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節：清廷“製造”革命黨(2)（1）

事實一再證明梁氏所不虛。***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的十四條：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欽定頒佈法律及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佈者，不能見諸施行。四、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五、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六、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將遣全**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涉。七、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九、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十、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分歧。十一、命令及使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贊，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十二、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決定，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十四、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總體而，基本是抄襲皇權至高無上的日本明治憲法。不過日本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君主所布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會期在議會提出時若得不到議會的承諾，則政府應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日本議會對君權本就不強的事後否決權在此變成了更弱的“協議”權。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足見其對“臣民權利義務”還不如明治憲法那樣重視。並且，又將其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溫和的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必說廣大民眾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應了。現在，有不少論者極力想搞清楚清政府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並有論者認為此時的清政府是“真立憲”。這種探索自有其意義，但對於研究清王朝為何滅亡、激進的革命黨為何成功而，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時的立憲究竟是“真實意”還是“虛假意”，而是它的行為給被統治者何種印象、何種感覺及他們最後的主觀認識是“真”還是“假”。如果他們認定清政府是真立憲，則激進的革命黨的活動空間將十分有限，更難成功；如果他們認定清政府是假立憲，溫和變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進的革命黨就能輕易得逞。

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它的立憲無論是“理論原則”還是“具體實踐”，都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更未能讓社會各界相信其“真立憲”。當一個政權的統治基礎都對其動機大表懷疑、毫不信任，對其所作所為大表反對時，這個政權就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恰為激進的革命準備了條件。此時，清政府就面臨著這樣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一場暴力革命，恐怕已難避免。還是舊話一句，如果真要反對、消解激進，重要的不是指責、批評革命黨的激進，而是研究分析何以產生激進、激進何以能夠成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一直堅決“反激進”、“反革命”的梁啟超，一語道破此中玄機。飲冰室主人一百年前之諄諄，吾輩今日豈可聽之藐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