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從維新到五四（2）（1）

雖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張絕對君主**，主張“朕即國家”，但他們理論的意義在於從人的眼光而不是從神的眼光看待國家，把國家看成是實現純粹世俗目的的純粹世俗的政權，消除了國家的神聖性。主權論和契約論的提出，為以後“主權在民”理論提供了基礎。此後的幾百年間，西方許多思想家以此為平台，論證了“主權在民”才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洛克（johnlocke）與霍布斯一樣，用自然法理論說明國家起源，但認為自然法的主要內容是人們有保護自己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人們訂契約形成國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然權利。同時，被授予權力的統治者也是契約的參加者，也要受契約束縛；如其違約，也要受懲罰，人們有權反抗，甚至重新訂約，另立新的統治者。依據自然法則，伏爾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論。盧梭（j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明確提出，國家主權應該永遠屬於人民。甚至政治觀點一向謹慎的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kant）也提出，國家應建立在三個理性原則之上，即每個社會成員作為人都是自由的，作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為公民是獨立的。因此，有關個人與國家間的自由、平等、獨立三原則，也是公民承擔國家政治義務的根本依據。

當然，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觀點有許多重大不同和差異，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主張國家的“主權在民”。從主權在民論證國家的合法性，這也是現代國家觀念的主導思想。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主權不在人民手中，國家也就喪失了合法性。

維新時期，梁啟超在《時務報》上表了一系列政治論文，批判舊的國家觀念，介紹西方新觀念。他說，中國自秦始皇建立**體制以後，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權日尊，而個人無權，舉國無權，結果是國威日損。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國強，關鍵在其興民權、開議院，人人有自由之權，國事決於公論。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課卷批語中，他更明確地就君、臣、民三者的關係提出新見解：君、臣都是為民辦事者，君主好比店鋪總管，臣相則是店鋪掌柜，人民則是股東，國家的真正主人其實是人民。他們已開始受到契約論的國家觀影響，譚嗣同寫道：“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民辦事者也。”賦稅都是取之於民，作為“為辦民事之資”，“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長久以來，“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天下盡失其權，君主將國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謂“私天下”是矣。所以，一姓私有之國必須變為由民所有的國；“民”不值得也不應該為一姓之私的國去死。

從維新失敗到辛亥革命前，中國思想界對國家的認識更加深刻。梁啟超等人對從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學家、政治家的學術、思想、觀點都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點評，大力宣傳三權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憲法和近代國家理論等。具體觀點不必細論，僅從詩人蔣智由的《盧騷》便可見以契約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國家觀念在思想界的影響之大：“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思想多變的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熱讚揚“民族主義”，嚴厲抨擊“帝國主義”。在比較了西方中世紀與近代“國家”觀念的變化后，依然為國家的主權在民辯護。他認為“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他承認，19世紀的世界是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然而，他仍強調經過啟蒙運動后的“帝國主義”與之前的有本質不同：“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用今日人們熟知的話來說，就是“對內搞*，對外行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