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均勢思想（3）

然而之後，俾斯麥的繼任者卻沒有將這個同盟體系維持下去，也沒有深刻地理解他以複雜的同盟維持德國主導歐洲的局面，更沒有堅持以同盟體系維持均勢，也沒有理解和平對德國來說是多麼寶貴。與此同時，同盟體系的複雜性也逐漸顯露，威廉二世輕易地拋棄了俾斯麥辛苦多年凝成的“同盟-均勢-和平”體系。

1890年3月俾斯麥辭職。在繼任者萊奧·馮·卡普里維執政期間，德國的內外政策開始進行被稱之為“新方針”的調整。在外交戰略方面，德國先在結盟問題上出了轉變的信號。俾斯麥曾經竭力維護的聯俄防法政策不再受到重視，卡普里維在他的外交部顧問弗里德里希·馮·霍爾斯坦的建議和影響下，拒絕延長1887年德國與俄國簽訂的為期三年的《再保險條約》。此舉導致俄國與法國接近，雙方於1892年簽訂軍事協定。德國外交政策以德俄同盟的解體為標誌進入后俾斯麥時代。

1894年克洛特維希·霍亨洛厄-謝林侯爵接替卡普里維出任德國相后，威廉二世的親政**更為強烈，在不斷加強對政府的內政及外交政策進行直接干預的同時，逐步將重大決策權集中於他一人之手。在此後與歐洲大國關係的調整中，德國尋求與英國接近的努力遭到挫折，對英政策開始出現逆轉，與英國進行對抗的政策逐步形成。至此，德國完全背離俾斯麥長期維護的“滿足政策”和結盟政策，在安全政策上喪失了其原有的穩定和優勢。

德國的世界政策兼具“德國外交政策全球化”的不同方位和內容。第一，在非洲獲取殖民地，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謀取軍事據點；第二，保持和擴大在南美洲的政治及經濟影響；第三，維護和拓展在近東和中東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卡普里維之後，軍方開始在外交戰略的決策問題上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德國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外交政策適應軍事戰略的結構性特點。

當德國放棄同盟體系、轉而謀取霸權的時候，英國立即警覺起來，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焦點之一就是是衡量歐洲大陸勢，然後站在較弱或受威脅較大的一方，以為制衡。

英國歷史學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曾對英國的均勢思想作了這樣的闡述：“從都鐸王朝直到1914年，大不列顛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強國之間的均勢。這就是說，讓這個大陸上的強國通過互相爭奪處於分離狀態，從而在它們之間自然地形成均勢。這種均勢的作用很自然地會使英國認定誰是敵人。這個敵人並不是名聲最壞的國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國家對大不列顛或英聯邦具有更大威脅的國家。”所以，對抗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英王威廉一世也曾說過：“如果我生在16世紀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國獨大的危險，我也會是個反奧的法國人，就如同我現在是個反法的西班牙人。”也正是得益於均勢策略，英國是歐洲各國當中唯一不需要在歐洲擴張便可維持國際最高利益的國家。丘吉爾曾說：“英國保住了歐洲的自由。如果沒有英國執着地扮演着歐洲均勢保持者的角色，法國幾乎無疑地會在18或19世紀成為歐洲的霸主，德國也會在之後登上歐洲盟主的地位。”英國的原則是抵制歐洲大陸任何一個大國力量過分強大，這也就是英國的均勢應用，即“大陸均衡”政策。

但是，俾斯麥后的德國讓英國很焦慮，1907年，英國外交大臣艾爾·克羅寫了一個很長的備忘錄，結論是：德國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國一定不能允許一個國家主導歐洲大陸。由此，英國背離了其扮演歐洲大陸外的均衡者角色與半孤立政策，與法、俄結成了“三國協約”。與此同時，德、意、奧組成的“三國同盟”也出現了（1907年）。兩大對立同盟的出現破壞了歐洲原有的均勢，導致為了維持均勢格局而建立的同盟體系僵化，也成為了一戰爆的深層次原因。歐洲的均勢為的是保持任何一個大國不能稱霸，就此維持勢均力敵的和平，然而一旦均勢惡化為兩個敵對的聯盟，彼此勢不兩立，那麼就出現了均勢的另一後果：大規模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