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的中國外交（4）（1）

經過與本國政府緊鑼密鼓的聯繫，確定了此案方針后，威妥瑪於8月初由上海返京路過天津時，主動找李鴻章商辦此事，意在借李之力使清政府儘快屈服。***而清廷也指令李鴻章設法打探英國的真實想法，並要他儘可能“開導”威妥瑪緩和事態，同時要求他與丁日昌“相機而行，力顧大局，俾免決裂”。因此，李鴻章在天津與威妥瑪及其翻譯梅輝立（w。f。mayers）多次會談交涉。

“俾免決裂”自然成為李鴻章的指導方針。威妥瑪到天津時，李鴻章剛處理完日本侵台事件，正就秘魯虐待華工事件與秘魯交涉。在給朝廷的《秘魯換約事竣折》中，他就提到“此次威妥瑪為雲南之事，氣焰張甚”。在隨後的一系列奏摺和給總理衙門的信函中，他多次提到威妥瑪“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理之，殊甚駭異”。威妥瑪怒氣沖沖地說事已經生半年，中國一直拖延不辦，併當着李鴻章的面指責總理衙門向來遇事總說從容商辦，但卻一件都不辦，“今日騙我，明日敷衍我，以後我再不能受騙了。中國辦事哪一件是照條約的？如今若沒有一個改變的實據，和局就要裂了”。“和局就要裂了”一再成為威氏的“殺手鐧”。儘管李鴻章連連解釋說中國一直按條約辦事，但威氏完全不聽解釋，指責中國“自咸豐十一年到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一歲了”，進而提出“中國改變一切，要緊尤在用人，非先換總署（指總理衙門）幾個人不可”。對此論，李鴻章則“嚴詞辯駁，並曉以國政非爾等所能干預，彼此既經立約和好多年，難道竟將條約半途而廢？且威大人與總理衙門大臣共事已久，均極相好，不應出此無理決裂之語”。

在多次交涉中，威妥瑪提出了幾條具體要求：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內地多開商埠；優待公使；清政府護送英國到雲南調查的有關人員；派一二品實任大員親往英國對滇案表示歉意；朝廷應降旨責問岑毓英等對此案失察之責；派遣道歉使臣及責問岑毓英的諭旨必須明並在《京報》上公佈。這些諭旨中凡提到“英國”字樣必須抬寫，因為中國文書中提到國、朝廷、聖上、祖宗、壇廟等都是抬寫，英國此要求有與中國平行對等之意。

在與威妥瑪的交涉中，李鴻章的策略是無論如何不能使談判破裂，盡量將此事說成是當地“野人”所為，與當地官員關係不大。同時，表示可以滿足威氏提出的一些條件。但對於詰責岑毓英一條，他提出現在況還未查清，要等到查確實后再分別參辦。不過，在給朝廷的奏摺和總理衙門的信函中，他則對岑毓英大為不滿。英方曾提出馬嘉理持有中國護照，是合法進入中國境內反被地方官所殺，這說明“朝廷禁令不能行於外省，洋人入內地到處皆可藐視效尤，用兵劫殺，和約必不能守，釁端必不能免”。李鴻章認為英方的看法“語雖激烈，卻亦近”，而岑毓英來信說當地軍民“齊團守境，尚無不合”，表明“其於外交之道懵然不知，殆未為大局計，亦未為自固計耳”。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也寫道：“岑公藐視外事，初太唐突，繼復遷延，致成積釁。”同時，他在8月13日給總理衙門的《請酌允威使一二事》的信中建議同意派使臣赴英道歉、責問岑毓英但不公開抄、同意英人前往調查等事。總之，他的看法是同意“一二事”，“俾威使得有轉場”。

但李鴻章的這一策略並未奏效，威妥瑪執意要求清政府滿足全部條件。在這種況下，李鴻章對有可能“失和”“深為焦慮”，於8月24日又給總理衙門寫信，再三強調他認為“滇案不宜決裂”的理由。他建議由總理衙門上奏，請旨密敕其兄李瀚章等“認真查究”，並且“措詞不妨從嚴，緣滇中視此事太輕”。而“中外交涉，先論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辭”。他認為，中國只能委曲求和，並將其比作壯夫斷腕：“語云毒蛇螫手，壯夫斷腕。不斷腕則毒螫不能消也。”之所以強調“壯夫斷腕”，因為他知道清政府不願處罰有關官員，認為有失體統：“本案緊要關鍵所在，尊處難於措手，自恐有大吏失體之處。”因此，他對總理衙門勸道：“然若朝廷為其所累，致壞全局，則失體更甚。孰重孰輕，高明必思之熟矣。”當然，他的主張是處罰低級官員而輕責高官，不僅想讓下級擔責以保上級，同時還有進一步打消總理衙門對處罰官員的顧慮之意：“邊將調練擅殺之罪重，而疆吏失察之咎輕，正所以保全疆吏。”他告訴總理衙門自己本想滿足威妥瑪一二項要求以息事寧人，但威氏根本不答應，“竟不肯絲毫通融”，故威妥瑪已準備進京與總理衙門交涉。對此，李鴻章提出自己的意見：“如不大礙國體，似可酌量允行，以慰其意而防其決裂。”因為一旦決裂，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