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5三種力量角力中國（2）（1）

革命力量大聯合

1894年年底孫中山在海外創辦中國第一個革命小團體興中會，並於1895年秋動了廣州起義，這是革命者第一次武裝暴動。***雖然影響有限，但這畢竟是孫氏革命事業的重要起點。

到1905年，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恰恰十年。在這十年中，孫中山顛沛流離，矢志不渝地為革命奔走，而國內形勢也開始悄悄生變。孫中山曾於1900年秋動惠州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卻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他明顯感到民心丕變：五年前的起義失敗后，“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甚至親人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而此時“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在這十年間，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現代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形成。隨着國內新式教育迅速展、出國留學盛極一時，與中國傳統文人迥異的現代知識分子人數驟增。他們深受新思潮的影響，成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上海和東京是這些新式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地方，在1903年前後，革命小團體紛紛湧現，並形成辦刊辦報、出書宣傳革命思想的熱潮，在短短兩三年間出現的政治性刊物就有近二十種。盧梭、伏爾泰、華盛頓……悉數被介紹進來。有人撰文歡呼：“今者盧梭之《民約論》潮洶洶然、蓬蓬然，其東來矣！吾黨愛國之士，列炬以燭之，張樂以導之，呼萬歲以迎之。”有“號角一聲驚夢醒”之譽的《革命軍》，更是宣傳只有“革命”才能“掃除數千年種種之**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

1905年4月，《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病逝於獄中，兩年前曾引起巨大反響的《革命軍》再引萬眾矚目。1905年12月，革命黨人陳天華蹈海自盡，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鐘》、《猛回頭》亦再引萬人傳誦，甚至被“奉為至寶”，尤其是在兩湖地區，“三戶之市，稍識字之人，無不喜朗誦之”。革命思潮，洶湧而來。

在許許多多的革命小團體中，影響比較大的有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等。但就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而，這些團體基本上都沒有脫離舊式會黨性質，且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因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受影響。到1905年，隨着形勢的展，成立統一的全國性革命政黨的任務變得日益緊迫。1905年8月，經過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多方努力，將分散的革命小團體聯合、統一起來的具備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性質的中國同盟會終於正式成立，並於當年10月創辦了影響深遠、在革命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機關刊物《民報》。同盟會將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彙集一處，因此力量空前壯大。自此以後，“革命風潮，一日千丈”。

但意義更深遠的，還是中國同盟會制定的革命綱領。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軍政府宣》，規定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奮鬥宗旨，而孫中山1905年10月在《民報刊辭》中，次將這十六字綱領概括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命運。

清王朝的被動變革

對清王朝來說，1905年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年頭。

從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頒諭同意“變法”開始，雖有諸如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之舉，但不外洋務舊議和幾年前維新派的舉措，幾年來新政並無重大進展。但到了1905年，它終於不能原地不動了；而它的點點“進步”，則與立憲派的輾轉推動大有關係。

立憲不是革命，而是在體制之內的改革，所以立憲派十分注重策動清政府內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要求立憲。在他們多方策動下，許多權要也認識到立憲的重要性。1904年春，不少大臣上奏，或要求派大臣出洋“考求新政”，或要求“一切盡行改革，期於悉符各國最善之政策而後已”。而出使法國的大臣孫寶琦則上折明應該立憲：“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應“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這些奏摺雖然並未打動清廷，卻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立憲派深受鼓舞，加緊活動，贊同立憲的王公大臣也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