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漱溟的意義（1）（1）

自50年代受到激烈批判后，梁漱溟先生就被打入“冷宮”。***年輕一代當年多從《毛選》五卷中**對他的如此這般批判嘲諷中，略聞其名：“梁漱溟反動透頂”，“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及至上世紀80年代初，梁氏剛剛“解凍”，但仍未成為社會“熱點”，其“意義”尚未被現。他的《東方學術概論》與《人心與人生》兩部書稿的遭遇，頗能說明他彼時的境遇。他在這數十年冷寂歲月中沉思已久、潛心寫就的《東方學術概論》一書手稿在出版送審過程中居然丟失，足見其被忽視的程度；而《人心與人生》的書稿送到多家出版社通通被拒。《人心與人生》的序表於1926年，最後成書於70年代末，所以這部書可以說是梁漱溟一生最重要之作。但在80年代出版此書不僅要冒相當的經濟風險，而且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所以沒有出版社願冒此“雙風險”。最終，通過種種努力，此書由梁氏付出一筆不菲的資金后，才得以在1984年“自費”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絕對“洛陽紙貴”，各出版社一定競相出高價搶出此書。不過揆以當時況，雖然要求他“自費”，但願出、敢出此書，足以說明學林出版社的眼光與膽識至為難得，功莫大焉。

時代精神說變就變。從80年代中期起，梁漱溟先生的人品學問突然成為“熱點”。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成為當時“文化熱”中討論、研究的熱點。他的東西文化觀、對傳統與現代的看法，影響既廣且深。繼而，他在50年代就敢于堅持自己觀點當眾與**爭辯，那種“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的嶙嶙風骨，與幾十年來，尤其是“*”中，從上到下絕大多數人不是盲從就是隨波逐流那種自我的喪失與人格的瑣屑形成鮮明對照，贏得廣泛的尊重，並在初起的“知識分子研究”中引起深刻的反思。直到現在，雖經多年風風雨雨，但對梁漱溟研究、思考的熱度依然未減。

今天，當“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思考時，梁漱溟當年積極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自然更成為關注的焦點。

只有中學學歷的梁漱溟先生24歲就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但他完全不是躲在學院、書齋中的學者，不是在“故紙堆”中“思古之幽”的文人，而是滿腔熱地要改變中國社會的改革者。他積极參与種種社會、政治活動：考察北伐，動鄉村建設，投身抗戰，積極組建*黨派，致力於*運動，調解國共之爭，為和平奔走……而鄉村建設，則是他認為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手段和方案。

1927年，中國大地風狂雨驟。國共合作的北伐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迅猛前進時，兩黨卻突然分裂，刀槍相見，一片血火；農*動聲勢浩大，打土豪、分田地、鬥鬥殺殺……這一切，都引起梁漱溟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中國在“最近的未來”必然會分裂成為許多個“小局面”，而“每個小局面還都是大權集中在個人之手”，“在每個小局面中握有權力者，下焉者便為禍於地方，上焉者或能做些個建設事業”，這個“建設事業”就是替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開出一條路來”。他明確表示了希望在體制內，通過手握大權的“上焉者”的改革而不是體制外的暴力革命達到政治、社會面目一新的目的。“如何去替民族開這條路出來？則我之所謂鄉治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