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節：儘管言“漢”，未可稱“國”（1）

儘管“漢”，未可稱“國”

在聲勢空前的傳統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重新翻撿出來，為五彩繽紛的服裝之苑增添了一個小小的“亮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來無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們的着裝又多了一個“選項”、令我們的服飾更加豐富多元而值得稱許。然而，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的功能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對“民生”來說，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傳統文化要從“生學”的意義將其神聖化，衣帽鞋襪的創始者都是黃帝等聖人。《易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說“衣服，所以表貴賤也”，《白虎通義》提出，聖人之所以要“制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為了“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章服品第”一類對着裝等級制度的嚴格規定，早在周代即產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飾各有區別定製。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羅、紈、綺等高級絲絹織物的規定。唐代是中國古代史上最開放的時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佈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飾、配飾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總之，中國古代服飾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所謂華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誌，不同等級享用不同的款式、質地、顏色、紋樣，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們所推崇的“漢服”，實際只是傳統社會中少數上等人的服飾，廣大“引車賣漿者流”，決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穿長衫，只能如阿q那樣着短裝。

服飾對內的政治功能是等級制，對外的政治功能則是作為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象徵。《左傳》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故後人將“漢服”視為文明的標誌，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詡，以“衣冠上國”自居。西晉末，晉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與“衣冠”相對的是“被左衽”，是非漢族即非“華夏”的夷狄的符號，野蠻的象徵。《漢書·匈奴傳》說道：“《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左衽，人面獸心”，“是以聖王禽獸畜之”，“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國”。“被左衽”與“人面獸心”並列，對“非衣冠”的歧視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強迫漢人易服來表示對其“臣服”，服裝成為表示對一個王朝忠誠或反叛的問題，“穿，還是不穿”成為“生，還是死”的大問題。清王朝同時又秉承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制定了種種有關穿靴、戴帽、着裝、佩飾的煩瑣規定，維持等級森嚴的統治。服裝政治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大為盛行，服裝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重要標誌，在“文革”中幾乎只有工作服、藍中山裝和綠軍裝成為被允許的“革命服裝”。改革開放是思想觀點大解放，也是服裝大解放，人們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褲、牛仔褲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而遭禁，終經開明者以敦煌飛天壁畫論證喇叭褲是中國“民族服裝”而不是“西方沒落腐朽”的外來品，牛仔褲本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階級奇裝異服”而最後開禁。此後，服裝的政治化傾向迅速淡出。

然而，現在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卻再度將服裝政治化，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恢復華夏服飾，重建衣冠上國”，“是我們不斷在尋找的民族歸屬感和文明標誌的符號”，“漢服只是一個載體，悠遠的華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要復興的”，“重建民族自尊、尋回民族自豪、復興華夏文化、重塑中華文明，就是我們參與漢服運動的初衷”。並且，主張將漢服定為“國服”，“國服是一個國家的外在象徵和代表，就像我們的黑頭、黃皮膚一樣，是我們民族的標誌。國服的確立，也意味着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