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序（2）（1）

第二，是當代的“人與事”。***

當代的“人與事”最主要特點之一，是“政治”與“生活”緊密相連。

愛因斯坦僅在1922年末從歐洲乘輪船訪問日本時，往返路過上海並停留了兩三天。他絕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后，他的相對論和他本人竟會在中國大遭批判，成為中國國內*的一個“題材”，直到1978年才獲“*”。這出折騰了將近十年的鬧劇早成笑談，但泛政治化思維，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惡劣後果，留給人們的教訓與反思格外的沉重。

後人很難想到，西方古典音樂曾經被嚴禁，以至於“無標題音樂”能否上演，也與最高層的*緊密相連。粉碎“四人幫”后，能否公開演奏貝多芬的音樂，誰都無權做主，層層請示，最後由政治局開會才“拍板”。

改革開放以後，對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響最大的“現象”之一，是中斷了近30年的“流行音樂”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爭論也最激烈，爭論時間也長達十幾年之久。這十幾年對流行音樂的時禁時放，時放時禁，反映出“轉型初”複雜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態。手拿話筒，邊唱邊走，邊唱邊舞，被作為腐朽、墮落的表現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電結他、五光十色的燈光、舞台中間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員穿短褲、短裙在台上盪鞦韆，報幕員穿得珠光寶氣，迪斯科、披肩長、緊身衣、牛仔褲等都被作為流行音樂的“符號”而嚴批。台灣兒童歌曲《童年》受到種種嚴厲批評：“實際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灣社會制度下產生出來的畸形兒，是一種扭曲、變態的童年，這種童年在我國（大陸）是少見的，即便是個別存在，也只是個別教育的問題，無須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說鄧麗君了。

從西方古典音樂到現代流行音樂，許多年的時“禁”時“放”說明，沒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無法繁榮的。

第三，是國外的“人與事”。

法國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後人對其爭議不止，但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米涅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決於第一個拒絕和第一場鬥爭！”革命的爆與其後的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由統治者對改革的“第一個拒絕”及其引的“第一場鬥爭”所決定的。當路易十六於1774年即位時，法國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他為克服財政危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開始對特權階層徵稅，但因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而作罷。於是，他決定向“第三等級”增稅，最終引爆了大革命。當既得利益集團拚命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願稍稍讓步，國家又不願或無力進行根本性制度變革的時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國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終，特權等級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斷頭台。

一場巨大的社會變動、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最終尖銳到“總爆”的程度。例如，列寧有“偉大革命導師”之譽，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長期流亡瑞士時，幾經努力卻無法使一個小小的工人組織“革命化”，甚至“一對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個青年工人的“政治覺悟”，更不必說讓其走向革命。因為瑞士是一個窮人生病都能住進療養院的國度，在這種社會，的確很難生革命，產生大動蕩，即便最偉大的革命者、最激進的造反者，也將一籌莫展。所以，列寧非常不喜歡景色如畫的瑞士。這也說明，只要社會制度良好，並具自我改革、調節功能，能不斷紓解社會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樂業，所謂“激進”只能是少數人的信念，社會影響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清明，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進”都沒有市場，根本鼓動不起社會風潮。所以，革命、動蕩實非“激進”者製造出來，而是統治者拒絕制度改革導致了革命的爆。所以，若要真正“告別激進”，避免社會大動蕩，對“激進主義”的分析批評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籲請當權者正視現實，審時度勢，主動進行制度變革。

當然，相對於大千世界的“人與事”，這本小書所談的“人與事”最多只是滄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陽的光輝”，或許，這便是本書的價值所在吧。

雷頤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