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蔡文姬”向“曹操”懺悔（1）（1）

1959年初，史學界、文學界突然掀起了一股沸沸揚揚的為“曹操翻案”之風，在歷經“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學革命”、“批判帝王將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運動之後，此番“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為一位“帝王將相”評功論好，絕非思古之幽，而是大有來頭，大有深意。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則是其中的代表作。因為一些年來，**陸續表了一系列對於曹操的看法，明確提出要為曹翻案。總能“得風氣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積極響應。

一

1952年，**在讀《南史·韋睿傳》時，稱讚梁武帝部將韋睿智勇雙全，並就韋睿築城禦敵時所云“為將當有怯時”，批曰：“此曹操語。夏侯淵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張貽玖：《**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裏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還特意給女兒李敏、李訥寫信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陳晉主編：《**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讀《三國志集解》中盧弼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時，針對盧弼對曹操的指責，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讀史》）

從**對身邊工作人員、親人的談話、書信及自己的讀書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對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這畢竟還只是尚未公開的個人看法。當這種看法頻頻出現在他的公開報告、演講、談話和批示中時，領袖的“個人觀點”自然成為國家的“主導話語”。

1957年4月10日，**在與人民日報社負責人談話時說：“歷史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一方的，漢是沒落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作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據翻譯李越然回憶，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將胡喬木、郭沫若等招來共進晚餐，興緻勃勃地與郭沫若縱論三國歷史時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是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版）“大躍進”時期，**對曹操的公開讚揚更多。

1958年11月初，**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他在會上講話中專門說道：“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1月20日上午，**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漢座談，他們都以為要座談的內容是預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相繼召開六中全會的問題。誰也沒有料到，當他們坐定后，**一開頭卻說：“今天找你們來談談陳壽的《三國志》。”他強調：“《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台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說到此，**憤憤不平地說：“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在陶的記憶中，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精讀《三國志》，並反反覆復向黨的高級幹部推薦《三國志》中的曹操。（陶魯笳：《**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