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5三種力量角力中國（3）（1）

1905年1月，出使日本的大臣楊樞奏請立“變法大綱”，認為“似宜仿效日本”定國家為立憲政體。6月以後，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或聯名或單獨上奏要求立憲，有人還多次上奏，甚至具體提出以十二年為期。清政府八位總督中已有五位主張立憲，而主張立憲的巡撫和駐外使節更多，深受慈禧倚重的軍機大臣瞿鴻禨和奕劻這時也支持立憲。在這種勢下，清廷終於在7月16日布諭旨，同意出洋考察政治：

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悉原委。

現在決定派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

雖然此諭並未提及“立憲”，但這畢竟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標誌，因此得到國內外廣泛好評。有外國輿論認為這說明中國“已如夢方醒”，而“京內京外，學界、商界，欣然色喜，群相走告”，“學界譜詩歌，軍界演軍樂，商界則預備金花彩燭”，準備熱烈歡送五大員出洋考察政治。11月末，清廷下令成立了考察政治館，其職能是研究、編選各國憲政資料供朝廷參考，在預備立憲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步。經過一番曲折，五大臣終於在12月底離京，踏上出洋考察政治之路。

1905年清政府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廢科舉”。早在洋務運動時期，近代新式教育就開始在中國出現，經過幾十年的展，科舉制對新式教育、對社會展的束縛越來越明顯，顯然早已過時。雖然一些洋務大員和維新派人士對科舉制度早就多有抨擊，但一直無人敢正式提出廢科舉。1905年9月，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撫、將軍終於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他們警告說：“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清廷對社會變革的態度明顯比政治變革積極得多，當月即諭令從1906年開始廢除已有千餘年歷史的科舉制。這確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時人認為：“其重要，直無異於古之廢封建、開阡陌。”科舉制的廢除使社會統治的傳統基礎士紳階層開始分化，新式知識分子開始向由邊緣向中心挺進，加快了傳統社會系統的解體。新的社會結構，更需要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說1905年以前，立憲派、革命派還過於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對手”的話，那麼此時，它們的力量空前壯大，已可與清廷比試一番。此後，這三種力量的角力，最終決定了近代中國的命運。立憲派與革命派生激烈論戰，最終以革命派勝利結束。立憲派之所以敗下陣來，其實並不是其理論無力，而是其理論的基點是清政府能立憲。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壓力下邁出不小的一步后，卻又基本止步不前。這時，政治的邏輯只能是革命。

歷史說明，雖然也感到“時局艱難”，但清廷對歷史大勢和局勢的緊迫並無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對民意全然不解，攻擊朝政的“謗文”歷來都有，並不足怪，但這種“謗文”能得到普遍叫好時則大有深意。如果清廷在鎮壓革命黨人時也能認真想一想諸如《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這樣“犯上作亂”之文為何能使人皆拍手稱快，當不至對民意如此無知。同樣，清廷也沒有重視和珍視當它宣佈“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時國內那種人心振奮、欣喜相告的民民意。對已處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來說，這確是非常難得的一次得到舉國稱讚的舉動。然而，它卻沒有依民順民意在立憲的路上繼續前進，而是躑躅不前。它不願放棄任何權力，並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以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彷彿歷史也可以按照它理想的節奏展。因此，它始終只是被動地“走一步算一步”。它已經喪失了1898年的機會，眼看着又喪失了1905年“開局不錯”的機會。它，還能再次把握住歷史的機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