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10）（1）

一直蒙在鼓裏的容閎此時才知道陳、吳等人對他和留學生的誣告，憤怒異常，立即給李鴻章寫信說明真相。但為時已晚，朝廷已深受陳蘭彬等人的影響，認為留美幼童問題嚴重，容閎難辭其咎。而且，陳蘭彬等人繼續連上奏章，羅織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將留美學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態度后，容閎又氣又急，四處奔走，想方設法拜訪、聯絡美國社會名流和政要，希望藉助他們的力量勸說清政府改變態度，挽回事態。由耶魯大學校長朴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學校長、老師、幼童監護人聯名給清政府主管留學事務的總理衙門寫了一封長信，盛讚留美幼童近十年來的表現，說他們品學兼優，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虧一簣，前功盡棄，殊為可惜，對中國來說損失巨大。大文豪馬克·吐溫親自找到曾經訪問過中國、與李鴻章相識的前總統格蘭特，請他幫忙。格蘭特立即給李鴻章寫信，希望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學生在美完成學業后再回國，否則極為可惜。

但這些全無用處，當時國內朝野上下，無人知道、理解美國名牌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和意義，很可能以為只是一個“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鴻章得到格蘭特的信后則舉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協辦法，顯示出典型的“李氏處事風格”。但這時朝廷已決定將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年6月，總理衙門大臣奕上《奏請撤回留美肄業學生折》，援引陳蘭彬的話指責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不辨是非，“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提出將留學生全部撤回。從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將近十年的留美學習，終於功虧一簣。

與大清王朝撤回留學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規模越來越大。1854年，閉關鎖國的日本被美**艦敲開了大門，一些藩國的領認識到“開國進取”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之道，於是不顧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數學生到歐美學習。自明治維新以後，向國外大量派遣留學生成為日本國策。1869年派了50個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歐美留學。派出的留學生中還有五名女生，明治天皇親自接見了九歲的津田梅子，慰勉她到國外好好學習；有一位還是詹天佑在美國的同班同學。很多留學生回國后，在日本的軍事、教育、政治等各方面的體制現代化變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中、日兩國留學事業的不同命運，也從一個側面預示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不過，其意義不容低估。與日本明治時期留學生對本國的作用相比，留美幼童對中國社會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這恰恰說明中國的“出洋留學”所面臨的反對、困難和障礙要比日本強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意義或許更大。從晚清直到民國后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的近代化事業艱難行進着，而人數不多的留美幼童在這困難重重的轉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其中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戰中犧牲，國務總理一人，外交部長兩人，海軍元帥兩人及海軍軍官多人，鐵路專家和管理者十四人（五人是鐵路局長），礦冶專家九人，軍醫四人，電信專家和管理人員多人（三人擔任電信局長），航運造船多人。其中，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廠廠長的鄺國光，創辦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校並擔任第一任校長的唐國安和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而教師、律師、醫生、新聞媒體人員、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則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