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企業的官辦與商辦（1）（1）

鴉片戰爭使中國面臨現代化的嚴峻挑戰，然而在挑戰面前，作為現代化的主要內容的近代企業在清末的展卻困難重重，使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步履蹣跚，極不順利。阻礙、束縛企業展的因素當然不少，但主要障礙還是企業的所有制變革屢屢滯后。

官辦企業的正負效應

對面對外患與內亂雙重壓力的晚清統治者來說，無論是反對列強欺凌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對內鎮壓農民起義，出於鞏固自身統治的考慮，都應迅速創辦近代化企業。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國內農民戰爭的衝擊，使統治階級內部的少數開明派開始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取得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而不是滿族中央朝廷，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開始興辦近代工廠。

然而，以興辦近代企業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在軔之時即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曾遇到今人難以想像、難以理解的反對。這種爭論、反對，在洋務運動的三十年中一直未曾停歇。以現代大機器生產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治者在近代救亡圖存不可或缺的措施，卻遇到統治階級中佔主導地位的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這類傳統的意識形態為武器的強烈反對。頑固派總是將問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他們強調：“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近代科學知識和大機器都被他們譏之為會使人心變壞、道德墮落的“奇技淫巧”，而且他們強調這是“奉夷為師”，必將導致“變而從夷”。修鐵路、架設電報線對一直處于軍緊急、財政困難之中的清王朝可說是當務之急，但卻遭到激烈反對。例如，頑固派認為電線可以“用於外洋，不可用於中國”，因為：

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歷史的裂縫清末企業的官辦與商辦

鐵路也是如此：

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利者也。

所以，當李鴻章於1874年看到日本派兵侵略我國台灣，海疆告急，向恭親王奕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時，奕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所以對李鴻章說此事“無人敢主持”。並告李鴻章知，慈禧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計”。直到十五年後，慈禧在其時傾向支持修鐵路的親信醇親王奕的鼓動下，才最後同意興造鐵路。

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的權勢之大，想興辦近代企業尚有如此強大的阻力，無權無勢的平民在這種環境中根本不可能興辦近代企業。如19世紀70年代初曾有華僑商人在廣東南海設立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結果卻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為由，將其封閉、拆除。所以，清末的近代企業採取官辦形式是歷史的“不得不然”。歷史地看，這些企業畢竟是在引進西方科技文化、培養人才、開創風氣方面起了巨大的進步作用，大機器的引進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建立和展的開端。凡此種種，確有歷史的合理性與正面作用。

但是，官辦企業的弊病也很明顯。這些官辦企業在體制上也採取衙門式的管理，不是獨立經營的企業單位，而是政府的一個分支部門；設總辦、會辦、提調若干，類似官場職別，並且受總督、巡撫和總理衙門的監督、節制。這種官辦企業必然冗員充斥，機構臃腫，許多人因與“官”有關係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將其作為安排官員位置的地方，貪污**嚴重，管理混亂，生產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