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蔡文姬”向“曹操”懺悔（5）（1）

她的記憶大體不錯，開玩笑的那位將軍是陳賡大將，郭沫若不僅在場，而且“玩笑”正是當面對他而開：“看戲之後，大將陳賡在休息室中看見郭沫若，郭請他談及對該劇的看法，陳賡說：‘我看曹操可以填寫一張申請入黨的登記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紹人嘛。***’聽者無不哄堂大笑。”（《陳賡傳》編寫組：《陳賡傳》，當代中國出版社版）真不知郭沫若面對如此玩笑和哄堂大笑時的反應如何，或會有些許尷尬罷。此雖“細節”，卻也耐人尋味：如果郭真是非常“自己人”、在黨內真正位高權重，以陳賡性格的幽默洒脫或仍有可能開此玩笑，但周圍的“聽者”敢不敢“哄堂大笑”還真說不準；即便周圍人真敢“哄堂大笑”，《陳賡傳》會不會記述此事，則更說不準了。

三

不幸的是，主張為曹操翻案、頌揚曹操專斷的史學家，幾年後卻未能在“*”狂暴的*中倖免。“*”一開始，翦伯贊就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揪出，受盡凌辱之後，夫妻雙雙於1968年被*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壓力，被迫宣佈應把自己過去的作品統統燒掉。但對他來說，更殘酷的打擊接踵而來。

1967年，他的第九個孩子郭民英自殺身亡。出生於1944年的郭民英於1964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為了學習曾將當時極為罕見的錄音機帶到宿舍。此時已經開始“狠抓階級鬥爭”、“反修防修”，一個同學便寫信給**，告說這是“精神貴族”的表現，“資產階級思想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有些人迷戀西洋音樂，輕視民族音樂，對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有抵觸緒”。這封信刊登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室1964年9月1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79期上。**早就認為文藝界問題嚴重，在1963年12月曾嚴厲批評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版）他對此信作出了批示，贊同寫信者的意見。（《建國以來**文稿》，第11冊）此事給郭民英，也給郭沫若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以後郭民英學習一直不順，第二年便從音樂學院退學。郭沫若將他送入解放軍，希望他在這所“**思想大學校”、“革命大熔爐”中改造、鍛煉。但“*”開始后，性格孤傲，也就是類似於郭沫若說孔融性格的“乖僻”的郭民英更為這“時代氛圍”所不容，終於自殺身亡。

就在第二年，即1968年，郭沫若的第八個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身亡。出生於1942年的郭世英於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好學深思的郭世英絕不趨時從眾，他和幾個同樣喜歡獨立思考的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對當時被視為絕對正確、絲毫不能懷疑的一些思想禁區進行思考、探索：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怎樣看待“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這些探討在當時不僅是與“法令相抵觸”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他們的探索很快為公安保衛部門所偵破。1963年夏，郭世英的問題被定為“敵我矛盾”，由周恩來出面過問后改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農場進行勞動改造。1965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農業。1968年春，“*”按照“最高指示”的“偉大戰略部署”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月19日，他被北京農大的紅衛兵關押，26日便被殘酷*致死。

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內痛失兩個愛子，白人送黑人，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打擊嗎？錐心之痛豈可說！此時，悲痛萬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幾年前對孔融因性格“乖僻”就應當被殺的評說？可曾想起自己幾年前對曹操那種“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的辯解？……當然，人們無從知道這位老人此時此刻的所思所想，但從此刻起，他開始用毛筆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抄寫愛子郭世英的日記，一共抄了八大冊，直到去世，都置於案頭。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拳拳之心，蘊含著怎樣巨大的悲痛呵！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全民族的悲劇，因此更應反思。像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大文人，為統治者隨意殺人作這般辯護時竟如此“自然而然”，足以說明這種“辯護”已是主導性話語，成為社會共識，因此，後來“*”的劫難就很難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