎並不在意，他更關心的是外界對他行為的看法與評價：“生死於我，已無足輕重，但我渴望知道，人們將如何評判我的所作所為。”這種近乎偏執的關注，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認同與理解的渴望。

伍勇的家人多次提出希望他接受精神病鑒定的建議，但這一提議卻遭到了他的堅決拒絕。羅和輝律師回憶道：“我曾無數次嘗試說服他，讓他認識到精神病鑒定可能為他帶來的幫助，但他總是堅定地回答我：‘如果我真的被判定為精神病，那麼我所做的一切，又將有何意義？’”這番話，透露出伍勇對於自我價值與行為意義的深刻執念。

2009年11月24日上午，四川省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關注的伍勇等人搶劫收費站及槍擊哨兵系列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經過詳盡的法庭調查與審理，法院確認了伍勇作為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多起嚴重暴力犯罪中的核心角色。案件回溯至2003年，伍勇首先被查明為內宜高速公路收費北站與南站兩起白日蒙面持槍搶劫案的主謀。同年9月11日，他向宜賓市衛星觀測站的哨兵張某某開槍，致其重傷，並試圖射殺另一哨兵曾某某未果后逃逸。數月後的10月2日，伍勇再次現身，攜帶火藥槍等危險物品在宜賓市政府門前守候，意圖攻擊政府工作人員，最終對執勤保安楊某某實施近距離射擊后逃離。

此外，法院還揭露了伍勇在2008年至2009年間參與的另兩起重大搶劫案。2008年11月11日，伍勇與張自順聯手，攜帶火藥槍、假槍及匕首闖入內宜高速宜賓北站收費亭，搶走大量現金共計1.6萬餘元。次年2月23日，伍勇又夥同唐德富、魏華松，持火藥槍、砍刀等兇器闖入宜賓南站收費亭，再次實施搶劫，劫得現金高達4.9萬餘元。更令人震驚的是，伍勇還涉及殺害郭小明等多條人命案件，且對上述所有罪行均供認不諱。鑒於伍勇所犯罪行極其嚴重，性質惡劣，社會危害極大，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於當日作出一審判決：伍勇因犯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數罪併罰，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這一判決彰顯了法律對暴力犯罪的零容忍態度，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