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節：同文館之爭――“特殊性”與“普適性”的初次激辯(1)（1）

同文館之爭

——“特殊性”與“普適性”的初次激辯

近代中國要自強自然要“師夷長技”，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船堅炮利等自然科學知識。***但中國傳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只有苦讀聖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儒學經典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做一種“合法”的知識。但在外國船堅炮利的現實面前，洋務派不得不“低頭”，提出要學習外語和各種自然科學知識，並創辦了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同文館。但新知識依然沒有地位，願學者寥寥無幾。

為改變這種狀況，總理衙門王大臣奕？等於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想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他們預料到頑固派會堅決反對，所以在奏摺中說：“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他們詳細說明了學習西法的重要性，指出當今既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為先導，探求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結果必然徒費金錢，無實際效果。他們特別駁斥了那種以“師法西人”為恥的荒謬論點。奏稱：“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亦必有成……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他們明確提出學習西方是為了“雪恥”，拒絕學習西方才是真正的恥辱。

同文館擬添設天文算學館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消息傳出后，激起了頑固派的強烈反對。監察御史張盛藻先上折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若求自強，在朝廷則莫如“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民、練兵籌餉”等，對臣民則只有講求“氣節”，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進行教育和幫助。

張盛藻地位、名望畢竟不夠高，頑固派中權勢最大、聲望最高、管理戶部（即全國財政）的文淵閣大學士倭仁於是親自出馬，遞上“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奏摺。他認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不過是“一藝之末”，而正途人員奉夷人為師，所造就者不過是“術數之士”，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夠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他又說：目前世道衰微，禮崩樂壞，唯有依靠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員“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數年之後，“將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所以請求朝廷立罷此議。倭仁是公認的理學大師，辭更具煽動性，在士大夫間形成一股反對學習西學的強勁力量。

對此，奕？等人上折反駁說，倭仁之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他們在沒有辦理洋務之前，也是如此見解，但現在他們不敢像倭仁那樣一味“空塞責，取譽天下”。他們認為，設立外國語文字學館、講求機器製造之法、教練洋槍隊伍、派人出國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目前奏請開設天文算學館，實為製造輪船及各機器的基礎，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他們指出，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前，凡中國語文字，形勢虛實，一舉一動，無不周知；而洋人之舉動，我們則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現在設法了解洋人自強之方，卻議論紛紛，一誤何堪再誤！他們指責頑固派“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他們在奏摺中還將了倭仁一軍：既然倭仁認為決不應設立天文算學館，自必另有計謀，如果他確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自當追隨倭仁之後；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禮義為武器，以為這就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