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貝多芬中國“獲勝”記（7）（1）

不久，《紅旗》雜誌第4期表了“初瀾”的《深入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從標題與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談起》，特別舉“貝九”為例說：“就拿西方古典音樂的代表作——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來說，在該曲末樂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類成兄弟’，‘擁抱起來，億萬人民，大家相親又相愛’，就是在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正是在這種虛假的‘人類之愛’的旗幟掩護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着極其殘酷的剝削。”這篇文章把“將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音樂作品混為一談”上升到“既掩蓋了音樂領域階級鬥爭，同時也就否認了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它的歷史展”的高度。還說“人性論”會導致崇洋復古，對資產階級的投降，而這“正是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革命原則的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在文藝領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經預見到一年多以後批“黨內最大投降派”的“評水滸”運動了。

1月17日，《光明日報》也表署名“向欣”的《決不許為文藝黑線翻案》一文，說否定音樂的階級性“正好迎合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從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顛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表署名“戈楠”的《歷史的真象與現實的鬥爭：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的文章，說“無標題音樂”過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奪權的一種形式，所以現在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這種形式“向無產階級進行奪權鬥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可以“通過它來進行腐蝕和滲透，以實現他們搞‘和平演變’的迷夢”；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也可以同樣利用它來進行思想滲透和文化侵略，以達到他們對我國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反動目的”。總之，“在無標題音樂的問題上，實際也存在着復辟與反覆辟、腐蝕與反腐蝕、滲透與反滲透的階級鬥爭”。

“上綱上線”到這種程度，是1962年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后形成的一整套“階級鬥爭話語”的必然結果。在這套話語的宰控下，為“貝多芬們”“*”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幫”已被粉碎三個月，萬象更新，李德倫想起周恩來關於西方交響樂和貝多芬的談話，認為中國應為貝多芬“*”。1977年3月26日是貝多芬逝世150周年紀念日，世界各地的音樂界都將舉行紀念活動，李德倫因此向一位他認識的文化部副部長建議，中國也在3月26日舉行紀念貝多芬的演出，以示“*”。但這位副部長知道茲事體大，不敢擅作主張，於是請示部長；部長也不能決定，於是請示*；*也做不了主，於是請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員；這位政治局委員還是不能做主，於是提交政治局討論。最後，直到3月23日晚9點，李德倫才得到經政治局討論獲准演出《命運》的通知。不過，3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中央樂團演出交響音樂會”的廣告中標明演出的節目，只有交響詩《劉胡蘭》、琵琶協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樂曲《二泉映月》等，《命運》仍屬不能具名的“等”之列，顯示了決策層的謹慎。無論如何，在那套嚴酷非常，極具壓迫性、威脅性的“階級鬥爭話語”沒有來得及清理前，能批准公演貝多芬，在當時景下，委實不易，確實表現了最高領導層的開明、決心、勇氣和擔當，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恐怕很難理解此點。

3月26日，中央樂團在北京公演《命運》，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同年10月20日，中央樂團再度公演了《命運》，英國前相希思（edwardheath）出席了這次音樂會。回國后，他在11月11日的《每日快報》表了題為《貝多芬在中國獲得勝利的聲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紹貝多芬在中國“獲勝”的偉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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