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節：“不採O花即自由”的意義(2)（1）

所以，為了學術的進步、知識的積累和文化的繁榮，必須承認“最低限度”的學術獨立性，使學術在這個範圍內能自由展。***更進一步說，也就是必須承認當代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berlin）關於“消極自由”（negativeliberty）概念的引入和闡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所謂“消極自由”針對的問題是，在什麼樣的限度內，一個或一群人可以而且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角色，並不受他人的干涉阻礙。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類最低限度基本自由的範圍問題。與此相對的是“積極自由”（positiveliberty）的概念，這一概念針對的問題是，什麼東西或什麼人，有權控制、干涉，並有權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積極自由”關涉的是個人與社會體制間的相互關係。

要之，正如柏林所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積極自由”的觀念，即是對於“誰是主人”這個問題的回答；而“消極自由”的觀念，則是對於“我是主人的範圍有多大”這個問題的回答；兩者並不一樣。也就是說，“消極自由”更關注的是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積極自由”關注的主要是由誰統治的問題。柏林強調，在我們生活的社會裏，我們不但對社會的法律與行為應該積極要求權；而且應該有一個範圍，如果必要，這個範圍甚至應以人為之力劃分出來，每個人都在這個範圍內當自己的主人。這是一個“消極”的範圍，但卻十分重要。事實上，如果沒有這個“消極範圍”，不僅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都會枯萎，而且個人將喪失最基本的尊嚴。

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結構漸漸生重要變化，其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雖然幾經波折，“不採蘋花”的“消極自由”畢竟從無到有、由少漸多。儘管人們現在對“積極自由”狀況容或非常不滿，然卻不能否認“消極自由”產生與擴展的意義，畢竟這是更為根本、更為重要的“自由”。只有在“不採蘋花”之自由獲得充分、堅實保障的基礎上，才會有“欲采蘋花也自由”的可能。