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序（1）（1）

本書內容看似龐雜，但大體說來，還是三方面的“人與事”。

先，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人與事”。

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從某種程度上說，楊芳傳統的“糞桶戰法”和林則徐突破傳統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隱喻了以後貫穿中國近代史的兩種救國途徑間的“緊張”。

鴉片戰爭爆后，清軍連吃敗仗，朝廷忙將赫赫有名的猛將、果勇侯楊芳調到廣東前線禦敵。面對英軍的船堅炮利，楊芳在廣州城廣搜馬桶，尤其是婦女的經期用品，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因此留下“糞桶尚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之譏。

其實，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所用溺器、經血布等“穢物”作為破敵法寶，並非楊芳的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遠的不說，稍前的乾隆年間，山東白蓮教王倫起事，圍攻臨清城，守城官軍就將雞血、糞汁灑在城上，並找來一些*赤身*站在城上，以*向敵，以破敵陣。稍後的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守城時也曾將女性擄去，脫褲站在城牆上作為守城之法。由此看來，楊芳還真算“文明”了，因為他並未如“傳統”那樣直接以女性*面對敵陣。

所以，楊芳此舉只是當時國人習以為常的“常識”，實不應對其大加嘲笑。不過，唯其如此，林則徐大膽突破傳統“常識”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更令人欽佩。因為，此舉當時不僅應者寥寥，而且林則徐還因此被批為“潰夷夏之防”、“以夷變夏”。就是說，破壞了“狄夷”與“華夏”間的“文化防線”，使“華夏”被“夷化”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遭遇，預示着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主張“師夷長技”者，以後一直受此嚴斥。

容閎是近代留學“第一人”，1854年即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後，決心“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先後了解、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而且有迥異於他人的獨特意義。

張之洞是晚清重臣，他從反對洋務的“清流”轉而成為洋務運動的後起之秀的歷程，頗耐人尋味。一旦從只會“坐而論道”的“官”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他就明白空談誤國的道理，轉而務實，開始致力於洋務。當然，作為久經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權達變之術，在政治形勢的“守舊”與“變革”中左右逢源。當然也有左支右絀之時，甚至有過幾次嚴重危機，但最終“有驚無險”——最緊迫的一次，他毫不留地斬殺了數十名策動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維新的門生。

在社會轉型中，思想的爭論同樣激烈。1912年秋，留學美國的陳煥章等人在上海起成立“全國孔教總會”，康有為任會長，他任總幹事。從袁世凱奪得大權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幾年中，各路軍閥廝殺爭戰，你方唱罷我登場，掌權者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無論誰掌權，陳煥章都能得到賞識，並非這些軍閥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不管他曾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服務，而是他們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詖斯息”有利於自己統治的道理。陳也明白，自己在亂世中謀權謀利的不敗法寶就是“孔教”，誰掌大權“孔教”就為誰服務。正是從這段歷史中，魯迅得出了引起時人強烈共鳴的孔子只是“敲門磚”的結論。而對儒學推崇備至、有當代大儒之稱、對當代海內外儒學“復興”厥功至偉的堂堂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杜維明，在《道學政》中也承認：“對儒學公共形象的最嚴重損害，並非來自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或其他西化論者所組織的正面攻擊，而是來自極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倫理鞏固統治的軍閥以及同流合污的傳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